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选读】黄石国家公园：美国最大的野生动物庇护所

到了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灰熊被吸引到公园旅店附近以获取食物，人们开始与灰熊近距离接触，抚摸、骑行灰熊，与灰熊合影留念等。但此过程中，灰熊对人类的伤害事故也越来越多，使得公园管理者不得不加强对灰熊的控制，由此导致灰熊的死亡增多。

1942年8月，一名游客遭到灰熊的攻击而死亡，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护林员用暴力惩罚方法予以回击，进行了黄石公园创建以来唯一的一次官方大规模屠杀灰熊的行为。

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科学家的介入，黄石公园开始转变管理观念，从对灰熊的管理转向注重对人的管理，并制定和完善了多个灰熊管理计划，积极采取灰熊知识和安全教育、禁止游客喂食灰熊、减少垃圾及关闭垃圾场、设计新的垃圾储存、保护偏僻区域的栖息地等方式对灰熊进行保护。

1964年，美国颁布《荒野法案》，为野生动物和生态系统免遭人类干扰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直接促成了黄石公园附近300万英亩荒野创建为国家森林得以保留，为后来灰熊栖息地的保护提供了实践经验。

20世纪70年代，随着黄石公园周边保护区的纷纷建立和联邦环保法案的持续推动，“大黄石生态系统”形成，强调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生态系统的保护理念被人们认识并广泛接受。

1973年，美国颁布《濒危物种法案》，以“保护那些能给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提供审美、生态、教育、历史、娱乐和科学价值”的物种，并将“重要栖息地”一词引入了美国的野生生物保护法中。“栖息地的保护是野生生物保护的革命性变化”，强调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去理解物种的生存，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只重视单个物种的保护。

1975年，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局将48个美国本土州的灰熊列为濒危物种法下的“受威胁”物种，这意味着灰熊的保护理念有了根本的变化，不仅要保护灰熊个体，还必须重视对灰熊的栖息地的保护。

1983年，由林务局、国家公园管理局、渔业与野生动物局、各州野生动物管理机构组成的跨机构灰熊委员会成立，由该机构协调各相关管理机构的保护行动，从而达到在更高层次的生态系统内保护灰熊的目的。在黄石地区灰熊保护历史上，该机构成为州和联邦合作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大黄石生态系统的保护理念对灰熊的保护产生了根本的影响，1983—2006年，灰熊在黄石公园的数量每年以5%的速度回升。2017年，灰熊数量达到了700多只，超过了被列为濒危物种的限制，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局决定将它们从《濒危物种》清单中移除。

野牛驯养

黄石地区的地热让间歇泉盆地没有了严寒的冬季，遍布的草场成了野牛群的栖息地，野牛在公园地区生活了至少8000年。早期的西班牙探险家科罗拉多写道：“我发现野牛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无法估计它们的数量，在我在草原旅行的每一天，直到我返回，它们从未在我的视线中消失过。”

印第安人称黄石地区为“野牛国度”，这也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狩猎区，每年秋季大规模进入公园及周边地区狩猎，然后用野牛肉、野牛皮换取玉米、大豆、烟草等农产品。

1870年代和1880年代初期开始了工业规模的商业化皮革捕猎活动，白人猎手、山民、游客加入到了猎杀野生动物的行列，四处寻找公园内部的任何野牛。1902年黄石国家公园内幸存的野牛数量仅23头，北美野牛“已经变得非常珍稀”，黄石国家公园成为野牛最后的栖息地。

为了挽救行将灭绝的北美野牛，公园在野生动物管理方面实施了大量的人工干预措施，在公园东部的拉马尔河谷修建了一个名为布法罗的牧场，像驯养家畜一样将野牛驯养在那里。为了帮助牛群过冬，还在该地开辟了一块60英亩的土地种植草料，储备干草来喂养牛群，甚至还申请国会拨款来购买冬季草料。

2000年，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农业部森林服务局、农业部动物和植物健康检查局、蒙大拿州畜牧部和蒙大拿州鱼类野生动植物公园共同制定的《机构间野牛管理计划》开始实施，对黄石国家公园及其周围地区的野牛和布鲁氏菌病进行管理。

通过上述驯养项目和管理，黄石公园中的野牛数量也出现大幅度增长，从1902年不到50头发展到1929年的950头，2003年达到了4000头。公园局还采取人工调配的办法来调节公园中野生动物的数量，将“多余的”野生动物转移到州和联邦保护区或者城市公园和动物园之中。

黄石野牛的长期恢复是一个重大的保护成功案例，黄石公园野牛群被认为是北美地区唯一的四个自由走动而且在遗传上是纯种的牛群之一，黄石野牛是“宝贵的保护资源”。

100多年来，黄石国家公园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灰熊保护和野牛驯养即是其中的典型案例，通过这些案例也可以了解美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的概况。

美国国家公园发展的历史背景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生产力，也开启了人类社会城市化的进程。伴随着19世纪20年代后美国的发展壮大，北美的森林资源被用作“燃料、木材、造纸、造船及其他用途”而大量消耗，无度猎杀和索取也导致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急剧下降，广阔的荒野边疆逐渐走向了终结。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拥挤的空间、激烈的生存竞争、单调乏味的城市生活开始让人感到压抑和失落，迫使人们再次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开始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荒野，视荒野为“美和精神事实的源泉”，纷纷走向荒野“回归原始”。

19世纪，美国著名的散文家和自然保护主义思想家亨利·大卫·梭罗认为：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带来了自然的商品化和人的个性萎缩、物欲膨胀、精神衰微，人们的行为缺乏理性约束和审慎思考加剧了对自然的破坏和掠夺，率先强调了自然荒野的价值，提出设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成为美国国家公园的思想基础。

1832年，美国画家、作家和旅行者乔治·卡特林在游历北美大草原印第安人部落后，针对印第安文明、野生动植物和荒野在美国西部大开发中所遭受的破坏问题提出了“通过一些伟大的政府保护政策......建设一个壮观的公园......一个国家管理的公园，在这个公园里，任何野兽可以共存，还包括大自然的所有野性、新鲜和美丽”，这一构想在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约翰·缪尔所著的《我们的国家公园》一书中进一步深化。

思想家们的超前思考、西部探险考察实践、媒体与社会大众的关注共同推动美国国会于1872年正式批准设立了黄石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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