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秀珍的爱国报国之路

  郭秀珍

  郭秀珍在爱建公司筹备会上讲话

  郭秀珍，中国铝制品工业创始人郭耕余之女，著名爱国工商界人士。学生时代，曾为学校地下党组织提供经济援助。1947年随父赴香港，上海解放后放弃赴英国深造机会，回沪任我国民族铝制品工业第一家工厂——上海华昌钢精厂经理。1956年任上海市铝器工业公司副经理。1961年起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主委。1979年参加创建爱建公司，并任常务董事，后任爱建公司监事长、爱建特种基金会理事长。1993年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曾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勤奋好学  学贯中西

  郭秀珍，祖籍浙江省宁海县，1917年1月20日出生于上海。祖父郭永澜、父亲郭学序于清末民初闯荡上海滩，经过艰苦创业，创办了我国民族铝制品工业的第一家工厂——华昌印刷制罐厂，即后来的上海华昌钢精厂。据《上海私营工商业分业概况》记载：“1916年，由于民族运动高涨，国人抵制日货，始有宁海人郭耕余（字学序）独资创设华昌印刷制罐厂于闸北，制造铝质器皿，是为我国铝器工业之嚆矢。”

  郭秀珍自幼聪颖、好学。父亲虽忙于事业，但是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少年时代的郭秀珍曾就读于上海最好的女子中学。1929年，年仅13岁的郭秀珍开始在晏摩氏女中接受教会学校的新式教育。郭秀珍在晏摩氏女中就读5年后，于1935年转入中西女中。中西女中不仅教育出了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而且还在众多领域为我国培养出了许多杰出女性。

  1938年至1942年，郭秀珍中学毕业后在沪江大学学习。沪江大学创办于1906年，原名上海浸会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沪江大学以“信义勤爱”为校训，即“信实待人、事事谦冲自处，义理存心、时时反观自省，勤俭进取、日日努力不懈，爱人如己、常常感恩回馈”。早年的教育训旨对郭秀珍产生了深刻影响。

  郭秀珍入学时，正值发生刘湛恩被暗杀事件，刘湛恩校长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更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他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郭秀珍，并唤起了郭秀珍强烈的民族心和爱国心。

  郭秀珍在青年时代便接受民主进步思想，同情革命。为追求真理和掌握科学知识，1943年至1944年，郭秀珍赴成都齐鲁大学生物系学习。齐鲁大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中国历史较悠久的大学之一。抗战期间，齐大南迁成都华西坝，师资雄厚。多名教授所开课程并没有落后于时代，热爱学习的郭秀珍在此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4年至1945年，郭秀珍任成都华西医学院东西文化学社助理编辑。华西医学院在成都华西坝，东西文化学社在此成立，一场对 20世纪中国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由此发端。李约瑟、海明威、林语堂等人纷纷前来华西坝讲学交流，爱因斯坦、罗素等人纷纷致函表达沟通中西的愿望。中西方文化的交融让郭秀珍开阔了眼界。

  保厂护厂  迎接解放

  1945年，郭秀珍任重庆清华中学生物教师。正当她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的时候，父亲在上海投资的建华银行增资扩股，父亲被推选为建华银行董事。郭秀珍被父亲召回上海，担任了建华银行的汇兑部主任。

  1947年，郭秀珍的父亲在香港投资开办香港华昌金属铝制品厂，事业重心渐渐地向南扩展，郭秀珍也随家人去了香港。到港后，郭秀珍主要任务是学习。1948年底，郭秀珍被英国利兹大学录取，攻读病理细菌学。

  上海解放前夕，郭秀珍父亲离沪，上海企业无人负责经营管理。遵照父亲的嘱咐，她不去台湾，不留香港。接手该厂，郭秀珍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华昌”是父亲呕心沥血的经营成果，自己过于年轻，能不能胜任，如何保住“华昌”这块牌子，保住厂子，她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远。为此，她放弃了去英国求学的机会。当时已经取得香港居民身份的郭秀珍，毅然于1949年返回上海，任上海华昌钢精厂副经理。

  郭秀珍说：当时，我是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腐朽的政权终于被推翻了，新的社会制度要建立起来了；担心的是对党的政策，特别是党对工商业者的政策不了解，共产党能否将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的工商经济这个烂摊子收拾好？我感到疑虑不安。后来，陈毅市长在中国银行大楼接见上海各界人士时谈到党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企业，党和政府是保护的。我听了以后心里踏实了许多。建国初期的短短几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事实给了我深刻的教育。我对党有了初步的认识，产生了信任。

  上海解放初期，在认购公债、克服企业困难、恢复生产、接受军工任务、捐献飞机大炮、调回在港物资等各种爱国运动中，郭秀珍都积极带头。慰劳解放军1400万元人民币，占本行业的29.15％，如果以工商界劳军分会预订目标30亿元来计算，占了全部的4.66‰。那时，全市工业企业有两万余家，华昌一家就捐了这么多，可见郭秀珍的真诚和热心。

  爱国报国  一路相随

  1951年2月18日至25日，上海市工商界代表会议举行。郭秀珍当选为监察委员会委员，成为了工商界的代表人物。

  在抗美援朝中，郭秀珍结合本企业的情况，制订了具体的增产捐献计划。她在第一次捐献缴款活动中就捐献了4.86亿元人民币，占本行业的27.27％，成为了光荣行业、光荣户，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郭秀珍主持的华昌厂是行业中设备最好和人员最多的企业，直接接受了军工任务。

  在同行业公私合营中，她首先响应，推动了中、小户联名申请合营，同时协助政府解决了行业中小户的经济困难，为加速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是一位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女企业家。

  1955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华全国工商联一届二次会议期间召开的全体执委座谈会上，就社会主义前途、和平改造方针、实行赎买政策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郭秀珍和千千万万的工商业者一样听党的话，迈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步伐。在父亲的同意和支持下，她调回在香港的生产物资，带着父辈艰辛创办的企业连同物资一起参加公私合营，率领铝器工业行业迎接全市各行各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并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任命为上海市铝制品工业公司副经理。她任职至1962年。

  1957年3月，郭秀珍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她代表工商界作了大会发言，并就工商业者如何发挥积极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时隔一个半月，同年的4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赴上海视察，邀集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郭秀珍再次被邀请参加座谈。

  1960年11月14日至12月4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邀集185名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等举行座谈，商谈有关合作共事问题。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郭秀珍向参加会议的市委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

  郭秀珍说：1960年，我在会上向参加会议的市委领导谈到，我的家人都在香港，父亲已年迈体衰，很想去香港探望，不知组织上能否批准我成行。不久，在市委统战部的关心下，我顺利地去了香港。这是我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去香港，也是上海工商界中去香港的少数人之一。我一到香港就惊动了许多亲友，也有不少人劝我，好不容易出来了，厂已经公私合营了，上海的事情该结束了，就不要再回去了。他们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想厂虽然不姓“私”了，管厂的任务是没有了，但我对国家还有未尽的责任。我感到在“整风反右”刚结束、三年困难还未过去的情况下，我能顺利赴港探亲是党对我的信任，我必须珍惜。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上海。

  她曾在《实事求是，说话算数》一文中这样说道：“我回来后不久，父亲在香港中风，我又去看他。这次劝我留下的人更多，父亲也说身体不好，希望我多陪陪他，我说：‘可以常常来看望您老人家，今年不是来了两次了吗？’以后我年年都去看他，直到‘文革’为止。”

  1961年，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她将外汇港币12万元调回上海，投入了祖国的建设事业。1962年至1966年，郭秀珍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

  在文革“十年浩劫”的日子里，工商业者受到莫大冲击，郭秀珍同样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她虽然遭受迫害、冲击，被下放工厂参加劳动，但在关键时刻她始终坚信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  喜迎春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党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1978年底，郭秀珍参加了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的大型座谈会，乌兰夫部长在讲话中对工商界评价很高。不久政策逐步落实，还发还了郭秀珍等被抄的财物，她继续担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

  郭秀珍在香港的弟弟郭正达是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原司长唐英年之岳父），那时已有30年没回过上海。1978年秋，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触动了他浓浓的思乡之情。他决心回来看看自己的姐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上海。姐弟俩在机场重逢，恍如梦中。弟弟仔细端详着姐姐，看到姐姐已添了不少白发，还是安慰道：“想不到你还是老样子！” 弟弟特别想看看旧时生活过的地方。姐姐陪他看了当年念书的学校和住过的房子。

  1979年3月11日至24日，郭秀珍随上海工商界代表团访问香港。这是“文革”后内地第一个访问香港的工商界代表团，在香港引起了轰动。有人担心说，10个人出去，不知能有几个人回来。到香港后，也确实有亲戚朋友劝她留下来。他们说，“文革”中受了许多苦，现在年纪大了，还是留在香港安度晚年吧。但她说：“党信任我们，让我们组团来香港访问，我更应该信任党，‘文革’不可能再来。我要善始善终，回去参加祖国建设，决不做一个旁观者。”

  1979年6月，郭秀珍参加了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会议期间，郭秀珍和刘靖基等8位委员一起联名倡议创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得到上海工商界的热烈响应。海内外1000多位工商界人士很快集资5700余万元。9月22日，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正式成立。郭秀珍积极参与筹建爱建公司，并出资40万元，被选为公司常务董事。

  1979年秋，香港工商界访问团来上海回访，郭秀珍弟弟郭正达担任访问团副团长。郭秀珍还陪同代表团到苏州等地参观游览。此行，弟弟亲眼目睹了祖国的秀丽景色和日新月异的变化，激发了他的爱国之心，慢慢地理解了郭秀珍为什么不愿离开上海的理由。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郭正达萌发了到内地来发展事业的想法。他将在香港的铝制品厂全套设备无偿赠送给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那套设备模具价值1000万港元，重达272吨，完全由香港华昌（其父郭耕余在香港创办的产业）出资运抵上海。他还在广东、上海等地投资建厂，为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为出口创汇作出了贡献，圆了报效祖国的梦想，郭秀珍也了却了筑巢引凤的夙愿。

  郭秀珍到上海市工商联担任领导工作，直至1997年换届。1991年，郭秀珍捐资为浙江宁海长洋中学设立了以父亲名字命名的“郭耕余奖学金”。

  1992年9月，爱建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郭秀珍担任了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长。

  1997年4月，郭秀珍担任上海市工商联会长。在爱建公司工作后期，郭监事长虽已80多岁，但还坚持到公司上班。她提着旧皮包，穿着黑布鞋，在电梯里、走廊上遇见时，总是笑容可掬地和大家打招呼，非常平易近人。

  作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凡是慈善基金会举办活动，只要身在上海，郭秀珍都会抽出时间参加。卸任以后，还多次将自己到期的大额存款如数捐出。她生前已捐助各类社会公益事业300多万元。然而，生活中的郭秀珍却非常节俭，饮食方面很是寻常。她住简单的公寓房，使用的家电设备也是普普通通的。直到2004年近88岁高龄，才住进三单元新楼房。她将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全都捐给了她认为最需要的事业和最需要的人。

  2010年8月11日，郭秀珍平静地离开人世，享年93岁。根据她的遗嘱，身后财产约700万元全部捐赠给国家。 （本文由爱建特种基金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