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前夜的中国：从石原莞尔的中国考察报告说起……

中国警察抢走了石原的钱，也浇灭了石原的“中国心”。和他一起来的伙伴见此情况都回国了，觉得这个样子的中国没有联合的必要。但石原却继续中国之行。之后，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跑遍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观”。

那是怎样的“中国观”呢？

石原的考察报告写下了这样结论：

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石原莞尔在去德国的船上

离开中国后，石原莞尔去了德国。

在德国，他看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民族。1922年7月，他踏上德国领土，虽然此时德国一战战败不久，但从国民精神状态上看不到一点下降。

历史上的德国数次被打倒，又数度重新崛起。一战战败后，德意志民族的意志并没有消沉，反而变本加厉地燃起民族烈焰。《德意志报》等报章不断出现知耻后勇的警示：“德意志民族，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德国的荣耀被送进坟墓。不要忘记这件事！德国人民将以不懈的劳动，奋勇前进，重新夺得其在国际上应享有的地位。到那时，洗刷1919年耻辱的时候就到了。”

柏林街头的石原莞尔

“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

石原很佩服德国，但是德国人佩服的却不是日本。

我们看后来日本全面侵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中，救护中国人的国际人士，有不少德国人的身影。很多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视剧都忽略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国际友人对水深火热的中国难民伸出援救之手，其中表现较突出的，除了美国人，便是德国人。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到德国驻华使馆的法尔肯豪森，这些挽救中国无辜百姓性命的友人，竟都是德国人。

日本频频向德国暗送秋波，后来还结成轴心国，可是，德国人为何不帮日本而帮中国？

因为他们和日本一样，也曾做过中国梦——联合中国，统治世界。

他们的元首对中国人具有天生好感。1925年，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在他出版的自传《我的奋斗》中，表达了对中国人的好感：“中国人并不能等同于靼鞑人和匈奴人，他们是特殊的人种，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种。”

后来，即便与日本“手拉手”，但希特勒还是不能忘怀对中国的好感，2003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贾存德根据选译的档案，曾发表《孔祥熙和希特勒的历史密谈》一文，公布了当时会面照片。希特勒在接见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时，说了些很动情的话，可作为希特勒“中国情结”的佐证。

但是，个人的好恶毕竟不能取代现实的国家利益诉求。虽然德国元首对日本人不感兴趣，更愿意和中华民国合作，但远东的现实、中日力量的对比，使他最终还是选择和日本组合。因为此时世界，唯有大和民族与日耳曼民族以强悍傲世，不分伯仲。

一战中，中国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但结果却似乎相反。日耳曼人充满激情，而华夏人却精神不振。虽然日耳曼民族和大和民族，后来都被军国主义者利用走上歧路，但是民族精神不亡，很快又让他们屹立于世界强林。

狂热的德国军人

世界上的两个最强悍的国家，都曾做过中国梦，但最终又放弃了中国。这似乎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真理：一个民族的尊严，只能在不亡的精神中产生。

据相关史料称，当石原莞尔从武汉码头归来时，就改变了他的“联华抗欧”战略，而变为“吞华抗欧”——吞并中国，去占领统治他们，利用他们的广袤资源，做大日本，然后与西方较量。

石原莞尔为日本吞华找到了这样理由：我们与你是同文同种，但我们一步到位就变成了强国，而你们却迟迟不能崛起，甚至看不到这种可能。那么，既然你不争气，就都交给我们吧，我来带领改变你们的命运。

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和太太

对于占领中国，他有十足的信心，理由是：“中国的官府对民众实在太苛刻，民众决不会和官府站在一起。”

内藤虎次郎，号湖南

而在日本这边，有石原类似想法的不止是军界。彼时逐步迈向军国化的日本，从军界到学界，普遍传递出对中国咄咄相逼的论调。如内藤湖南，把中国比喻成没有灵魂的腔肠类动物，即便切割也不会有剧烈反应：“中国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

另一个学者加藤虎之亮对“中国人的民族性”进行“盖棺论定”，认为汉民族是注定没有凝聚力的民族：“中国的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石原和“满洲协和会”的追随者们

无论这是不是一个侵略者的借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当时中国北洋政府给予民众基本政治权利，中国人足够团结，没有一盘散沙的景象，那么石原“吞华”的念头即使萌生，也未必能实现半步。

本文转自：史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