《东亚佛教文化》第58期：五山文化与中日禅宗交流（上）

伴随着中日禅僧的频繁往来，中国禅宗文化也随之东传日本。入宋僧、入元僧及东渡日本的“渡来僧”等“五山禅僧”将大量中国的经文和典籍带回日本，在传播宋地禅法的同时，还将包括“五山十刹”制度、禅门清规、宋学（理学）及汉诗文书画等在内的中华文化传至日本，促进了日本佛教的革新和日本汉文化的繁荣，从而对以“五山文化”为代表的镰仓时期以后日本的佛教及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即以“五山文化”为中心，从五山制度、五山禅僧及五山文学等三个方面，论述宋元明时期中日禅宗文化交流及其对日本文化重要影响。

一、从南宋“五山十刹”到日本“五山”制度

唐武宗灭佛后，除禅宗以外的中国佛教各宗开始走向衰落，禅宗则一枝独秀。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崇奉佛法，并改江南之教（讲）寺为禅寺，于是禅寺渐多。南宋迁都江南之后，大兴禅寺，江南禅宗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期间，经卫王史弥远的奏请，将江南禅寺按等级区分，于是建立了“五山十刹”的官寺制度。[6]所谓“五山”与“十刹”，是指我国官寺制度中最高与次高之寺院。按照这种制度，把官寺分为五山、十刹、诸山（甲刹）三个等级，以“五山”位于所有禅院之上，十刹之寺格次于五山。禅僧要经历从诸山甲刹至十刹的较低的等级之后，才能到五山担任住持。关于“五山十刹”之制，中国本土文献少有详细记载，且为时也迟。如南宋时未见记载，元代虽有文献提及，但内容不详。有关五山十刹的完整记载，则多见于明代文献。如郞瑛《七修类稿》、宋濂《护法录》、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等文献。然而，日本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相对详细得多，尤以玉村竹二《扶桑五山记》、《和汉禅刹次第》（作者不详）、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等为代表作。

据玉村竹二《扶桑五山记》卷一《大宋国诸寺位次》，当时禅院五山列次如下：第一、杭州径山寺；第二、杭州灵隐寺；第三、宁波天童寺；第四、杭州净慈寺；第五、宁波阿育王寺。十刹则分别是：第一、杭州中天竺寺；第二、湖州道场寺；第三、南京太平兴国禅寺（灵谷寺）；第四、苏州报恩光孝禅寺；第五、宁波雪窦寺；第六、温州江心寺；第七、 福州雪峰寺；第八、金华双林寺；第九、苏州虎丘寺；第十、台州国清寺。[7]

宋代的禅院五山十刹，享有免税等特权，其住持由官方派任，寺院的建筑雄伟，规模宏大，在佛教界有较高的地位。后来，天台宗亦仿此设教院的五山十刹，以与禅院互争长短。杭州的上天竺、下天竺、温州的能仁寺、宁波的白莲教寺等，为教院五山；而杭州的集庆、演福、普福，湖州的慈感，宁波的宝陀，绍兴的湖心，苏州的大善、北寺，宁波的延庆，南京的瓦官，称为教院十刹[8]。但教院的五山十刹的影响远不及禅院的五山十刹，甚至连天台宗根本道场国清寺因易教为禅，被列于禅院十刹之末。降至元、明，禅教盛名未坠，且仍争持不下。有鉴于此，元文宗乃于顺至元年（1330）将金陵潜邸改建为大龙翔集庆寺，冠于五山之上，五山之势力渐趋衰微。明洪武初年（1368），又将大龙翔集庆寺改名天界寺，位列五山之上，以总辖天下僧尼。

禅院、教院“五山十刹”遍布江南各地，但大多数入宋日僧都是为了学习新兴禅宗而来，并且参访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禅院“五山十刹”。尤其是禅院“五山”，成为入宋日僧挂锡和求法的主要目的地。如当时被列为“五山”第一的杭州径山寺，是当时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前往径山求法的日僧络绎不绝。以致于无准师范门下的高足无学祖元在东渡日本后曾说：“老僧虽在大唐，与日本兄弟同住者多。”[9]

入宋日僧在“五山十刹”学习宋地禅宗文化的同时，很早就将“五山十刹”样式绘成图卷带至日本。广泛流传于日本的“五山十刹图”绘卷，最初即为入宋日僧巡游南宋五山十刹时所作，在中世至近世的日本禅宗寺院中颇受珍重，并多有摹写转抄藏之。[10]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幕府还模仿南宋的“五山”制度在日本建立起自己的“五山十刹”，并不断完善之。日本的“五山”之设大约始于镰仓末期，最早见载于记录圆尔辩圆的弟子静照禅师生平的《无象和尚行状记》[11]，正安元年（1299），北条贞时以镰仓净智寺位列五山之一，当时的五山设置亦不完整。最初时曾以镰仓的“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诸寺为五山，后来五山的位次亦屡有变更，至足利义满担任幕府将军的室町时代，五山之设始告完成。至德三年（1386）以京都南禅寺位居“五山”之上，另于京都、镰仓各定五寺为五山。在日本近世禅宗史学者无著道忠所编、刊行于日宽保元年（1741）的《禅林象器笺》一书中，详细记载了京都、镰仓这两个并行的“五山”情况。五山分别为：京都的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以及镰仓的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且京都“五山”在镰仓“五山”之前，后世皆沿用之。

而日本“十刹”的设立则较“五山”为晚，约在建武元年（1334）成立位次，然未全十刹之数。历应四年（1341）八月足利直义设定五山十刹，其后“十刹”位次经过二次变动。“十刹”广设于日本国内各地，且不再只限于十座官寺，如十五世纪末叶有四十六寺，中世纪末叶多达六十余寺，然其寺格仍在五山之次。[12]据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记载，应历五年（1342）所定的日本“十刹”为：“净智寺（在相模）、禅兴寺、圣福寺、万寿寺（在山城）、东胜寺、万寿寺（在相模）、长乐寺、真如寺、安国寺、万寿寺（在丰后）”，康历年中，重议定后的十刹则为：“万年山等持寺、灵龟山临川寺、安国山圣福寺、万年山真如寺、神鸡山安国寺、蒋山兴圣万寿寺、巨鳌山兴国清见寺、瑞云山定林寺、觉雄山大福田宝幢寺、龙岛山崇禅寺”。[13]

需要说明的是，在《禅林象器笺》中对教院五山十刹，则未有言及。这说明宋地的“五山十刹”制度对日本的影响主要还是集中在禅宗文化层面，尤其是禅门临济宗。

日本镰仓幕府模仿中国的“五山十刹”制度，对日本禅寺划分等级。日本“五山十刹”制有继承更有创新，他们并设京都、镰仓两套“五山”，五山之上置南掸寺；五山之下又设十刹，十刹分领诸寺。诸寺之下，又有众多的“末寺”和“子院”，从而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官寺体制。官寺住持的任免权，由私寺升为官寺的认定权都由幕府掌握。[14]这种由五山、十刹、末寺等构成的禅寺管理机制有力地促进了五山禅僧的求知热情，也为后来世出现的“五山文学”思潮不断注入活力。

二、“五山禅僧”的往来与中国禅宗东传日本

“五山十刹”制度在日本的流传是中日禅宗交流的一个缩影。无著道忠所撰《禅林象器笺》中，还详细记载了京都五山、镰仓五山及其开山祖师情况：

“日本皇都五山者：一、灵龟山天龙资圣寺，五山第一，开山梦窗疏石，嗣高峰，号正觉心宗普济玄猷佛统大圆国师。二、万年山相国承天寺，劝请梦窗为开山，春屋妙葩嗣梦窗为第二世，号智觉普明国师。三、东山建仁寺，开山明庵荣西，嗣虚庵，号千光祖师。四、慧日山东日寺，开山圆尔弁圆，嗣无准，号圣一国师。五、京师山，又名九重山万寿寺，两开山：十地觉空上人及东山湛照宝觉禅师，同嗣圣一。

瑞龙山太平兴国南禅寺，五山之上，开山无关普门，嗣圣一，号大明国师。此山为五山之冠矣，盖准中华天界大龙翔集庆寺冠于五山也。

日本镰仓五山者：一、巨福山建长兴国寺，开山兰溪道隆，嗣无明，号大觉禅师。二、瑞鹿山圆觉兴圣寺，开山子元祖元，自号无学，嗣无准，号圆满常照国师、佛光禅师。三、龟谷山金刚寿福寺，开山明庵荣西，嗣虚庵。四、金峰山净智寺，开山大休正念，嗣石溪，号佛源禅师；准开山南洲宏海，嗣兀庵，号真应禅师。五、稻荷山净妙寺，开山退耕行勇，嗣明庵。”[15]

可见，上述“五山”的开山祖师，或曾入宋师事江南五山禅僧，如明庵荣西、圆尔弁圆；或为明庵荣西、圆尔弁圆的弟子；或曾师事东渡日本的中国禅僧，如师事东渡日本的一山一宁禅师的梦窗疏石；或为东渡日本的中国五山禅师，如兰溪道隆、无学祖元、大休正念等，及他们的嗣法弟子，等等。总之，从日本“五山”的开山祖师及其嗣法的情况来看，无不与宋元江南禅宗及“五山禅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中日“五山禅僧”的往来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正在中日禅僧往来交流的过程中，来自宋地的中国禅法东传至日本。笔者曾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及姜艳斐《宋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无准师范》中的相关统计，将南宋时入宋日僧求学并嗣法的人次略作整理，如下表：[16]

上述表中入宋求法的日本僧人，都曾在江南“五山十刹”参访学习。他们嗣法回国后，将所传法门带回日本，加之兰溪道隆、无学祖元、兀庵普宁等“渡来僧”[17]东渡日本传禅，对后来具有日本特色的禅宗流派的创建影响重大。

日本佛教史上，多以“二十四流”来说明日本禅宗之派别。我们从日本禅宗“二十四流”的渊源来看，也不难发现其与宋元江南禅宗及“五山禅僧”之间的密切关联。

据日本学者玉村竹二《日本禅宗史论集》所载“本朝禅宗二十四流之图说”：“本来传说者，东渡十七师（指渡日的中国禅师），南询三十一师（指入宋求法日僧），合计四十八师，其中有法孙继后者有二十四流。” [18]在（日本）则竹秀南的《日本禅宗学总论》中则谓“自鎌仓时代以来传到日本的禅有四十六传”，并列出了大冥围所列举的“四十六传”之名称。他认为，“在今日日本禅宗所说的二十四流的名称，其实最早源于江户时代(1603-1867)初期释半人的二十四流宗源图，具体如下∶

(派名) (派祖名) (开法寺名)

(一) 千光派 明庵荣西 (京都建仁寺)

(二) 道元派 希玄道元 (越前永平寺)

(三) 圣一派 圆尔弁圆 (京都东福寺)

(四) 法灯派 心地觉心 (纪州兴国寺)

(五) 大觉派 兰溪道隆 (鎌仓建长寺)

(六) 兀庵派 兀庵普宁 (鎌仓建长寺)

(七) 大休派 大休正念 (鎌仓净智寺)

(八) 法海派 无象静照 (鎌仓净智寺)

(九) 佛光派 无学祖元 (鎌仓圆觉寺)

(十) 一山派 一山一宁 (京都南禅寺)

(十一)大应派 南浦绍明 (鎌仓建长寺)

(十二)西磵派 西磵子昙 (鎌仓建长寺)

(十三)镜堂派 镜堂觉圆 (鎌仓建长寺)

(十四)佛慧派 灵山道隐 (鎌仓建长寺)

(十五)东明派 东明慧日 (鎌仓建长寺)

(十六)大鉴派 清拙正澄 (京都南禅寺)

(十七)明极派 明极楚俊 (京都南禅寺)

(十八)愚中派 愚中周及 (艺州佛通寺)

(十九)竺仙派 竺仙梵僊 (鎌仓建长寺)

(二十)别传派 别传明胤 (京都建仁寺)

(二一)古先派 古先印元 (鎌仓建长寺)

(二二)大拙派 大拙祖能 (鎌仓建长寺)

(二三)中岩派 中岩圆月 (京都建仁寺)

(二四)东陵派 东陵永玙 (京都南禅寺)

上述二十四流，始于1191年(建久二)荣西禅师(1141~1215)将禅传到日本，截止于1351年(观应二)东陵永屿禅师到达日本，前后流传长达160年的禅宗源流。”[19]

图2：兰溪道隆顶像

日本镰仓建长寺藏

不难发现，上述日本禅宗“二十四流”大多是以创始禅师的名字来命名，其中兰溪道隆等十三人多为东渡日本的中国“五山禅僧”。如兰溪道隆曾参谒径山无准师范、净慈寺北礀居简，嗣法于松源崇岳门下的无明慧性；兀庵普宁、无学祖元则为径山师无准师范的嗣法弟子；大休正念曾参灵隐寺东谷明光，后嗣法径山石溪心月；西涧士昙曾参净慈寺住持石帆惟衍；镜堂觉圆曾在径山参环溪惟一，后随无学祖元访日；明极楚俊、竺仙梵僊则为松源崇岳门下四传弟子。而元初渡日、曾住持后来作为日本“五山”之上的京都南禅寺的一山一宁禅师，虽非直接出自中华“五山”，但他早年曾学临济宗大慧系禅法，还曾在天童寺、阿育王寺从简翁居敬、环溪惟一、藏叟善珍等五山禅师习禅，且得法自顽极行弥，嗣虎丘法系中的曹源派之法，因此亦无妨目之为中华“五山禅师”。其余入宋入元的日本禅僧明庵荣西、希玄道元、圆尔辨圆、心地觉心、无家静照、南浦绍明、古先印元、愚中周及、中岩圆月、别传明胤、大拙祖能等十一人，均为曾游学江南“五山”而后归国的日本禅僧。另外，上述“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中，除道元、东明、东陵三流属曹洞禅之外，其余二十一流均属临济禅。而在这二十一流中，除荣西一派（千光派）传承的是黄龙之法脉之外，其他二十流皆继承杨岐法脉。因为自南宋至元、明时期，中国禅宗以杨岐派最盛，所以传到日本的禅也以此派居多。

图3：圆尔辨圆顶像

日本东福寺藏

杨曾文先生曾指出：“临济宗杨岐派虎丘下二世密庵咸杰的弟子中，有三人的法系对日本临济宗最有影响：一是破淹祖先法系，弟子无准师范的门下有日僧圆尔辨圆，是日本兼修禅的代表人物；另有兀庵普宁、无学祖元先后到日本传法；二是曹源道生法系，曹源下三世一山一宁作为元朝使者东渡日本；三是松源崇岳，松源下二世兰溪道隆、下三世弟子大休正念、西涧子昙、四传弟子明极楚俊、竺仙梵僊皆东渡日本传法。此外，另有下三世南浦绍明、无象静照，下四世月林道皎、石室善玖，下五世愚中周及，皆是日僧。”[20]在上述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中，（灵隐）松源法系的流派有八家，（径山）无准师范系亦有八家[21]。由此足见江南“五山”禅林在日本禅宗史上的传承持久、影响深远。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回过头来再对“五山禅僧”一语的内涵及外延略作分析。

所谓“五山禅僧”又作“五山禅师”，原是日本文化史及禅宗史领域内的常用术语，如日本禅史学者玉村竹二撰有《五山禅僧传记集成》，而在中国佛教史、禅宗史上原无此一语。因此，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五山禅僧”的研究中，也大多视之为日本禅宗史上的术语。杜继文在《佛教史》中说：“在日本文化史上，所谓‘五山禅僧’的贡献很大”，“所谓‘五山禅僧’，泛指在五山十刹及在它们影响下一切官寺中的禅僧，一般不把临济宗中的‘反主流派’的‘应关灯’和曹洞宗包括在内。”[22]不过，国内学术界也有从中国（南宋）禅僧的角度来使用“五山禅僧”一语，王仲尧在其《南宋佛教制度文化研究》一书中所说的“五山禅僧”即是指住于以“五山”为中心的江南禅寺的南宋禅门高僧。[23]受此启发，笔者也曾参照王仲尧的说法，撰有《略述南宋杭州“五山禅僧”及门下的日本嗣法弟子》一文。

与上述学术界的看法有所不同，本文则是从中日禅宗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沿用“五山禅僧”一语。本文所谓的“五山禅僧”，既是指东渡日本传禅的中国禅僧以及入宋入元习禅的日本禅僧，也包括那些虽未走出国门，却在中日禅宗文化交流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五山”禅师等，统称为“五山禅僧”。具体来说，本文所谓“五山禅僧”一语所指应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首先是指宋元时期那些虽然从未到过日本，却因其门下聚集了大量的日本求法弟子（包括嗣法弟子及未嗣法弟子），这些弟子回到日本以后将中国禅宗文化带至日本，从而对日本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五山禅僧。如松原崇岳、无准师范、虚堂智愚、长翁如净、断桥妙伦、古林清茂、楚石梵琦等禅师。这些“五山禅僧”是宋元时期中国禅宗的杰出代表，他们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并不亚于那些东渡日本的中国禅僧。[24]

图4：虚堂智愚、一休宗纯、大灯国师顶像

日本一休寺藏

其次，“五山禅僧”是指那些东渡扶桑传播禅宗文化的中国禅僧，如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明极楚俊、竺仙梵僊等人，渡日后他们长期居住在日本，并以其禅法和学问，直接影响了其门下日本弟子。

第三是指那些曾经入宋或入元入明求法的日本“五山禅僧”，如圆尔辩园、希玄道元、南浦绍明、雪村友梅等，他们在中国五山禅林习禅，或嗣法而归，或者并未嗣法回到日本，他们不仅将临济、曹洞法门带至日本，还带来大量的宋学、茶道、汉诗文等汉文化。

第四、“五山禅僧”还应包括那些为数众多的日本禅僧——他们虽然从未入宋或入元入明，并且主要是在日本“五山”跟随渡日的中国禅僧或入宋入元入明学成归国的日本禅僧以及他们的弟子学习中国禅宗及汉文化，但由于这些日本禅僧数量庞大，从而将包括禅文化、汉诗文、儒学在内的汉文化推扩至整个日本社会，从而带来了日本“五山文化”的兴盛和繁荣。

图5：国宝　瓢鮎図／如拙筆

日本京都・退蔵院蔵

注释 ：

[1] 参见〔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后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6-334页。

[2] 参见王勇、郭万平：《南宋临安对外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3]〔日〕师蛮：《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五，载《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2册，名著普及会1979年版，第350页。

[4]参见〔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五章的有关统计表，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版，第420-462页。

[5]参见〔日〕渡边索：《元朝时期中国日本的划时代交流》，载《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1期。

[6]（明）宋濂：《宋文宪公护法录》卷二《住持净慈禅寺孤峰德公塔铭》，载《宋学士文集》卷40，《四部丛刊》初编本第8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影印本，第316页。据张十庆《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引日本文献《释门事始考》记载，“五山十刹”是“佛在世时，有鹿苑、祇园、竹林、大林、那烂陀五精舍；佛灭度后，有顶塔、牙塔、齿塔、发塔、爪塔、衣塔、钵塔、锡塔、瓶塔、盥塔十塔。宋宁宗时，卫王史弥远奏立五山十刹以准竺国。”张著又据（日）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引名僧虎关师练称“唐土五山，起于大慧已后，当时灵隐兄弟，会于直接堂，议定五山，非朝廷之制矣”，提出“五山”之设乃“大慧宗杲之后禅僧议定说”。参见张十庆《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第17页，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7]参见以及〔日〕玉村竹二：《扶桑五山记》卷一《大宋国诸寺位次》，京都：临川书店1983年5月版，第3—21页。另据（明）《宋学士文集》卷25、卷40及（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禅院五山的排列次序为：余杭径山寺，钱唐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

[8]教院之五山十刹，参见宋濂《宋学士文集》卷第二十五《翰苑续集》卷五之〈天界善世禅寺第四代觉原禅师遗衣塔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80册，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213页。

[9]一真：《佛光国师语录》卷六，收于《大正藏》第80册。

[10]现存“五山十刹图”绘卷的抄本约有二三十种，多成于日本室町时期(1333—1572)。现存最早的抄本为大乘寺本，据日本学者推定为室町中期。关于“五山十刹图”的作者，主要有大乘寺彻通义介、东福寺圣一国师、永平寺道元禅师传人这三说，一般多认可彻通义介（1259年入宋）说。参见张十庆：《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01月第1版,第4-9页。

[11] 日僧静照(1234—1306)，号无象，俗姓平，相州镰仓人。白幼在东福寺出家，侍圣一国师。南宋理宗淳佑十二年(1252，日本建长四年)入宋，登径山参石溪心月禅师，侍心月禅师五年后，得心月印可。景定元年(1260)挂锡育王山广利禅寺。后游历诸山，文永二年（1265）回国。《无象和尚行状记》由静照之法孙释善金撰，宋僧大休正念度日后为之作“序”。

[12] 参见《佛光大辞典》、《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之“五山十刹”条及〔日〕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卷1。

[13]〔日〕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卷1“五山”条。

[14] 参见康传金：《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日文学与文化》,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03,第142页。

[15]〔日〕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卷1“五山”条。

[16]参看拙文《略述南宋杭州“五山禅僧”及门下的日本嗣法弟子》，《杭州文史》2016年第一辑，杭州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17] 日本学者称宋元时期东渡日本弘扬禅法的中国僧人为“渡来僧”，参见〔日〕村井章介：《東アジアの西アジアの往復：漢詩と外交》（《东亚西亚的往返：汉诗与外交》）第二章《渡来僧の世紀》，朝日新闻社1995年。

[18]〔日〕玉村竹二：《日本禅宗史论集》所载《典籍篇·临济宗的宗派图各说》之十六“本朝禅宗二十四流之图说”，日本京都思文阁1979年出版。

[19] 参见〔日〕玉村竹二撰、日本京都思文阁1979年出版的《日本禅宗史论集》所载《典籍篇·临济宗的宗派图各说》之十六“本朝禅宗二十四流之图说”，以及（日）则竹秀南著、李贺敏译《日本禅宗学总论》，载郭树森主编《东方禅文化》第二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又参见楼筱环、张家成：《无代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10页。

[20] 杨曾文：《松源崇岳及其法系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地位》，载《灵隐寺与中国佛教》（上册），宗教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9页。

[21]松源系有大觉派、大休派、西磵派、明极派、竺仙派、大应派、法海派、愚中派；无准系有兀庵派[即宗觉派]、佛光派、圣一派，佛慧派，大休派、无象派，大应派。参见杨曾文：《松源崇岳及其法系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地位》，载《灵隐寺与中国佛教》（上册）第9页，宗教出版社2013年8月版。

[22] 杜继文：《佛教史》第5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23] 王仲尧还将南宋“五山禅僧”的特点总结为：“一皆当时名师，学养深厚，人格杰出，于佛学及诸学皆功底精湛；二非纯书斋型学者，而多问世事，且长袖善舞，经营有方，于丛林管理，往往绩效突出；三富人格魅力，海阔天空，胸怀博大，不拘一格。”参见王仲尧《南宋佛教制度文化研究》（上）第345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12月出版。

[24] 如径山无准师范（1177—1249）是许多中日文化交流史著作中最为频繁地被提及的宋代“五山禅僧”之一。日本禅学史家玉村竹二在其《五山文学》中说，“对日本人来说，无准师范是最可亲的”。（见玉村竹二著《五山文学》第69页，至文堂，1985年版）

作者简介：张家成，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