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冠肺炎疫情浅谈生物安全

2、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疫情暴发阶段也正是我国农历春节，工厂停工停产，人民群众大量流动，走亲访友。但是面对疫情的需要，不仅整个社会的生产系统迅速动员生产紧缺医疗物资，而且全国人民也能够积极响应从武汉开始的众多城市的“封城”政策，同时全社会行动起来，大量医务人员、医疗物资、生活物资等迅速支援疫情最重的地区。并且在医疗技术更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病人排队等待救治甚至医务人员集体罢工的时候，我国以不可思议的“中国速度”迅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以多种途径保障患者的生命得到及时救治。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这些都是我们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3、人民群众的决定性力量。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从抗洪到汶川抗震再到抗击“非典”，我们取得的每一次胜利都离不开咱们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也不例外，疫情再一次凝聚起中国人民风雨同舟、血肉相连、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一声令下全社会凝心聚力共同战斗，全国31个省区市迅速启动一级响应，14亿人民积极响应号召、令行禁止，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支医疗队、无数医护人员星夜驰援武汉。全民动员，无数仁人志士捐钱捐物，支援“前线”。疫情得到控制后，全国人民仍然坚持响应号召，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与西方倡导“民主”的国民拒绝戴口罩拒绝居家隔离而造成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形成鲜明对比。今年春节期间“原地过年”的号召下，地方政府发福利给政策，企业“绞尽脑汁”留人，异乡人们“有家不回”……而在“自由民主”的美国，圣诞节前因疫情住院人数就已经是春季的两倍之多了。我们再一次用鲜活的事实证明了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对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近年来传染病疫情层出不穷。仅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出现数十种新发传染病，2003年至今，我国经历过多种传染病疫情暴发，如2003年的SARS、2009年甲型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除此之外，随着全球化的交流与旅游业的发展，我国面临的输入性病例的风险也逐步加大，如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流行的登革热、中东呼吸综合征、寨卡病毒、黄热病等均出现过输入至我国的现象，给我国带来了较大的疫情防控压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针对其病毒的溯源，国内外学者均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目前尚未明确其中间宿主和原始来源。

从古代的瘟疫到现代的“SARS”再到新冠肺炎疫情，哪怕是最简单的流感病毒，也在每年不断变异产生新的病毒异种，疫苗更新的速度根本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这些新发传染病都对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严重影响社会发展和人民正常的生活，最可怕的是，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可避免的造成诸如全球变暖等众多环境问题，将会带来更多更难以应对的新发致病微生物的出现。

2、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生物战威胁近在咫尺。美国国会评估办公室等相关机构，曾度量比对过生物武器与常规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的杀伤效费比，结论是生物武器具有绝对优势。纵观世界近代史，曾经出现过多起生物恐怖袭击事件，比较著名的有1984年美国俄勒冈州罗杰尼希教为组织选民投票，投放的鼠伤寒沙门菌事件，造成751人食物中毒；“9.11”恐怖袭击后的白宫炭疽邮件事件，2020年发生的加拿大夫妇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寄出的含有蓖麻毒素邮件事件等等。生物武器的绝对优势不仅仅体现在毁伤力上面，更多的是对受害者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压力，造成强烈的社会恐慌和社会动乱；同时，生物武器可以做到常规武器无法做到的事情，一旦研发成功，就可以利用最低廉的成本产生最难以预估的效果。

随着时代发展，生物战剂逐步向打击精准化、过程隐蔽化、事件早期化及杀伤巨大化等方向转变，防控难度也变得越来越大。生物恐怖袭击在全球范围的出现也给我们敲醒了警钟。我国近年来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再次成为让全世界不容小觑的东方大国，因此更加难以避免被国际的好战分子甚至是恐怖分子当作攻击目标，我们的武器装备日益精进，对我们发动传统战争无疑是得不偿失的，生物战将成为敌对分子攻击我国的重要手段，生物战威胁近在咫尺，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3、生物安全事故风险持续存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基因食品的生物安全性问题日益凸显；生物安全实验室等病原体的泄露事件频繁发生，引起公众恐慌和社会混乱；出于科研、疾病预防或其他一些目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在不同国家广泛存在，病毒泄露事件在历史上层出不穷，我国一些医疗、科研机构也存在着生物安全事件风险。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这是我国首次将生物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生物安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心的湖北武汉，虽然现在我们圆满的完成了此次抗击疫情的阻击战，但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也出现了我国在应对生物安全威胁时的一些问题。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治能力不足。我们的医疗系统对于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生物安全事件的准备不足，表现在硬件条件投入少，缺少P3实验室，没有病毒检测能力；感染病房数量少，没办法一次性接收太多病人。专业救治力量急缺，感染专业的医生护士人员少，应对力量不足。相应方案预案不实用，主观臆想的多，实际能用的少等等，急需在生物安全领域加大投入力度。

2、战略物资品类储备不足。部分医院，一些医用防护服、口罩等有部分储备，但在应对大批量传染病患者时依然困难重重。疫情早期，武汉市各大医院防护物资高级，正值春节假期和武汉封城期间，平常正常的采购途径完全阻断，这充分暴露了对于类似事件的战略物资储备不足的现象。

3、军地指挥流程不顺畅。军队卫生系统肩负着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重任，作为生物安全的重要维护力量，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尤其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疫情前期，地方卫生健康委员会根据防控形势下达支援地方医院任务，由于指挥和隶属关系，部队难以在第一时间出发实施支援。

同时，比如法规体系不够健全，预警机制不够完善，专业人才队伍相对紧缺，民众生物安全知识普及程度不够等问题也应得到重视。

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这次给我国及世界都造成生物安全影响的生物安全事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1、要构建生物安全人才队伍，强化应急突发事件演练。注重多专业素质培养，重点加强应急管理体系队伍建设，培养一批满足应急保障需求的全能人才，实行多岗位能力锻炼，开展多技能临床培训，组织全员防控救治技能培训，提升突发情况下岗位转换效率。不断修订完善各类应急事件处置预案，将突发生物安全事件处置纳入各级政府常态训练工作，定期组织强化演练。

2、要加大生物安全应对能力，加强战略设施物资储备。应探索建立重大突发事件的紧急使用授权机制以及全国应急物资救援反应系统，紧急条件下能够做到优先确保紧要、关键物资配备到位。

3、要完善生物安全防御能力，健全联防联控机制。此次疫情，全国各地医务人员、志愿者逆行出征赴武汉抗击疫情，与武汉医疗机构并肩作战，捍卫和守护了民众的生命健康，充分发挥了全国协同的优势。因此，要建立常态化的联防联控指挥体系机制，在遭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响应，第一事件协同处置、第一事件统筹力量，实现全国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来说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存。值此一疫，也将更加有力的促进我国对生物安全领域的重视和投入程度，国家也从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吸取了非常多的经验和教训，也开始从各个领域构建起公共卫生防护体系。2020年10月17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一次从法律的层面对生物安全进行了要求和规范。随着相应法律的出台，我国在应对未知的生物安全领域上将会更加成熟、自信，也将会更有利的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更有利的履行好生物安全防护使命，更有能力应对相应风险挑战，切实为维护好国家的总体安全。

同时要认清病毒无国界，生物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课题，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无孔不入的形势下，人类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共同体，大敌当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我们不仅要有大视野，大胸怀，更要有大担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各国积极合作共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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