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与发展

作者

杨建中，中共山东省临沂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徐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本文节选自杨建中、徐锋发表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的《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与发展》一文）

一、中国政治文化的要义及其现实性

184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所面对的问题基本可以浓缩为“古今中外”问题，亦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关系的问题。在这里，更多的是讨论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关系的问题，这也是现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中一贯的核心问题。就所要探讨的主题而言，一方面，由于中华政治文明传统至今仍居主导地位，中国政治现代化在内涵、外延上当然就有其独特性，所以其现当代政治文化转型、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就必须坚定立足于此种民族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现代化特别是政治现代化来得相对晚近，此前人类现代政治文明中来自中国的贡献自然就少一些，而我们也免不了要学习、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的东西。那么，这个现代化也就少不了其世界性的另一面。中国现代化最基本的使命，就是努力在文明上借鉴融会、返本开新，接续老传统、创造新传统，扬弃老传统、引入新文明。此种融通、超越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努力，在现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尤其显要，也注定得要具备深刻的批判性、空前的超越性。

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要义大致可以归结为“政通人和”。政者正也，“正”大约就是要走对的路，“不正”就会招来敲扑相加。这是“政”。至于通，《说文》讲它有起始、根本之意，有一以贯之之意，用于政治上则指实现“大一统”——现代有人讲它就是要“通三统”——血统、道统和法统，这在本质上是不错的。“人”通“民”，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不是指个体的人，而是指整体、群体。“和”是一体多元、天下为公的理想状态，因古代政治“天下为家”方是其底色，所以它通常是由一种高度中央行政集权所控制的“大一统”来诠释的。综上，政通才能人和、人和才可政通，我国古代主流的政治文化、政治生活基本是整体主义的，走的是一条“家—国—天下”“修齐治平”的路线，理论上奉行的是“权力—责任”逻辑，讲求有什么样的责任就要有什么样的权力，有多大权力也得担多大责任。不同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整体主义导向和大共同体本位，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则是文艺复兴以降不断被强化了的原子主义、个体本位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群己界分”的文化。它的起点、轴心显非中国传统的作为家或国的“我们”，而是个体的“我”，特别是“我的财产和权利”。依西方传统理念，财产、权利是真正的人所当必备的东西，舍此则无从界定“我”的本质。这就使得西方话语中的权利总是呈现出排他性，也使政治本身更多地被视作理性的计算、权利的博弈。在交往中，在因交往而成的社会（即“群”）中，权利的实现总要依托带罚则的契约，总要依托作为“契约第三方执行者”的国家及其强制。概言之，西方政治文化遵循了“自我—国家—世界”的政治路线，它在理论、实践上奉行“权利—义务”逻辑，讲求有何种权利就得尽何种义务、有何种义务就得有何种权利。

文化生态决定政治基因、政治逻辑，西方原子主义、中国整体主义，以及国家的对抗性或统合性基本上都是先天禀赋的结果。源头不一，流向也就不同。中国政治文明基因、基本政治逻辑，决定了它自然偏向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则成为西方的主流。在文明型国家，共同体整体及其价值得到强调，国家、政府集中统一的权力和地位备受尊崇。但在古代实践中，特别是随着秦政后家国小共同体影响日趋式微，中央行政集权对人的直接压迫不断强化，此种逻辑也难免要经常面对权力任性和责任空悬的现实。这也就是儒家“公天下”理念何以会被虚置、沦为“家天下”甚至“私天下”专制装潢的直接原因。正因为有此种龃龉、脱节，传统政治文化才有其现代化的必要性。而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大问题，正是确保人民控制权力，确保政治、政权的公共性。至于在趋向民族国家的西方各国，人权和族群（而非社会、共同体整体）更受推崇，权力—权利、权利—权利和权力—权力之间多有较明确的界分，制度对于政治程序的强调、人民对政治过程的控制也较为明显。但这也不是没有矛盾、问题。在实践中，权利—义务逻辑更重权利的保护，为此它导向了分权限政和政治市场竞争，于是造成政府地位和作用的相对弱化，这反倒不能更好地保护权利，而政党斗争、否决政治则又加剧了这一情形。况且，此种逻辑本身也有一个公民政治能力的问题。因为能力强弱不同，公民们名义上与实际上享有的权利之间也还有不小的落差。综上，中、西政治文化在价值趋向上的差异不断演绎、塑造出不同的政治秩序——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各自的内核。这些秩序从文明根性上决定着中国、西方现代政制选择与建构的不同，以及政治管理经验和实践的不同。人们看到，在国家能力、可问责的民主和法治等方面，双方都各有其明显的长处，也各有其亟待去除的短板。

就当代中国而言，我们必须在政治文化层面特别是在秩序—制度互构的关系与过程中有所损益和超越：一方面，要扬弃、超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拥抱新时代、开创新传统；另一方面，要批判、超越西方政治文化特别是其现当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但对其中那些以我们自主的标准来看是合理和有益的东西，则应予以吸收和借鉴。总之，要返本开新，再一次回归到古今中西融会贯通的维度、立场上，在政治文明的创新发展中努力获取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就。

二、协治的中国探索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超越传统的努力

人们一直期待能有这么一种政治形态，它能使国家制度表现为人民的自我规定，体现为人的自由的产物——最大限度弥合统治者、被统治者的距离乃至实现两者的统一。古典民主较早做了尝试，但雅典民主、罗马共和结出了多数暴政、精英劫持的恶果。近现代西方民主更新了理念、改进了统治技术，创制了代议制形式，却还受制于精英（少数）操控与政党官僚共同编织而来的种种羁绊。政治现代化需要建构、运行新的政治管理模式，它要超越传统统治者、被统治者的泾渭分明，超越统治者单向度的权力控制及暴力压制，转向多元政治主体间的接近和融会、妥协与均衡。它的关键就在于要具备政治体系上的合理性、政治伦理上的正当性，在于要有新政治文化的配合与支持。在政治伦理上，它要强调人民主权者地位，尤其尊重和突出共和的精神和价值。在政治体系上，它要强调基于权力优化配置、科学运行和有效监督的强大国家能力，尤其注重和突出政治的制度化、法治化、稳定化、和平化和民主化，以及行政高效化。协商治理——协治（Governance）就是这样一种新时代、新形态的政治。它由新技术条件、新交往方式、新价值理念共同塑造而来，既接续了近现代民主传统而又不乏深入反思、理性重构，既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古典民主而又能克服其缺陷，是有协商而讲理性、有妥协而又有引领的政治管理新形态，能不断促进有效参与、有效管理的有机统一：让权力受到监督、让参与受到尊重、让权利得到保护。

在中国，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发展和深化民主，形成并运行高效、成熟的政治体系，最终臻至良政与善治。早在革命年代，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就已亮明了旗帜，宣示了现代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政治现代化唯一的选择就是走向协治。至于协治的中国模式，就是在人民内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商量政治、“商量政府”。在现当代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和团结的最广泛的政治联盟。在这个联盟内部，盟友间的关系只能是协商而非压制、竞争。此外，又因中国政治一贯的基本逻辑、共同体至上的价值本位，故在政治管理形态的选择上当然也不能是单向度权力控制的模式。中国商量政府、商量政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与共和，根本上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公民共和，当然也就不能接受和照抄、照搬西方传统的民主模式。虽然都是在探索、发展协治，也都在推崇和实践其固有的民主、共和的精神和价值，但中国的联盟政治更多的是在共享权力、共担责任，西方的精英政治是坚持政府的有限责任、分权制衡，以及公众间的权利竞争、政治市场均衡。整体来看，中国协治的探索和模式选择一如既往地注重整体秩序和稳定，西方则自始至终地看重精英自由和创新——不同的历史及政治文化传承决定了当代中、西方不同的协治实践、不同的协治模式。发展现代协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身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同步支撑。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突破创新是现代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动力保证。

综上，一方面，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起点、根基始终在于传统政治文化，它强调国家责任，于我国人民而言是最亲和、最可靠的，但略疏于现代关怀，特别是其厚古薄今的农业文明保守根性制约了创新活力的释放；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着力保护权利，对于合法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令人印象深刻，它是现代西方层出不穷的发明创新的文化源泉，但其文明根性中潜藏至今的丛林法则、极端个人主义的冲动却始终不为中国人所喜。进入21世纪，世界风云突变，人类社会大概率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存在和发展了，各国政治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低/高成本地维持管制、操控了。在这样的历史和文化夹缝中，当代中国人已不再有可以犹疑的时间和机会，必须下定决心、慨然自任，努力探索建构新的政治文化。

展望中国政治文化的未来变化，结合历史积淀与现实要求，专注于实现政治生活的民族性与当代性的有机统一，是最理想的方向。创新进程中可供我们使用的基础性资源，一是中国、西方传统和现代政治文明宝库中的所有瑰宝，这是历史传承而来的东西，有着穿越时空的价值；二是由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交往方式而来的新经验、新创造和新积累，这是未来延展的基础和依据，未来政治文明的基因全部潜藏于其中。当然对此还是要有所区分，并非所有政治传统、流行文化都有益于协治，都能与之相向而行。这就需要有正常、健康的思想市场，能够生产出理性、成熟的反思和批判的思想成果。利用前述政治文化资源的基本方法，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经验融会与建构：在建构的指导下实验、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上反思、建构；在建构中经验，在经验中建构，不断地从中转换理念、更新行为、形成新风新俗、创新优化制度。具体到政治文化的三个具体层面，现实中的创新发展已展现出了自己明确的趋向：在政治理念上，既要继续传承和坚守权力—责任的政治逻辑，以及“人和政通”的文明底色，又得有所扬弃和调适，以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接纳、兼容和统制权利—义务逻辑和“我群权界”的政治文化价值——这些价值中有不少是因现代市场经济而来的，具有人类价值的一般性，是创新发展所急需、必需的东西。在创新能力已直接关乎未来民族存亡的现实条件下，还必须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学会在私人领域、在国家—社会关系领域中好好地保护权利。从文化构建、秩序理念的深层次上来确认这一点，已是顺时应势之举。我们也正在这样做，譬如新近出台的《民法典》就是很好的体现。这又涉及制度文化的层面。可以预期，中国制度文化发展将更加朝向融会和均衡实体与程序、权力与权利的方向，在彻底摒弃古代中央行政集权、大一统后，代之以现代中央集权、一体与多元相辅相成的属于人民的共和一统。最后，在作为理念、制度接合部的政治行为层面，无论国家还是人民都应更多地运用政治理性、政治智慧，努力从政策活动的政治过程、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交叉和结合的角度，在对内对外关系中处理好内敛与开放、一致与分歧、斗争与合作、原则与妥协、理性与情感等诸多对立统一关系，审慎且坚定地面对当下、书写历史，面向世界、拥抱未来，开创雍容自信的新传统，构建和谐和平的新天地。

原标题：《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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