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港珠澳大桥能成功？（专访总工林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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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制的优势

赵忆宁：在采访国际隧道协会专家汉斯·德维特的时候，他与我分享了港珠澳大桥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他说，在安装E15管节时遇到了基槽回淤的问题，在他看来，回淤问题可能会久久难以解决，不仅造成工期延误，也会造成成本大幅提高。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港珠澳大桥遇到回淤时，所有利益相关方及政府有关部门能坐在一起，以专业、公平、合理的方式分析问题，寻找平衡所有相关方利益的解决方法，而政府有关部门以非常高效的方式促成了该方法的实施。他认为，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高效解决难题中学到很多。

林鸣：遇到回淤问题后，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带着省里的同志到现场三四次，并主持了6次协调会议，最后决定把珠江沿岸的10多家采砂企业全部停掉。这些企业及其上下游涉及1万多人的就业，当然要考虑到社会稳定问题。徐少华副省长认为，建设港珠澳大桥是国家战略，是大局中的大局，要积极调动各方力量支持配合，务实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质量和安全。面对这样的支持，中国交建作为一个央企，我们再困难也要完成当年 “保九争十”的任务（在一年中安装十节管节），这就是我们对地方政府和珠江口人民的回报。

赵忆宁：汉斯介绍说你们组织了各方协商，都有什么人参加？

林鸣：我们组织了包括气象、地质、海洋等方面的专家“会诊”。其间采取了排除法（根据历史数据用模型计算），同时使用了卫星遥感测量、多波束扫描等高科技手段，最后的结论是：上游的采砂造成了回淤。我们也想了一些解决办法，最后都不行，只能暂停一段时间的采砂。

赵忆宁：停止采砂是谁提出来的，项目部、业主还是省政府？

林鸣：结论是专家经过论证得出的，省政府参与了论证的部分过程，他们认为专家们的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主任李春洪为此做了很多协调工作。他多次找采砂企业征求意见，还开了几次协调会。他告诉我，这些私营企业非常顾全大局，表态说：“既然政府说这个大桥这么重要，我们企业也应该为国家的战略承担社会责任。”他们甚至都没有向政府要求经济补偿。一停就是几个月呀！政府考虑到也不能让企业受损，所以相应地延长了它们的采砂许可证的期限。

赵忆宁：停止采砂涉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劳工利益等，广东省政府积极作为，很好地平衡了各方利益需求，是一个政府积极有为的案例。假设这件事情发生在西方国家一定要上法庭打官司了。

林鸣：是的。一是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工会的关系。采砂企业的许可证是政府批准的。从法理上讲政府没有权利随便让企业停工，即便停工也一定要给予经济补偿，至于补偿额的多少，通常要通过法院裁决，如果再加上行业工会与企业，关系就更复杂。二是承包商与业主的关系。从合同管理角度来说，只要工程自然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是承包商索赔的天赐良机。通常承包商只要发现测出来的水体含砂量超过了原合同的约定便开始停工，然后填写表格上报业主，不会组织攻关与科研，因为这些与承包商没有任何关系，只需等待水体环境恢复到原状复工即可。承包商会计算有多少人和多少设备停了多少天，坐等索赔就行了，而且提出的索赔金额没有上限。至于工期拖多长，风险责任是业主的。

赵忆宁：汉斯·德维特具有多国海底沉管工程经验，所以他深有感触。1994年投入运营的英法海底隧道，承包商TML（Transmanche Link）联营体在项目建设期内曾向项目公司欧洲隧道公司提出不少索赔，因隧道岩床条件与所预计的不符等原因，获得实际赔付高达12亿英镑。而项目的初始预算是48亿英镑，最后实际成本大约是105亿英镑。

林鸣：发生这种情况一点儿不奇怪，因为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并不是同心同德，而是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人们都是尽可能地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至少是自身利益不能受损，根本谈不上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中国传承几千年的文化视同心同德、以国家利益为重为美德，所以才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只要一比较就充分显示了中国独特的体制优势。

2

共和国长子的担当

赵忆宁：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工程承包商，主要目的是在建设施工过程中获得可观的利润。中国交建是国有企业，您如何理解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责任与担当？

林鸣：其实国有企业肩负双重责任：其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企无疑要与市场共舞并实现商业利益。其二，国企的出资人是政府，除了要在市场竞争中为出资人创造更大的利润之外，担当国家责任是国有企业的另外一个重要目标。所以国企不是为自己而生，国家赋予了它们国家长子的责任。

中国交建是亚洲最大的国际工程承包商，在世界排名第五，我们当然懂得国际工程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在中东、欧洲市场必须运用，但是在有些工程上不能乱用，比如港珠澳大桥项目。我们是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长子的担当精神与生俱来。港珠澳大桥是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超级工程，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工程做好。当工程遇到困难时，犹如一个家庭的母亲生病，作为长子理应为她分忧而不是跟她讨论价钱！

赵忆宁：担当就是责任。

林鸣：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家庭的平安与国家的繁荣昌盛，都不能缺少长子的担当与责任意识。如果这个工程总承包商不是中国交建，而是一家西方公司，业主就要准备多花几倍的价钱赔偿或者打官司，工程也不可能在2017年如期完工。西方公司寻求的是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而国企首要的是为实现国家目标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

赵忆宁：其实汉斯·德维特等外国专家所首肯之处正是我们体制的优势，但平心静气地说，他们的愿望可能在其他国家实现不了，因为不具备客观条件。

林鸣：外国企业很惧怕中国的央企，2015年有47家央企进入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了强大的竞争力。但是长期以来社会上对国有企业有各种各样的舆论，甚至个别人希望置国有企业于死地。我认为，央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法治、需要市场经济，同样也需要央企，至少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它的存在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比如当遇到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南海问题时，当遇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风险时，只有央企才能作为国家脊梁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也一定需要依靠央企出手。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中坚，肩负着发展壮大国民经济的重任。

赵忆宁：这就是央企和其他企业的最大区别。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党员干部的担当精神，您从一个工程总指挥的角度如何理解央企的担当？

林鸣：我认为，桥的价值在于承载，而人的价值在于担当。

第一是担“责”不推。国家把一个“世纪工程”托付给我们，我们必须“职尽其责”。英国《卫报》在2015年评出“新世界七大奇迹”，港珠澳大桥位居第三（其余六大奇迹为：北京新机场、沙特王国塔、乌克兰新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麦加Abraj Kudai酒店、伦敦Crossrail工程和巴黎FFR大体育场），当下与港珠澳大桥相提并论的工程，全世界也没有几个。这样一个全世界瞩目的超级工程，是展示中国国家实力的超级舞台，也只有中国才能提供这个超级舞台。而我们有幸成为主要演员，一定要把这场戏演好。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可以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机遇，所以在工程中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要自己扛起来，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解决问题。在这项土木工程建设中，创新比重占到总工程技术的15%，也是我国前所未有的。

第二是担“难”不怯。外海沉管安装是一个世界级难题，只有极少数西方专业公司具备这个能力，中国是海底隧道工程的新进入者。我们并非是无知者无畏，从一开始就做好了“知其难为而为之”的思想准备，但是遇到的困难还是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6年前（2010年），我们与一家外国公司商谈技术合作，这家公司开出的咨询费高达1.5亿欧元，当时相当于约15亿人民币。最后一次商谈时我问，3亿人民币的话，他们能够提供什么服务？他们说，给你们唱一首祈祷歌吧。之后这家公司就在中国注册了专利。外国公司的技术保护、技术壁垒与技术歧视，更激发了我们自主创新的决心。在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建设过程中，我们的技术创新有63项，解决了包括深埋沉管、快速成岛、隧道基础、工厂法预制管节、外海深槽管节安装等一系列工程难题，中国工程师为世界海底隧道工程技术提供了新知识与新样本。

第三是担“险”不畏。在E15管节“三次浮运两次返航”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指挥者必须坚定信念并作出正确的决策，如果在悬崖边上踏错一步，就可能毁于一旦。当我们遇到回淤的时候，面临返航与否的艰难决策，因为全世界还没有把如此大的管节拖运回坞的先例。我们手中只有一套回撤的应急预案，12条拖轮只有往前拖的经验，而回拖管节是另外一套操作程序，现场很多人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回拖管节时遇到六级海浪，一米多的大浪打到了管顶作业工人的胸脯上。恶劣的浮运自然条件、回拖管节技术的初次尝试与人的情绪波动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在一起。靠什么来战胜挑战和风险？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是要有对工程负责的坚定信念以及预测风险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尊重科学，不暂时放弃，就会给整个工程带来巨大的风险。虽然“战非必胜”，但是不可轻易言败。经过五年的工程历练，我们提高了应对工程风险的能力。

赵忆宁：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勇于担当是一份责任，更是一种精神，而能够担当依靠的是技术能力和创新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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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7日21点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