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活世界观的精神实质及价值意蕴

近年来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生活维度得到了不断拓展，并日益演变为一种新的哲学样式，成为当下哲学的新生长点。但是，对生活的哲学反思，尤其在马克思对生活所作的反思和清理方面还远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这与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变革所持的立场有关。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所发动的这场哲学革命，缘自于对传统哲学理论资源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在对传统理论哲学的批判中发现，传统哲学用实体、存在、本质等超验的东西来诠释现实，在使哲学变成与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遐想时，遭遇到理论困境，因此，他致力于把作为形而上学实体、抽象的“存在”的传统哲学落实到人的现实社会历史生活最基本层面，进而将哲学思考的重点转入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公共生活世界，由此而引发了一场以回归现实的公共生活世界为理论旨趣的实践——生活维度的哲学转向，并通过对生活世界的意义建

构，最终完成对理论哲学传统的革命性变革。

一

马克思在走向新哲学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要将生活世界从天堂拉回到地下，从思想世界拉回到生活世界，即回到生活原本所具有的实存性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是可以在经验中确证的直观的感性的真实世界。由这一认识出发，马克思强调，一切的研究和探讨都应当抛开只能在想像中才能存在的前提和观念，而着眼于感性的、经验的现实这一前提。这样，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生活世界就是一种人们所从事的一切可以通过经验而确证的、直观的感性世界的生活活动，这当然是一种实存的生活。作为一种实存的东西，生活世界是由生产人自身和生产物质生活需要这两类活动所构成的。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显然，马克思这里指的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是个体的生产与再生产，即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活动。所谓“前提”也不是任意想出的教条，而是“现实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所以，作为历史前提的现实的个人也并非抽象的个人而是他们的活动和生活条件的统一，是一个“生存场”。这个“生存场”和日常生活领域是同一个内涵。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的日常生活是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他说：“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3]在此，马克思也指明人类最初的唯一的社会关系就是日常生活关系，是家庭。家庭是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的基本单位和摇篮，家庭是自然关系的类本质的感性表达，同时家庭又是其它社会关系的基础。马克思还从日常生活角度强调了市民社会的存在论基础，把市民社会看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在他看来，市民社会虽然包括了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一切物质交往，包括了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但它也一刻都不能离开日常生活、日常交往。不过，马克思虽然反复强调从日常生活出发去考察社会，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但并没有因为日常生活的基础地位而忽视对社会生活世界的分析，而是主张在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与之相对应的非日常生活世界，它与日常生活世界一起共同组成人所面对的社会生活世界。马克思对日常生活基础地位之所以如此重视，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对解释社会公共生活世界至关重要。

马克思认为，生活从本质上说是属于人的，因而，由人所组成的世界当然也就是属人的世界。生活之于现实，就在于这种生活是属于人自身的，相应地，生活世界也就是指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4]“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5]，这即是说，世界既有人生活在其中，就应当对人有价值和意义，因而是一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而沟通这一切的关键性环节是人的实践活动。因此，马克思主张把生活世界看做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塑造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世界。

从人类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和把握生活世界，马克思不仅区分了世界的实存和现实，而且也区分了人的自然生存与现实生存。他从实践出发来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实践理解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性”，看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自然成为人和人成为自然从本质上说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同样，自然史也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现实部分。伴随着对实存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分，人的生存也由自然生存转向了现实生存。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它是一种超越性的动物，人的这种超越性在于从人类活动的总体出发来审视人的日常活动。在人类活动总体中，人的生活不仅有衣食住行、围绕衣食住行展开的物质生产以及指向物质生产的理论活动等，而且还有不以生存为直接目的的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纯精神活动；人之活动也并不只是几种形式的重复和发展，而是活动能力不断增强、活动样式不断增多、活动产品日趋多样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所指向的只能是无限高的活动能力、无限多样或全面的活动样式和无限丰富的活动产品。而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人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把人之活动产品的丰富本身视为对象性的人的发展。人的生成内蕴于人类活动并支撑着人类活动无限向前。这才是人、人的活动的真正超越之处，也是生活的真实目的。[6]可见，马克思所理解的生活世界即是人不断创造自身的活动本身，由人的生产的全面性规定了人的生活是一种全面的生活。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能够使人超越其自然、物理属性的不是别的，而是人的社会活动本身。重要的是要把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建构的现实生活世界看成是与人的历史生成相统一的过程。总之，人以其全部内在的本质力量参与到了对象的建构与生成之中，对象世界只有在属人世界中才具有充分的现实性。而从实践的观点来说，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有意义关联的东西才具有现实性，换言之，实践所关注的是，对象对人的现实生存、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有怎样的意义，有何种功能。实践活动就是这种不断通过改造世界以丰富自然和历史意义和价值的活动，它所开辟的“现实生活世界”是一个功能统一性世界[7]，其中蕴涵着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自然性与人文性、目的性与因果性、事实性与表现性等多重矛盾关系。实践活动既是自然的又是属人的，既是必然的又是自由的，既具有客体性又具有观念性，那些两极对立的众多矛盾因素和力量在此实现两极相通，从而形成一个多元开放、丰富流动的现实生活世界。

经过实践创造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是一个“社会存在的世界”。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存在表征的人的多种交往关系，都是属人的关系。正是这种属人的关系，使世界不再是存在物的集合体，而成了一个充满意义的生活世界。因此，马克思说，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8]，成为了“人的现实的自然界”，“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9][。相应地，人也因为被视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从而实现了由单纯的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跃迁。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世界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11]。

二

既然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生活世界，是一个由人的日常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形成的各种复杂的关系组成的，那么，它所表达的便是一种追求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和谐为旨趣的总体性的精神和情怀。第一，现实的生活世界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体现着人的生活样态和现实存在。马克思认为，人是自己活动的结果，他怎样活动着，他就怎样，就形成着怎样的社会关系。因而，人的活动方式就是人存在的原型，任何历史的秘密都要从人的原型活动中去寻找。但在人的日常生活之外，还有非日常生活的存在。日常生活是指以衣食住行、婚姻家庭、礼尚往来为主要活动的个体活动，非日常生活是指政治、经济、科学、教育、宗教、管理等社会活动领域。“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整合实际上涵盖了人的世界的所有领域”[12]，因此，应该把生活世界看成是一个活动的具体结构，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活动的样态。第二，生活世界还表征着人的总体性存在。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物，这种超越性表现在，人不仅有对自然需求的渴望，而且更有超出自然需求的社会需求。就单个人来说，人们的需求是不相同的，从总体上说，人的不同需求存在着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之分，也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别，这就产生了对需求的评价性问题。眼前现实的、直面于人的感性世界是凝结着先前人类的认识和评价，同时又是我们今天这些现实的人们进行再认识、再评价的对象。在这种意义上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具有可评价性。然而，对于任何一种事物的评价，又总是离不开历史上的传统、现实的基础，以及未来可能性这一思考向度。也就是说，应该把对人的不同需求放到人的总体性发展中来考量。与人的这种不同需求相适应，在人的生活方式中也就必然存在着人生产的、生活的、物质的、精神的等等各种人的活动,这说明,对现实的生活世界的理解，既要从现实生活世界与人的活动方式的关系来考察，也要从人与人的各种交往关系中来衡量。对人的存在的这种总体性理解，使任何对人的抽象都不免流于片面。第三，生活世界又体现着人的历史的总体性存在。人的活动方式不是固定不变的，任何具体的存在都只具有暂时的意义，同样，生活世界也是历史的，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体现为一个过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多次直接谈到“自然史”、“社会史”、“人类史”，也谈到每一代人只能在先前人类既成了的现实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新的实践和创造。对人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世界来说，它既是过去那个现实生活世界的产物和继续，又是未来那个现实生活世界的基础和开端，在今天这个现实的生活世界里，包含和孕育着明天那个现实生活世界的因素和内容。因此，马克思既总结现实生活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逻辑”，又正视眼前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境况，而且也关注生活世界的未来命运和前途。在马克思的历史视界中，现实生活世界是一个属人的、合乎理性要求的人的社会历史的不断生成的过程。第四，现实生活世界既是人类共同的生活世界，又是历史性的世界。如前所述，现实生活世界是一个由多种复杂关系构成的世界，在这样一个由关系组成的世界中，它被理解为任何一个“我”与他人、自然、社会以及它自身之间的意向性关系的总和。“我”总是在特定的空间中，以一种特殊的交往方式创造“我”与他人、社会、自然的关系，这些创造活动本身也构成了“我”的规定，构成了“我”的历史。这样说来，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人自身的规定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造就了不同时代的人必然面临着不同的生活世界。对于现实中的“我”来说，把已经过去的人的生活经验理解为“我”的史前史的唯一方法就是立足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对历史主义开放的，历史也不过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人与自我、他人、自然、社会以及一切可能对象之意向性关系的总和）的发展史。应该看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我的世界”也并非与“你的世界”绝然不同。马克思认为，在人的感性实践中，人的感觉丝毫都不带有任何利己主义的性质，它直接地就成为一种社会的“公共器官”。总之，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研究，揭示了人类生活世界的全部秘密，并由此开辟了以现实的人、现实的生活为出发点把握人类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之路。

三

马克思虽然把人的生活世界理解为现实的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但是，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世界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完全符合人道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完全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化世界。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在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中，不仅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适合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人化的世界，而且也创造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反人性、反人道的异化世界。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对现实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实际上包含着对人的人化世界的肯定以及对人的异化世界的否定，因为，摆在人们面前的异化的现实世界并不是一个合理性的现实存在，同样，对生活世界的合理性的肯定也并不意味着现实的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更不是表明马克思对这样的生活世界不加批判地任其自在发展。马克思从分析市民社会的现实生活状况出发，从人类实践的现状描述入手，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现实生存的矛盾。“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3]马克思不仅指出了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在于人的本质活动和异化，而且也指出了现实世界全面异化的实质，并用“异化劳动”来概括这种现实。马克思认为：“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4]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人与自己的对象处于现实的、物质的对抗状态，而对象化不过是人通过自己的对象性活动所创生的实现和确证人的本质、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享用的属人世界的活动，这样的对象化与异化当然是不同的。异化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在劳动过程中失去所创造的现实生活对象并成为这种对象的奴隶。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不仅指人同自己的对象相对抗，而且也指这种对抗处于一种现实的物质关系中，并由此产生了敌对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劳动者和非劳动者构成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追溯到异化劳动同私有制的关系，把私有财产看成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5]。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让自己的思维在这里止步，而是进一步追问了造成劳动异化的根源。马克思发现，在历史上，产生异化的原因是社会固定化分工的出现，分工所造成的固定化活动，虽然本身便具有异化的性质，但是这种异化性质的活动只有通过私有制关系的确立才能最终实现。因此，马克思认为，就劳动异化的产生和实现来说，“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6]。前者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说明了异化产生的根源，后者则从生产关系本身说明了异化实现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这样，分工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人的多样化活动方式的发展，从而实际地证明了人是一种具有多方面需要和能力的全面的存在物，另一方面却又剥夺了至少是大多数个人的这种全面发展的现实机会，使个人“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17]，使“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8]。如何扬弃由私有制造成的劳动异化的现实？马克思主张把异化的扬弃过程看做是异化极端加深的过程。这是因为，异化加深的过程同时创造着扬弃异化的必要条件。从异化劳动的生产本身来说，应该将造就全面发展、个性自由、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视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这种必然性并不具有绝对性，而只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任何事物都有好和坏两方面，同时好和坏也都不是绝对的，没有坏，好也就失去其意义。换言之，异化现象虽然造成了人在世界的分裂，造成了人被其创造物统治的局面，但它另一方面却极大地推动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并丰富扩大了人自身的交往能力、活动范围，为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了主客观条件。如果着眼于历史的话，这个物的依赖关系比当初没有这种关系要好，比原始的、狭隘的、地方性联系以及封建的奴役关系要好。扬弃异化就是在自我否定过程中消灭强制性分工，使个人可以自由地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支配自己的产品。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因为，在固定化分工基础上产生的由个人联合创造的生产力所形成的异己力量，只有通过社会生产极度发达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将之消灭。而固定化分工消灭以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从事各种形式的活动，那才是真正属于人的现实。

四

马克思在对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现实和异化劳动展开全方位的批判中，并没有因为这种批判而取消生活本身，而是致力于解决一种超越现实不合理生活的应然的、理想的公共生活世界的建构，这是马克思关注现实生活的价值旨归。那么，马克思是如何来规定生活世界的应然性或合理性的呢？

马克思对生活世界的关注，从来没有停留在一种理论的态度上，而是致力于对自己所处的生活世界的实际把握，从生活世界的需要出发去思考生活世界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由私人化的资本关系所造成的普遍异化的“法权”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愈来愈赤裸裸地呈现出来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利益”优先性正在取代以往那种用纯粹而崇高的“普遍理性”来对待生活世界的态度，正是这一点，为满怀自由、民主思想和抱负的青年马克思切入普遍异化的现实“前提”以探寻人类生活世界的真实本质提供了可能，也为马克思哲学从关注现实生活世界走向关注未来世界的致思理路打下了基础。因此，马克思对现实生活所作的批判，其目的是建构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人类理想的生活世界，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从真实的实际出发对现实生活世界的革命性改造上。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9]这里的“前提”根本上说是指现有的生产状况和阶级关系。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前提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现实人苦难生活的一种反映上，更不是把现实社会之外的某种观念的东西强加到现实社会的应当，而是现存生活世界发展的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以这样一种尺度来衡量未来的理想生活世界，这样的生活世界就不仅是一种“应当”，而是“应然”与“实然”的统一。

进一步说，上述应然是对人的理想形态的合理生活的一种揭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这种合理的生活世界和生活理想用“类生活”来概括。在马克思看来，类生活是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而人的类特性就是指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20]。人的类生活是属人的，而动物则不同，马克思指出：动物虽然也生产，这种动物的生产表现在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等方面，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1]。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显然阐述的是人之为人的特性，是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特性，这是一种理想层面上的人的类本质的规定。按照马克思这种理解，人只有在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中，才能“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22]。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是从与“人的能动的类生活”的一致性意义上谈论人的生产活动的。由此说来，生产活动应该体现类特性，而由人的类活动生成的生活世界，也应该成为类生存的世界。这样的能够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合理的生活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活的人，也应该是一种“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的拥有“真正的生活”的人，马克思把这样的人的生活表述为每一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生活。正如马克思后来所指出的，在未来理想的生活世界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3]。

总之，马克思对人类理想生活世界的考察过程，始终贯穿着生活世界的客观性、历史性、价值性这样三种重要维度，体现着主观尺度与客观尺度、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正是在它们之间的这种有机的统一、协调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对现存世界彻底的革命化和人道化的理想建构。

【注释】

[1][2][3][10][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67,80,60,85,8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8.

[6]李文阁.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J].学术季刊,2000,(2).

[7]贺来.现实生活世界——实践观点的哲学理论视界[J].长白学刊,1995,(4).

[8][9][11][13][14][15][16][20][21][22][2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6,89,80,51,52,60,37,57,58,58,85.

[12]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189.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14.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5期。录入编辑：佳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