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云：多维视野观照下的文学名著

以思想及行事风格而论，“赤发鬼”刘唐、“金钱豹子”汤隆、“病大虫”薛永、“石将军”石勇等人，可以认定为典型的游民。更多的梁山人物，则是体现着游民意识的影响，本身并非游民。

与主流社会相比，游民是一个价值观错位而决难安分守己的群体。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严厉打击游民（逸夫），正是缘于此辈对现在秩序的破坏力。

“智取生辰纲”是水浒故事的标志性事件。在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事件中，向晁盖通风报信的刘唐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入云龙”公孙胜的通风报信反倒显得多余）。

可以说，“九纹龙”史进作为第一个出场的梁山人物，引出了梁山人物先后登台亮相；刘唐的出场，则引出了梁山人物依次聚义梁山的故事。刘唐积极联络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根本原因还在于他的游民身份。刘唐前往郓城县寻找晁盖时，被“插翅虎”雷横当成贼人抓获。

晁盖从雷横手中救下刘唐后，刘唐向他介绍道：“小人姓刘名唐，祖贯东潞州人氏，因这鬓边有这搭朱砂记，人都唤小人做赤发鬼。……小人自幼飘荡江湖，多走途路，专好结识好汉，往往多闻哥哥大名，不期有缘得遇。……小弟打听得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去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贝，来到半路里，不知被谁人打劫了，至今也无捉处。今年又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早晚安排起程，要赶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是一套不义之财，取而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第十四回，178页）。[4]

孙忠会绘赤发鬼刘唐

刘唐积极参与劫取生辰纲，一方面，是认定生辰纲为“不义之财”，取之无妨，这是针对贪官污吏的叛逆行为；另一方面，劫取生辰纲也与“劫富济贫”无关，只是为了“拿着超过万贯的财宝自己‘快活’一生。”[5]

刘唐作为“自幼飘荡江湖”的“游民”，觊觎十万贯生辰纲不足为奇。这样的人物，出身卑微，自幼体验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历经艰难困苦磨砺，决然难以安分守己，甚至对安稳本分的世俗生活极度排斥。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人物，并无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即便有这样的能力，也不屑于自己创造财富），而是热衷于通过巧取豪夺不断获得意外之财。他们祸害的对象，除了贪官污吏之外，更多的还是良善平民。

吴用撺掇“阮氏三雄”参与劫取生辰纲时说道：“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第十五回，192页）。这是吴用投“阮氏三雄”所好的言辞。这样的言辞也道出了刘唐这样的另类人物的心声。

至于汤隆，明显是身负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善于打铁，可以制造兵器），却与其他身负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如金大坚、萧让、安道全、皇甫端等人的思想及行事风格全然不同。金大坚等人以一技之长谋生，过着安稳本分的世俗生活，他们的上山入伙都有被迫成分在内，他们也没有任何乖张不法的异端思想。

剪纸金钱豹子汤隆

汤隆以打铁谋生，却绝不安分守己，时刻想着摆脱安稳本分的世俗生活。他的上山入伙是出于李逵的诚心相邀，他对此也毫无排斥之念。其中缘由，固然与梁山以“替天行道”号召江湖、占据道德制高点相关，更与汤隆飘荡江湖、生计艰难的游民身份有关——他向往梁山“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意生活。

梁山攻打高唐州期间，被高唐州知府高廉的法术置于危难境地，宋江安排戴宗与李逵下山寻找公孙胜。李逵回程时恰遇汤隆耍锤。随后，汤隆将李逵带到家里，“李逵看他屋里都是铁砧、铁锤、火炉、钳、凿家火，寻思道：‘这人必是个打铁匠人，山寨里正用得着，何不叫他也去入伙？’”而后，李逵问道：“汉子，你通个姓名，教我知道。”

汤隆说道：“小人姓汤名隆。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寨官来，因为打铁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叙用。近年父亲在任亡故，小人贪赌，流落在江湖上，因此权在此间打铁度日。入骨好使枪棒，为是自家浑身有麻点，人都叫小人做金钱豹子。”（第五十四回，718-719页）。

李逵结识汤隆后，说道：“你在这里几时得发迹！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伙，教你也做个头领。”汤隆闻听此言，毫不犹豫地答道：“若得哥哥不弃，肯带携兄弟时，愿随鞭镫。”（第五十四回，719页）。

刘桂乐制金钱豹子汤隆

由此可见，汤隆原本是生活优渥的官宦人家子弟，家境败落如此迅速，与“父亲在任亡故”有关，更是他的“贪赌”所致。汤隆“流落在江湖上，因此权在此间打铁度日”，与刘唐的“自幼飘荡江湖，多走途路”有所不同，而他不仅没有走正途、重新光耀门楣的念头，反倒对“发迹”心驰神往。

以此而论，即便早年的汤隆为官宦人家子弟，而在江湖上耳濡目染多年，官宦子弟的气质早已荡然无存，已经蜕变为典型的游民。汤隆入伙梁山后，为“梁山泊掌管监造诸事头领”：“掌管监督打造一应军器铁甲”。（第七十一回，932页）。

梁山人物上山入伙缘由各不相同。许多梁山人物是在恶势力逼迫下上山入伙的，如林冲、武松等，也有许多梁山人物是兵败被俘，感于宋江义气，上山入伙，如呼延灼、关胜等。无论他们对上山入伙、“尽忠报国”看法如何，上山入伙都有被迫成分在内。

也有许多梁山人物上山入伙既不是源于“官逼民反”、“杀富济贫”，更不是为了“替天行道”、“尽忠报国”，而只是追求过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意生活。这批梁山人物不仅上山入伙态度主动，上山入伙后也没有政治诉求，更无太多崇高理念。他们对于招安成功与否也并无太多关心。

不能说怀有这样思想的梁山人物都是游民或者都是受到游民意识影响，而游民和体现着游民意识影响的梁山人物显然是抱着这样的念头的。刘唐、汤隆正是这类人物的典型。

韩伍绘刘唐下书

二、对于汤隆的思想及行事风格，似乎只有站在游民立场才能够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游民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关于游民的思想及行事风格，李慎之指出：

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作江湖。不过这个“江湖”与文人学士“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则。

他们与法制完全是对立的，更不用说法治了。他们一方面显得很英雄豪迈，一方面也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其纪律不但严格而且残酷，所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发重誓：“五雷轰顶”、“万刀砍杀”。他们的最高规则，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义气”，有时也叫“忠义”或“仁义”。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么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够不够义气了。

代表义气的尊神就是“义气千秋”的关羽。这个本是游民出身的普通武将因为被历代游民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断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来越高，虽然也曾遭同是游民出身的赵匡胤与朱元璋两度贬黜，还是最后在顺治九年被皇上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后历代加封，名号越来越显赫，简直可以凌驾大成至先师孔夫子而上之。[6]

《中国游民》

然而，“游民”崇尚“义气”，这种“义气”却有其特定含义，并且以维护“小团体”利益为目的。为了这样的目的，他们充斥着浓浓的排外思想，评判某些是非采取双重标准，甚至“为目的不择手段”，堂而皇之地损害其他团体或人物的利益，乃至于毫无愧怍地谋取他人性命和财物。

故此，崇尚“义气”既可以是舍生忘死、劫富济贫，也可以是杀人放火、荼毒生灵。正向和反面在他们身上不可思议地实现了统一。“金枪手”徐宁的上山入伙，即是梁山人物“为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的典型事例，其中汤隆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汤隆上山入伙不久，呼延灼以“连环马”大败梁山，汤隆献上钩镰枪式样，又举荐他会使钩镰枪的姑舅表哥“金枪手”徐宁：“小可是祖代打造军器为生，先父因此艺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这连环甲马取胜，欲破阵时，须用钩镰枪可破。汤隆祖传已有画样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汤隆虽是会打，却不会使。若要会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个姑舅哥哥。他在东京，见做金枪班教师。这钩镰枪法，只有他一个教头，他家祖传习学，不教外人。或是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则，端的使动神出鬼没。”

为赚取徐宁上山入伙，汤隆出面献计：“徐宁先祖留下一件宝贝，世上无对，乃是镇家之宝。汤隆比时曾随先父知寨往东京视探姑姑时，多曾见来，是一副雁翎砌就圈金甲。这一副甲，披在身上，又轻又稳，刀剑箭矢急不能透，人都唤做赛唐猊。多有贵公子要求一见，造次不肯与人看。这副甲是他的性命，用一个皮匣子盛着，直挂在卧房中梁上。若是先对付得他这副甲来时，不由他不到这里。”“若盗得甲来，我便包办赚他上山。”（第五十六回，740-741页）

戴敦邦绘汤隆、徐宁

吴用随即安排时迁、乐和、朱贵等人下山协助汤隆，成功将徐宁赚到梁山。而后，“连环马”被钩镰枪打得溃不成军，经过一番波折，呼延灼兵败归顺。梁山打破“连环马”，汤隆居功至伟。

对梁山而言，赚取徐宁上山，不仅是为了打破“连环马”，解除梁山危难，更是为了“共聚大义”。故此，梁山既不会征询徐宁意愿，也不会考虑对他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只要梁山需要，徐宁就必须上山，上山后还必须为梁山效命。此时，“共聚大义”已经成为排除一切对自己构成障碍的人或事最有效、最正义的招牌。这是相当骇人的行事风格。

汤隆为改善个人生计投奔梁山无可厚非。而他上山入伙后立下的第一件功劳，就是赚取表哥“金枪手”徐宁上山入伙。

孙敬会绘金钱豹子汤隆

在论及“病尉迟”孙立排名过低问题时，许多人都将孙立出卖同门师兄弟栾廷玉，违背江湖道义当成主要原因。且不说这一说法理由并不充分，即便认同这一说法，站在梁山立场，孙立的所作所为也不比汤隆更为邪恶。

理由显而易见，祝家庄是邪恶一方，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对付祝家庄，都是出于维护梁山利益的谋划，孙立的做法正是“替天行道”。故此，孙立的做法即便理有所亏，也属情有可原（这里并非有意为孙立辩护，而只是想强调，梁山人物行事往往奉行双重标准，单纯以“江湖道义”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行事，往往难以自圆其说）。

汤隆与孙立全然不同，他陷害的是身在公门、并无任何恶行的徐宁——更何况，徐宁还是自家亲戚，而理由仅仅是梁山需要用到徐宁的一技之长。汤隆的所作作为颇类似于今日的传销，为了一定的利益目的，专以亲朋好友为猎取陷害目标，相当令人不齿。

有人将汤隆献计赚取徐宁比作卖友求荣的陆谦陷害好友林冲，细细想来，这绝非是随口污蔑之词。汤隆赚取徐宁上山入伙的手法，再次暴露出梁山聚义的另一面——为了维护梁山利益，行事无论如何“为目的不择手段”，都是正当合理的。对于汤隆的思想及行事风格，似乎只有站在游民立场才能够认为是理所应当而坦然接受的。

与此同时，梁山赚取徐宁上山后，汤隆又假冒徐宁之名，劫取客人财物，败坏徐宁名声，断绝了他的归路。

徐宁被赚到梁山后，汤隆对他说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来：在半路上撞见一伙客人，我把哥哥的雁翎甲穿了，搽画了脸，说哥哥名姓，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这早晚，东京已自遍行文书捉拿哥哥。”徐宁说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浅！”晁盖、宋江都来陪话道：“若不是如此，观察如何肯在这里住？”随即拨定房屋，安顿徐宁一家老小。（第五十六回，751页）

戴敦邦绘金枪将徐宁

徐宁即便心有不甘，也无计可施，只能以梁山作为栖身之地。

汤隆“说哥哥名姓，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的做法，显然并不符合主流社会思想，而颇为契合游民“绝了回心”的行事风格。正如《花关索出身传》中，刘备、关羽、张飞结为一体，刘备担心关羽和张飞因为家人拖累而不能同生共死，就劝说关、张二人杀了对方的家人，关羽和张飞毫不犹豫地照做了。[7]

如此离奇黑暗、骇人听闻的行事风格，在游民那里，反倒是津津乐道的义举。据此推测，举荐徐宁上山入伙出自汤隆献计自无疑义，“说哥哥名姓，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的做法，更像是“智多星”吴用的手法——依据吴用的谋划风格，类似手法先后在李应、朱仝、卢俊义等人物身上实施过。

剪纸智多星吴用

吴用这样的小知识分子，甚至还不是底层文人的典型形象——底层文人即便壮志难酬，而长期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熏陶，多以科举应试为人生追求（甚至历经挫折而初心不改），多以“忠君爱国”为立身基准，对“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的梦想念念不忘。吴用身上少有儒家正统知识分子气质，属于颇不安分的游民知识分子形象——起码是寄托着游民对“军师”的认知。

三、秦明被逼落草，是梁山好汉滥杀无辜、残忍血腥的行事风格的生动诠释

刘唐、汤隆等人飘荡江湖多年，思想及行事风格完全符合游民的定义，然而，他们在梁山聚义故事中都属于惊鸿一现的人物，不仅不是主要角色，甚至算不上重要角色。故此，《水浒传》中关于游民，不在于塑造了多少游民角色，更多的体现在游民意识的影响。许多非游民的梁山人物的行事及评判某些是非的标准都体现出浓浓的游民意识。

实际上，不仅“纯而又纯的表现游民意识和游民性格的文艺作品是不存在的”，“就是能够纯粹体现游民意识的个人也不存在，正像纯粹体现无产阶级意识，或纯粹体现资产阶级意识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一样”。[8]

以此而论，即便是身份较为典型的游民，他的思想也并不总是体现游民意识。游民出身的人物，际遇发生变化后，身份也会改变，游民意识也难以剔除殆尽。

梁山人物三教九流，三六九等，性格各异，良莠不齐。其中固然有鲁智深、史进这样以行侠仗义的壮举让人钦服的无愧于“江湖好汉”称号的人物，也有林冲、武松这样并无害人之心，又惨遭迫害以至于命运悲惨的人物，还有只想过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意生活，并无“替天行道”之念的人物，与此同时，品行低下、行事残忍的梁山人物也不在少数。

桃花坞年画《水浒梁山一百单八将》

故此，《水浒传》中，打抱不平、行侠仗义的篇章固然为数不少，滥杀无辜、“为目的不择手段”、评判某些是非秉持双重标准的段落也是俯首可拾。后者甚至并不少于前者。

且不说“为目的不择手段”、评判某些是非秉持双重标准的段落，《水浒传》中的“滥杀无辜”就不是主流社会思想（无论是官方标准还是民间标准）能够坦然接受的。

孙述宇指出：

《水浒》还有个特色，就是杀生……。拿刀枪的人自然会杀人，欣赏英雄故事的人也不会反对杀生，可是《水浒》杀得太多了，令我们不舒服。我们觉得打斗之时伤人当然可以；把人家捉住之后活活杀死便稍为残忍，但如果那是些不该赦免的人，或是奸夫淫妇，也还罢了；可是水泊里的英雄还杀戮无辜，而且杀人不少。好汉们的仇人丧命后，家人也不免的：万恶的祝家和曾家府不待说了……

高唐州的高廉兵败身亡，众英雄入了城，“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贱三四十口，处斩于市”。其他如刘高、黄文炳、毛太公、慕容知府等，无不全家以殉，每家通常都是三四十人，大概亲人仆婢都不免。（“良贱”应是这意思。武松在鸳鸯楼报仇时，明白杀了许多仆婢。）……

攻陷大名府时依照计划，“杜迁、宋万去杀梁中书老小一门良贱，刘唐、杨雄去杀王太守一家老小”；蔡福请柴进救一城百姓，柴进找着吴用下令“教休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损伤一半”。这数字也许只是个修辞上的约数，在下一回中，据说百姓“被杀者五千余人”而已，但这也极其惊人，我们禁不住要问：“为什么？”

上述这些屠戮都是报仇，但还有些并无仇怨的人也惨死在英雄刀斧之下，比方秦明的妻子、朱仝的小衙内以及被朱贵麻翻杀死、被孙二娘造成包子的过往客商。这类的例子也不必多举了，反正真正读过本书的人，对于书中的斑斑血渍，绝不会没留下些印象的。[9]

孙忠会绘李逵

梁山人物中，李逵抡起板斧“排头儿砍将去”的杀人尤其显得盲目残暴。多数梁山人物的杀人放火，且不论是非对错，总有明确动机，李逵却绝非如此。他杀人完全是为了“快活”！是将杀人当成释放内心亢奋情绪（甚至是兽性）的手段。梁山三打祝家庄期间，李逵将扈家庄灭门即是典型事例。

故此，周作人评论道：“李逵我却不喜欢，虽然拿来与宋江对比的时候也觉得痛快，他就只是好胡乱杀人，如江州救宋江时不寻官兵厮杀，却只向人多处砍去，可以说正是一只野猫，只有以兽道论是对的吧。设计赚朱仝上梁山那时，李逵在林子里杀了小衙内，把他梳着双丫角的头劈作两半，这件事我是始终觉得不可饶恕的。”[10]

更为骇人的地方在于，《水浒传》中在展示梁山人物残忍行事的段落时，往往抱着平淡、冷漠，乃至欣赏的态度，丝毫没有谴责的意思。中国古代社会，即便现实中有不少残忍血腥的杀害、滥杀无辜，乃至于大规模的屠杀，而决然不会像《水浒传》中这般对“滥杀”等残忍血腥场面漠然视之，甚至变态似地津津乐道。

《读奇书，论奇人：水浒人物揭秘》，冰云著，华文出版社2022年6月版。

以此而论，这已经是人物行事存在严重问题，而是嗜杀者对被杀者（尤其是无辜者）的漠视。这样的思想倾向，对于揭示《水浒传》作者的地位大有帮助。评价《水浒传》不能脱离时代背景。

如果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明显提高，今人更加注重个体的生命与权利，道德标准过于严厉，不适合评价数百年前的文学著作与人物行事。即便以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标准衡量（无论是官方标准还是民间标准），《水浒传》中许多梁山人物的思想及行事风格都是存在严重问题的——“霹雳火”秦明被逼落草梁山，即是梁山好汉滥杀无辜、“为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的生动诠释。

孙忠会绘霹雳火秦明

秦明与宋江等人作战掉下陷坑被捉后，宋江等人当面好心招待他，在劝说他背叛朝廷遭到拒绝后，又执意挽留他住在清风山住宿一晚。秦明应允后，宋江等人背后却叫小卒中长相与秦明相似的，穿了秦明的衣甲头盔，骑着他的马匹，横着他的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杀人放火，清风山寨主“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等人带领五十余人助战。而后，青州知府认为杀人放火是秦明所为，立即将秦明妻子杀了。

由此可见，宋江等人指使燕顺等人杀人放火的目的，就是为了嫁祸陷害秦明，断绝他的后路，逼得他只能落草为寇。后来，这招又先后施加在李应、朱仝、卢俊义等人身上，并且使得他们的身体更受折磨，心理更受煎熬。宋江等人则心神坦然、毫无愧色，且每次都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共聚大义。

或许因为宋江等人赚取秦明前后的故事情节过于凶残及违背伦理道德，央视版《水浒传》电视剧中，将宋江在清风寨逗留期间与花荣、秦明、黄信（秦明徒弟）及清风山头领燕顺、王英等人之间的故事情节大量删除，以至于秦明、黄信根本没有出场。

如此删除、合并（央视版《水浒传》电视剧删除、合并的故事情节及梁山人物数量相当惊人，以至于引发许多人的不满），一方面，去除枝蔓，使得梁山聚义故事的主线更加明确，更加情节紧凑；另一方面，去除糟粕，使得梁山兄弟的思想及行事更加正常，更加符合今人审美。

四、梁山人物的感情爱憎与是非观念，不是以人物行事本身是非曲直划线的

秦明落草为寇前后反差极大的表现，又是对《水浒传》评判某些是非秉持双重标准的诠释。

剪纸霹雳火秦明

宋江、花荣等人大闹青州后，青州兵马都监“镇三山”黄信不敌宋江等“贼寇”，向青州慕容知府求援，慕容知府命青州指挥司统制秦明出马擒拿“贼寇”。秦明听闻此事后，对青州知府说道：“红头子（即强盗，此处指宋江等人——引者）敢如此无礼！不须公祖忧心，不才便起军马，不拿了这贼，誓不再见公祖！”（第三十四回，443页）。

秦明与宋江、花荣等人初次对战时，与花荣交锋前义正词严地骂道：“花荣，你祖代是将门之子，朝廷命官，教你做个知寨，掌握一境地方，食禄于国，有何亏你处，却去结连贼寇，背反朝廷？我今特来捉你，会事的下马受缚，免得腥手污脚。量你何足道哉！”

花荣陪笑道：“总管容复听禀：量花荣如何肯反背朝廷？实被刘高这厮无中生有，官报私仇，逼迫得花荣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权且躲避在此。望总管详察救解。”秦明喝骂道：“你兀自不下马受缚，更待何时？刬地花言巧语，煽惑军心。”（第三十四回，444-445页）。

秦明根本不愿探知花荣与刘高之间的是非曲直及其“背反朝廷”的来龙去脉，而是认定他“结连贼寇”就是大逆不道，两人之间泾渭分明。

杜堇绘秦明、蒋敬

秦明刚刚被宋江等人捉拿时，绝不考虑他们的劝说之词，坚决不愿落草为寇，凛然声言道：“秦明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马总管，兼受统制使官职，又不曾亏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强人，背反朝廷？你们众位要杀时便杀了我，休想我随顺你们。”（第三十四回，448页）。秦明立场坚定、深明大义的朝廷忠臣形象呼之欲出。

当秦明被宋江等人嫁祸陷害断绝后路后，在路上遇见特意赶来的宋江、花荣等人。“宋江在马上欠身道：‘总管何不回青州，独自一骑投何处去？’秦明见问，怒气道：‘不知是那个天不盖、地不载、该剐的贼，装做我去打了城子，坏了百姓人家房屋，杀害良民，倒结果了我一家老小，闪得我如今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着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若寻见那人时，直打碎这条狼牙棒便罢！’宋江便道：‘总管息怒。既然没了夫人，不妨，小人自当与总管做媒。我有个好见识，请总管回去，这里难说，且请到山寨里告禀。一同便往。’”（第三十四回，450页）

秦明随宋江等人到了清风寨后，在宋江告知实情又一再劝说入伙后，《水浒传》中写道：“秦明见说了，怒气于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厮并，却又自肚里寻思。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们软困，以礼待之；三则又怕斗他们不过，因此只得纳了这口气。便说道：‘你们弟兄虽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不恁地时，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第三十四回，451页）

秦明落草后，宋江等人商议攻打清风寨一事，秦明向宋江献计道：“这事容易，不须众弟兄费心。黄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艺，三乃和我过的最好。明日我便先去叫开栅门，一席话说他入伙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宝眷，拿了刘高的泼妇，与仁兄报仇雪恨，作进见之礼，如何？”（第三十四回，451页）

戴敦邦绘秦明

宋江等人依计而行，顺利攻下清风寨，把刘高一家老小都杀了。随后，宋江带领秦明、花荣、黄信及燕顺等清风山人马一道前往梁山入伙。

宋江等人以“断送一家老小”的方式逼迫秦明落草为寇，似乎不仅是断绝他的后路的策略，并且颇为符合游民的思想及行事风格。如果只是为了断绝后路，可选策略颇多，未必需要“结果一家老小”。

关于此事，李慎之指出：

年画秦明、黄信

近几十年来，随着建设规模的扩大，出土文物之多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与游民问题有关的，如1973年居然在南通的一个墓穴中发现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间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四种》的唱本。其在文化上的价值（正统的文史学家或许会称之为“负面价值”）实在并不亚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花关索出身传》讲的是，汉末刘关张聚义之初，关羽、张飞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了全家老小几十口人，以杜绝自己的“回心”，只是张飞还是手软放走了关羽的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后来生下了小英雄关索。关索长大后到荆州找到关羽要认父归宗，但是关羽不认，关索大怒，便翻了脸威胁父亲，如果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来捉拿关羽等五虎上将。……

这是完全违背中国人古往今来一体禀遵的“孝”的道德观念的。过去历来认为，孝道是上下各色人等一无例外都不敢公开声言违背的，而游民意识之强烈竟能达到与正统意识完全对立的地步，也使我大吃一惊。……

这些使我懂得了，与所谓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想与行为，实际上就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这些拘拘小儒也迂腐得太可笑、太可怜了。[11]

秦明还是秦明，宋江还是宋江，《水浒传》中并不认为秦明前后反差极大的表现有何不妥。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秦明被宋江等人嫁祸陷害后，抱怨宋江“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随口答道：“虽然没了嫂嫂夫人，宋江恰知得花知寨有一妹，甚是贤慧，宋江情愿主婚，陪备财礼，与总管为室，若何？”（第三十四回，451页）

宋江等人嫁祸陷害秦明，导致他“妻小一家人口”被青州慕容知府杀害，在宋江等人看来，秦明只是抱怨让自己没了妻儿，当宋江为秦明重新谋得贤惠妻子（花荣妹子）后，他就不再有任何值得恼怒的理由了。在这里，秦明妻子仿佛一件被毁坏的物品，花荣妹子又是替代的物品——没人顾及她们的感受，她们也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

霹雳火秦明画像

《水浒传》中写道：“秦明见众人如此相敬相爱，方才放心归顺。”（第三十四回，451页）宋江等人视人命如草芥的手法以及秦明麻木不仁的表现，让人胆战心寒。而“众人如此相敬相爱”用于此处，反倒让人感到困惑，甚至感到惊悚。

应该说，梁山人物是有着强烈的爱憎情感与鲜明的是非观念的。然而，这种爱憎情感与是非观念，却常常是以梁山立场为本位而非人物行事本身的是非曲直划分的：凡是梁山人物或对梁山友善的人物，所言所行就都是对的，凡是非梁山人物或与梁山为敌的人物，所言所行就都是错的。

秦明被逼落草梁山前后反差极大的表现，只不过是梁山人物的爱憎情感与是非观念颇具典型意义的一次展露而已。孙述宇认为，《水浒传》是“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12]细细想来，对于梁山人物的行事及评价某些是非时秉持双重标准的作风，似乎也只有江湖人物或浸染江湖气息的人物才能够坦然接受，且以赞赏的语气向他人述说。

《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

五、《水浒传》中歧视、仇恨女性的态度，也是深受游民意识影响的体现

《水浒传》写的是男人造反聚义的故事，自然主要是写给男人看的故事。故此，女性在《水浒传》中并不占有突出地位。而且，《水浒传》对女性还有着明显的歧视与仇恨情绪。中国古代社会，虽然“男尊女卑”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女性也有其相应地位，并不像《水浒传》 中如此极端。

《水浒传》中即便出现重要女性角色，如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等，也大多是面目可憎、行事乖张的负面形象，且结局悲惨。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水浒传》中有三十六员天罡星，《红楼梦》中则有三级“金陵十二钗”，共三十六位。[13]《水浒传》中是女性不占有突出地位，《红楼梦》中是男人不占有突出地位，且女性的品行远高于男人。

从扈三娘的故事中，即可看出《水浒传》中对待女性的极端态度。

“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与“母夜叉”孙二娘是仅有的三名梁山女将。《水浒传》显然是将她们当成英雄人物塑造的。然而，顾大嫂与孙二娘都是丑陋的、粗鄙的（从绰号即可看出），她们的外貌与行事也完全是“男性化”的，身上已经没有丝毫的女人味，在她们内心，似乎也没有女性的性别意识。

马书林绘《扈三娘》

相比之下，扈三娘倒是容貌过人、英姿飒爽，且女人味十足，而她却又毫无独立意识与个人尊严。在个人婚姻问题上，她更像一件任人处置的物品。从某种角度而言，扈三娘也是基于男性立场塑造的女性形象，且是基于狭隘而不平等的男性立场塑造的女性形象——甚至可以说是基于游民意识塑造的女性形象。

《水浒传》中，以武艺与容貌而论，扈三娘是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面巾帼形象。然而，她木偶般的性格、受人摆布的命运，使得她的形象鲜明度还不如作为负面人物出现的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等。

更让人费解的是，即便扈三娘屡次出场，却绝少开口说话，以至于人称“哑美人”——扈三娘出场后，只在梁山众将与呼延灼车轮战时与花荣说过一句话。在以人物形象塑造及故事情节编排为能事的古典白话小说中，这是极不寻常的现象。

扈三娘出身大户人家，家资丰厚、貌美如花，更兼武艺超群。梁山攻打祝家庄前，李家庄管家“鬼脸儿”杜兴向“病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介绍扈家庄时说道：“西边有个扈家庄，庄主扈太公，有个儿子唤做飞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如法了得。”（第四十七回，628页）

剪纸扈三娘

扈三娘的一对日月双刀使得神出鬼没，更有红绵套索捉人的绝技，且多次阵前有效施展。她的武艺与战功在地煞星中出类拔萃，甚至置之天罡星也并不逊色（这并非说扈三娘的武艺足以与“马军五虎将”、“马军八骠骑”等天罡星战将一较高下，而是说，她的武艺与战功在地煞星中颇有鹤立鸡群态势——这并非全然是对女性的照顾，因为天罡星中也不乏充数人物）。

或许是扈三娘作为女性过于完美了（她的人物形象塑造实际上并不成功），《水浒传》又从歧视与仇恨女性的立场出发，为她安排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结局——全家惨遭李逵灭门（大哥扈成侥幸逃脱，她入伙梁山后对全家惨遭灭门一事竟然毫无表示），宋江认她为义妹，又做主将她许配给了武艺平凡、相貌丑陋，更兼品行低劣的“矮脚虎”王英。

关于王英的经历与品行，《水浒传》中写道：“这个好汉祖贯两淮人氏，姓王名英。为他五短身材，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是车家出身，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上清风山，和燕顺占住此山，打家劫舍。”（第三十二回，422页）

王英“见财起意”的行事，且不说违背主流社会道德，即便在江湖人物眼中也是让人不齿的。宋江与花荣、燕顺等人擒获清风寨文知寨刘高之妻后，王英将她藏在自己房内，要纳为压寨夫人。宋江责问刘高之妻为何恩将仇报时，燕顺顺势杀了刘高之妻。王英“见砍了这妇人，心中大怒”，竟然不顾兄弟之情，“夺过一把朴刀，便要和燕顺交并。宋江等起身来劝住。”宋江以“贤弟你留在身边，久后有损无益”劝解，且承诺“宋江日后别娶一个好的，教贤弟满意”，王英才“默默无言”。（第三十五回，454页）

年画《扈三娘擒王英》

相比之下，扈三娘入伙梁山前的未婚夫为祝家庄祝彪，武艺不俗、年少英俊，与扈三娘门当户对，王英根本不足以与之相提并论。以梁山立场而论，祝家庄属于邪恶的一方，跳出梁山本位立场，祝家庄与梁山对抗，也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得当举措（在中国古代社会，村庄拥有武装是典型的村民自卫形式）。

王英与扈三娘差距如此悬殊，她不愿嫁给王英完全是人之常情。宋江担心扈三娘不从，“亲自与他陪话，说道：‘我这兄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贤妹你认义我父亲了，众头领都是媒人，今朝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第五十一回，675—676页）

“宋江义气深重”，是否在婚姻上也必然要无条件顺从呢？这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事，《水浒传》中却将其当成天经地义之事。在扈三娘匹配王英一事中，更多的是成全了王英（也成全了宋江，他践行了承诺），扈三娘则是任人处置的物品。她的窝囊屈从与临阵对战时的英姿飒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扈三娘答应嫁给王英后，《水浒传》中写道：“晁盖等众人皆喜，都称贺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当日尽皆筵宴，饮酒庆贺。”（第五十一回，676页）梁山众人如此称赞宋江，反而让人对“有德有义”的标准产生困惑。

吴志强绘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

进一步而论，即便是许多门当户对的婚姻，也往往流露着浓厚的忽略女性意愿的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故此，男女爱情总是处于附庸地位，总是处于另外的强大力量的掌控下，甚至受其任意摆布。

这里的另外的强大力量，一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政治力量。古代的皇子定亲、娶亲，公主招亲、和亲，往往是以婚姻作为政治的牺牲品，且不说真正的爱情很少存在，甚至正常的婚姻是否存在都是值得怀疑的。

二是越俎代庖的家族力量。儿女未出娘胎或刚刚蹒跚学步时，就会有指腹为婚、亲上加亲等事件出现。即便儿女成年后心怀不满，大多也无力摆脱家族力量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意志。

小说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女性在小说中自然也难有独立的地位。古典白话小说中，有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等），有英雄侠义小说（《水浒传》等），有神魔小说（《西游记》等），有世情小说（《红楼梦》等），有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等），等而下之，有被称为“嫖学教科书” [14]的狭邪小说（《九尾龟》等），这些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成千上万，涉及的社会阶层，上至皇室贵胄，下至平头百姓，大多缺少真正的爱情故事。

这并非说这些小说中没有爱情故事，而真正建立在男女相互爱慕、理解、平等基础之上的饱含人情味的爱情故事是严重缺失的。古典白话小说中，在对待女性的态度方面，《红楼梦》完全是另类的存在。

电影《扈三娘与矮脚虎王英》海报

六、《水浒传》跻身文学名著之列当之无愧，也需要认识到其“糟粕”

平心而论，《水浒传》在思想倾向、故事情节编排及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确实存在诸多不足，而其能够流传久远、声名远播，正因为深刻之处及精彩内容也是不可胜数，它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白话文运用纯熟、积极正面思想等方面的优点，不仅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成就也是远远高于许多古典白话小说的，跻身文学名著之列当之无愧。

然而，《水浒传》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文学名著，其成书过程中，先后有不少人士参与编订、修改、完善，最后才定型成书。故此，《水浒传》的成书方式被称为“聚合式累积”。[15]

而这些参与《水浒传》创作的人物，出身、经历、思想、阅历各有不同，自然会体现在《水浒传》的人物形象塑造及故事情节编排方面，以至于各种思想倾向同时存在，甚至难以剥离开来，从而形成了复杂、多意，甚至前后抵牾的现象。

《水浒传》中，“打抱不平”、“尽忠报国”等积极正面思想是毫无疑问地存在的，这些思想在任何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光辉思想。与此同时，《水浒传》也无可避免地受到消极负面思想的影响。游民意识及残忍嗜杀即是典型。即便后来经过文化修养甚高的文人之手修改，诸多不足始终未能消除殆尽。

邮票《徐宁教使钩镰枪》

对于《水浒传》这样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以特定方式成书的文学名著，既需要观照到其“精华”，也需要认识到其“糟粕”。鲁迅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16]

既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书，任何书必然都是“精华”和“糟粕”并存。不需要畏之如蛇蝎，弃之如敝履，也不需要奉之若神明，不容任何质疑。以此而论，将自身作为读书主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17]不以膜拜或憎恶心态看待《水浒传》（推而广之，是对于一切书），似乎才是获得乐趣及真谛的有效途径。

注释：

[1]鲁迅：《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79页。

[2]张清华：《张清华主讲——英雄，美酒与蒙汗药》，“十月文学院”微信公众号，2017年6月28日。

[3]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修订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第273、276页。

[4]本文所引《水浒传》文字，均见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5]周思源：《周思源新解水浒传》，中华书局，2007，第22页。

[6]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修订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第9页。

[7]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修订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第3页。

[8]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修订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第274页。

[9]孙述宇：《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22-23页。

[10]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第810-811页。

[11]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修订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第3页。

[12]孙述宇：《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8页。

[13]另一种意见认为，“金陵十二钗”除了正册、副册、又副册之外，还有三副册、四副册， 共六十人。这种意见的依据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署名“畸笏”的一条评语：“前处引十二钗总未的确，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壬午季春，畸笏。”（曹雪芹著，脂砚斋评：《脂汇本》，岳麓书社，2011，第201 页）。

[14]鲁迅：《上海文艺界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99页

[15]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修订版）》，三联书店，2015，第326页。

[16]鲁迅：《题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00页。

[17]王国维著，施议对译注：《人间词话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35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