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熊：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回顾与现实探讨

摘要：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界已有很长一段相互交融的历史，而在我国学界二者似乎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事实上，当我们深入实质性的问题研究就能发现，在现象学的“面向事物本身” 的原则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 的原则之间，在现象学的“明证性” 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透过现象看本质” 的学说之间，在王见象学揭示科学的危机、人的生存危机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人的异化之间，确实存在许多交叉之处。对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探讨现象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听起来有些奇特，这两者似乎没有什么可比性。然而，只要我们留意近一百年来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和考察国内学界近几十年探讨的热点理论问题，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回顾1~lgb学界有关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然后探讨现象学对我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国外学界有关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

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交融发生在一些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如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也发生在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并多少吸纳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元素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中，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他们或者声称马克思主义需要用现象学的方法来补充，或者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来补充现象学一存在主义的思想方法。这一时期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相遇的特点是，这些西方学者，特别是德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其早年接受的哲学教育中往往有现象学的内容。如霍克海默听过胡塞尔的课，阿多诺的博士论文研究胡塞尔有关物与意向对象之间的关系，而马尔库塞则是海德格尔的学生。

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关心现象学也与当时欧洲革命运动的形势有关。在经历了1848年德意志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欧洲的工人运动陷入低潮。虽然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但在德国发生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却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工人阶级队伍最广大的中欧地区的革命不能成功呢?当时主要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这种解释认为当时德国的经济条件尚未具备，必须等待经济条件成熟了，革命才能成功；另一种解释是“阶级觉悟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当时德国的经济条件已经成熟，只是工人阶级的觉悟还不够高。

匈牙利的卢卡奇尝试用现象学的意向分析方法分析工人阶级的意识，用现象学的构成方法研究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在卢卡奇看来，表面上西方的经济还在继续发展，生产技术的发展、分工的专业化、管理的合理化继续推动西方经济的繁荣。工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也有所提高，工人因赤贫起来革命的情况并没有像原先预言的那样发生。然而，工人阶级的处境在深层次上却极大地恶化了。这是由于生产过程中的“专业化”和“合理化” 而导致的劳动的“异化”和工人的“物化”，工人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部件，劳动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极大地疏远了，工人完全失去了支配劳动成果的权利。因此，卢卡奇主张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使其认识到“物化”和“异化”的处境，使其意识到自己作为劳动的主人应该有支配劳动成果的权利。

卢卡奇的这条路线有一大批随行者，其中包括马尔库塞。沃林在《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导论中指出，在马尔库塞看来，第二国际在“恩格斯和考茨基的影响下，拥护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决然反哲学的机械论解释。这种进路以一种非反思的唯科学论和过时的资本主义自行崩溃的理论为前提。相应地，它的主要理论家对工人阶级意识中的‘主观’因素显示出一种故意的漠然态度”。马尔库塞认为，造成这种态度的原因正是那些理论家放弃了对具体性的坚持，因为经济决定论是一种抽象，它将具体的人的“主观”方面置于次要位置，因此它是被决定的。马尔库塞作出这样的判断：“事实是(这个经常被遗忘的原则不应该被丢弃)此在作为在世存在总是同时已经是‘物质的’ 和‘精神的’， ‘经济的’ 和‘意识形态的’。”在马尔库塞看来，经济决定论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从物质方面而不从精神方面理解人的此在，从而不可能推动无产阶级带来革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海德格尔发表的《存在与时间》给马尔库塞带来灵感，马尔库塞在这部巨著中找到了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道路。

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萨特和梅洛一庞蒂，更是由现象学而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萨特和梅洛．庞蒂所关心的问题与早期的卢卡奇和马尔库塞有所不同。这与当时的世界格局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还很弱，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东欧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法国共产党也多少听命于斯大林的指挥棒。如果说早期的卢卡奇和马尔库塞关心的是如何用“此在的关怀”和现象学的意向分析的方法培育欧洲核心地区无产阶级革命的觉悟的话，那么萨特和梅洛．庞蒂所看到的则是强势的革命潮流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危机。

在萨特看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把马克思思想简单化、教条化和非人化了。他们从抽象的普遍性来理解人，把人完全还原为了时代条件和阶级关系的产物。普列汉诺夫曾主张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产物。萨特则强调不要忘了拿破仑的个性及其在实施专政权力中所产生的问题：“革命的发展同时产生了专政的必然性以及将要实施专政的人的整个性格..这不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而是一种具体的整体化”。萨特意识到在强大组织制约中的普通个人失去自由和操纵组织的个人滥用权力的问题。这虽然都是在革命名义下进行的，但为了人的解放的革命目的终究不应使得大多数人失去自由。在萨特看来，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重新恢复人”。这里所说的人当然不是群体的人或作为类的人，而是具体生存的个人。

梅洛-庞蒂提出了“历史的肉体”的概念。他认为马克思从人的社会实践出发研究历史，是在一种整全的意义上充分肯定精神和物质共同的作用。他指出：“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不是用头在地上走路，这是真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历史也不用它的脚来思想。或者不如说，我们所要关心的既不是它的‘头’，也不是它的‘脚’，而是它的身体(即历史的肉体，引注)。” 一个社会实践的人是一个用脚行走、用手工作、用头思考的人，这些因素被整合为统一的人的身体。而且，这样的人是与他人共存的社会的人，是继承了人类文化传统和向新的目标迈进的历史的人。梅洛-庞蒂企图通过“历史的肉体”的概念整合社会实践的人的各个方面。他认为，马克思与他本人的洞察是相一致的，而那些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只看到历史中的物质层面，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生产工具决定论，只看到蒸汽机，看不到操作机器的人。梅洛-庞蒂进而主张，辩证法“是一个经验场——每一要素在这里都向其他要素敞开——的整体的、原初的融合”。

这句话表达了辩证法的四个要素：开放性(要素的相互敞开)、整体性、原初性、综合性，而这四个要素都离不开历史，即离不开灵与肉、心与物、主观与客观等对立之中项——“历史的肉体”或“身体-主体”。这句话既坚守了现象学的“面向事情本身” 的原则，以“原初经验”为一切知识的直接来源，同时也通过“经验场” 中各要素的“融合”表现辩证法的开放性和对立统一性。梅洛．庞蒂是一位善于学习和整合的现象学家。他的知识体系既有“格式塔心理学” 等现代心理学知识，也包括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由此他一方面通过“历史的身体”补充了胡塞尔的意识哲学的不足，另～方面也反对他那个时代的苏联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交融还发生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与现象学学者的对话和反思性批判之中。这些对话导致了有关这个主题的著作的出版。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以下著作：

(1)留法越南哲学家陈德草在1951年出版的《现象学与辩证唯物论》。这是一部在现象学与辩证唯物论研究方面的开创性经典著作。这位哲学家在回越南之后的著述受到限制，所以不那么知名，但读这本书立即就能发现他在现象学研究方面的功力和洞察力。他堪称2O世纪中叶法国最重要的现象学家之一，他有关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论述对德里达等法国现象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

(2)瓦尔登费尔斯、布洛克曼、帕扎宁编的《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论文集，共四卷：第一卷为“概念与方法”；第二卷为“实践哲学”；第三卷为“社会哲学”；第四卷为“认识论和科学理论”。该书的成因与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现象学家的交流有关。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卢卡奇尝试用现象学的意向分析的方法分析工人阶级的意识，用现象学的构成的方法研究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在20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现象学很感兴趣，其成员OfaL宁寻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改造现象学，彼特洛维奇(Gayoetrovic)企图吸纳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发展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南斯拉夫召集与瓦尔登费尔斯、布洛克曼、利科(Paul Ricoeur)等现象学家对话的国际会议。上述论文集就是南斯拉夫实践派与西方的现象学家对话的结果。该论文集还被选译为英文，成为国外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具影响的经典文集之一。

(3)雪莉·派克的《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有关危机的诸种理论和它们间的综合》。该书的特点是，以对“危机”(科学危机、社会危机、生存危机等)的诊断和处理方式为出发点，综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寻求与现象学融合的种种尝试，以及回应这些尝试所遭受到的批评。她所赞赏的是意大利左翼存在主义哲学家帕齐(Enzo Paci)整合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即：共同的辩证法，理论和实践的一体化，共同的本体论追求，以及共同的目的论构想。

二、现象学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借鉴意义

如果我们留意当今社会中值得我们思考的那些理论问题，就会发现现象学与我国学界近来讨论的有关如何理解“实事求是”、“实践”、“社会存在”、“异化”、“人性”、“思想解放” 等问题有内在联系。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关键概念与现象学的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异同和互补的可能性，对于提高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实现理论为现实服务，十分重要。

现象学方法与唯物辩证法的交融并不是现象学运动一开始就有的现象，而是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卷入的，并且，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研究这两种方法的异同和互补的可能性对于我们的思想建设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大家所知，胡塞尔本人没有谈及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但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位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海德格尔已经注意到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建设性对话的可能性，之后探讨这个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

胡塞尔的现象学可以概述为一种对意识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哲学，他致力于把非纯粹现象还原为纯粹现象，然后在纯粹现象的基础上构成有关现象中本质和本质关系的概念或范畴。在胡塞尔看来，我们通常意识到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非是纯粹现象，它们受我们现存的看待世界的立场和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制约，而我们现存的立场和认识方式又受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各种观念和思想习惯的影响。胡塞尔把这种在历史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看待世界的立场和认识世界的方式称为“自然的心态”。胡塞尔并非全然否定自然的心态。他认为在自然的心态中或许存在许多有用的和正确的东西，但也存在成见和偏见。为此，需要把一切先入之见悬置起来，从直接向我们显现的东西出发，在明见性的基础之上，弄清楚我们所采取的看待世界的立场从何而来，并重构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这包括重构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等认识的形式和范畴。后者在康德看来是“先天的”，即先于认识而存在的、指导和组织认识的东西，它们是人的认识的可能性的条件。康德的先验哲学就是对这种先天的认识的可能性条件的研究。而在胡塞尔看来，这些所谓“先天的”东西，归根到底是被我们的意识活动构成的，它们先于我们的认识只是相对而言的。尽管胡塞尔称他的这种现象学为“先验现象学”， “先验”在此意味研究认识的可能性的条件，但这种可能性条件在胡塞尔那里被认为是经现象学还原所直观地把握到意识的意向性结构(意识活动与意识对象的相关联系)和意识的识别和构成的能力。现象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意识活动如何在这种意向性的结构中，在纯粹现象的基础之上，构成有关自然、社会和文化等的一切实质本体论的概念和有关数学、逻辑等一切形式本体论的范畴。

海德格尔认识到，此在(Dasein)的在世的结构与意识的意向性结构具有关联性，而且此在的在世的结构比意识的意向性结构更加基本，更具有优先性。这使得我们联想到马克思主义有关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的学说。唯物论坚持，存在第一，意识第二；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当我们谈到存在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存在，如天体的存在、山河的存在、草木的存在、人的存在，等等。对于人的认识而言，究竟应从什么样的存在出发呢?这是一个涉及现象学的问题。现象学要求人们考虑何处是人的认识的真正起源和知识的明见性的开端。马克思主义主张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人的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是人类获得一切知识的总根源。海德格尔主张，人的当下存在，人的此时此地在世的存在，即所谓“此在”，是人意识到自身存在和获取外部世界的知识的自明性的起点。此在总是处在与他人和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此在通过自己的操劳，即通过自己的“应手”来认识人自己和世界。海德格尔还认识到人的认识的历史性。他批评胡塞尔把一切历史上形成的观点悬置起来，从所谓直接给与的现象出发进行认识的做法。他质疑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因为人的认识受制于历史，不仅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各种观点构成人的认识的在先的条件，而且现存的社会条件、人的旨趣、人的生存方式，都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人要对所降临的历史事件做出抉择，并在应对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获取认识。马克思同样强调人的认识的历史性。劳动是人的认识的来源和动力，但是异化的劳动将导致人的认识的异化，只有当人的生产劳动的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劳动者才能看清楚劳动的异化，从而改变生产方式，扬弃异化的劳动。对此，海德格尔惊叹马克思思想的深刻性。他在《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写道：

因为马克思在体验异化时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中去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优越于其他的历史学。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迄今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无论是现象学还是存在主义都没有达到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建设性谈话的这一维度。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现象学的方法在意识哲学中获得很大的成功。这表现在它对人的意识结构的研究方面，通过揭示人的意识的意向性的特点，有助于说明人如何认识事物和构成观念。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研究中获得巨大成功，它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引导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的意识与人类的实践之间存在紧密关系。对于现象学来讲，这是意识活动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来说，这是无产阶级的觉悟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正因为这个缘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能够借用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来分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觉悟，而法国存在主义现象学家萨特能借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来补充他有关历史的学说。要有效地推动社会变革，不仅需要准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还需要形成改革者之间的广泛共识。哈贝马斯正是把唯物辩证法与现象学的意向分析的方法、生活世界的理论相结合，发展了他的交往行为理论。

马克思从辩证的角度研究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现象学则从直观的角度研究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把这两种观点加以对照，有助于我们增进对本质的认识。

马克思有关本质的辩证观点大致如下：一方面我们要从事实出发认识本质，另一方面事物的表现形式与事物的本质不是完全一致的；一方面我们不能把当事人的观念当成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认识事物的本质有助于发挥人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我们不能把事物的“原初状态”当作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异化又是相对于本质而言的。本质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但现象也会掩盖本质。因此，为了认识本质，必须透过事物的表面形式寻找事物的内部联系。人们头脑里的观念往往受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制约，也受传承下来的思想方式的影响，庸俗的思想理论家往往是为现存的社会关系进行辩护的。因此，要认识本质必须展开意识形态批判，不能把主流的意识形态当作真理本身。本质不是原初的东西，不是现存的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在事物运动的过程中展示出来的；事物的发展是本质实现自己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践中认识本质，既把我们所认识的本质当作实践的指导，又在实践中不断修正我们有关本质的观点。

有关本质，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写道：“‘本质’首先标志着在个体自身固有的存在中作为它的何物(Was)显现出来的东西(Vorfindliche)。但任何这样的一个何物可以被置于观念中。经验的或个体的直观可以转变为本质直观(观念化)——这是一种可能性，它本身不能被理解为经验的可能性，而只能被理解为本质可能性。” 胡塞尔在这里说的“何物” (Was)与“类”的意思差不多，问“这是什么(何物)”通常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为问“这属于哪一个类”。这样，问“一个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就等于问“它所属的那个类的各事物的共同的规定性是什么”。由于一个类中的个体是各不相同的，本质就成为变项之中的不变者。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胡塞尔的本质观和马克思的本质观的异同。首先，马克思肯定本质的存在，胡塞尔也肯定本质的存在，这与实证主义拒斥本质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胡塞尔注意到本质与个体和类之问的关系，注意到本质是在个体的存在中被发现的东西，马克思也注意到这一点。

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只是有关本质的辩证关系中的一种。正如事物是发展的一种，本质也是发展的。因此，本质作为变项之中的不变者是相对而言的。就本质中所包含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而论，可以这么说；但就本质的历史性而言，本质处于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变的过程之中。胡塞尔为避免在对本质的认识上陷入相对主义，区分了经验直观和先验直观，以及相关的经验主体和先验主体。他把先验主体定义为世界的存在和历史性被悬置起来后进行意识活动的主体，把先验直观定义为对纯粹的可能性的直观。在马克思看来，那种脱离世界存在的主体是没有的，人的意识活动不可能不受历史的影响，不可能不在现实的语境中进行。对本质认识的真理性只能在人的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中获得保障；认识本质的主体是社会实践中的人；人通过实践在历史的进程中，在相对真理中认识绝对真理，从而避免相对主义。

胡塞尔晚年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致力于对“生活世界” 的研究。胡塞尔关注“理念世界”如何掩盖了真实世界。胡塞尔旨在揭示哲学、科学等文化活动所造就的观念形态是如何在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建构起来的，而现在人们却把这些“理念的衣裳” 当作本来就有的东西，世界的真实存在被这些“理念的衣裳”掩盖起来了。那么什么是世界的真正存在呢?在此不应简单地把胡塞尔所理解的世界的真正存在当作物质质料的实体世界，而应理解为包括意识活动在内的人的生活活动及其相关项和展开的境域。胡塞尔使用“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恰恰在于强调人的“生活活动”在“世界” 这一概念中的重要性，这种生活活动总是与人的意识活动相关的，理念的世界被还原为在人的生活世界中被主体意识所建构起来的世界。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胡塞尔在这里强调人的主体的意识活动总是与人的生活活动相关的，而这种生活活动又与物质世界相关，物质世界是人的生活活动的相关项和展开的境域。这与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意识与人的生产劳动等实践活动的相关性有切合之处。

总之，在现象学的“面向事物本身” 的原则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 的原则之间，在现象学的“明证性”学说和唯物辩证法的“透过现象看本质” 的学说之间，在现象学揭示科学的危机、人的生存的危机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之间，在它们各自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批判和对人的异化的研究方面，确实能够找到许多切入点。

毫无疑问，现象学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唯物辩证法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它们之间确实存在重大差别乃至对立，但二者也有共同性和互补的可能性。正如马克思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一样，现象学的方法也可被改造，使其脱离胡塞尔的先验唯心主义的哲学框架，在唯物主义的路线上发展，从而对唯物辩证法起到某种补充的作用。（注释略）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