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人·兽·鬼》篇名及出处考

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先生发表了著名的短文《人·兽·鬼》。该文后收入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8月初版的《闻一多全集》，篇名改作《兽·人·鬼》，文末注“原载三十四年十二月九日三版《 时代评论》 第六期”。

《时代评论》是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在昆明发行的一份四开报纸，每周一期，半年时间共发行周刊20期，特刊三期。目前能够查阅到的《时代评论》中，尚未见到刊载有闻一多先生《兽·人·鬼》，那么，这篇短文最初究竟发表在何处？

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的17卷本《闻一多全集》，是目前为止收录闻一多论著最全的一个版本，其编写原则是，凡收入的著作“一般采用最初发表的版本。未见最初版本的，均注明据何书、何刊排印”。其中收录的《兽·人·鬼》一文后注明“本篇据开明书店1948年版《闻一多全集》排印”，可见编者也未见到最初版本。

据闻一多的学生王康所著《闻一多传》记述，《人·兽·鬼》应是闻一多这篇短文最初的篇名。闻一多之孙闻黎明所编《闻一多年谱长编》也已说明：“十二月九日《人·兽·鬼》发表于昆明《时代评论》第六期，收《闻一多全集》时改作《兽·人·鬼》。”因而，要弄清闻一多先生《 人·兽·鬼》 一文的最初篇名与发表版本，绕不开《时代评论》，更绕不开《时代评论》第六期。

闻一多与《 时代评论》

抗日战争胜利后，昆明民主浪潮高涨。为了调动更多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团结一些中间的或不愿投向国民党的教授参加民主运动，促进民主运动迅猛开展，9月中旬，昆明的自由论坛社、大路周报社、人民周报社商议联合复刊，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王康等参与讨论。但此时，自由论坛社社长郭相卿登报称，民盟“有人在外假借本社名义参加发表宣言通电等等”，“本社自三十二年成立以来，立场绝对中立，与各政治团体绝无任何关系”。自由论坛社随即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闻一多、吴晗、曾昭抡、王赣愚、费孝通、杜才奇、王康、袁方等，会议议决开除郭相卿社籍，并登报宣布解散自由论坛社。紧接着，他们筹划创办一个新刊物。

1945年10月2日晚，闻一多邀请张奚若、楚图南、尚钺、费青、向达、吴富恒、闻家驷、吴晗、费孝通等教授，以及张子毅、袁方、胡庆钧、王康等青年教员，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办公室开会，商议创办刊物之事。

时代评论社章

关于刊物的名称，王康提议以《时代评论》为名，大家觉得不错，于是组成时代评论社，推选费孝通任主编，具体的编辑、印刷、发行等工作由王康主持，经费由闻一多、吴晗负责筹措，交由王康负责运作。王康遂以“史靖”的笔名登记为《时代评论》发行人，联系地址为云南大学传达室。

会议结束后，闻一多回到家中，用吴晗不久前买的一枚寿山石章，连夜刻制了以隶书入印的“时代评论社章”。这枚精美的社章留给吴晗无尽的思念：

不久，时代评论社成立了。要一个公章，他（ 闻一多）就自告奋勇，连带也替我捐献出这块石头。十月三日的早晨，在枪声炮声中完成这件艺术品。刻完，兴匆匆的走来说：“今天我做成一件事，很得意，你来瞧瞧。”我看见也很高兴，连说好极了。又问：“你没有听见枪声吗？这样密，这样响，亏你静得下心！”他说：“昨夜晚就有一些声音了，管他呢！我今天高兴做我自己的事情！”

10月3日上午，闻一多把时代评论社章交给王康时，特别叮嘱王康要抓紧筹备，尽早出刊。11月1日，《时代评论》第一期出版了。拿到报纸，闻一多近看远看，高兴地称赞：“不错！不错！”仔细端详之后，他又幽默地说，“这门面一看就像有一把年纪”。王康明白，闻先生指的是《时代评论》的报头版式与《自由论坛》周刊的刊头版式如出一辙，简直就是孪生弟兄，也算是对王康他们曾经花过不少心血的《自由论坛》周刊的纪念。闻一多自然兴奋，这是民盟云南省支部掌握主动权的刊物，发表文章再也不用看人脸色了。

《时代评论》发表的文章新颖、敏锐、生动，成为当年最受昆明读者欢迎的刊物之一，时常有上海等地报刊转载，影响遍及全国。不少文章陆续出版成书，成为那个时代的生动记录。

《时代评论》第六期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爱国学生惨遭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屠杀的“一二·一”惨案，这场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从11月26日罢课开始，至12月27日停灵复课，历经月余。惨案发生后，为掩人耳目，国民党当局竟不准许各个报刊报道惨案的消息。此时，《时代评论》同人义愤填膺，不顾威胁恐吓，为声援支持“一二·一”运动，《时代评论》第六至十期发表了多篇与“一二·一”运动有关的报道与评论，尤其是将12月6日出版的第六期辟为“一二·一”专刊，以四个版面的篇幅向社会各界公开“一二·一”惨案真相，悼念殉难烈士，传递联大、云大、中法等大学教授对当局的谴责，登载教育文化界的抗议、声明、呼吁等。由于信息量大，内容真实可信，《时代评论》第六期成为昆明市民了解运动发展的可靠来源，受到人们的热切关注，2000份报纸即刻售罄。

为配合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罢课运动，12月7日，西南联大罢课委员会的汪子嵩特地找到王康，送来周转经费和纸张，请求加印这一期《时代评论》。于是，《时代评论》连夜改版加印，8日晨，再版的《时代评论》第六期与昆明市民见面了。

12月7日，蒋介石发表了《告昆明教育界书》，闻一多看到刚刚披露的蒋介石的文稿，想到西南联大几次教授会上激烈争论的情形，当天深夜便赶写出《人·兽·鬼》一文。8日上午，编辑王康拿到该文文稿，决定再次改版加印，9日上午，三版的《 时代评论》 第六期面市。

就这样，《时代评论》第六期先后印行了三个版次，分别是1945年12月6日初版、1945年12月8日再版、1945年12月9日三版。这三个版次的《时代评论》第六期，头版、第二版、第四版三个版面完全相同，只是将第三版左下部的文章作了替换，这便是三个版次《时代评论》第六期的区别所在。

1945年12月6日的初版

这一版次的《时代评论》第六期，头版报头两边发表了《伟大的史诗》《为和平民主而工作》两篇短评。这是《时代评论》的既定版式，每期头版的报头两边都是这样的短评，一般由主编费孝通、发行人兼编辑王康两人撰写。下半版用大号黑体字刊登了费青教授撰作、时代评论社敬挽的挽联：

此处是民主堡垒，贫贱未移，威武不屈，更仗尔碧血英魂常共守卫

空负了锦绣山河，豺狼当道，鸱鹗飞天，当此际阴风惨日无限悲怆

在两联之间，刊有时代评论社《献给烈士们》的祭文一篇。这篇祭文为王康执笔，经闻一多、吴晗修改润色，由王康在“一二·一”殉义烈士公祭仪式上宣读后发表。

第二版刊登了费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向达《我要问？》、袁家骅《梦与谎——献给十二月一日遇害的同学》、陈友松《吊潘李二同学》、冯至《招魂》诗一首，以及赵迺抟敬挽潘琰、李鲁连同学的挽联。

第三版登载了《人民周报》《大路周报》《文艺新报》《民主周刊》《昆明新报》《时代评论》《妇女旬刊》等七家报刊同启的《我们对“一二·一”惨案的严重抗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国立云南大学71人签名同启的《国立云南大学教职员为昆明市学生罢课并受枪击致伤亡事敬告各界书》以及《联大教授会十二月四日之决议》。

第三版中间登载了查良钊敬挽“一二·一” 惨案殉难青年诸友灵鉴的挽联：

爱护国家，爱护学校，首应爱护青年，愧个人责任未尽

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尤在争取人格，愿君等精神永生

第三版左下部分刊登《公祭殉义烈士》《联大校友公鉴》两则通告，以及西南联大教授胡毅的短文《今后的努力》。

第四版发表了昆明31所大中学校《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昆明市大中学校联合罢课委员会《向昆明父老沉痛呼吁》和《昆明市大中学校联合罢课委员会向本市新闻界提出严重抗议》，并刊出报道惨案真相的《“一二·一”惨案实录》，在《伤亡统计》中公布了11月30日、12月1日25位被殴致重伤者的名单，以及12月1日殉义四烈士的名字：于再、李鲁连、潘琰、荀极中（ 张华昌）。

1945年12月8日的再版

8日再版的《时代评论》第六期，只对第三版的版面稍作改动，撤下6日第三版左下部分《公祭殉义烈士》《联大校友公鉴》两则通知以及胡毅的短文《今后的努力》，换上云南大学青年教员张子毅的短文《 黑和白》。

8日清晨，为尽快将再版的《时代评论》第六期送到读者手中，西南联大卖报组的同学上街售卖，市民争相购买，再版的几千份很快卖光，打破了昆明报刊的发行纪录。

1945年12月9日的三版

罢课还在继续，斗争仍在进行。

自11月26日西南联大学生罢课始，到“一二·一”惨案发生时，西南联大三常委均不在校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正赴北平视察清华园接收及修葺情况，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均在重庆，因而11月29日、12月2日、12月4日的三次教授会均由西南联大代理常委叶企孙主持。

惨案发生后，面对国民党当局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开杀戒的罪行，闻一多怒不可遏，在12月2日的教授会上，就主张以罢教来声援学生罢课，无奈教授会作出“罢教问题延缓讨论”的决议。

在12月4日的教授会上，闻一多怀着对学生极大的同情，再次提出以罢教来声援学生，以使当局接受学生的要求，惩办凶手，停止内战。为此，闻一多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希望得到教授们的支持。但教授们意见不一，争论相当激烈。教授会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整整开了六个小时，最后进行表决，罢教提议仍未获通过。

12月4日下午，傅斯年以西南联大常委的名义，从重庆飞到昆明，处理学生罢课事件。一下飞机，他就表示同情学生的遭遇，一定要彻底查办凶手。接着便忙于接触各方人士，劝导学生先复课，并保证只要学生一复课，其他各项要求都能得到解决。但是，三四天过去了，学生提出的惩凶等要求毫无进展。

12月7日晚，闻一多写出了题为《人·兽·鬼》的短文。他怀着激愤的心情，以寓言作比，毫不留情地控诉了“兽”——云南国民党当局的罪行，并宣告人兽不两立：

刽子手们这次杰作，我们不忍再描述了，其残酷的程度，我们无以名之，只好名之曰兽行，或超兽行。但既已认清了是兽行，似乎也就不必再用人类的道理和它费口舌了。甚至用人类的义愤和它生气，也是多余的。反正我们要记得，人兽是不两立的，而我们也深信，最后胜利必属于人！

胜利的道路自然是曲折的，不过有时也实在曲折得可笑。下面的寓言正代表着目前一部分人所走的道路。

村子附近发现了虎，孩子们凭着一股锐气，和虎搏斗了一场，结果遭牺牲了，于是成人们之间便发生了这样一串纷歧的议论：

——立即发动全村的人手去打虎。

——在打虎的方法没有布置周密时，劝孩子们暂勿离村，以免受害。

——已经劝阻过了，他们不听，死了活该。

——咱们自己赶紧别提打虎了，免得鼓励了孩子们去冒险。

——虎在深山中，你不惹它，它怎么会惹你？

——是呀！虎本无罪，祸是喊打虎的人闯的。

——虎是越打越凶的，谁愿意打谁打好了，反正我是不去的。

议论发展下去是没完的，而且有的离奇到不可想象。当然这里只限于人——善良的人的议论。至于那“为虎作伥”的鬼的想法，就不必去揣测了。但愿世上真没有鬼，然而我真担心，人既是这样的善良，万一有鬼，是多么容易受愚弄啊！

开明书店1948年8月初版的《闻一多全集》，收录的“原载三十四年十二月九日三版《时代评论》第六期”的《兽·人·鬼》，即是该期《时代评论》第三版左下部发表的闻一多的《人·兽·鬼》一文。至于缘何将篇名改为《兽·人·鬼》，尚不得而知，或许是因为1946年6月开明书店曾出版钱锺书的《人·兽·鬼》一书，为避免同名而作修改，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测。

（作者王立，西南联大1943级法律系校友王子光的女儿，工作单位为江汉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