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胜利

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中，婆媳关系或许是最能体现家庭成员之间微妙关系的一个层面。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巴金在《寒夜》中便塑造了一个夹在母亲与妻子矛盾之间郁郁而终的汪文宣形象。汪母与曾树生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汪文宣的毁灭。《寒夜》里，婆婆与媳妇两军之间水火不容，作为儿子兼丈夫的汪文宣这一视角，在小说中记录了家庭内部生活中的全部过程，他的挣扎、痛苦，某种意义上讲便是婆媳矛盾的具象化。这一主题在中国文学历史中始终保持着活力，无论是古代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还是小说《寒夜》，乃至当今影视圈的家庭伦理剧。婆媳矛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它持久不衰的活力在于：在一个家庭单位中，两个女人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缩影，而这个缩影能引起所有中式家庭的强烈共鸣。

滕肖澜的中篇小说《美丽的日子》（《人民文学》2010年第5期）对这一主题做出了独特诠释，在这部小说里，婆媳之间不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以一种微妙递进的关系，从对抗到共识并最终达到了某种“和谐”。小说讲述了一个生活里非常平凡的故事。在一个普通甚至有些拮据的上海老式家庭里，寡母卫老太为了给身体残疾的儿子卫兴国娶媳妇，通过媒人牵头以雇保姆的名义把江西女人姚虹接回家。在卫家的日常生活中，卫老太和姚虹的心理都产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双方都在暗自观察彼此的活动，不断打探着对方的心理。经过一系列曲折的日常事件后两个女人终于达成了高度的默契，完成了新家庭的组成，即卫兴国与姚虹的结合。当丧夫的姚虹以保姆身份来到卫家时，三方——卫老太、卫兴国、姚虹本人都心知肚明一场拉锯战即将展开。姚虹毕竟不是新媳妇，卫兴国也不是小伙子，这场“战争”的原因非常直接，却又以十分隐晦的方式角力。母性是笼罩在这场拉锯战上空的巨大苍穹，卫老太领姚虹检查身体、控制卫兴国的生活费、培养姚虹的穿衣打扮，无一不是为了保证儿子在娶妻这件人生大事上一劳永逸。而姚虹也小心翼翼地在卫家生存着，她明白卫母每一个举动的用意，或许是曾为人妻的经验让她一次又一次地通过了卫母的考验。而假怀孕事件终于导致了双方的决裂。促成这一剧变的原因，无非还是卫母把考察时间拖得过长，使迫切想要加入卫家的姚虹不得已采取了一步险招。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在卫母拖时间是为了儿子，在姚虹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尽快完成新家庭的重组，小说的最终解释了姚虹如此心切的原因——她的女儿满月，还是为了孩子。

婆媳关系这一主题常见于各种文学作品中。在《美丽的日子》里，除假怀孕事件以外，（准）婆婆与（准）媳妇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卫母和姚虹作为过来人皆明白彼此的难处和目的，在卫家的生活里，姚虹虽然总会引起卫母的嫉妒和猜忌，但卫母总会以各种方式自我消化不满，那些消化不掉的则会被姚虹巧妙地化解。女人在由母亲角色转变为婆婆的时候，其内心变化是微妙的。一方面要为儿子谋求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会因为儿媳分掉了儿子对自己的爱而不满。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母亲在为儿子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最终的利益并没有真正转嫁到自己身上，有时候甚至在获得最大利益后母亲反而成为这一利益的受害者。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体系中，母亲总是对儿子享受着绝对的占有。这或许是导致各种婆媳矛盾的主要原因，与西方社会家庭结构不同，传统的中式家庭里，新家庭的组成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上一代的旧家庭，在一定层面上新家庭的组成只是旧家庭形式上的扩大化。在这个扩大化的家庭结构中，儿子和儿媳仍然要服从于父母（公婆）。

传统的文艺作品里特别是影视作品中，这类主题的通常结构是：一个不通情理的婆婆和一个做老好人的公公共同承担家庭里大家长的角色，儿媳通常处于被婆婆欺压的地位，而儿子则是小心翼翼调和婆媳之间矛盾的智者。《美丽的日子》里，丧夫是卫母和姚虹情感上可以相互连通的契机，小说中唯一的男性角色退居到弱势的地位，整个故事都在描述女人之间的博弈。卫母与姚虹之间的矛盾并不以争吵和脸色演绎，两军对垒的模式在这里转化成斗智斗勇，整场博弈完全围绕着某种利益关系，即姚虹与卫兴国是否能完美结合。只要能满足这一利益，其余问题皆不是问题。与常规的新人家庭模式不同的是：卫兴国是四十出头的老光棍，姚虹是结过婚的女人。前者的婆媳矛盾往往产生于新家庭组建后的日常生活中，婆媳之间从陌生到了解再到敌对；而后者这样的模式，矛盾通常会产生在新家庭组建之前——一旦双方有一者不达标，就不会有进一步的婚姻生活。儿媳的身份在这种模式中是以流动性的位置存在的，直到婆媳之间互相满意才会有进一步的婚姻诞生。所以卫家的日常生活里，考察其实是一个双方互相估量可获取利益多少的过程，卫母和姚虹同时越过卫兴国进行心理上的对视，生活细节并不会成为引发矛盾的焦点。

通常意义上讲，女性几乎都会完成女儿—妻子—母亲—婆婆这一身份的转变，尤其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中，这一转变已经形成了轮回。同时，妻子、母亲、婆婆三个身份经常是由同一个女性兼任的。如果从理性角度来看，一个经历过这种轮回的女性，尤其是在上一代家庭中遭受过婆婆压迫的女性，应该会极力避免和自己儿媳的矛盾并体谅小辈的难处。但是为何婆媳矛盾会经常保持它的延续性呢？答案依然要回到之前说到的——为了儿子。母性的力量会推进卫母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儿子的幸福为前提条件，而一味追求孩子的利益最大化，终究会导致对整个家庭没有血缘的外来者的仇视。假怀孕事件催生了卫母和姚虹的另一种博弈，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就是静坐这一段。姚虹深知卫老太的心思，所以她并没有像卫老太当年长跪在工厂门前那样消耗自己的身体，静坐只是一种斗争形式，她只要能在需要被卫母看见的时候静坐即可，其余时间她做什么都可以，她甚至利用业余时间成功地真怀孕而为自己增添了胜算。而静坐也成功地勾起了卫老太尘封多年的秘密，她当年为了丧父的卫兴国不得不牺牲了肉体的贞洁。这一幕出奇的相似。然而不同的是，姚虹朝着修成正果的路途更进一步，卫母却要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卫母深知女人为何物，姚虹也知道女人为何物。明面上卫母的驱逐是上海人做事讲规矩，实则是从道理上理解姚虹的做法却无法接受道义上的损失。所以姚虹随后的“倒贴”是一种以进为退，她已经赢了。婆媳关系的角逐中终究会有一方获得标志性的胜利而掌握家庭的主动权，天平上的指针已经开始向她倾斜。这部小说中关于孩子这一意象，在婆媳之间是有明有暗的，明线是卫老太为卫兴国所做的一切，暗线是小说结尾满月的存在。姚虹所做的一切，最终还是要指向孩子这一意象，因为年幼的满月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家才能生存，一切的一切都是她最开始计划好的，只要完成了第一步，剩下的都是时间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生育是隐藏在所谓婆媳矛盾背后更为宏大的主题。姚虹的真怀孕不仅促成了她与卫兴国的真正结合，也使得整个家庭终于“一致对外”去谋取其他利益，更使她与卫老太达成了高度的和谐。延续卫家的血脉才是卫老太在母亲、婆婆这一双重身份中最重要也是最后一个使命，一旦确认了这一使命的完成，她便可以将权力让位给新人了，同时也终于对得起卫兴国死去的父亲。所以这场博弈中，卫老太也是胜利者，她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家各取所需。

小说中另一个女性角色是姚虹的上饶老乡杜琴，这一角色不仅承担了假怀孕事件的始作俑者。她同样服务于生育这一宏大主题。“她男人坚持说：‘想想月牙儿——’这话触动了杜琴。月牙儿还小，才七岁，少了一个肾的妈妈，怎么能照顾好女儿呢？”母性又一次发挥了它伟大的作用，杜琴终究没有卖肾，即便是官司上生死未卜，生活里她完成了自己的坚守。杜琴在小说中也是胜利者，她不仅是姚虹胜利的推手，也是在丈夫受伤后挺身而出的保卫者，在卖肾事件里，她战胜生活并尽到了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双重责任。我们可以看到，小说里男性角色几乎都是服务于女性主体，但和女权主义作品不同，弱化男性的目的并不是有意强化女性的主体意识。因为中国传统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传统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封建旧俗的残留，即便是经过启蒙思想的洗礼，在为人妻为人母的层面，中国文化的内核依然保持着它特有的活力。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无论是卫老太年轻时与厂长的肉体交易，还是姚虹的有意欺瞒自己有孩子的事实，前者在与厂长女人的友谊和儿子的未来之间选择了背叛；后者在自己的忍辱负重和满月的成长之间选择了欺骗。当女人与生育捆绑在一起时，完成作为母亲的责任几乎就等同于取得作为女人的最高胜利。这个时候，女性一生中挥之不去的生育任务在小说里不再成为沉重的负担，它以生活中女人本来的面目进行演绎。把女性权力和义务放在中国传统人情世故的层面来考察，是这部小说最出色的部分。

三个女人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了胜利，突显了女人的伟大之处，她们隐忍，她们刚毅。而这些行为自身又遵从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结构的内在逻辑。为了生活，姚虹们会根据不同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其终极目的还是作为女人去和生活抗争，倘若换一种情境不过只是形式的不同罢了。

（刘天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