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六大”终评项目

五龙宫遗址发掘航拍

一、工作成果

1.地层堆积

发掘情况显示，五龙宫遗址为砖石建筑遗址，整体保存较好。发掘区域的建筑遗迹单位以上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可分为4层。第1层为近现代堆积的表土层；第2层为民国时期周边山体垮塌形成的淤积层；第3层为清乾隆时期周边山体垮塌形成的淤积层。第4层为清康熙至雍正时期建筑垮塌后，形成的建筑废弃堆积层；第4层下显露出五龙宫遗址建筑遗迹单位，达到本次发掘目的，未进一步向下发掘。

在厘清考古学地层堆积机理和遗存在空间分布区域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学、器物类型学等学科，对整个考古发掘工作的每一个层面和环节进行研究，精准掌控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重要节点，廓清了五龙宫南宫东道院衰败及废弃成为遗址的年代及原因，为五龙宫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重要信息资料。

2.主要遗迹

本次考古发掘，尚未结束。部分遗迹单位，未能完全揭露，其遗迹具体信息尚不能完全确定。目前确认有不同时期的建筑遗存15处，其中房屋遗迹6处（编号F1-F6）、院落遗迹3处（编号院1-院3）、天井1处、主排水沟2条（编号G1、G2）、水池2口（编号池1和池2）、灶1口。基本探明了五龙宫遗址南宫东道院的遗址的年代及形制，明确了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结构，探明发掘区部分单体建筑的历史职能（如F6为厨房）和尺寸数据。为遗址的永续保护和展示提供精准的数据信息和详实的基础资料，有效推动五龙宫遗址的整体保护发展。

遗址发掘区主要遗迹分布图

本次考古发掘前，通过对历史文献学、碑刻文献学的研究，对五龙宫的营建过程有一个初步印象。并通过不同时期的五龙宫舆图对五龙宫整体建筑布局及单体建筑空间位置有个宏观框架。在通过考古发掘工作进行相互印证后，使用“二重证据法”，确定了发掘区的建筑遗迹单位的年代，并提炼出明代永乐时期和嘉靖时期的建筑材料、建筑工艺特征，对研究包含五龙宫在内的整个武当山地区，乃至整个湖北省的明代官式建筑形制变化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在池2（日池）内底基岩上发现有五龙浮雕、龟蛇浮雕、以及寓意太阳（火纹）及月亮（桂树下白兔椿药）浮雕在内的9个3组雕刻。其中的五龙浮雕，造型与武当山地区目前发现的元、明及清代的浮雕石龙的形制、样式皆不相同。但在有关五龙宫宋代时期的史料中屡有提及，因此认为其五龙浮雕可能为宋代雕刻。由于五龙雕像与五龙宫（观）名喻合，其对年代进行最终确认后，对包含五龙宫在内的武当山早期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五龙宫在宋代时，名为五龙观。有道士在此居住修行。而五龙浮雕围合成的方形图案，及图案外侧雕刻的台阶，说明其是一处固定的活动场所。因此认为其很可能是宋代的一处道教活动场所（法坛）。其余的龟蛇和日月浮雕的年代暂不能确定，可能时间有先后，但是处于道教活动场所，应该具有一定的宗教含义。而这是湖北地区首次发现的疑似宋代道教宗教活动场所，对武当山地区乃至湖北地区的道教研究提供重要的素材。

日池正射影像图

水池2内龙1浮雕

水池2内龙2浮雕

水池2的“月兔桂树捣药”浮雕

水池2内的“乌龟”浮雕

3.出土遗物

本次考古发掘工作出土的遗物非常丰富，目前初步统计出土遗物计有陶、瓷、铜、铁、木、骨、石、琉璃等八大类600余件。除大量的勾头、滴水、板瓦、筒瓦、脊兽、脊筒等陶质和琉璃质建筑构件外，还有碗、盘、杯、碟、铜钱、砚台、烛台、镰刀、发簪、钱币等生活用器，另有少量的真武像、灵官像、水简、碑刻等宗教用器；遗物年代最早为汉（遗址解剖，建筑垫土内发现有汉砖），偶见宋，多为明清，延续至民国。部分瓷器、钱币等可当标准器断代的遗物，已形成一个可靠的年代序列，为发掘区提供一个可参考的年代标尺，展示出遗址不同时期的动态进程，为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整个五龙宫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提供重要依据。

明铜灵官造像

明“鎏金”真武造像头部

清初“霁兰釉”杯

清初“水盂”

明永乐滴水

明早期琉璃筒瓦

出土遗物中，以明代永乐二十二年（1424）的投龙“水简”最为重要。在道教大型斋醮科仪告慰神灵的最后阶段，将告文的“简”和配套的礼器进行投放，祈求神灵保卫平安。该简是全国首次发现的以明代皇帝名义，敕命天下道教领袖張宇清开展道教斋醮活动，祈求天下太平的重要实物。同时在文献内也发现有这次事件的建醮仪式的记载。

水简正面

水简背面

4.小结

本次考古发掘从考古的视角出发，明确五龙宫遗址建筑的整体布局，归纳总结出各个单体建筑的基本形制和特征，并对五龙宫遗址的单体建筑做出一个明确的分期，通过文献舆图的比对，在此基础上确定五龙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建筑格局。在遗迹单位的年代基本厘清之后，通过对出土的遗物建立一个可靠的年代序列，为五龙宫遗址提供一个可参考的年代标尺，把五龙宫遗址内的单体建筑纳入一个完整的时空框架中，以此得以展示出的营建、发展、衰落、毁灭的动态进程，为今后的文物保护和文物展示提供更为直观与精准的历史信息，达到有效推动五龙宫遗址的保护发展，并最终为开展整个武当山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二、相关研究工作

本次考古工作一方面利用考古成果来为五龙宫遗址的永续保护和修缮提供详实依据，另一方面也在此基础上开展对相关所涉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时也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武当山考古和武当山文化做好基础准备。目前研究方向有以下几处：

1.数字化建筑复原研究

和武汉大学合作：以考古发掘现场为基础，结合武当山现有建筑。参考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作法则例》，对五龙宫包含发掘区在内的区域进行整体数字化复原。目前该项工作与考古发掘工作同步开展，并取得初步数字化成果。并将在下半年完成相关研究论文。

该数字化复原研究工作，是全国首次对考古发掘区采取边发掘边数字化复原的模式进行的考古工作。开创了全国建筑考古的先例。同时，明官式建筑介于宋代官式建筑和清代官式建筑之间的过渡时期,无明确的法式规定文献流传。本次考古发掘将为明代不同官式建筑形制进行初步总结，为日后建立整个明代官式建筑提供基础数据。

对五龙宫遗址的初步整体复原模型

对五龙宫遗址发掘区的初步复原模型

2.建筑材料的分析研究

和安徽大学进行合作：对包含五龙宫在内的武当山古建筑材料的材料分析研究，目前该工作正在进行中，计划9月拿出初步研究成果。

建筑材料化学检测分析

传统建筑材料具有良好的耐久性、自修复性、环境友好性等优点。对五龙宫、遇真宫、回龙观等武当山古建筑的砌筑灰浆、琉璃和陶制砖瓦构件等进行检测分析，了解其材料配方、制作工艺和科学原理。与明中都、南京明故宫、北京故宫等地的同时期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为了解明代早、中期皇家建筑材料的烧造技术水平、生产组织制度、技术交流等提供依据，同时为我国古代建筑材料技术史的系统研究提供重要补充，为现有的明代构件的病害机理以及修复保护积累科学信息。同时，对其材料成分进行科学化改进，以期为武当山古建筑乃至全国其它地区古代建筑遗产的保护提供一种适用的“绿色”应用材料。

3.文献学研究

五龙宫作为武当山重要宮观，拥有大量的史学材料，目前的史学材料分为两部分，一类为书籍文献，一类为碑刻文献。目前书籍文献已经完成《丹铅见微—武当山五龙宫文史》报告的初稿，正在与出版社对接，计划2022年年底正式出版。碑刻文献目前已经完成《金石存铭—五龙宫石刻》报告的编撰，目前正在校对全书。

4.宗教学研究

与四川大学合作研究：五龙宫遗址本身就为一处宗教载体。拥有大量的有关道教的史学材料，以及出土的大量道教实物材料。因此有充分的材料作为支撑去研究道教的发展，可对武当山道教发展的早期脉络进行追溯，同时也可以复原武当山斋醮科仪的发展演变、补充武当山道教传承谱系以及考察明清时期官方与武当山道教的互动关系等研究。

目前四川大学正在对水池2中的五龙遗迹和出土的水简进行解读，并对五龙宫的整体价值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三、结语

五龙宫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面积最大、规模最高、遗迹保存最丰富的明代皇室家庙遗址，是宗教考古和建筑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本次考古工作，将通过多学科合作共同开展研究。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与考古研究成果相互整合后，最终将五龙宫的研究成果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多样化成果。同时，将这些学科成果作为整个武当山文化研究的契子，为将来将武当文化升级到武当学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历经百年征程的湖北考古也在见证着一个又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发现。值此契机，在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下，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江汉考古》编辑部、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联合承办的2021年度“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于今年1月启动。进入“六大”终评的项目将于近日陆续在极目新闻全媒体平台、《江汉考古》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公布。

极目新闻首席记者：戎钰

通讯员：陈丽新 许静思

转载自：江汉考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