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天过海》：明白了道理，可还是没拍好电影

观看过这两部影片的观众很快就能在《瞒天过海》中发现端倪，尽管影片创作者在叙事中施放了“陌生化”的烟雾，比如性别倒置，一反罪案片中女性常见的受害者人设，张钧甯扮演的“蛇蝎美女”成为了施害者；许光汉饰演的儿子被定义为体弱多病，让他与气势汹汹的“黑警”从形象上尽量拉开距离，但在核心模式的限定之下，“黑警”的真实身份可谓不言自明。所以对部分观众而言，这个故事开始不久，就失去了悬念的支撑和吸引。

悬念是悬疑电影成功的关键所在，而被消解的、“看不见”的悬疑，在相当程度上是导致《瞒天过海》口碑下滑的重要原因。

缺少“参与度”的社会议题

作为一种商业类型电影，犯罪悬疑片除开形式上的类型要素，比如反转，更是要符合某一类社会人群的精神需要，情节的设置要考虑到社会的普遍现象，观众的价值观念等因素。

陈思诚被称为“（电影观众）下沉时代最精明的产品经理”，一种屡试不爽的创作策略就是，影片内容中触及的社会议题，会在互联网上引发大量“被引导的”、围绕社会热点所展开的讨论，比如《消失的她》中的女性话语。“电影与充斥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短视频和长文本一起，建构了一个多文本交织的‘参与狂欢’。”他的影片总能带来独特的市场热度。

《瞒天过海》在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设置了悬殊的社会地位，建构出了阶级/阶层之间对抗/差异的社会话题。这个话题一方面相当老旧，难以有什么新鲜的言说，更重要是在一个以制度的方式区隔了权力和资本的政体之内，这种对抗和差异并不具有普遍性，“穷人只能拼命”的书写难以获得广泛意义上的观众参与。

更进一步说，尹正所饰演的议员养子和张钧甯饰演的地产商之妻，他们分别代表着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上的富人。但在影片中富人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个阶层的运转逻辑是无法自洽的。比如警方迫于议员的压力要给张钧甯定罪，这是政治对资本的施压，那么这个处心积虑要实现阶级跃升的女子，当初直接嫁给青梅竹马的尹正岂不是更能实现目的？而作为议员的养子，上大学时女朋友受到委屈，也只能劝她再忍忍。

把这个阶层对抗的话语拆开，在这个看似容易引发共鸣的议题深处，不难发现其中的扭曲、断裂和空洞，或许选择这种最直接和简单粗暴的价值判断，是对“下沉市场”观众的一次“精心”呼应，网络可以让许多人“只相信感觉，只愿意去听、去看想听和想看的东西”。

悲剧还是爽剧？

《瞒天过海》的戏剧核心是两场死亡。一个是尹正和张钧甯偶遇的小学校长，一个是尹正饰演的明浩。

这两场死亡，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说它必然，是因为张钧甯是如此决绝，这个孤儿院长大的底层女性，对任何要把她从豪宅里赶出去，威胁到她今天地位的人都毫不容情。而它的偶然性在于，这个从底层爬到高位的女子当然应该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杀人是其中最坏、处理起来最麻烦的方法。

校长被杀，是因为他撞破了张钧甯和明浩的私情，张是既想嫁入豪门当太太，又不愿放手青梅竹马的贪婪之人。要想突出必然性，就需要告诉观众她和明浩之间的前史，他们的感情好到什么地步，她为了上位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只有讲清楚这些，我们才能看到她从生活高处坠落的可惜、可叹和疼痛。

而要突出偶然性，就要讲张钧甯挥刀向明浩时的情绪状态，她的愤怒、恐惧和不甘。影片中的明浩其实很“渣男”，他只说爱却从来不准备付出爱的代价，他劝她自首并答应会一直等她，这是一个更爱自己的男人。这场死亡让张钧甯彻底黑化，没什么靠得住就靠自己，从此她才在通向理想/毁灭的路上勇往直前。

可惜影片对这两个部分都处理得极为草率，是枝裕和说“犯罪是社会的脓疮”，恰恰只有私仇没有公义，只讲爽感没有痛感，让这部影片的人物和题材都趋于扁平化，失去了可能拥有的深度感。

《看不见的客人》剧照

《看不见的客人》已经有多个国家改编翻拍，但相当经典的形式和简洁凝练的笔触，让改编作品还无一超过原作。应该说，《瞒天过海》在打造商业爽片、讨论社会议题、表达真诚情感的矛盾中试图有所突破，但明白道理和拍好电影之间，显然还有着相当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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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编辑｜筱囡

责任编辑｜李子

图片｜中国电影资料馆、网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