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对犹太民族是什么态度？

在爱因斯坦的著述及演讲中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毫不隐讳，对犹太文化的赞赏也随处可见。他在1938年写成的《他们为什么要仇视犹太人》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他对犹太性、犹太文化的特征以及反犹太人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坚守“犹太人的信仰”是“犹太人集团”的共有特征。所谓“犹太人的信仰”并不仅仅意味着对宗教的坚守，一个放弃了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依旧是一个犹太人，正如“蜗牛去掉它的壳仍旧是蜗牛一样”。在他看来，塑造犹太人的精神要素是犹太传统：

“几千年来使犹太人连接在一起，而且今天还在连接着他们的纽带，首先是社会正义的民主理想，以及一切人中间的互助和宽容的理想……犹太传统的第二个特征是高度尊重各种形式的理智的追求和精神的努力。”

1943年4月11日，爱因斯坦在一次演讲呼吁犹太人团结起来，致力于对真理与知识的追求、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实现。他讲道：

“今天这个世界中的人们，都被原始的本能控制着，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残暴……我们遭受残酷迫害的原因无非是我们高举了和平的理想，并且我们民族中最优秀人物用行动践行了这个理想。”

源于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的浓厚情感，爱因斯坦同情犹太人的境遇，但另一方面，出于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他又担心阿拉伯人的民族情绪。他一方面主张犹太人逃离欧洲、回归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但又排斥单一“民族国家”，拒绝极端民族主义。他艰难地游离于“犹太人”与“世界公民”之间，一直处在民族主义感情与世界主义理想的纠结之中，尤其定居柏林后，爱因斯坦深为犹太青年的痛苦境况所担忧，“反犹环境严重阻挠了他们正常地求学或为争取安全生存而斗争”。此后，爱因斯坦对犹太民族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其主要立场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同情犹太复国主义。

爱因斯坦首次接触犹太复国主义是在布拉格。当时布拉格有个深受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影响的犹太知识分子圈，主要关注哲学、艺术与宗教问题。爱因斯坦在此结识了文学家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并与哲学家雨果·伯格曼（Hugo Bergmann）以及作家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等人成了朋友。1917年《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发表以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积极与爱因斯坦接触，想借助名人效应推进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导人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曾与爱因斯坦多次交往，他感受到爱因斯坦对犹太复国主义态度的显著变化，正如爱因斯坦的自我认知：“从做人的态度上说，我是民族主义的反对者。作为犹太人，我赞成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努力。”爱因斯坦还强调说是“德国的反犹主义浪潮”唤醒了他的“犹太民族感情”，也成为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动机”。1919年前后，有朋友写信询问爱因斯坦是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爱因斯坦的答复是：“我对犹太复国主义不是很热衷，但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民族在此回归家园，我无意移民巴勒斯坦，我所感兴趣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所大学。”1921年4月，爱因斯坦在纽约发表讲话，他说道：

“我们犹太人（必须）再一次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存在，并且必须重新获得我们民族兴盛所需要的自尊。我们必须学会再一次热情地宣布我们对祖先和历史的忠诚；我们必须再一次以一个民族的姿态承担起旨在加强民族凝聚力的文化任务。仅以个人身份推动人类文化发展是不够的，我们也应该着手去干那些只有民族族群才能完成的任务。也唯有如此，犹太民族才能重新恢复起社会的健康发展。”

1931—1932年，爱因斯坦在访美期间，多次重申“巴勒斯坦人的犹太共同体必须着力实现先辈在《圣经》中确立的社会理想，同时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犹太人共有的现代精神生活的重镇。为此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大学是当代犹太复国组织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第二，坚持“双民族国家方案”（Bi-national Solution）。

《贝尔福宣言》指出：“英皇陛下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National Home）”，但并没有界定“民族之家”的内涵。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在犹太世界、英国和阿拉伯世界中产生了严重分歧，贝尔福本人最初的表述也只是“在英美或其他国家保护下建立一个民族文化中心和民族生活的集中地”。也正因为如此，《贝尔福宣言》被称作“世纪最模棱两可、最富有争议性、也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文件”。1897年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对“民族之家”的解释是：“得到公众承认、受法律保护的‘犹太民族之家’，即民主主义语境下‘犹太人的实体国家’。”爱因斯坦对此并不认同。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诸多流派中，爱因斯坦认同以阿哈德·哈姆（Ahad Ha-am）为代表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主张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的精神家园”和“克服民族主义缺陷的模范社会”。当时，爱因斯坦与阿哈德·哈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以及当时的犹太代办处主任阿瑟·鲁宾（Arthur Ruppin）一起主张“双民族主义方案”，强调“如果犹太人不与他们的邻居友好相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工作将会建立在流沙上”。认为犹太人的目标必须是与阿拉伯人一起建立进步的文化社区。

《贝尔福宣言》

（图源：sike.news.cn）

1912年，爱因斯坦接受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哈依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的邀请，到美国为建立希伯来大学筹款，其所到之处激起了很大反响，而爱因斯坦为希伯来大学筹款的努力一直持续到他去世。1923年，爱因斯坦访问巴勒斯坦为希伯来大学成立发表演讲，这也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巴勒斯坦之行。尽管他对故土具有深厚的感情，但在建国问题上，他与犹太复国主义主流派产生了分歧，坚决反对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对少数族裔的忽视，认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共同生活才是最终目标。1930年1月23日，爱因斯坦在致巴勒斯坦阿拉伯报纸《巴勒斯坦》（Palestine）的编辑阿兹米·爱尔纳沙什比（Azmi El-Nashashibi）的信中写道：

“人类的未来必须建立在各国人民亲密团结的基础上，而且必须克服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巴勒斯坦地区的未来只能建立在两个民族都以此国家为家园并和平合作的基础上。基于这个原因，我期望伟大的阿拉伯人民能够真正理解犹太人在犹太教的古老发源地上重建他们民族家园的需要；我期望通过共同努力能够找到让大量的犹太人在这个国家定居的方法……我认为两个民族不应该彼此仇恨和互不信任，而是在彼此的国家和文化事业上相互支持并且寻求同情合作的可能性。”

1934年前后，爱因斯坦再次强调：

“我非常愿意看到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而不希望创立一个犹太国”。

到二战爆发前夕，爱因斯坦又在一次逾越节晚宴上表示：

“基于我对犹太教本质的理解，我不太接受建立一个拥有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的犹太国的概念。”

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标志着爱因斯坦“双民族国家”理想的破灭，他曾经对朋友说：

“不管是出于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的考虑，我从来不认为建国是个好概念。但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只有战斗下去。”

第三，反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20世纪上半叶，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阿以冲突越来越明显，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犹太阵营内部也有一些人主张用“马卡比精神”占领巴勒斯坦，尤其是以兹维·亚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最为激进，主张以武力夺取巴勒斯坦，这种状况使爱因斯坦非常忧虑。1929年，巴勒斯坦发生了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定居点的事件后，爱因斯坦对魏兹曼说必须要警惕“普鲁士式的民族主义”，“假如我们没有找到和阿拉伯人诚实合作与诚实协商的途径，那么我们就并未从我们两千年来所遭受的苦难中学会什么，那么我们就活该承受即将加于我们的命运”。居住美国期间，爱因斯坦在多种场合阐明自己的观点：

英国人的分而治之为巴勒斯坦问题埋下了祸根，英国人所谓的“分治”是一种出于私欲的“帝国动机”，也是“奸诈手段”的淋漓表现。

他一方面批判阿拉伯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深切担忧犹太阵营中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怕从内部损害犹太民族——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行列里发展起来的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损害——会持续下去，甚至在没有犹太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得不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以色列建国后，爱因斯坦依然为巴以民族的和平相处而呼吁，强调能否克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犹太人能否在巴勒斯坦真正立足的关键点，

“对于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阿拉伯人民，以制度给予完全平等……我们对阿拉伯少数民族采取的心态，正是犹太民族道德标准的真正试炼”。

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博物馆

（图源：Arad Simon Architects）

1948年12月4日，在亚博廷斯基的追随者、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的代表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访问美国前夕，爱因斯坦与阿伦特等犹太知名人士向《纽约时报》联名致信，信中列举了犹太右翼势力所犯下的一些罪行，如屠杀阿拉伯人的“代尔亚辛事件”（Deir Yassin），称他们具有“纳粹式法西斯主义者的明显特征”、把“伊尔贡”（Irgun）定性为“恐怖主义的、右翼的、沙文主义的组织”，认为贝京所宣扬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和种族优越论的大杂烩”。正是由于不赞同犹太人以及以色列国家在建国前后的一系列民族主义立场，爱因斯坦与以色列国家也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1952年11月，魏茨曼总统去世后，希伯来语日报《晚报》（Ma’ariv）总编阿兹列尔·卡勒巴克（Azriel Carlebach）发起一场公众运动，敦促以色列政府将总统职位授予爱因斯坦。11月17日，以色列驻美大使阿巴·埃班（Abba Eban）正式致函爱因斯坦，表达希望其担任总统的意愿。18日爱因斯坦向政府正式回函婉拒了邀请：

“对于以色列国授予我这个职位我不胜感激，但又同时感到诚惶诚恐难以接受，我一生都在与客观物质打交道，因此在正确地处理人民的事务和发挥管理职能方面缺乏天生的禀赋和实际的经验。”

他私下说过：

“要是我当总统，三五不时我就得说些以色列人民不爱听的话。”

虽然拒绝了总统职位，但爱因斯坦对于以色列国家的情感与关切一如既往。1955年4月11日，爱因斯坦在以色列独立7周年纪念日的演讲稿中，提及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冲突、共产主义阵营与所谓自由世界的对峙、“老式的争霸势力的斗争”“被煽动起来的政治激情”“战争与毁灭的风险”“阿拉伯人的敌对”及“恐怖主义的根源”等。这篇演讲稿搁笔于4月13日爱因斯坦重病期间，5天之后即4月18日，爱因斯坦走完了他76岁的人生旅程，这篇未完成的手稿也成了他坎坷人生的谢幕词。爱因斯坦生前非常关注希伯来大学，但由于不喜欢希伯来大学中的民族主义氛围，也从未在大学就职。但1950年他已立下遗嘱，把自己的手稿交由希伯来大学管理，后来希伯来大学专门建立了爱因斯坦档案馆。

爱因斯坦对民族主义，尤其是披着爱国主义外衣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他在《时代的继承者》一文中提出了“人类共同体”（Human Community）的概念，强调知识与文明的进步必须克服族群偏见。他写道：

“知识和文明的进步只不过是继承祖先的劳动成果……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严重灾难却向我们表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觉。我们看到，为了让人类遗产成为祝福而不是诅咒……必须克服民族与阶级的自我中心主义。只有当他达到这样的高度时，才能为改善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做出贡献。”

在对德国心灰意冷流亡到美国后，面对同样充斥着种族主义的氛围，爱因斯坦着眼于美国所宣称的立国之本“自由民主“，痛陈种族主义的种种问题，毫不避讳地揭示其对道德、精神和普世价值的巨大伤害。而在面对犹太人问题上，尽管爱因斯坦不懂希伯来语也不信仰犹太教，但并不妨碍他对犹太民族怀有浓厚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讲，爱因斯坦又超越了单纯的犹太民族和犹太国家情感，尤其是对阿拉伯人境况的关注和对各民族平等的追求深刻体现出他的世界主义的理想。爱因斯坦的思想认知不仅真切地反映出他的精神世界和一个民族的苦难与辉煌，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所建构的“全球治理体系”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罗素生前曾这样评价道：

“在所有我所知道的公众人物中，爱因斯坦是最使我衷心敬佩的人。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人……在滑向战争的世界中，他挺身为和平而奋斗；在疯狂的世界中，他保持清醒；在狂热盲目的世界中，他自由开明。”

这一评价在今天看来依然精准且耐人回味。但不可忽视的是，爱因斯坦不是圣人，他的精神世界是复杂、多元的，甚至是矛盾的，尤其是他长期生活在欧洲，对东方世界缺乏基本的了解，因此他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明显的认知局限。201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兹维·罗森克朗兹（Ze’ev Rosenkranz）整理的《爱因斯坦旅行日记：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展现了爱因斯坦从西班牙旅行到中东、经过斯里兰卡到达中国和日本的旅行见闻，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表达出一种刻板印象和片面、偏激的描述，说明这位“人文主义偶像”的思想中同样有知识盲点与认识误区。随着爱因斯坦私人文献的进一步披露，这些方面恰恰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与关注的学术增长点。

参考文献

（略）

文献来源

〇 李晔梦：《爱因斯坦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抵制与批判》，《外国问题研究》2022年第4期，第114－122、126页。转自：人类学会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