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

近代报纸数据库首页

近代报纸的收集一直是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由于年代久远、数量不足且分散在各地，收集全面一直是一个难题。不过，随着一些全国性大报或地方性报纸推出影印版或数字产品，这一难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例如，“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完成，优先选取具有全国影响或在某一地域影响较大的报纸进行数字化处理，并通过网络向公众开放。这使得研究人员和普通用户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历史资料和文献，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

本数据库已完成第1—7辑建设，上线报纸568种，210万版，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0年度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

作为近代中国“基础设施”的报刊

近年来，随着各种数据库建设的推进，晚清民国报章杂志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利用最方便、使用最频繁的史料来源之一。但史家对于报刊的疑虑也始终未曾消失。在很多人眼中，报刊的记录从来都不是中立、客观的，甚至不是真实的。新闻报道的背后充斥着各种无意的偏见和有意的歪曲，而且往往被特定利益集团和政治派系豢养，为其摇旗呐喊，引导舆论，制造“民心”，乃至颠倒白黑，捏造谎言。与其说报刊是对一个时代的忠实记载，不如说它是一种政治宣传的手段。这也就意味着，报刊作为一种“史料”，是“有问题”，也是不可靠的。

不过，这种批判其实并无多大意义，因为世上本不存在“没有问题”的史料。任何一件史料都非纯真无暇，看起来最为直接的档案、书信、日记以至文物，也各有各的缺陷。想要寻找一种完全“中立”“客观”的材料，无异于痴人说梦。史家的能耐从来都不是寻找“没有问题”的史料，而是面对问题重重的史料，善加利用，扬其长，避其短，识其性，将其放入历史叙事的适当位置——史料本身永不会恰到好处，只有史家的运用才使其恰如其分。若物尽其用，则物皆有用，报刊又何独不然？即使是纯粹的宣传品，放在合适的问题下，也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向史料提问。

自然，也像任何一种史料一样，报刊原本就不是作为“史料”被生产的。在产生之初，它自有其使命。它之所以被我们视为“史料”，全是因为被史家（也许不无偶然地）选中成为历史证据的结果（在史学研究展开之前，并不存在什么天然的史料，所有史料都是经由史家的使用而“变成”史料的）。 报章杂志在两种意义上承载着历史的重量：它们既是历史行进的痕迹，也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皆是如此。因此，在有效利用报刊之前，我们也需要先对其做一番“史料社会史”的解读，包括对其生产环境与流程、产品输送和效用的观察，更重要的是，这些条件是怎样与其所在的更广阔的社会，以及其所欲传达的更为具体的信息之间相互调适、协作和斗争的。

北京晚报

这方面的工作，可以从报刊的采编、印刷、发行和阅读史入手。近些年，历史学、新闻史、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学者已经在这些议题上取得了不少成果。不过似乎仍多就事论事的表层描述，很少能够有效地将其导向真正的社会史视角，以呈现“历史”中的报刊的面貌。以目前的成果来看，最大的一个成绩是从功能角度，对包括报刊在内的传媒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中所起的结构性作用做了展示。[1]然而，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很少能够具体而详细地描绘出媒体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作用于社会的，其施行轨迹如何。这固然与研究者缺乏明确的“社会视角”有关，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个问题本身确是很难加以“具体而详细”的描述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参考通常所谓“基础设施”如电网、公路和铁道、水电和煤气管道等，是怎样对其所在社会起作用的。一条大型公路一旦修建完成，各种物力、人力资源就会自发流动起来，经过重新配置，形成新的格局。市场、集镇、行政机关、学校、居民住宅、娱乐场所的分布也随之而改。在其影响力所及的范围内（这未必受限于特定的物理距离，因为它很多时候会将遥远地区的人们吸引过来），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公路所产生的影响有时是直接的，但更多是间接的，主要透过日常性的渐变及其连锁反应达成。在一个社会中，基础设施起到的是支撑性和引导性的作用，但由于它的“日常性”，人们很少真正意识到它的功能，只有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其作用才被凸显出来。

传媒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与道路作用于社会的方式是极为相似的。[2]尽管这一百多年来，传媒的形式不断出新，不同形式的媒体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及强度亦起伏不定，但媒体本身既是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又是“现代性”的基础条件和推动力量之一。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将传媒作为一种“（准）基础设施”看待，[3]或可使许多过去含混不清的问题明朗化，开发新的认知空间。下面我试以报刊为例，对此加以说明。我的论述集中在两部分，一是报刊和其他一些基础性设施的关联，二是报刊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具体途径。

渤海日报

报刊的出现与发展，高度依赖于一套现代化的物质和社会建置，比如印刷和娱乐工业、邮政和道路运输系统、[4]学校与大众教育体系等。[5]这一事实决定了，报刊主要是一种“都市”现象：它诞生和发展于大城市中，首先满足的是都市人口的需要。这当然不是说它不会出现于乡村，在有些情形下，乡村甚至会设立自己的报刊（从正式的纸质版到简易的壁报等，形式不一而足），但很显然，它的行动范围极大地受制于其他设施：报刊所及之处，即是邮政、道路和学校所及之处；而后者延伸的末梢，也就是报刊发行的末梢。这导致报刊分布和辐射密度的不均衡性，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社会上层和下层各有不同。

现代工商业、交通运输和教育设施为报刊的印刷、发行和阅读提供了必要条件，又因自身形态、规则、质量、分布的不同，对报刊的不同侧面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1925年，舒新城由南京出发，沿长江进入四川。自踏入夔门，使其“最感不快的”，“就是在新闻纸上得不着新闻”。四川的地方报纸，不仅“关于全国及世界的各种新闻”皆“从京沪报纸中转载而来”，而且还存在着不小的时间差：由于“邮递与排印的种种迟缓”，重庆出版的《新蜀报》上的消息竟比上海的报纸晚了十几天，而它还是川东地区“消息最灵通的”报纸！舒新城不无夸张地断言：“四川人民对于中国的大事，只有历史知识，决不会受新闻的影响。”[6]自然地理和运输条件既限制了省外报刊的发行，也影响了本地报刊的样貌。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又产生了更大的社会效应——四川因此成为一个“国中的异乡”。[7]显然，报刊无法孤立地作用于社会，其辐射的形式和成效，都必须放入一个更大范围的彼此互动的社会建置系统中才能理解。[8]

我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报刊是怎样作用于社会的。以往的研究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个人一旦接触和阅读到报章杂志，就会自动地从中提取信息、知识，形成特定的观念和情感态度，进而波及整个社会生活。但事实显然并不如此简单。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乡村舞台上出现了《小女婿》、《刘巧儿》等一系列宣传婚姻自主的新剧，农民也很喜欢它们，但这却“并没有阻止包办婚姻的延续”。[9]也就是说，“接触”“阅读”乃至“喜欢”一件事物，都不会使我们自动地受到其“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应更加细致地重建其释放作用力的那些具体环境和施行步骤。对此，我们似乎仍可参照前边所讲的公路的例子，将目光投注在两个相关层面：一个是传媒的影响如何形成新的资源分布格局，一个是传媒如何进入人们的日常社会结构，从而锻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心智状态。

滨江日报

报刊之所以具有塑造社会的能力，是因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同时也为其他资源提供了展示和流动的平台，并因此而（往往不自觉地）对之施以规划、引导、管理和调节。在形式上，报刊是开放性的，负责向读者供应那些（至少是看似）中立的知识、讯息、主张和文艺作品，而如何加以选择和利用，则统由读者“自主”决定。但在理想状态下，各异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派别，都可从中各取所需。在相对开放的信息和言论环境中，一份报刊的表现越是客观，倾向性越是含混暗昧，其受众范围也就越广，它吸收和配置资源（除了金钱和政治势力的支持外，读者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强。任何报刊在事实上都很难完全避免阶级、种族、党派的偏见，但一份享有全国性声誉的报纸或杂志仍会尽力维持其“中立性”。因此，处理（作为一种史料的）报刊的方式和处理纯粹宣传品的方式仍有不同。

那些辐射力能够达到全国范围的大报名刊，就好像一个城市中最为繁忙的主干道，使用率极高，是各种势力都不能轻易放弃的必争之地。[10]民国时期，各派政治力量常常采用“通电”方式表达政见，宣传主张，制造舆论，动员同志，主要依靠的平台就是报刊。[11]事实上，机关报被认为一个政党最重要的财产之一；有些政治派系未必拥有严密组织，却不能没有言论喉舌，比如研究系的《晨报》和《时事新报》。对那些一无所有、急于寻找出路的年轻人，报刊提供的各类资讯（消息、广告）不失为一线希望，如果能够舞文弄墨，更可以将之当作成名捷径。例如，偏居内地、身世平平的舒新城，最初就是通过给《时事新报》投稿，引起研究系的注意，被延揽为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的。[12]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读报人都能很好地利用到这一渠道——这既受制于报刊蕴含的能量，也取决于利用者本人的水平和能力。

作为“基础设施”，报刊不仅是对正在进行中的事件的即时性记录，也通过其记录行为介入时事之中，对其后续进程施加干预。在报道与事件之间，存在着连续的反馈系统：报纸上发布的一项消息可能会导致事件生态的变化，迫使与事件相关的某些力量做出相应的部署，从而改变事件的最终走向。比如，1876年，长江下游地区的人们纷纷传言有人剪人发辫，施行巫术，引起了一次社会恐慌。官府则怀疑在谣言的背后，有白莲教和哥老会的一场更大的阴谋。《申报》对于此一事件做了连续报道。这些报道被官府中人看到后，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心中已有的预设，“审讯者使用了他们取自报纸的信息来审讯疑犯”。[13]《申报》等新式媒体的及时性介入，改变了这一事件的资讯环境，使其和过去同类事件的发展过程有了一些不同。

报刊便于携带，加上邮政网络的发展，使其影响力得以突破一定的交通条件的限制，即使身居僻壤的人，只要有心，也可以加入一个全国性的思想共同体中。辛亥革命前，在浙江上虞，当时年仅十二三岁的胡愈之就和其兄弟、同学办了一份“报纸”，他们的消息皆从上海报纸上摘录而来，“冠以标题，用工整的小楷抄在练字的大张毛边纸上，一次几份，多至十几份”。“在不易看到上海报纸的上虞城里，这张‘报纸’受到一些年轻人的欢迎”。[14]像胡愈之等人这样自发担任大报“二传手”的人，各地皆有（虽然并不一定都是通过“办报”的方式，也可能是口头的传播）。这种行为既强化了大报（已有的）权威，也使地方上的“二传手”分享了这种权威。

博罗日报

这是报刊的影响力自上而下扩散的例子。有时候，报刊也为地方上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调度资源的途径。通过将一些地方性事务推到全国性媒体上，当事人得以突破自身的能力限度，召唤出原本分散在各地的零星支持者，将其集中起来，以形成更大的能量，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局势。比如，20世纪30年代中期，四川地方当局曾拟议变卖成都皇城地产。当时这块地皮的产权属于四川大学。此举引起川大校方的激烈反对。然而其时川大虽号称“国立大学”，实际却控制于地方军人之手。为此，川大师生连续发表宣言，急电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各大新闻单位披露消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最终迫使四川省政府收回成命。[16]

报刊也是布尔迪厄所说的不同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之间相互兑换的平台。在这里，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可以成为身份的象征，也可以被描述为（或者经由商品广告的形式呈现为）文化品位的体现；高超的知识水准、思辨水平或审美能力，能够通过稿费的形式实现为经济价值，[17]也可以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而所有这些也都能通过积累效应，成为一个人的政治资本。

另一个值得留意的问题是，报刊怎样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心智和情感结构中，不动声色地固化或改变人的认知、行为和感觉方式。这方面的面相很多，我想以新的时间观念的养成（这当然不是报刊独立完成的事业，但报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亦不可忽略）为例做一粗略的说明。现代媒体，包括报纸和杂志在内，与传统社会中广泛流通的媒体如书籍相比，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就是时效性特强。通常来说，书籍的时效性要求远不如报刊那么高，而报纸的时效性又超出期刊（因此，突发性事件往往是通过报纸而不是杂志报道的，刊物介入此类事件的视角也和报纸不同，追求的也多是“深度”而不是“及时”），被看作了解“当代”生活的主要途径。[18]报刊越来越多地进入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的阅读范围，而且在其中占据了越来越高的地位，本身就是现代社会运转节奏加快的结果，“当下”取代“往昔”，成为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参考指南。

报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亦在无形中强化了他们的“当下”意识。习惯于从报纸上获得新闻的人，倾向于用更短的时间尺度去衡量事件的发展。我们来看江南地区一个乡镇小学学生的日记。1931年10月10日：“自从五日从学校里回家后，直到今朝还没有与报纸见过面，不知现在的东三省怎样了？日本人是不是仍在暴行？”[19]这里指的当然就是“九一八事变”。这位作者当然不足以代表其时大多数的小学生，不过，他让我们看到，即使是一个儿童，养成读报习惯后，一旦无报可读，也会顿感耳目闭塞。这段日记只有寥寥四十几个字，却出现了好几个表示时间的词汇（“五日”“今朝”“现在”“仍在”），作者急于得知最新消息的紧迫感跃然纸上，而这也使得他和周边那些对此漠不关心的人产生了思想上的差异。

安徽日报

报刊对时效性的追求，会造成许多为人始料未及的后果。一位研究知识社会史的学者注意到，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发表在“日报和周刊”上的论战文章，由于受制于报刊的“发行规律、目标读者”及“压缩了的文章篇幅（不可避免地要精练）”的要求，加剧了学术“争议的火药味”：“时间的快节奏，采用的不太正式的文体，与扩大了的读者群的联系，这些都使讨论的主题更为严肃，从而激发更为激烈的话语。”[20]媒体平台对于学术和思想论战风格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似乎尚未受到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学者的重视，[21]不过，文学史方面的类似现象已经为人关注，比如陈平原教授早就注意到，晚清不少小说都是经由报刊连载的，对近代小说的叙事结构和质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2]

一些无声的细节，比如报刊的版面设计和栏目设置，也在悄悄向读者传达着信息，并透过它们的无言，规范、调整、改变着人的心智与情感结构。对媒体而言，资讯的秩序即是世界的秩序：编者往往先根据头脑中的一些（常常是默会性质的）标准，对所获信息加以分类，再将之编入适当页面：社论是报刊对某些关键议题的集体意见，具有导向性作用，往往被放在最为醒目的位置，使得读者可以一望了然；新闻时事攸关大局，毫无疑问要放在副刊（这个名称本身就规定了它们的地位）之前，至于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和本地新闻的顺序应如何安排，则视不同媒体的认知而定。久而久之，这样的排布就在接触者的脑海里组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天经地义的秩序图式，成为其在生活实践中难以自觉的预设程序。

事件或人物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版面的位置上，在一段时间里，也体现为排版字号的大小。钱穆早年做小学教师时，注意到李石岑在主编《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时，凡自做文章，“必以大一号字登首幅”，而其他文章“皆小一号字排”，遂立志向该报投稿，“看其亦能用大一号字刊之首幅否”。果如其愿。后来李石岑得知钱穆原来只是一个乡镇初级小学的年轻教师，遂将其文章改为小一号字体，刊入《青年论坛》中。[23]钱氏晚年写回忆录，对此事犹念念不忘，颇有指责李氏势利看人的意思。在这里，字号的大小用一种最为直观的方式，在视觉上传达出作者在报刊编者心中的分量，而对于那些缺乏足够判断力的读者来说，也会很容易地接受报刊的评判。

有许多提供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读者认知和情感习惯的因素，往往不是通过内容，而是通过形式来表现的，而后者特别需要依托于报刊的物质层面而存在。但在数字化检索时代，这些细节却很难得到完整呈现。许多数据库着眼的重点只在于报刊的内容（无论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而且很多已经剔除了一篇文章的周边信息，很难呈现其物质形态（如版面位置、字体大小，以及一篇文章和其前后左右乃至同日其他版面某些文章之间的共时性或呼应性等）。对于只依靠数字检索做研究的学者来说，这势必导致遗珠之憾（然而许多人对此缺憾的存在却并不自知）。在这种情形下，学者利用报刊，似应尽量弥补相关的物质性信息。

总之，正如任何一种史料一样，报刊并不是历史进程的完美摹本。因此，与其要求它能够客观、中立、毫不走样地反映历史的实况，还不如向它提出正确的问题。通过对不同史料的比较和考证，将报刊的叙述存真去伪，以清理史实的本来面目，当然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工作之一；不过，在此之外，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础设施”，报刊等媒体是怎样和其他（物质性及社会性）设施相互配合，以调度各类社会资源，从而推动历史的变化，并从最隐秘之处型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心智和情感结构的。

（图片来源：近代报纸数据库）

本文转自 “历史文献平台”

注释

[1] 这方面的成果不少，其中值得注意的有，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孙黎：《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特别是第四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王中忱：《新式印刷、租界都市与近代出版资本的形成——商务印书馆创立的前前后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均收在《作为事件的文学与历史叙述》，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年；贺麦晓（Michel Hockx）：《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47）》，陈太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王汎森：《近世中国的舆论社会》，台北：中央大学，2020年，等。

[2] 许倬云先生早就指出，应注意中国历史上的四个体系，一是道路体系，二是经济和社会体系，三是政治体系，四是思想体系。其中，道路体系是他思考此一问题时的出发点，也为后面三重体系提供了物质性的基础。参看其《试论网络》《体系网络与中国的分合》两篇文章，均收在《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40页。

[3] 张灏先生指出，清末民初出现的报章杂志、学校和自由结社这三种“制度媒介”，“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基础建构（cultural infrastructure）的启端”（参看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收在《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他所说的“基础建构”，与本文所谓基础设施不无相似之处，但他并未在这方面做进一步展开。

[4] 关于17世纪欧洲的报刊兴起与邮政系统拓展的作用，参看彼得·伯克：《博学者与他们的时代》，赖盈满译，台北：麦田出版，2022年，第124页。

[5] 其中有一些条件是特定时空环境的产物。比如，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各级党政组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推动报刊发行的重要力量之一，就与“政治学习”的普及化、日常化分不开。对于那时身处基层的许多人来说，“读报”几乎已和“政治学习”成为同义语。文革时期，所谓“两报一刊”的社论更普遍被视为“中央精神”的主要体现。在变幻不定的政治形势下，任何个人的言论都可能出错，诵读上级文件和权威报刊是最保险的方式。

[6] 舒新城：《蜀游心影》，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第53、127页。

[7] 参看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8] 为了简明起见，我这里没有考虑不同的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但不等于它们不存在。

[9] 弗里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赛尔登（Mark Selden）：《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3—174页。

[10] 这当然不是说，只有全国性报刊才是有能量的。有时候，在地方事务上，当地报刊会发挥更大作用，但也更直接地和当地的家族、派系等势力搅缠在一起。佐藤仁史曾利用民初嘉定县的两份地方报纸，展示了该地两个政治派系的斗争，以及其与城乡、新旧精英之间冲突的联系。参看其《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2—129页。

[11] 夏维奇：《“政治之利器”：通电与近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变迁》，《历史教学》2014年第18期。

[12] 舒新城：《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舒新城自述》，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1页。

[13] 田海（Barend ter Haar）：《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刘平、王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71页。

[14] 吴觉农：《相交八十年，童心永不泯》，收在费孝通等：《胡愈之印象记》，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第33—34页。

[15] 王汎森：《序》，收在佐藤仁史《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第5页（篇页）；王汎森：《近世中国的舆论社会》，第43—44页。

[16] 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23页。

[17] 想一想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那位女工对“我”所说的话：“你若能好好儿的用功，岂不是很好么？你刚才说的那——叫什么的——东西，能够卖五块钱，要是每天能做一个，多么好呢？”（收在《郁达夫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6页）“那个东西”就是译稿。

[18] 舒新城1918—1919年曾在长沙福湘女中任教，认为该校学生缺乏“国家常识”。按照他的观察，这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是由于文史教员不努力灌输本国知识；第二，她们无阅报的习惯；第三，她们不与一般教育界接触。”第一点是偏向于历史和传统的方面，第二和第三点显然是着眼于当代。有此认识，舒新城有意识地要养成学生阅报的习惯，“每日都为之圈定若干段国内外的重大新闻，强其阅览，且于每次上课之最初、最后数分钟或讲到课程与时势有关系时而询问之”（《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舒新城自述》，第114页）。

[19] 周建中：《小学生周建中的日记》，收在吴佩瑛等著：《民国乡村小学生的日记》，北京：华文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20] 樊尚·阿祖莱（Vincent Azoulay）、帕特里克·布舍龙（Patrick Boucheron）：《知识暴力：历史新主题》，收在同作者主编：《话语如刀：西方知识暴力的历史》，王吉会、李淑蕾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年，第15页。

[21] 此处引用一个未必十分恰当的例子，不是从作者的角度，而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观察。包天笑在回忆录中谈到清末风气初开，苏州城内一位关心时事的人：“冯君号守之，他是一个田主人家账房，这一种职业，苏州人称为‘知数业’，其名称当有来历。冯自言只读过三年书，而好谈时政，他的政治知识，全是从报纸上得来的。他一到吴苑（茶馆），便是谩骂，骂政府、骂官僚、骂绅士，无所不用其骂，四面厅上，好像只听得他的声音，别人也无从与之辩解。但即使别人不理会他，他也一人喃喃地骂。”（《钏影楼回忆录》，第255页。）这似乎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好谈时政而仅从媒体上获得政治知识的人，在生活中实际不少，于今仍然如此。善骂当然可能与个性相关，但媒体报道确实推动了读者间一种更激烈的情绪的生长，在遇到非常事件时，更是如此。媒体报道和评论时政的方式，对于读者群体的情感的作用，同样是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22]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3—147页。

[23]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9年，第106—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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