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先后两次派人去日本，希望联合日本抗清，但无果而终

　　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帝在北京自缢后，明朝宗室在江南建立了南明。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弘光政权。然而弘光帝仅在位八个月，顺治二年（1645年）时，弘光帝被清军俘获，押往北京处死。

　　顺治二年（1645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南明，年号隆武，史称“隆武政权”或“唐王政权”。

　　当时在清军的压迫下，南明已经是朝不保夕，有随时覆灭的危险。病急乱投医，于是有人想到了向日本借兵。还派了使者去日本，并且前后派了两批，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最后还是没达成。其中涉及到一个人，此人就是周鹤芝。

　　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著作《日本乞师记》中，详细记载了明朝向日本的求援经过。

　　“明季海盗有周崔鹤芝者，福清人也。少读书不成，去而为盗于海。其人饶机智，尝往来日本，以善射名，与日本之萨摩岛主结为父子。日本三十六岛，每岛各有王统之。其所谓东京者，乃国主也；国主曰京主，拥虚位而已。一国之权，则大将军掌之；其三十六国王，则如诸侯之职。萨摩王于诸岛为最强，王与大将军为首尾。崔鹤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无不如意。久之招抚，以黄华关把总稽察商舶。”

　　周鹤芝年少时读书考功名，后来见世道混乱，就弃文而去，在海上做了一名海盗。但是周鹤芝做海盗秉承“盗亦有道”的原则，不杀人，财货仅分其半，在海上有“仁盗”之称。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周鹤芝又一次打劫归来，被官府逮捕。下狱三年，最后贿赂狱吏方得获释，但是被放出来后，周鹤芝又操起了他的老本行——海盗的职业。但年近40时，见天下将乱，决定向官府投诚，有一名海盗变成了缉捕海盗的朝廷官员，后来在一次抓捕海盗的行动中立功，被朝廷授给黄华关把总之职，主要职务是稽查往来商船。

　　明朝灭亡后，周鹤芝举兵抗清，隆武帝封他为水军都督。辅助黄斌卿镇守舟山，他以舟山为基地，发展抗清武装。随着清军步步紧逼，迫于清军的压力，周鹤芝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向日本借兵，抵挡清军。这个计划还得到了隆武帝的支持。

　　顺治二年（1645年），周鹤芝冬季派人去了日本。被派去的人叫林高，是一名参将。林高带了两封书信去日本，提了两项要求。一项为“乞借三千之师”，一项为请求准许“平价贸易甲贰百领”。什么意思呢，第一项当然好理解，就像希望向日本借3000军队，第二项就比较难懂，什么是平价贸易呢？原来，这里涉及到中日之间的朝贡体系，明朝中期以前，中日之间存在着朝贡关系，即日本每年以进贡的名义，向明朝进献一些土特产之类的货物，而明朝则以赏赐的名义，将数量、价值远高于进贡货物的产品赠与日本。这个朝贡体系在东亚都存在，明朝收到了外国来朝的美名，而日本等国家则受到了实质性的利益，双方各取所需。不过，中日的朝贡关系在嘉靖年间就中断了，此后，日本一直想恢复，但是明朝没有允许。这次南明就像主动恢复和日本的朝贡关系，以换取日本出兵对付清军。

　　这两封书信先是被带到了长崎，而后被转到江户。期间林高还找到了萨摩的地方官，原来，周鹤芝早年做海盗的时候，曾认了萨摩的一个将军做义父，此次派人出使日本，也是想去拉关系的。经过多方奔走，最后日本接受了南明邀其出兵的请求，甚至在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十二日，日本京都所司代板仓周防守重宗曾向其侄儿板仓主水佐重矩写信透露过拟定的出兵计划：要派统帅1人、副将10人，总兵力约在二万人以上的军队援助南明军队。

　　但是，日本方面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许诏使至，即为发兵”，即必须要看到皇帝派的使者和皇帝的诏书，才能发兵。而之前只是周鹤芝的个人行动，日本人当然也不会轻易出兵。

　　余煌

　　而此时，在南明内部也起了争执，其中兵部尚书余煌就反对很激烈，他担心重蹈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覆辙，所以坚决反对向日本借兵。而当时周鹤芝的领头上司是黄斌卿，这个人是站在兵部尚书余煌这一边的，所以也反对周鹤芝向日本求援，并且制止了周鹤芝的行动。周鹤芝因此离开舟山，回到福建。“乙酉秋，唐王隆武加水军都督，副黄斌卿驻舟山。其冬，崔芝遣人至萨摩岛，诉中国丧乱，愿假一旅，以齐之存卫、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将军慨然约明年四月发兵三万，一切战舰、军资、器械，自取其国之余资，供大兵中华数年之用。自长琦岛至东京三千余里，驰道、桥梁、驿递、公馆，重为修辑，以待中国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备珠玑玩好之物以悦之。参谋林钥舞（一作学舞）为使，期以四月十一东行。钥舞将解维，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马余煌书来曰：“此吴三桂乞师之续也”’！崔芝怒而入闽。”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周鹤芝不能达到他的志愿，又处处被排挤，一怒之下回到福建，军权完全集中在黄斌卿手中。

　　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就向日本德川幕府请求出兵。日本政府“以拒绝为耻，纪州、尾州、水户之藩更竟欲出任总大将”。但军队还没有出发，就得到了郑芝龙降清和隆武帝被杀的消息，才没有出兵。《南龙公谱略》记载：“赖宣卿云：‘国家出援兵，无功则不仅为本邦之耻，且长期与外国结仇，成为永世之害；如我兵有功，得其地亦荒其田，于国无益，反招后世之弊，不可从其请。’”

　　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入福建，隆武帝在汀州被掳，绝食而亡，享年44岁。

　　随后桂王朱由榔上台。顺治三年（1646年）10月在广东肇庆登基，史称永历政权。

　　顺治二年（1645年）10月时浙江鲁王朱以海上台监国。虽然鲁王政权建立比永历政权还早，但是自身兵力不足，也自认永历是正统，自己是永历政权的部下。

　　顺治五年（1648年）时，鲁王的侍郎冯京第通过舟山带着胞弟黄孝卿再次向日本借兵。

　　张煌言

　　乞师日本的经过冯京第最有名，连哭14天。张煌言为其送行时有这么一首诗：“中原何地足依墙，惆怅徵师日出方。龙节卧持豸斧客，鱼书泣捧豹衣郎。黄河北去浮青雀，沧海东回献白狼。伫听无衣万里客，绣弧应复挂扶桑。”

　　据《忠义录》记载：冯京第到达日本后，向日方乞师，江户幕府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安置于馆舍，冯京第不肯就馆，哭其庭十四日，日夜不绝，幕府家臣们见之为异，皆环而笑之。

　　后来，虽然冯京第没有求到救兵，但是萨摩王同情晚明，觉得明朝遭逢巨大危机，身为藩属友邦的日本却没能及时救助，结果让明朝使臣来日本求助，实在是日本之耻，遂拿出一笔不小的资金——洪武钱数十万，算是聊表寸心。“戊子，御史冯京第谋于黄斌卿，偕其弟黄孝卿往日本。至长琦岛，其王不听登陆。始有西洋人为天主教者，入日本作乱于其国。日本勒兵尽诛教人，焚其船于岛口，绝西洋人往来。于中衢置铜板，刻天主教像于其上以践踏之。囊橐有西洋一物，搜得必杀无赦。西洋人复以大舶载炮来与日本为难，日本拒之，甫退一日，而京第至，故戒严同于外国。京第效包胥故事，于舟中朝服拜哭不已。会东京遣官行部，如中国巡方御史，秃顶坐蓝舆，京第因致其血书。萨摩王闻长琦王之拒中国也，曰：‘中国丧乱，我不遑恤，而使其使臣哭于我国，我国之耻也’！与大将军言之，议发各岛罪人出师。京第还，日本致洪武钱数十万。盖其国不自鼓铸，但用中国古钱；舟山之用洪武钱由此也。”

　　两次求兵无果，后来南明也只能苟延残喘，继续和清兵作战。

　　康熙元年（1662年）6月1日，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的部下用弓弦勒死，南明灭亡。

　　就这样，南明向日本借兵一事，彻底宣告破产。但是，假如日本最后真的出兵援助南明，那历史的走向如何还真不好说！至于周鹤芝等人，又到底是功臣，还是罪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