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

王凤仙

摘 要：五四文学革命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在“人的文学”理念之下，五四文学展现出不同于以往文学的新特质：对生命存在的探询、对底层平民个体的关注、性与灵的个人化书写。这些新特质又构成了新的传统，影响与启示着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流变。

关键词：五四文学；生命存在；底层平民；个人化写作

1918年12月，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一开头便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①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期。从此“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口号以及后人认识五四文学的标签。在这个口号或标签之下，五四文学是如何思考“人”、如何关注“人”、如何书写“人”的呢？讨论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五四文学，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五四新文学传统在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影响与流变。本文即围绕以上几个具体问题，对五四文学进行回顾与解读。

鲁迅在《论睁了眼睛看》中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②鲁迅：《论睁了眼睛看》，《鲁迅杂文全集》（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因为国人不敢正视真实，“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他呼吁作家们“取下面具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③鲁迅：《论睁了眼睛看》，《鲁迅杂文全集》（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作为五四文坛“凶猛的闯将”，鲁迅创作伊始即“凶狠”地揭开了中国人生命存在的“瞒和骗”状态。《狂人日记》以隐喻、象征、荒诞、变形的现代主义手法，通过两组对比形象揭示了两种不同的生命存在状态。一组是“病”中“狂人”与“狂人”周围人的对比；一组是“病”中“狂人”与“病愈”“狂人”的对比。“病”中“狂人”实际象征“真人”，真实自由状态的人；“狂人”周围的人与“病愈”的“狂人”，实际象征“瞒和骗”的自欺欺人的人。学界往往强调《狂人日记》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示，鲁迅说：“《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①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杂文全集》（下），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9页。我们看到了鲁迅对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揭露，也不能忽视其阐释中的尼采超人哲学背景，因而再进一步探究其暴露“弊害”的用意，不难发现《狂人日记》的最终指向是“立人”，这里的“人”指独立自由之“真人”。

茅盾在《读〈呐喊〉》中谈到他读《狂人日记》时的感觉：

那时我对于这古怪的《狂人日记》起了怎样的感想呢，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大概当时亦未必发生了如何明确的印象，只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②雁冰（茅盾）：《读〈呐喊〉》，《时事新报》副刊《文学》，1923年第91期。

张定璜在《鲁迅先生》一文中也谈到《狂人日记》的阅读体验：

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双秤记》、《绛纱记》和《焚剑记》里面我们保持着我们最后的旧体的作风，最后的文言小说，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最后的中国人祖先传来的人生观。读了它们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③张定璜：《鲁迅先生》（上），《现代评论》，1925年第1卷第7期。

两位评论家的阅读体验中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光”，他们所感受到的“阳光”、“夏日炎光”实际是一种“存在之光”。“存在之光”的照耀使人进入一个澄明的世界，让茅盾感觉“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让张定璜感到“两个不同的世界”。

对生命存在状态的关注与审视普遍存在于鲁迅的创作中。《示众》勾勒了一群在本能性“看”的动作中活动着的人，他们的存在状态似物体，混沌无觉，是一种不思考、不选择的“事实性”存在。阿Q 们则沉醉在“儿子打老子”、“我比你以前阔多了”的价值假象中，回避真实，拒绝判断，逃遁在“瞒和骗”之中自欺欺人。吕纬甫、魏连殳等知识分子的生命存在则在自由与自欺的撕扯中呈现分裂状态。与《示众》、《阿Q 正传》、《孤独者》等小说相比，《伤逝》对自我存在的追问是更深一层的探寻。当涓生认为自己不再爱子君的时候，他鼓励自己说出“真实”：“我在苦恼中常常想，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不独不是这个，连这人也未尝有！”然而说出“真实”后，他随即又陷入另一种虚空：“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④鲁迅：《伤逝》，《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173页。不说出“真实”，是虚空，说出“真实”后，依然是虚空，什么是涓生得以存在的自由与真实？小说的后半部分“真实”、“虚伪”、“虚空”、“空虚”等词语出现了二十几次之多，实乃是借情爱关系探询自我存在之路。散文集《野草》更是对存在之思的集中书写。《过客》中的过客一直听从“前面的声音”往前走，那“前面的声音”即是内心深处的本真，过客跟随自己内心的声音向前走，走的过程中成就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回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追问；与过客形成对比的是老翁，老翁也听到过内心深处的声音，但他选择了逃避，“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记不清楚了”。⑤鲁迅：《过客》，《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有意无意地无视或忘却，使老翁逃遁在自欺状态中，远离了自己的本真存在。独立于天地之间“铁似的”枣树（《秋夜》），“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在反抗虚无、穿透虚假中“成为自己”。《墓碣文》、《死火》等等，都是对自我生命存在的审视与呈现。

胡适在努力于文学形式改良的同时，也关注“个人”的生命存在状态。小说《一个问题》中的朱子平，为了家中的生计而找工作，为了面子与母亲的意愿而结婚，从工作到结婚，从结婚到生孩子，每一步都是使自己成为别人要他充当的角色，使自己的生活按别人要求的样子定下来。后来这种“为他的存在”终于让他怀疑：“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像我这样养老婆，喂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吗？”①适（胡适）：《一个问题》，《每周评论》，1919年第32期。这种存在之思是周围“得意的人”与“不得意的人”都逃避的问题，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朱子平的追问也被大家认为是“疯子”。傅斯年发表在《新潮》杂志的《一段疯话》中写道：“在现在社会里寻求‘超人'，只有疯子担当得起。疯子的思想，总比我们超过一层，疯子的感情，总比我们来得真挚，疯子的行事，更是可望不可及的。疯子的对于社会有一个透彻的见解，因而对于人生有一个透彻的觉悟，因而行事决绝不受世间习俗的拘束。我们精神健全——其实是精神停顿——的人，只知道社会的形式，不知道社会的内心，只知道人生的形迹，不知道人生的意味，看见精神异常——其实是精神发扬——的人，便以为疯颠。”②傅斯年：《一段疯话》，《新潮》，1919年第1卷第4期。被公众认为的“狂人”与“疯子”，实际是追求成为自己的人。傅斯年认为中国社会“沉闷寂灭到极点了，其原因确是疯子太少了”。呼吁社会能多一些“疯子”，多一些觉悟的人，多一些真实自由的人。

周作人在阐释“人的文学”概念时说：“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著眼乱闯，末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③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期。“睁开眼睛”的五四作家立在“阳光”之下，首先面对的是“我是谁”、自我存在价值何在等终极问题，存在之思普遍存在于五四文学中。叶圣陶的小说《隔膜》选取了“相逢”、“饮宴”、“闲聚”三个日常生活场景，在这些日常交际中，“我”看到自己的客套与雷同：“我若取笑自己，我就是较进步的一张蓄音片，或是一封印刷的书信。”④叶圣陶：《隔膜》，杨君选编：《叶圣陶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6页。“我”一方面看到自己言不由衷的虚伪，一方面又不知道离开这些“言不由衷”如何表达自己，自己所想到的任何话语“必然是字典上所有的几个字，喉咙里所能发的几个音拼缀而成的”⑤叶圣陶：《隔膜》，杨君选编：《叶圣陶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6页。。日常言语把“我”包裹成了傀儡，在这种自欺状态中，“我”与周围世界“疏远”、“隔膜”。《隔膜》是作家对人日常行为的审视与怀疑，对真实自我的找寻。瞿秋白的《心的声音·错误》由三个意识流片段构成，作品一开头写桌子：桌子是怎样的存在呢？“方的”、“斜方块的”、“两条腿”的、“黯沉沉的”、“黄澄澄的”、“亮的”、“黯的”，到底哪个是桌子的真实呢？结果“都错了”。接下来的片段便是写“我”：哪个是真我呢？六年前的“我”？现在的“我”？明天要到三贝子花园的“我”？但是“都错了！”最后一个片段写两个孩子争论，月亮是天生圆，天天圆，天天有呢？还是有时圆，有时缺，有时没有呢？在看似毫无关联的三个片段中，实际上贯穿的是作者的存在之思，是作者对自我的怀疑，对自我真实存在的追问。《赤都心史·生存》则写了一个梦，梦中的猫说起了人话，并对“我”及整个人类进行了一场痛斥：“你可知道，每一国的文字都有‘讹言'一词！ 可是我们‘非人'的字典上却没有这一个字。本来也没有字，更没有字典。哼……”⑥瞿秋白：《赤都心史》，凡尼、郁苇选编：《瞿秋白作品精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373页。人常常骄傲于对知识的占有和文化的创造，而猫却通过“讹言”一词揭穿了被知识文化所遮蔽的生命存在的虚无。猫对“我”嘲笑：“你并没有‘活着'，你不过‘生存着'罢了。”在猫的审视下，“我”虽然“生存着”，但不过一个虚空。“我”被笼罩在人造的亮光下，本真的自己“藏在别人的皮毛里”。“自欺”与“讹言”是这些作品的主题词，人从动物界中超拔而出，而又在与人与社会的共处中，不断丧失着本真与自由。五四作家开始怀疑自我的日常存在状态，找寻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与意义。

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在《北游》中问自己：“我生命的火焰可曾有几次烧焚？／在这几次的烧焚里，／可曾有一次烧遍了全身？／二十年中可有过超越的欢欣？／可经过一次深沉的苦闷？／可曾有一刻把人生把定，／认定了一个方针？／可真正地读过一本书？／可真正地望过一次日月星辰？／欺骗自己：我可曾真正地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①冯至：《冯至诗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1-72页。成仿吾在《我想》中寻找本真：“啊，不尽的潮流！ ／我不堪再同你跑多／我要于你的范围以外，／求我的真存在；／啊，让我作一个Wanderer 里。”②成仿吾：《诗十六首·我想》，《创造季刊》，1922年第1卷第1期。都是诗人对自我存在状态的反省与审视，对生命存在的探询。自欺与自由、生与死、存在与虚无等等“人生究竟”问题，成为五四作家的“天问”。冰心在《“无限之生”的界限》中，直面生命的虚无：“死呵，你是—个破坏者，你是一个大有权威者！”“我想到这里，只觉得失望，灰心，到了极处！ ——这样的人生，有什么趣味？纵然抱着极大的愿力，又有什么用处？又有什么结果？到头也不过是归于虚空，不但我是虚空，万物也是虚空”。③冰心：《“无限之生”的界限》，卢今等编：《冰心散文》（中），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272页。庐隐不停地追问：“人生到底做什么？……牵来牵去，忽想到恋爱的问题上去，——青年男女，好像是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芬芳的气息，足以满足自己，迷恋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那么人生到底做什么？……其实又有什么可做？恋爱不也是一样吗？青春时互相爱恋，爱恋以后怎么样？……不是和演剧般，到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呵！”④庐隐：《海滨故人·庐隐小说精选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汪敬熙的《谁使为之》⑤汪敬熙：《谁使为之》，《新潮》，1919年第1卷第1期。中“我”的朋友临终质疑：“我这一生为什么活着？”“我的精神都白费了”。庐隐的小说中、冰心的诗文中、王统照的《童心》中、冯至的《北游》中……都有对人之存在的追问。

“存在之光”全面刷新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是五四文学之“新”的重要特质。这种新的特质又构成了新的传统，启示与影响着30年代、40年代以至当下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在30年代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离婚》、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曹禺的剧作、卞之琳的诗歌中，在40年代张爱玲的《传奇》、钱钟书的《围城》、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汪曾祺的《复仇》以及冯至、穆旦、九叶诗人的诗歌中，都贯穿着对生命存在的思考与探寻。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建设“国民文学”，1919年1月周作人发表《平民文学》，进一步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认为平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二者的区别在于“它普遍与否，真挚与否”，“世上既然只有一律平等的人类，自然也有一种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所以要以“普遍”、“真挚”的文体记“普遍”、“真挚”的“思想与事实”。⑥仲密（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年第5期。“平民文学”背后是自由平等的精神，其对平民生活的关注目的“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而且，为了强调个体生命的平等，周作人又进一步解释：“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慈善这句话，乃是富贵人对贫贱人所说，正同皇帝的行仁政一样是一种极侮辱人类的话”；平民文学精神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平民文学所说，近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决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平民的文学者，见了一个乞丐，决不是单给他一个铜子，便安心走过。捉住了一个贼，也决不是单给他一元钞票放了，便安心睡下。……他所注意的，不单是这一人缺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的事，乃是对于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的运命”。⑦仲密（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年第5期。周作人的平民文学是基于个体平等理念之上，对同为“人类中间”一个体的平民生活的书写。五四文坛出现了大量书写底层平民的作品，鲁迅的农民题材小说，王鲁彦、王统照、彭家煌、台静农等作家的乡土写实小说，胡适、刘半农、徐玉诺等人的诗歌等，都表现了对底层平民个体的关注。

五四作家关注底层平民个体的灵魂“病苦”。

鲁迅笔下，阿Q 麻木、自欺，闰土、七斤愚昧、顺从，爱姑决心与夫家斗争到底，但在“知书达理”的七大人面前不自觉地顺服，祥林嫂一生命运坎坷，最后在迷茫、凄凉中离开世界。鲁迅呈现了底层农民世代遗传的灵魂麻木之“病”，也呈现了底层农民灵魂无处安放的精神之“苦”。与阿Q、闰土等农民的麻木不同，祥林嫂一直在不断反抗自身的生存处境，她的灵魂之“苦”在于精神支柱的一次次坍塌。丈夫去世后，祥林嫂不满婆婆欺凌，逃到鲁四老爷家做工，虽然辛苦但很快乐；可不久被卫老婆子强行卖给贺老六，反抗过后的祥林嫂在与贺老六安稳的家庭生活与天伦之乐中重新找到归宿；可好景不长，丈夫与孩子相继死去，她带着丧夫失子的痛苦，再次来到鲁家做工；与上次在鲁家的境遇不同，鲁四老爷开始把她看作不详之物，她把自己挣得的所有工钱换成银元捐了门槛，希望在周围群体的认同中重新找到归宿，可鲁四老爷并不认可她，失魂落魄的祥林嫂终于被鲁家赶出了家门；流浪于街头的祥林嫂仍然在思寻，向“见识得多”的“我”追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我们多从外部找寻祥林嫂悲剧的原因，认为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条绳索把她推向绝路，却很少注意到她灵魂深处对精神归宿的找寻，实际上祥林嫂不乏反抗与斗争精神，而真正使她垮掉的是灵魂的无所归依。鲁迅看到底层平民中灵魂麻木的状态，同时也看到底层平民中作为“一个单体”的灵魂深处的苦痛。

在鲁迅影响下，一批年轻的作家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许钦文、蹇先艾、许杰等把目光投向乡土，走进了底层平民的精神世界。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菊英的母亲耗费多年的精力与积蓄，只为死去十年的女儿办一场体面的婚礼，铺张、热闹的“冥婚”场面反衬出菊英母亲生存的荒诞与生命价值的虚无；《阿长贼骨头》中的痞子阿长自作聪明、自欺欺人，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蹇先艾《水葬》中的骆毛因为偷了东西被乡人押去执行“水葬”，一路上看热闹的队伍浩浩荡荡，“骆毛的后面还络绎地拖着一大群男女，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五花八门的服装，高高低低的身材，老少不同的年纪”①蹇先艾：《水葬》，《蹇先艾短篇小说选》，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却都是一样地麻木，被葬人骆毛也无动于衷，“理所当然”地被拥着走向河边服刑，平静地叙述中乡人灵魂的麻木与生命意识的淡漠展现得淋漓尽致。彭家煌的《怂恿》、《活鬼》，台静农的《烛焰》、《蚯蚓们》，许钦文的《疯妇》、《鼻涕阿二》，许杰的《惨雾》等小说都展示了宗法文化禁锢下乡人灵魂的麻木与非人的存在状态。

五四作家关注底层平民个体的生存困苦。

早在1918年，胡适等人就开始关注城市底层贫民的艰辛生活。胡适诗歌《人力车夫》写少年车夫的穷困：“车子！ 车子！ 车来如飞。／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问车夫：‘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能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中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②胡适：《人力车夫》，《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1期。沈尹默的同名诗歌通过坐车人与车夫的冷热对比，呈现了车夫生活的辛苦：“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③沈尹默：《人力车夫》，《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1期。郁达夫的小说《薄奠》叙述了一个洋车夫的悲惨命运。洋车夫靠拉车勉强养家糊口，为了买辆旧车以省掉车行的租钱，从早晨到半夜拼命拉车接活，后来却出了事故被大水淹死，妻子含泪求“我”买了一辆纸糊的车烧给他。作家切己体察，写出了“普遍”、“真挚”的“思想与事实”。

后起的年轻作家将眼光聚焦到自己所熟悉的乡镇农村，真实地再现了农村底层平民的凄惨生活。王统照《湖畔儿语》通过流浪在湖畔的孩子小顺之口呈现了一个底层贫民家庭生活的无奈与辛酸。小顺父亲由一个铁匠沦为“伺候偷吸鸦片的小伙役”，继母“因为支持全家的生活，而受最大且长久的侮辱”，“作着最苦不过的出卖肉体的事”，小顺每晚只能饿着肚子游荡在苇塘边。许钦文《石宕》中的石匠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冒着随时被砸死、累死的生命危险超负荷劳作，文中的九个石匠有的过劳咳血病亡，有的被砸死或活埋在石窟之中，他们的惨死令家人痛不欲生，而更可悲的是父亲死了儿子继续，哥哥死了弟弟接替，他们世世代代处在这种“死路”一条的悲惨境遇中。王思玷《偏枯》中的刘四得了偏枯病之后再不能养家糊口，大儿子被卖给庙里当和尚，小儿子不得不送人，妻子带着二儿子去给地主当奶妈，小说“用了很细腻的手法描写一对贫农夫妇在卖儿卖女那一瞬间的悲痛的心理”①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1页。。五四诗歌也有很多对农民生活的书写，如徐玉诺《农村的歌》：“粮食谁甘便卖？＼家中没有一粒米，＼锅中水沸着！ ＼寒风刺刺的逼人，＼冬天的霜＼已经弥布在晨间了。＼单衣不主贵，＼不褴也透风！”②徐玉诺：《农村的歌》，秦方奇编：《徐玉诺诗文辑存》（上），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7页。等等，展现了为最基本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底层贫民的艰辛。

五四作家们还关注到当时的农民工群体。王任叔《疲惫者》中的运秧，年少外出佣工，在外遭尽欺侮，依然穷苦，中年后又衣着褴楼地回到本乡。因年老力衰很少有机会被雇用，他只好住祠堂，常常是喝清水吃青草叶充饥。李渺世《买死的》中的全贵，长年在外奔波劳碌，虽然打工积攒了点钱，但返乡路上不幸惨死在列车之下，身上的钱也被车站的人抢走，贫病交加的妻儿翘首期盼终归成空。潘漠华《乡心》中的木匠阿贵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外出打工，可是打工的日子仍然十分艰难。《晚上》中的高令本是个穷苦的青年佃农，他租的田被地主收回后，被迫去当了轿夫。一个风雪天抬轿时他一脚踏空，跌伤了坐轿人的脚，遭受了一顿打骂后，再也没人叫他抬轿了。他对生活彻底绝望，从此开始酗酒放浪，在酒精的麻醉中“无理胡涂的度日”。离开家乡外出谋生的农民工们，依然在生存线上艰苦地挣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穷苦命运。学徒少年群体的悲惨生活也得到五四作家们的关注。利民《三天劳工底自述》中的少年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当学徒，可是沉闷压抑、没有尊严的学徒生活让他无法忍受。何道生的《学徒》、许志行的《师弟》都书写了学徒少年屈辱的、毫无人身自由的悲惨处境。刘半农也有诗歌《学徒苦》：“食则残羹不饱；夏则无衣，冬衣败絮！ ／腊月主人食糕，学徒操持臼杵！ ／夏日主人剖瓜盛凉，学徒灶下烧煮！ ／学徒虽无过，‘塌头'下如雨。／学徒病，叱曰‘孺子贪惰，敢诳语！'”③刘半农：《学徒苦》，《扬鞭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形象地描绘了贫困学徒的生活图景。

五四作家们走进了车夫、匠工、农民、农民工、学徒工等平民个体的日常生活中，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真实地再现了底层平民的生存景象，“给我们看一看真切的活的人生图画”，他们“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在书写中以切己体验表达了自己的真情实感。④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5页。

五四作家不仅关注底层平民的灵魂“病苦”与生存的困苦，也细心体察他们的存在体验。鲁迅《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失去唯一的儿子之后，坠入到极大的虚空里：“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他，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他，叫他喘气不得。”⑤鲁迅：《明天》，《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回想有儿子陪伴的纺纱光景：“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⑥鲁迅：《明天》，《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而现在儿子死了，她觉得自己的屋子“太静，太大，太空”，“苦苦的呼吸通过了静和大和空虚，自己听得明白”。⑦鲁迅：《明天》，《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中，穷苦一生的老魏死了，乡邻们为他送葬。刚二是专门为人扛棺材的行家，“我看惯了棺材里装死人，一具一具抬进，一具一具的抬出，算不了一回事。就是吃这碗饭，也同泥瓦匠天天搬运砖料一样”⑧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艾津编：《王统照代表作》，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可是邻居老魏不声不响地死，让他“心里似乎有点事了”⑨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艾津编：《王统照代表作》，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送葬归来的路上，大家轻松多了，然而“脚步却越发迟缓起来”，“总觉得回时的一行列，不是来时的一行列了，心中都有点茫然，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能说什么话”。⑩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艾津编：《王统照代表作》，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老魏劳碌的生与寂寞的死，让他们各自想到自己的生与死，忽然感觉到了人生的茫然。徐玉诺《祖父的故事》中，面对生存困境，好强的祖母把不满发泄到失去劳动能力的祖父身上，在祖母歇斯底里地发泄中，人生于世的悲凉与寂寞倾泻开来：“一会儿，明月像清水一般从东南天角上照过来，在一团一团的黑影里将祖母的额上映出一道白光，看见清泪晶莹莹的从她眼中流出来。凉丝丝的秋风从林梢上带着几片落叶吹过来，吹得人心神颤栗，引起一种衰老与寂寞的感想和恐怖。”①徐玉诺：《祖父的故事》，秦方奇编：《徐玉诺诗文辑存》（下），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8-419页。《乡心》中的阿贵带着妻子来杭州城里打工，但是打工生活却萧条而落寞，“出乡来，也总如此住住，究竟有什么好呢？”②潘漠华：《乡心》，《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9页。他们漂泊在城市里，无奈而孤独。五四作家体恤底层平民个体的生命情感，在作品中呈现了底层平民个体作为“一个单体”置于世界中的存在体验与感受。

正如有论者所言：“只有到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学才与平民的生活、平民的思想、平民的精神、平民的人生发生了普遍关联，不再只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更多记载了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走向平民，成了五四文学异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③岳凯华：《不可忽视走向平民的五四文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9日。五四作家对底层平民的关注，直接影响了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大众文学，一直到当下的底层写作，都承传着五四平民文学精神。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阐释：

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④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期。

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

在这里周作人细致地分析了人性的灵肉二重性，认为“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与“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都应该“改正”。五四文学中性与灵的个人化书写，即是“人的文学”理念下的创作实践。

五四作家对性与灵的个人化书写，首先表现为身体欲望的表达与隐秘心灵的展露。

郁达夫的《沉沦》首开了五四小说身体书写的先河。郁达夫在出版“自序”中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面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⑤郁达夫：《〈沉沦〉自序》，文明国编：《郁达夫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小说刚问世时，因其“惊人的取材、大胆的描写”曾引来一片讥讽嘲骂，周作人发表《沉沦》一文，为其作了有力的辩护。周作人说：“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迫压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肉劣；……我们赏鉴这部小说的艺术地写出这个冲突，并不要它指点出那一面的胜利与其寓意。它的价值在于非意识地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化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并强调：“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⑥周作人：《沉沦》，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郭沫若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⑦郭沫若：《论郁达夫》，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沉沦》因其真诚与坦率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上海泰东书局将此书连续印了十余版，成为五四时期的一部畅销书。

《沉沦》是作者自身体验与感受的个人化表达，大胆地呈现了青年内心的生命欲求和隐秘心灵的苦闷，挑战了“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从侧面肯定了人的“生活本能”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郭沫若的小说也通过身体书写表达了生命诉求。《残春》写主人公青春期的生理冲动，《叶罗提之墓》、《喀尔美萝姑娘》写生命冲动与道德的冲突，都表达了主人公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

五四女作家们也开启了女性身体的欲望书写。凌淑华的《酒后》写了一个已婚少妇对另外一男子产生的欲望。女主人公倾慕爱怜丈夫的一个好朋友，有天晚上三人喝酒归来，看到醉卧在沙发上这位男子的神态，忽然产生了想去亲吻他的冲动：“此时子仪正睡的沉酣，两颊红的象浸了胭脂一般，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的微微闭着；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鬓角分列；他的嘴，平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的，此时正弯弯的轻轻的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这样子实在平常采苕没看见过。他的容仪平时都是非常恭谨斯文，永没有过象酒后这样温润优美。采苕怔怔的望了一回，脸上忽然热起来……”①凌叔华：《酒后》，《花之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以往文学书写中，都是男性打量女性的身体，到了五四女作家笔下，女性也开始大胆地欣赏男性的身体。《酒后》对女主人公内心隐秘渴望的书写大胆而直白，从正面书写了“生活本能”的美与善。

冯沅君的《隔绝》、《旅行》、《隔绝之后》、《慈母》等小说，也大胆地展露了两性情爱心理与两性情欲细节。女主人公以自我独白的形式言说自己的私密情欲，如：“你开始敢于握我的手，待走到了畅观楼旁绿树丛里，你左手抱着我的右肩，右手拉着我的左手，在那里踱来踱去，几次试着要接吻我，终归不敢。现在老实告诉你吧，士轸！ 那时我的心神也已经不能自持了，同维特的脚和绿蒂的脚接触时所感受的一样。”②冯沅君：《隔绝》，袁世硕、严蓉仙编：《冯沅君创作译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又如：“当他把两条被子铺成两条被窝，催我休息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那样害怕，那样含羞，那样伤心，低着头在床沿上足足坐了一刻多钟。他代我解衣服上的扣子，解到只剩最里面的一层了，他低低的叫我的名字，说：‘这一层，我可不能解了。'……”③冯沅君：《旅行》，袁世硕、严蓉仙编：《冯沅君创作译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虽然女主人公对自己的身体欲望不无理性控制，在性话语的表达上也有意无意地作隐蔽化处理，总体呈现重“灵”轻“性”的情爱心理，但女性身体欲望毕竟“浮出历史地表”。在冯沅君的作品中，女性微妙的性爱心理得到正面、健康地表现，冯沅君对女性隐秘性心理的书写，“以崭新的趣味，兴奋了一时代的年青人”。沈从文在《论中国创作小说》这样评价淦女士（冯沅君）：“淦女士作品，在精神的雄强泼辣上，给了读者极大惊讶与欢喜。年青人在冰心方面，正因为除了母性的温柔，得不到什么东西，淦女士作品，却暴露了自己生活最眩目的一面。这是一个传奇，一个异闻，是的，毫无可疑的，这是当时的年青人所要的作品，一个异闻，淦女士作品是在这意义下被社会认识而加以欢迎的。文字不如冰心的华美，缺少冰心的亲切，但她说到的是真正自己。她具有展览自己的勇敢……”④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1-372页。可见私人化写作在当时所引起的广泛关注。冯沅君因其“暴露了自己”、“说到的是真正自己”、“展览自己”被认为是“异闻”而得到年轻人的欢迎。台湾文学史家陈敬之也认为：“她的小说所以受到青年读者的重视，是因为她有着比同时代的女作家更大的胆量。敢于挣脱一切旧礼教的束缚，也敢于揭开一切虚伪的面目，赤裸裸的把女性的心理和隐秘，于小说中为之和盘托出。”⑤陈敬之：《现代文学早期的女作家》，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8页。

郁达夫、郭沫若、凌淑华、冯沅君等五四作家们带着创作主体自身的生命体验与感受，大胆地言说了个体生命深处的私秘心理与欲望，呈现出一种个人性、内在性的特征，这种对自我生命内在状态的叙写，也构成了五四文学不同于以往文学的一个新的特质，并对以后的文学书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苏青的《结婚十年》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私人化书写等，都是五四文学个人化写作流脉在不同时期的呈现与嬗变。

其次，周作人等作家对性灵的表达，是五四文学性与灵之个人化书写的另一种表现，是对“人性向上”一面的展露，是“形上”的个人化写作。

“性灵”，即是自我的真性情。从《美文》提出的“真实简明”，到《自己的园地》的“以个人为主人”，再到《语丝》的“大胆与诚意”，再到《雨天的书》的“冲淡自然”，周作人开始通过倡导自我真性情的表现与对自我真性情的书写，呈现真实的自我，“实现人的生活”。他在《自己的园地》“序言”中说：“我们太要求不朽，想于社会有益，就太抹杀了自己；其实不朽决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①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序》，《周作人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0页。他反对功利性的文艺观对自我的遮蔽，主张纯粹的自我表现，并反复强调：“我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并无别的目的。”②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序》，《周作人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0页。散文《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乌篷船》、《苦雨》、《若子的病》、《初恋》、《唁辞》、《谈酒》等，皆取材于个人生活琐事，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叙写自己的体验与性情。《故乡的野菜》写由妻子买菜回来说起荠菜，想起浙东故乡的野菜来，于是开始叙写故乡的荠菜、黄花麦果、紫云英几种野菜以及妇人小儿采食的情景，恬静的回忆中浸润着作者淡而悠远的思乡之情。《北京的茶食》写在北京寻买茶食的心情，以及由此而来的感受：“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③周作人：《北京的茶食》，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乌篷船》中津津有味地叙写坐船的乐趣：“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④周作人：《乌篷船》，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52页。文章为书信的形式，写信者与收信者实为同一个人，是作者自己与自己的对白。《若子的病》写女儿生病的情景与心情；《初恋》写自己十四岁时对一个女孩子的朦胧情感；《唁辞》写孩子的老师齐女士病故以及由此而来的唏嘘之感。《娱园》、《喝茶》、《谈酒》、《上下身》、《苦雨》等等，都是作家琐琐碎碎地展开自己在家常生活中的生命体验。作者在《苦雨》中道：“倘若有人说这所记的只是个人的事情，于人生无益，我也承认，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私事，此外别无意思。”⑤周作人：《苦雨》，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在平常事物、平常生活中书写性灵，品味生命，其个人化的性灵表达正是“人”之自觉的表现。俞平伯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西湖的六月十八夜》、《钱塘江大夜潮》等，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等，冰心、朱自清、郁达夫、废名、钟敬文、许地山等作家的性情之作，都是作家自我性灵的个人化表达。

五四作家直抒性灵的书写，是“其内面生活”的展现，是其“高上和平的境地”中的生命体验，直接影响了30年代林语堂、沈从文、萧亁、师陀、何其芳、李广田、丰子恺等人，以及40年代汪曾祺、梁实秋、张爱玲等人的性灵写作，一直到当下，这种个人化性灵书写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文学流脉。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指出，倡导“人的文学”的最终目标是“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即“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⑥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期。五四文学对生命存在的探询、对底层平民个体的关注以及性与灵的个人化书写，即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开辟的“一片崭新的文场”⑦鲁迅：《论睁了眼睛看》，《鲁迅杂文全集》（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五四作家对存在的思索、对底层平民的关注与个人化的书写，又构成新的传统，影响与启示着五四以来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流变。“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依然是当下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

中图分类号：I2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7）04-0124-09

收稿日期：2017-05-19

作者简介：王凤仙，女，山东阳谷人，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山东济南 250022）

（责任编辑：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