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小林】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

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领导人意识到八路军武器装备和人员不能同比例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分散了八路军有限的经济力量和干部的同时，也导致八路军战斗力的下降。因此，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领导人反复强调保持部队适当的人员与武器比例的重要性。1938年7月11日，朱德致电八路军各兵团首长，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编制。[12]1939年2月，朱德再次要求各兵团按照云阳改编时的编制表充实编制。[13]然而，形势的发展迫使中共做出急剧扩张军事力量的决定。1939年后，国共关系持续恶化，中共中央判断国民党政府有妥协投降的可能。1940年1月19日，朱德、彭德怀等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克服国民政府投降妥协危险的中心环节便是力量问题，建议八路军再扩大20万，规定了各兵团扩军的具体任务。[14]虽然毛泽东、王稼祥原则上同意八路军的扩军计划，但提醒朱德、彭德怀注意扩军要在有枪区域进行。[15]这表现出中共中央对于八路军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视和担忧。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进一步强调武器装备的重要性，要求八路军在华北采取巩固的方针：“在晋、冀、察、绥等省以巩固为主，任何军队至少须有五成枪，力戒人多枪少浪费干部与经济力。”[16]6月，中央军委再次明确要求华北地区的部队应确保六成枪支的限制。[17]

尽管中共中央意识到武器装备和兵员数量同步发展的重要性，但在武器来源有限的情况下，八路军的发展很难摆脱量先于质的状况。例如，一二〇师1939年12月共有50873人，各种枪支合计23714支，枪支基本达到了4.6成，接近云阳改编时的编制要求。[18]然而，1940年初一二〇师的人员迅速扩张，1月份为47912人，4月份发展到62497人。军队人员增加过猛，武器不足，部队战斗力并未得到相应提高，反而加重了供给负担和根据地的财政困难。[19]1940年4月20日，朱德向中央军委报告：“八路军全军现有人员359274名，各种枪炮共计176992门。”[20]在朱德3月18日向毛泽东报告中比较详细说明了各种武器的数量：步马枪90534支，手枪4957支，轻重机枪1590挺，自动步枪127支，手（提）机枪680挺，信号枪172支，掷弹筒108支，迫击炮156门，平射炮9门，山炮38门。[21]此时八路军的枪支不足三成。如果考虑到此时八路军作战区域之广泛，其拥有的迫击炮、平射炮和山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例如，一二九师三八六旅1939年消耗迫击炮弹仅80枚，山炮弹、野炮弹、钢炮弹、平射炮弹之消耗为0枚[22]，可见迫击炮等重武器在其作战中运用之少。

弹药的保有量直接关系到八路军的火力是否旺盛，及其持续作战的能力。目前关于百团大战前八路军弹药拥有量的史料，主要有两则。一则是1940年3月18日朱德、彭德怀向毛泽东、王稼祥的报告。1940年一、二月份八路军共消耗：步机枪弹4048500粒、迫击炮弹566颗、山炮弹78颗、手榴弹78500颗。现存弹药：步枪弹1843863粒、手枪弹116677粒、自动步枪18524粒、手提机枪弹20285粒，子弹共计1999349粒；掷弹筒弹271颗、迫击炮弹467颗、平射炮弹25颗、山炮弹392颗；手榴弹21649颗。各类弹药合计2022153颗（粒）。并要求：急需补充步枪弹4000000粒，自来德手枪弹50000粒，八二炮击炮弹1000颗，七五山炮弹500颗，手榴弹10000颗。根据《朱德年谱的》记载，一个月以后，即1940年4月20日，朱德、彭德怀和左权再次致电中央军委称：八路军拥有各种弹药共计8482361颗（粒）。[23]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相关史料，说明为什么八路军在一个月内拥有的各类弹药会猛增6460208颗（粒）。如果《朱德年谱》中关于八路军弹药拥有量可以采信，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八路军在发动百团大战前夕，其弹药拥有量不像此前学界认为的那样匮乏。[24]这或许是八路军主要将领决定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的原因之一。[25]

八路军战士的军事技能

能否熟练运用现有的武器装备，是影响八路军战斗效能的重要因素。日常的军事教育是普通战士熟练运用武器装备的基础。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部队遭受着持续的消耗和损失，但由于新成分的大量补充，部队扩张速度依然迅猛。因此，1938年8月左权撰文指出：“为保持长期抗战的需要……把这些新的战士们，迅速训练成为熟练的战士，参加到战线上去作战，已成为我军今日部队中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26]1939年2月7日、6月27日，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布整军训令，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提高各级干部军事、政治和文化水平。1940年2月21日，八路军总部整军训令强调，提高部队游击战争的战术素养，以及投弹、射击等技术。[27]4月25日，肖劲光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撰文指出，军事教育应以近战教育为主，单兵技术主要是射击、手榴弹、刺杀和迫近作业等四项技术。[28]除了集中整训，各兵团经常在战斗间歇期间对新战士进行军事教育。

由于战争对兵员需求的紧迫性，及时供给战争需要就成为八路军对新战士进行军事教育的首要原则，即在短期的训练中，必须使每个战士都能达到善于使用自身携带的武器（枪、刀、手榴弹）和善于在各种战斗情况下，有烂熟的战斗动作。[29]在此原则之下，军事教育的内容也删繁就简，“企图把一般典范令中的一切科目统统教完，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在战术上有意义的动作，应尽量包括在教育课程内，那些无战术意义，于实战无益的某些动作应大胆的删去。但在战术上有意义与实战所需的教育科目，还是很多的，我们仍不能以平均主义的办法，把这些一切拿来进行教育，还须按实战的需要性再加选择。甚至一直选择到把每一个科目内容，分为主要的次要的，主要的多教，应力求精通，次要的少教，甚至不教。例如射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射击精确，弹不虚发。要达到射击精确，就要多练习瞄准击发及射击姿势。那么在射击教育中，就应该抓紧这一项，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而其他的如装退子弹等，则是次要的。如各个战斗教练，则应着重于利用地形地物，散兵及前进法等，战术教练上，要着重进攻战斗，加强夜间教育等”。[30]在当时，一般军队的教育，通常是经过初期六个月的入伍教育以后，还不能作战。[31]因此，八路军教育新战士的办法是紧急时期的非常措施，严格讲与新战士军事技能养成的规律并不相符。例如：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1943年《抗战以来之军事教育管理报告》中称：在返回陕甘宁之前，“由于情况（及）没时间的限制，不容许较长时间进行整训，而新兵补充急须参加战斗，故在教育方面，只求训而忽略了练”。[32]这对于在华北连续作战的其他兵团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下面我们对百团大战前夕八路军战士射击、投弹、刺杀三大军事技能做简单的评述：

（一）射击

在三大军事技能中，掌握射击要求的技术含量比较高，它要求战士能够准确认识阿拉伯数字、米突尺，了解弹道抛线。1938年4月一二〇师全师射击成绩如下：

说明：1.射击距离100米，卧姿，每人3发子弹。2.命中人数百分比，凡命中1弹以上者均计入。3.师直、旅直的成绩是包括机关、杂务人员在内的平均所得。4.三五八旅直及贺陈支队没有成绩报告，故未列入。

资料来源：周士第：《1938年第120师抗战一年来军事报告》，杨弘、卢云山编：《周士第将军阵中日记》，第351页。

由表1可知，一二〇师各部射击成绩相差比较大，成绩最差的是三五九旅直属各部，命中弹数为35.8%；主力作战部队的团，其命中弹数仅有48.1%，尚不及50%；成绩最好的715团命中弹数为78.6%。时任一二〇师参谋长的周士第总结说：“（部队对）射击的原则了解很差，动作有些不确实，如上述射击成绩，除第七一五团成绩较好外，其余各部的射击教育是不深入的，射击技术还有达到应有的高度。”[33]一二〇师三五九旅1943年的军事教育管理报告也反映了射击教育存在的问题：“射击教育，只是着重了每天操场瞄准放，许多干部而不能切实改正战士不合要领的错误动作，如正确瞄准、击发。某些干部自己不懂得要领，就是懂得也不会改正动作。团集中训练时则团长、参谋长亲身到操和教育准备特别操的补救则成绩就好些（原文如此——引者）。在姿势上，曾经有过三次的改变，致使教育受了影响，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姿势，特别严重的问题是求形式，而没有深刻去研究怎样合乎实际，如退装子弹眼睛不望敌方而望机柄，定表尺的动作慢，瞄准不正确，击发不得要领，般机两把火而只一把火放，击发不停止呼吸的也有。”[34]其他部队射击训练的成绩与一二〇师各部基本相似，晋察冀军区杨成武部经过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的整训，实弹射击及格率为70.1%。[35]

尽管八路军将领深刻认识到射击技术对于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性，但是，八路军在迅猛扩张中兵员的流动性很大，使得八路军战士的射击技术始终在较低水平徘徊。1940年1月晋冀鲁豫政治部报告：“军事技术的落后是惊人的，先支一大队有一个从排长起没有一个认得表尺的排，甚至有连副还不认得表尺。”[36]。1940年1月3日，晋冀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秦基伟率警卫排实弹打靶，参加打靶者50人左右，其中20余人不上靶；5月24日，秦基伟发现一个团内有12个班长不认识表尺，因此决定整个部队作一星期的射击教育运动周，保证每个勤务员伙夫都能认识表尺。[37]然而，懂得要领仅仅是射击技术养成的初步，长期大量的实弹射击才是射击技术精良的关键，八路军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二）投弹

在八路军和日军交战中，手榴弹具有重要作用。1937年9月下旬的平型关战斗是八路军和日军初次交手，参加战斗的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在战后总结中说道：“此次战斗敌人死伤者均是手榴弹炸死者为多。”[38]战斗指挥官林彪也认为：“手榴弹是敌甚怕之武器，我军宜多带多用，更须人人会用。”[39]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的战斗经验得到了其他军事将领和八路军总部的认同。1937年10月9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研究平型关战斗后认为手榴弹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先占领山顶，一投手榴弹敌军就垮。[40]1938年2月，朱德在《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一文中指出：“敌人并不十分顽强，更怕手榴弹。”[41]1938年10月，晋察冀军区秋季反围攻作战东、西庄阻击战中，“大大发挥了手榴弹的威力，再一次增强了日军对手榴弹的恐惧感，进一步提高了战士们对于使用手榴弹的信心。每个战士都愿意多背手榴弹。”[42]因此，八路军各部对于投弹训练都比较重视。

与射击技术相比，投弹的训练相对简单。然而，不同战斗环境下的投弹技术要求并不相同：“在各种情况下（追击敌人，向敌冲锋，反敌冲锋），以及在各种地形上（山地、平地、街道、房屋等），所用的各种不同的投掷办法，例如敌人在山上我攻击敌人，我们是自下向上投，假若我在山上敌人攻我，我则又从上向下投，这两种投掷法即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说把投弹与战术联系起来，结合起来，不只是举臂一投了之。”[43]很多战士的投弹技术是在实战中锻炼出来的。以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抗战初期的情况为例，“投弹教育在抗战中是更发挥它们的威力，部队对手榴弹相信也经常去练，但只是用木质制成手榴弹的样式去练，而木质很轻，在练习时练就猛练，一行动木质丢掉了就不练了，故只有经过战斗多的战士才会使用手榴弹，不能使所有步枪战士都精通这门武艺和在任何地形条件都能有效地投掷手榴弹，也有的干部在练习时，老讲要领，而自己就打不远，实战经验教训使部队相信手榴弹，故也经常练习，尤有实战投掷的锻炼机会，故学会投掷容易”。[44]由于日常训练和实战需要有较大的差距，一方面手榴弹在对日军作战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在平型关战斗中，由于对手榴弹教育还不够，六八五团三营袭击敌人被自己手榴弹炸伤17人。[45]1939年5月，杨成武在大龙华战斗总结中称：“手榴弹的确在每次战斗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但因平时投弹只注意远度与准确的要求，不注意高度的练习，结果第1团第1营夜战时，投掷的手榴弹有的被墙碰回来炸倒自己。”[46]

（三）刺杀

刺刀是刺杀最基本的装备。整体而言，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刺刀的供给难以满足其需要，由于“刺刀的构造比较复杂，有弹簧、固定锁、刀鞘等需要加工的零件，对当时中国的一般工艺水平而言，不是一项容易的事。因此从中国自行制造现代武器以来，刺刀的生产数量一直不敷使用，抗战前曾经大量采购比利时的刺刀，用来补足不敷之处”。[47]因此，抗战初期，八路军刺刀的供给异常紧缺。1937年8月9日，毛泽东向驻太原进行统战工作的彭雪枫开列红军急需装备的武器清单中即包括刺刀1万把[48]，9月18日彭雪枫复电毛泽东汇报和阎锡山会谈的结果，提到阎锡山答应送八路军七九子弹50万发[49]，但没有提到补充刺刀的相关事宜。根据周士第将军记载，一二〇师1937年9、10月间领取的军用物品并不包括刺刀。[50]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报告中显示，抗战爆发到1938年6月从国民政府领取刺刀2000把，自己购买600把，总共供给八路军2600把刺刀。[51]1937年10月7日，一二九师向中央军委汇报称，除三四五旅直属七七〇团，现有“人员9367，长枪3412，马枪724，自来德2872，手枪93，花机枪3，重机枪29，轻机枪93，手提机枪72，迫击炮6门，刺刀55”。[52]1938年1月，120师人员已有29162人，但仅装备刺刀444把、马刀172把。[53]由此可见，八路军刺刀供给之极度匮乏。这严重损伤了八路军肉搏战的效能，例如在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袭击阳明堡的战斗中：“肉搏时，我只以手榴弹杀敌，我战士用脚踢敌，缺少大刀、刺刀”。[54]1937年10月26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七亘村伏击战中，“我军刺刀很少，但均能以准确的手榴弹解决战斗”。[55]

相对于可以通过测验了解其基本水平的射击和投弹，刺杀技术的强弱在不同对手面前表现出很大的相对性。抗战初期，日军刺杀技术的精良给八路军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8年6月，邓华支队以一个营的兵力在怀柔县沙峪村伏击日军板垣师团教导队，全歼日军108名；我伤92名，亡50名。此次战斗，日军散开队形休息吃午饭的时候受到突然攻击，在遭受一定损失的情况下与我军进行白刃战，我军依然伤亡142名。指挥此次战斗的李水清将军回忆：“4个多小时的战斗打得很残酷，进展很艰难……给我刺激最深的是，白刃格斗刺刀见红，本来是红军打仗的优势和强项，而在这次对阵中却没有占多少上风。三八大盖的刺刀比我们汉阳造的枪刺长了许多，日本士兵刺杀技术又普遍较好，有的战士冲上去，几个回合就被刺倒。”[56]参加沙峪伏击战的八路军战士多为红军时期的老兵，他们在与日军进行白刃战时尚处劣势，经过简单训练的新战士更是如此。1940年7月，在晋察冀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聂荣臻坦言：“过去我们的体力及刺杀技术都不如敌人。”[57]然而，在较短的时间内提升普通战士的刺杀技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总结抗战初期部队刺杀训练以及白刃战的情况时说道：

刺杀教练，每次进行时，都要研究一番，以求统一动作。而在研究中着重于实用倒不如着重于形式的整齐统一要紧，在教练中每天老一套，前进后退，防左防右，刺刀搏斗的精神未能发挥，始终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赶上敌人，故只是在操场上作动作，做个整齐形式主义。由于技术教育没有很好的进步，所以许多次战斗中打坍敌人不能歼灭，如上下细腰涧战斗的白刃战，二三个战士没有打胜一个日本人，最后是侧方战士将敌击毙，三八年冬八团在张家湾的伏击，最后围困了九个日本人，当敌向外猛冲时，我们一个排不敢抵抗进行白刃战，被敌人冲出去后，用枪将敌击毙。[58]

百团大战前八路军的基本战术——袭击

军事战略的选择不仅需要考虑军事本身的问题，更需要考虑政治、经济等其他非军事因素；战术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则比较单纯，主要是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等军事方面的问题。如前所述，八路军武器装备主要以近战的步枪和手榴弹为主，能够实施较远距离攻击的主要是轻重机枪，而攻击堡垒、据点所需的迫击炮、山炮、平射炮等数量极其有限；八路军装备的主要武器射程如下：重机枪800—1000米；轻机枪400—600米；步枪400米；手榴弹平均35—40米。[59]此外，由于部队流动频繁、缺乏训练，普通士兵对于步枪、手榴弹及刺刀的使用也难以达到熟练的程度。受武器性能的制约，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只能以近战为主。或许因为对自己部队的装备和人员素质有清晰的认知，抗战初期八路军的军事将领对于战术问题的意见很快取得了一致。

从1937年9月下旬八路军和日军在平型关首次作战，经过几个月的经验积累，到1938年初，中共领导层对于在同日军作战中应采取什么样的战术已经初步达成了共识。在战术层面上，毛泽东和前线的将领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限制日军现代技术威力的发挥。1938年2月，朱德在《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一文中强调：“敌有新武器。敌军有长期训练，善于使用其武器，如不预先设法避免其技术兵种作战威力的发扬，将使作战感受某些困难。”[60]林彪在总结平型关战斗时讲道：“敌人确是有战斗力，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的敌人，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于怎样同日军作战，林彪强调了三点。一是坚持山地战：“须利用敌人通过山地之机会，或诱敌人进入山地战而歼灭之，因山地作战，敌步兵不会抢山，飞机大炮之作用大大减少，甚至完全失去作用。”二是坚持近战：“为了避免他们的炮兵和飞机，战斗开始后要迅速接近敌人，投入肉搏，连续冲锋，使敌人的炮不好放，要放就连他自己的队伍也要遭了殃。”三是坚持夜战：“夜袭是战胜日寇的重要作战手段，敌人怕夜战，他们的技术威力一到夜间有的竟至全无用处，我们要非常努力的去学习夜战，以此特长战胜日寇”。[61]刘伯承在研究平型关战斗之后，认为此战得了经验与信心：“山地利我不利敌，敌技术兵器减少效力……秘密、隐蔽、迅速，使敌不能展开火力”。[62]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思考，1938年1月11日，毛泽东在《解放》第28期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以供全国各地抗日游击战争领导干部参考。毛泽东将袭击分为两种：一是针对驻止敌人的袭击，一是针对行动中敌人的袭击。“游击战争取得最大胜利的时机，还以袭击正在行动中的敌人为多，所以游击队不应放弃一切当着正在行动而又条件适合的敌人的袭击机会。这种袭击按其性质都是遭遇战，但分埋伏与急袭两种。埋伏是预期性质的袭击，但采取埋伏的形式。急袭是不预期遭遇而发生的，采取急袭的形式。前者是游击队的重要战术”。[63]由此可见，毛泽东将袭击作为战术思想来处理，而不是从纯粹军事学的角度来界定袭击，在此种思想指导下具体的战术动作，可能是对驻止敌人的袭击，也可能是伏击，或者是急袭。

1938年1月25日，八路军总部发布关于战术原则的训令，其主要内容包括：“2、突击运动中的敌人，并且主要的是突击其后尾部队而不是突击其先头，主要是采用伏击……4、对敌人的进攻与冲锋，应保持着高度的突然性质，突击一开始，应最迅速坚决的、猛烈的、连续冲锋，歼灭敌人，迅速干脆解决战斗。……5、当发现敌人已占领阵地，已站稳了脚，无消灭的把握时，应迅速脱离战斗，转移突击方向，以免被敌吸引，消耗我之兵力与兵器。6、自己行动应极端秘密，应利用昏暗、夜间接近敌人，与敌人一经接触，应坚决迅速向敌冲锋，火器主要是用来直接补助近距离的战斗，而战斗过程主要是白刃战”。[64]

八路军总部关于战术原则的训令，得到了各部队军事主官的高度认同。1939年4月，刘伯承总结抗战爆发以来一二九师作战经验时强调：“游击队的战术，通常是突然袭击运动或驻止之敌，特别是袭击运动之敌，所谓伏击与急袭者是[m1] 。伏击又是其中最好的手段，虽对优势敌人也可采用。”[65]1939年10月，彭德怀指出，袭击是八路军战术指挥原则。[66]1940年7月，在晋察冀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聂荣臻要求部队，“对敌战术上要多用伏击与袭击”。[67]

由于战争是敌我双方的互动，八路军战术目标的达成并不仅仅取决于八路军将领的主观愿望，也取决于日军的战术动作。根据周士第的记载，1937年9月至1938年6月，一二〇师各部重要战斗共计240次，袭击敌人次数50，被敌人袭击次数12，其他战斗方式178。其他方式是伏击、进攻、遭遇战、运动防御等，但最多是伏击战。[68]据晋察冀军区1940年1月统计，其路西[m2] 各军分区自军区成立至1939年12月底，共计作战1032次：其中截击371次；袭击239次；被袭击30次；伏击156次；扰敌88次；急袭56次；反袭击16次；被伏击3次；敌反袭2次，被急袭1次；破坏66次。[69]袭击、伏击、扰敌、急袭、破坏等占晋察冀路西各军分区战斗总数的59%。由此可见，在百团大战之前，八路军各部对日伪军作战，主要是采取积极主动的袭击战术。

八路军将领在诸多战术中更看重伏击。左权指出：伏击“特别对于我战术修养较弱之军事指挥者，不仅给了多方面的方便，而简直是非常重要的战斗措置。”[70]刘伯承也认为：伏击预先从容展开了兵力兵器，弥补了缺乏战术素养的指挥员的弱点，确是一件很有利的事。[71]因为伏击至少达成了两个目的：

其一，在某一点或面绝对优势兵力或火力的集结。徐向前认为尽管日军有着技术、火力上的优势，但是，“火力的优劣，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还有它相对的一面，就是说，虽然在全局上我们的火力是劣势，但在某一点、某一瞬间，我们如善于组织配备和使用火力，把火力集中在最紧要的地点与最紧要的时间还是可以在某一点上形成优势的”。[72]彭德怀要求进行袭击时：“在有利目标的条件下，用高度密集的火力，突然给敌人以重大损失，在几分钟或几秒内大量杀伤敌人”。[73]

其二，加强隐蔽，缩短攻击距离，迅速实施白刃战，增强战斗的突然性，抵消日军技术优势。徐向前主张：“在决定胜负的时机，造成绝对优势的火力后，采取突然的短兵火力袭击，在几分钟的瞬间，各种火器象暴风雨般地给敌以极大打击和杀伤，紧接着在敌人惶恐失措，队伍混乱，死伤狼藉之际，在其火炮未曾就位，机关枪未曾射击之前，我即迅速投入冲锋，进行肉搏，予以彻底歼灭。”[74]彭德怀要求部队：“在未与敌接触时必须秘密隐蔽，使敌不发觉，一接触时，要突然投入战斗，白刃冲杀，与敌混战，使敌人的优良兵器不能发挥作用。”[75]

事实证明，如果伏击战术的目的达成，其作战效果最为显著。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陈赓旅长在日记中对七亘村伏击战做了如下记载：“近山率部仍在原地待机伏击敌人，便衣队在东石门村一带活动。17时接近山报告，伏击成功，计缴获骡马300余匹，满载军用品。……敌人死不缴枪，全部击毙，约300人。……晚又接便衣队报告，在东石门村伏击敌人，将敌步兵2连击溃，缴获甚多，催我派人运胜利品。终以敌2连兵力反攻，我仅20人，弃胜利品登山。结果毙敌34人，我（便衣队——引者注）无损伤。这次伤亡仅10余人。”[76]由此可见，这次伏击极其成功，敌我人员损失比例在30:1；不仅如此，大量的缴获足以弥补战斗的消耗。

冀中军区抗战三周年战术经验的总结，对不同作战方式的效果进行了比较（见表2）。在各种作战方式中伏击的战斗效果最为显著，敌我伤亡之比例高达7:1。

资料来源：《三年来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关于战术问题的参考》，第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部1940年8月印，第31页；该资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1959年5月翻印。

1942年10月，刘伯承对太行区部队7月至9月战术动作总结，分析了不同战斗手段的效果（见表3）。其中伏击、袭击、破击三种作战类型总计57次，占55%。刘伯承认为：以伏击为最能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以袭击、破击、反袭击次之，以遭敌袭击和被迫应战为损失较大最不合算。[77]

在装备、技术、兵员素质等方面远逊于日军的情况下，八路军将袭击作为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这保障了八路军较高的作战效能。日军对此深有感触：“共军机动的游击战术极其巧妙顽强，是我治安之最大癌患。”[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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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百团大战之后中共无条件转向了全面的游击战。如毛泽东1941年7月所强调的：“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1943年3月，刘少奇仍然强调：大规模的正规作战，“不可能获得任何重要的结果，那就可能在一个或几个战斗中即基本上被消耗或有极大的削弱。”总之，要“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这对于中共而言，既是无奈的，也是现实的，但何尝不是智慧的选择呢？

齐小林，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讲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