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伯鹰独悟“内捻法”，终成“二王”传人

潘伯鹰（1899—1966 年），原名式，字伯鹰，号凫公、有发翁、却曲翁，别署孤云，以字行；安徽怀宁人；系著名书法家、诗人、作家、文物鉴赏家，亦为现代书坛“二王”书风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书法杂论》等，出版有《潘伯鹰行草墨迹》。

潘伯鹰 临王羲之《丧乱帖》

潘伯鹰出生于书香门第。据他回忆，幼时家中至少藏有 300 余件历代书画，在这种充满墨香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他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

成年后，他早期从政，且曾一度接近高层，但因不热衷于此，故未成为达官显要，而多为“幕僚”。

抗战前夕，蒋介石因慕其才华聘为秘书，但凡重要文稿，多出自其手，后又转任实业部、内政部秘书；在国共和谈期间，又担任国方代表章士钊的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任职于上海图书馆，后又受聘为同济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复任上海文物保管会负责文物鉴定，并担任上海市政府参政室参事、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等职。因这一时期他多以职业书法家身份面世，故有幸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

中央银行五元券

自古英杰多磨砺。潘伯鹰与银行的渊源源自风云激荡的抗日战争期间。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国军节节败退。为保存实力，国民党中央政府先由南京迁往武汉，后又迁至重庆。一时间，大江南北的人和物不断向西部地区转移。

正是在这次举国大迁徙中，东部地区先进的科技文化与西部地区的民族文化有机融合，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从而使“陪都”重庆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时名流大家云集，文艺十分繁荣。

正是在此期间，潘伯鹰也来到重庆，并担任中央银行行长孔祥熙的秘书。由于银行日常事务不多，故他得以专心学书，并与章士钊、吴稚鹤、齐燕铭、张伯驹、叶恭绰、沈尹默、吴湖帆、谢稚柳、乔大壮、曾履川、许伯建等艺术界、

收藏界名宿巨儒交往密切。

尤其与大 16 岁的沈尹默过从甚密，二人亦师亦友，一起研诗论书。在频繁的交往、探讨、切磋和实践中，他眼界大开、学养精进。

潘伯鹰 临王本册（局部）

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王右军“书圣”之地位坚若磐石、无可动摇，因为他已将中国书法的笔法、结体等都推至巅峰、达到极致，成为其后千百年来无人企及、难以逾越的书坛“偶像”。

那么，后人的书法之路又将何去何从？迄今为止，后世书法家、理论家无不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和尝试，但大浪淘沙，千帆过尽，其中仅有少数才华超绝的成功者，或开创一个时代，或为时代所选择，从而名留书史。

潘伯鹰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在海派书家中，潘伯鹰的书法堪称典范。其书师法唐宋，后上追魏晋，挺拔劲健，书卷气息浓厚，书写感极强。

潘伯鹰 书法作品

在用笔上，多用“内捻法”，且以中锋为主，笔尖走笔画里线，使线条扎实有力，富有弹性；在结字上，极为重视笔画组合的空间变化，灵活多变，或收或放，或疏或密，开合有致，横生奇趣；在章法的处理上，其追求的是一种疏朗有致、清新洒脱的布局，字间虽少牵丝映带，但笔断意连、气势贯通，并通过拉开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距离使书作更具疏朗清秀的书卷气和君子气。

可以说，独特的用笔、结体和章法三者构成了一种只属于潘氏独有的那种潇洒从容的笔墨语言与艺术精神。在多年学书历程中，潘伯鹰提倡“正草并进”“碑帖兼学”，其行草书遍临《十七帖》等“二王”散帖，以及孙过庭《书谱》、赵孟頫诸帖；楷书则于褚遂良用功最勤，且逐步体会到诸遂良书法之所以别具一格，正是因为褚长期浸淫魏隋碑书，并将右军书法中的隶味加以突出所致。

因此，后期便以褚遂良书法为宗，苦临其《孟法师碑》和《伊阙佛龛碑》，后在《房玄龄碑》下功夫最多。

尤其是他临写的《大字阴符经》，深得褚书风神，于用笔和结体都可谓惟妙惟肖，其临写墨迹出版后广为流传，可谓金针度人。

潘伯鹰 临《大字阴符经》

需要指出的是，“二王”一脉至褚遂良之后，若说唐代学褚最有成就者当属颜真卿。但在潘伯鹰传世作品中，并未发现他直接临摹颜真卿的遗作，由此或可推断他并未在直接临摹颜字上花费大量精力。

但从他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作品中还是能看到颜真卿的影子，可见他并未简单地承袭颜书之形体，而是将其瑰伟的体势和雄厚的篆意融入笔底，自成风格，也使自己的书法无论是神韵还是气势都与之前有很大不同，艺术水平和层次向前大跨进了一步。

潘伯鹰《行书 王维诗》

故世人每论及潘伯鹰书法，皆会说他传承“二王”书风，很有成就。但笔者以为，仅此评价难以尽述其成就。他虽得“二王”之风神，但却并不拘泥于此，而能推陈出新，独具面貌。这也是潘伯鹰的高人之处。所以，他不仅是同时代的佼佼者，而且时至今日还深深地影响着上海书坛。

除专心创作外，潘潘伯鹰还将自己多年的学书体会与感悟淬炼成文，如他发表于《书学》第一期的《题十七帖》和第四期的《述执笔法》，以及在 1939 年 1 月 8 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论笔》等，既是其精湛艺术技巧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古代书论和书学思想的深刻解读与系统阐释，如统一笔法、规范书写、简化研习手段等书学思想无不跃然纸上，影响颇深。

潘伯鹰《于人遇事联》

更难能可贵的是，其文深入浅出、阐幽发微，使深奥、枯燥的书论变得浅显易懂，即使不擅书法的人亦能读懂，并从中受益。潘伯鹰早年还投身于桐城吴闿生先生门下，学习经史文词，故其诗文功底深厚，著有《玄隐庐诗抄》。

作为帖学派的成员之一，他常与道友以长笺短札来唱和诗词、交流书艺。其“论书诗”有近 60 首，散见于《玄隐庐诗抄》一书中。这些诗或评师友书法，或品古人书法，或论自己书法；或谈学书历程，或讲临书心得，或叙书学追求。并且，词句优美，格律谨严，格调高雅，尤其是书法史上的典故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比如，“心力穷时奇境显，天机妙极淡功收”，这是他在谆告后学，表明书法技法至臻至淳时神韵自出，万勿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又如，“垂天水击九万里，鲸鱼鳍鬣如鲤鲭”，这是他强调书法贵在有“真气”而非形式，切勿舍本逐末、本末倒置；再如，“何时今古付双遣？且今且古成一军”，则表达出他立志创造属于自己独特书风书貌的决心和信心。

潘伯鹰不仅工诗文，还长于文学创作，其所著旧体小说《人海微澜》在《大公报》副刊“小公园”连载，曾风靡一时，后又单行刊出，并被导演郑正秋改编为电影 《春水情波》。

随后，他又在“小公园”及北京《实报半月刊》等连载了《隐形》《强魂》《残羽》等文学作品，一跃成为上世纪 20 年代末华北地区最有名的市井小说作家，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且直接影响和催生了刘云若、李山野等一批著名社会言情小说家的崛起。

自古书画鉴定比之其他门类的文物鉴定更加困难，因为古书画的文化内涵最深，内容丰富，人物众多，品类繁复。除诗文小说之外，潘伯鹰还是新中国第一代古书画文物鉴赏专家。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后，在上海市政府领导下很快成立了“上海市古代文物保管委员会”，潘伯鹰首任委员会主任。每参观或鉴定文物，他回家便追撰笔记，日积月累，终成《观古纪余》《观画录》等文物鉴赏专著。

目前，从其笔记中可知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早期收藏的很多文物尤其是古书画多经其手，多过其眼，如《米芾多景楼诗》《宋徽宗瘦金体千字文》等。

按照齐白石自己的说法：“我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懂行的人都知道，齐的这一自评实有“故弄玄虚”之嫌。记得也有人曾评潘伯鹰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小说第四，鉴赏第五。笔者以为这一评价则相对公允。诚然，旁观者清也。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沙孟海研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文艺评论奖获得者。文章原载《杭州金融研修学院学报》2017年09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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