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能否越辩越明(图)

　　辩论是现代社会里最受欢迎的达成共识的途径， “真理越辩越明”这句话，常常被人引用。可我觉得，真理有时越争辩越糊涂，最后还可能变得灰头土脸，不像真理了。

　　几年前，美国一位学者在 《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埃墨里大学的一项科研结论：在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当中，研究小组各锁定了30名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结果一点都不出意料，小布什与克里的辩论总是强化了各自支持者的立场，辩论越是白热化，双方的阵营越是偏爱自己的支持者。后来这位学者又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做类似的实验，发现有鲜明政治立场的人，总是愿意放大支持自己的证据，而忽视不利的因素，因此民主党人更加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更加共和党人，水与火不可能妥协。埃墨里大学的研究小组甚至宣称，通过扫描人的脑部，发现了人 “忠实”于自己偏见的大脑工作原理。

　　这一研究结论似乎让人很是扫兴。它表明，一旦有强烈的爱憎，就会听不进对方的意见，一点也不怀疑地沿着偏见的道路走到黑了，因为你可以不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例证。从中你可以窥见，对立双方的辩论不是在追求真理，而是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私利。

　　不过，进一步的研究还是给出了一点希望。英国哲学家图尔敏提出了一种论证模式：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爱与憎两种情绪，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也不是那么 “坚定”，往往处于游移状态，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结论就可能不同了，双方的辩论在有这个因素独立第三方的参与下有了意义。辩论的必要性在这儿就体现出来，辩论固然无法撬动对方的铁杆支持者，但是却可以说服那些还没有拿定主意的、非铁杆的中立者。

　　不考虑独立的第三方的论辩大都是属于形式逻辑的论证，它以本身的说理结构和分析方式为准，至于谁是说理的具体听众，他们会提出什么质疑并不重要。然而，这些恰恰是图尔敏模式所关心的。例如，有人说，美国的民主党人都是好样的，克林顿是民主党人，因此，克林顿是好样的。从形式逻辑的论证来看，这个说法没什么问题。但是，许多人不能接受这个说法，因为这个论证的大前提 （美国的民主党人都是好样的）本身并不成立。

　　图尔敏论证模式具有两个基本的认知特征。第一，说理中所有的主张、理由等等，对方都可以诘问和质疑，说理方必须为此做好准备，这意味着让对方充分发表辩论意见；第二，决定说理方是否有理的是中立的第三方，不是自己方或反对方及其 “粉丝”。在判案的制度设计中引进独立的第三方法官和陪审员，就是基于这两个认知特征，实践下来它的相对公正和有效比较令人信服。

　　在公共政策的辩论中，避免对立双方越说越僵的机制应当是普遍具有教养的公众所发出的舆论，他们如果能以理性、客观和冷静的第三方身份来进行仲裁，而不是以情绪化的狂热偏袒一方，将有可能使公共政策的决策更加接近所辩论的事务的事理。舆论对论辩双方明晰、细化和修正自己的方案是一种积极的 “压力”，谁在争论中出口伤人或刻意隐瞒，不管他说得多么头头是道，都已经先在公众的眼里成了不值得尊敬和信任的人。

　　可问题是，由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涉及到公众的利益，公众有时不能像法官和陪审员那样担当独立的第三方。比如前些年盖的六七层住宅楼大都没有电梯，住在较高层的老年人迫切希望加装电梯，可住在底层的住户坚决反对，因为加装电梯可能让他们的出入不方便。调价听证会可能也属于这类问题，它本质上是利益相关方的博弈。这类公共决策问题的辩论中， “协商”的成分就显得尤为重要。还有像美国国会这样的辩论体制，它也无法引入独立第三方，避免对立双方越说越僵的机制是发言以后的表决程序。在这里，各方尊重表决结果是这个规则能够被执行的前提。可惜今天金钱更深地介入了辩论的各方，加深了这种辩论体制原有的弊端，美国今天的选举制度被金钱操纵已是有目共睹。

　　新近出现的网络公共空间的 “哄客”，习惯于用暴力的酷语、色语和秽语来武断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他们的作用是 “搅场”，这不仅使论争者失去了必不可少的中立第三方的听众，还会使辩论双方更加偏激，越说越僵，最终变成仇寇。

　　在这个意义上，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让辩论彰显出真理，让我们当一个尽量超脱的中立者，让我们别那么容易成为偏见的奴隶。只有在大多数公民愿意和习惯说理，有说理的要求、能力和习惯的社会里，辩论、说理才会真正成为一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公共政策才可能给民众带来好的服务。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