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中的灵与肉母题及其价值研究

张隆海

（曲阜师范大学 宣传部，山东 曲阜273165）

《浮士德》包含着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毕生的心血，历经六十年才得以完成。歌德那渊博的知识、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飞动的才情造就了文本的博大与庞杂；其复杂的象征意义、深厚的历史积淀，使得文本精深而难解。在接受过程中，对其价值和意义的判断出现了人言殊异的现象。正如歌德所预言的那样：“这部戏剧将始终是个明摆着的不解之谜，不断地给人以愉悦并让他们忙个不停。”[1]有人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也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浮士德”！在论及文本蕴含的人伦和历史价值时，情况尤其如此。

《浮士德》中蕴含着人类文学的诸多母题，它们堪称打开《浮士德》宝藏大门的钥匙，而其中灵与肉母题堪称全篇的基本母题，统摄涵盖了作品中的其他主题、母题。故本文将聚焦于灵与肉母题，期望以此对《浮士德》所具备的独特历史与人伦价值作深入探讨。

浮士德那永不满足、不懈探索的个性特征被人们名之为“浮士德精神”，而灵与肉则可视为“浮士德精神”的两个组成要素。在浮士德上下求索的过程中，其灵魂深处始终存在着灵与肉的剧烈冲突，正如他那段著名的自白所昭示的：

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胸中，

他们总想互相分道扬镳；

一个怀着一种强烈的情欲，

以它的卷须紧紧攀附着现世；

另一个却拼命地要脱离尘俗，

高飞到崇高的先辈的居地。[2]61

自强不息的浮士德精神正是在这两方面展开的。《浮士德》中灵与肉的冲突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的文化信息，精神和肉体、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情感、理性与原欲、形而上的追寻与形而下的探索等一对对范畴的对立统一成为灵与肉冲突的具体表现。

知识悲剧阶段，在书斋里做那些无用、无聊的学问对浮士德而言无异于“枯守牢笼”，甚至丧失了活下去的兴趣；他对外面的世界无限向往，只有来到了“生动的自然”，来到活生生的充满乐趣的民间，他才又燃起了生活的强烈愿望。浮士德向往生命力的自由张扬，为了获得品味生活的能力，不惜冒险拿自己的灵魂作赌注同魔鬼做交易，这在基督教的社会中算得上惊世骇俗的“异端”了。在梅非斯特的帮助下，浮士德返老还童，首先去追求美丽的玛加蕾特，以满足自己的肉体欲望；又投机钻营去辅佐国王，想创立一番政绩以满足自己“出人头地”的欲望；他“上穷碧落下黄泉”追寻希腊美女海伦。为了追求尘世的乐趣、生命的快意，他肆意妄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些行动无不透露着浮士德灵魂深处那一阵阵“肉”的冲动。

但另一方面，他那不息的行动又包含着对“灵”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对世界奥秘的好奇、对古典式艺术美的追求，无不是对某种精神境界、某种信念的向往，这些恰是理性之光照耀下的人类才具备的特征。“为几百万人开拓疆土”，誓将海边荒滩建成人间乐园，为了民众的安居而寝食难安，已经到了人类精神文明的最高尚境界。郭沫若先生曾指出，《浮士德》“是一部灵魂的发展史，一部时代精神的发展史”[3]3。可见，“灵”的追求正是浮士德精神的另一组成部分。

通过对文本的进一步解析可以发现，“灵”和“肉”在各自内部的不同层次上又分别存在着多样性的表现。

总体上讲，“灵”的内涵在于上文提到的浮士德一生的精神需求及其满足。这种精神需求又有两种不同表现：其一为形而上的层次。在这里，“灵”表现为对人的信仰、人生意义等具有形而上色彩的终极价值的关怀，表现出纯粹精神性和超越性的特点；其二为现实性社会价值的实现，即对知识的探索、对人的现实社会价值的追求，表现出现实性、社会性特点。

“肉”的内涵中，最基本的因素是浮士德对自身本能和欲望的满足。它在不同层次上也有以下不同表现：其一为人的生物性特征在个体层次上的表现，包括人的原欲、本能的放纵以及对人的物质性的肯定；其二是个体原欲在“类”（群体）的层面上的表现，如满足权欲、追求优越等。

一方面，灵与肉的二元是对立的：它们分别指示着浮士德精神的两极，在浮士德多彩而漫长的生命轨迹的不同阶段，“灵”和“肉”的二元处于一种动态的对立、平衡之中，呈现出由割裂趋向和谐的态势。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互相依存，缺少了一方也就谈不上另一方，共同构成了浮士德人生探索的轨迹，并统一于浮士德不息的生命活动中。

从历时性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浮士德一生之中，其灵魂中的灵与肉在三个方面经历了由分裂到统一的变化，即知识生活、爱情生活、实现自身价值。从共时性的角度，我们则可以对诗剧中灵与肉的关系作如下总结：

其一，灵与肉的二元在由割裂到统一、由对立到和谐的发展趋势中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对立统一、彼此促进的关系。肉的冲动促使浮士德不断进取，使其在寻求个体原欲满足的同时也激发起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而“灵”的探索则在顺应、引导着“肉”的追求，并使人不断高尚化。如果二者缺乏其一，那么另一方也会遭到窒息，绝无可能长期独立存在。

其二，《浮士德》中的灵与肉统一于人的生命活动和生活探索中，表现出现实性和社会性特点，诗剧中那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名言可以说是最好的概括：“生命的金树常青！”（或作“生活的金树常青”，据董问樵先生阐述，德文Leben可译为“生命、生活、人生”[4]104等）

总之，灵与肉的关系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在思辨与实践的协调中强调了实践，在理想与现实的平衡中突出了现实，在精神与生命的兼顾中偏重了生命。这正是灵与肉母题在《浮士德》中的独特表现。

浮士德对意义的追问、对价值的探寻、对生命的张扬、对生活的体验，使得由灵与肉的二元因素组成的浮士德精神介入了人类历史的创造，进而使灵与肉呈现出鲜明的社会伦理色彩和历史发展意义，从而使我们在灵与肉的二元矛盾中看到了善与恶的存在及其复杂关系。

在对《浮士德》文本的表层结构进行分析之后，有人认为其中的善与恶之关系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第一层：天主——梅非斯特；第二层：浮士德——梅非斯特；第三层：浮士德自身内部的向善性——恶魔性，并且把以上三层矛盾的前者确定为善予以肯定，后者确定为恶进行了否定。如果我们将以上三层矛盾视为灵与肉之关系的三个层次，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是如果作为善与恶的三个层次，这种划分方法未免失之武断和简单化、抽象化。因为作为一对具备了社会伦理和历史发展意义的范畴，善与恶的性质会根据评判标准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面貌。而《浮士德》中确实存在着两种价值评判体系：

其一为希腊式的历史理性主义[5]54，它的人生价值观讴歌人的现世活动，肯定人的感性追求，扩张个人的生命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原欲、本能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表现出以历史的进步为最高原则的特点。而“所谓历史进步实际上是广义上的物质主义运动”[5]20，物质增长的原动力往往就在于遵循唯乐原则的人的原欲与本能。这种肯定人的原欲和本能的人生价值观与物质主义的历史观相互促进、融合，构成希腊式的历史理性主义。它表现出不惜以人伦的破坏、道德的沦丧换取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倾向。在进行价值评判时，凡是促进历史进步的即为善，反之则为恶。如马克思所言：“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6]220

在历史理性的驱使下，克洛诺斯推翻了乌拉诺斯，宙斯推翻了克洛诺斯，以确保种族的延续；希腊联军对特洛亚进行了大规模屠戮、劫掠而毫无愧色，为的是在部落间重新配置资源以确保历史的发展；阿伽门农为了保证战局的顺利展开不惜以自己的女儿作为牺牲献祭，等等。这一切非但没有被视为恶德败行，反而被看作是促进历史发展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善。

其二为基督式的价值理性主义。它在人生价值观上表现为以超越性的精神追求抑制原欲和本能的冲动，在历史观上表现出以神圣的信仰、淳净的道德、和谐的人伦为最高理想。这种人生价值观和历史观相结合，构成了基督式的价值理性主义。在它看来，凡是促进信仰、弘扬道德、促使人伦完美和谐、尊重人的情感的就是善，反之则为恶。

而正是在价值理性的感召下，约伯才毫不动摇自己对上帝的虔信；耶稣甘愿以自身的殉难为人类换来一条通往天堂的大路；哈姆雷特则对血腥复仇心存疑虑；堂吉诃德才毫不顾及现实的险恶而执意鼓吹美好崇高的人文理想。

分别以上述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为准绳对《浮士德》中的灵与肉母题进行评判，会得出一系列有关善恶的大相径庭的结论。

在前文分析过的“灵”的因素中，价值理性与历史理性得出的结论分歧并不大。无论是寻找人生意义，探索世界奥秘，在两种价值体系中都不能被归入恶的行列；书斋时期的学术生活脱离了多彩的生活，局限于纯粹的思辨，使生命停滞，个性遭到压抑，从两种标准来看都不能归入善的一类。

但在对“肉”的因素进行价值的评判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其一，对梅非斯特的评价存在巨大差异。

梅非斯特自称“部分的部分”“黑暗的一部分”，表现出冷酷、阴险、玩世不恭的特点。他引诱人享受肉体的快乐、权欲的满足，还做着“三位一体”的“战争、贸易和海盗行为”。在剧中成了虚无、否定、黑暗的象征，是人的原欲和本能的激发者，并保留着魔鬼在《创世记》和《马太福音》中就已存在的诱惑者、试探者、破坏者的传统特性。从价值理性的角度出发，诗剧对他败坏了道德、宣扬了精神的虚无、破坏人伦的行径进行了大量描述。比如他协助浮士德勾引纯洁少女格蕾辛、打死其兄长瓦伦廷、带人打死无辜老人菲勒蒙和包喀斯等等。在这个角度而言，他属于不折不扣的恶。

但是诗剧对他的评判并不是如此简单化。正如他的自我介绍中说的，他是“那种力的一部分，常想作恶，反而常将好事做成”。这里指出了梅非斯特作为虚无、否定、原欲的象征，在历史发展中尤其是浮士德的人生探索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使浮士德走出书斋，重获充沛的生命力，帮助浮士德追求女性和权力。他的行径震撼、鼓舞、刺激着浮士德进取的愿望和信心。同时梅非斯特对教会、大臣以及大学里的学习方法、学习内容进行了肆意地调侃、讥刺、嘲讽，构成了对虚假、停滞的社会黑暗面的批判，无疑是倾向于历史的进步发展的。他的作用正如《天上序幕》中天主所言：

人类的活动劲头过于容易放松，

它们往往喜欢绝对的安闲；

因此我要给他们弄个同伴，

刺激之，鼓舞之，干他恶魔的活动。

可见，梅非斯特这一伦理价值中的恶，在很大程度上被《浮士德》中存在的历史理性主义的传统肯定为善。

其二，对浮士德灵魂中存在的“肉”的倾向进行评价时，两个评判体系得出的结论差异较大。

在价值理性的原则看来，浮士德自身“肉”的因素（即原欲、本能）使他不顾道德的约束，努力追求情欲的满足，实现对权力的渴望，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并使他向着与道德高尚化相反的方向堕落。这无疑是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恶。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浮士德的原欲和本能又是他不懈进取的动力之源。在现实中，原欲和本能的释放最鲜明地体现在对情欲、财富、功名的追逐上，对此康德曾指出：“这种无情的功名追逐，这种占有和权力的贪婪欲望，没有他们，人类的一切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7]325的确，浮士德在每一次追求失败后都能很快摆脱困境，进而找到新的人生目标，原因就在于其自身“肉”的因素在发挥着作用。这是完全符合历史理性对善的界定的。

其三，在诗剧的最后一部分，浮士德对事业的满足也包含着善恶的评判以及丰富的文化信息。

浮士德不懈探索、勇于实践，在体味人生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同时也在创造着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历史理性主义的信奉者和执行者。在事业悲剧部分，浮士德率领众人围海造田，将不毛的海滩建成花园，将吞噬生命与财富的海洋建成了几百万人自由居住的乐土，男女老幼在这里过上富足的日子。这无疑是历史理性主义原则下善的最高体现，所以，浮士德尽情享受了这一美妙的景象，喊出了“停一停吧，你真美丽”。但因此时间停止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消失了，历史理性的善也就消失了。从历史理性主义的角度而言，浮士德一生的进取终于还是停止了，人的进取心败给了时间，这是诗剧被称作悲剧的原因之一。

浮士德的最高理想是在他双目失明后实现的。这里的“失明”无疑带有深刻的寓意。它体现着价值理性主义的文化内涵。

在浮士德率众填海、造地、重建乐园的过程中，对美好理想的追求绝对化之后，人们失去了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升平盛世的动人景象遮蔽了财富积累时期的血污和腥秽，群体的幸福掩盖了个体的异化，物质的繁荣付出了人伦牺牲的代价。菲勒蒙老人一家无辜受戮，“战争、贸易和海盗行为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开”，对围垦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也通过包喀斯老人之口进行了质疑。所以，以价值理性的原则来看这场事业，不但不是完美的，而且充斥着伦理上的恶。浮士德对理想境界的体验与享受正是得益于他的失明，失明使他无法察觉现实中的丑和恶。从这个角度讲，他的这次人生的“高峰体验”是一个虚假的赝品。这是诗剧被称为悲剧的又一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在对灵与肉母题的伦理和历史意义进行评判时，在善与恶的复杂关系中，我们在诗剧中发现了两条源远流长的西方文化精神之河，即价值理性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其中历史理性主义以能否促进历史进步为转移，肯定了灵与肉中“肉”的因素的积极意义，肯定了伦理上的恶所具备的促进历史发展的特性，并将之界定为善。历史理性主义是全剧最鲜明的价值观。

但另一方面，如有的学者所言：“虽然私欲和‘恶’可以在客观上成为历史进步的‘杠杆’，但人在介入历史的时候却不能主动地将‘恶’奉为自己的实践原则，而应当以善的努力、对恶的批判姿态来介入。世界不可能在彻底的精神放弃和道德堕落中实现自救。因此，从实践主体的价值意义上，人还应坚持积极向善的原则。”[8]364确实，《浮士德》中价值理性主义的存在提醒人们必须时刻注意历史理性的膨胀给人类精神、伦理带来的巨大痛苦和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人类在生活富足、物质发达的同时还需要人伦的和谐、精神的充实、情感的满足。

有人认为，奋斗不息的浮士德时时会陷入虚无的迷惘中，自救的历程也是以上天的救赎告终，这一切均说明在诗剧的结构和思想上存在一个裂痕，破坏了全剧的统一性。其实这非但不能说明“裂痕”的存在，反而证明了《浮士德》作为一部伟大的作品所包含的深刻而丰富的西方文化和文学信息。这一切恰恰显示着价值理性主义在对历史理性主义作着必要的补充和限制，更加突出了《浮士德》评判善与恶时的全面性、深刻性和辩证色彩，并且从另一方面体现出《浮士德》对灵与肉和谐统一的强调。

《浮士德》作为“世界文学”的伟大代表，它对善恶的评判除了体现着丰富的西方传统的文化、文学信息之外，更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人文主义精神发展的新趋向。

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人类掌握的科技知识的剧增，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也在急剧提高。但由于人对自己力量的滥用，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痛定思痛，人类发现大自然具有自我运行的基本规律，它不容轻易改变。到头来，人类为之自豪的某些口号和观念（诸如“人是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自然的主人”等等）在人类真正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之后，却被发现是人类的自大和狂妄。弗雷泽在《金枝》中强调，“要广泛地树立关于‘人无力去影响自然进程’的认识，……一步一步地把他从骄傲的地位上击退，使他一寸一寸地叹息着放弃他曾一度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地盘”，使“他承认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事物”。[9]89于是人们开始批判“工具理性”、狭隘的人本思想，开始要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生物和谐相处，倡导所谓的“大地伦理”“生态伦理”，主张人类应该“与我们的邻居、动物伙伴、整体环境以及整个自然界和平共处”，人类“不仅要尊敬我们人类自己的伙伴而且要尊重类似的群体，也包括无生命的自然”。[10]83一种新人文精神俨然已经形成。

《浮士德》中对善与恶的评判标准无疑已经包含了人文精神新特质的萌芽。浮士德的事业在新的人文精神看来有着巨大的恶在其中，故歌德并未安排浮士德顺利地实现其理想，而是让浮士德在失明之后于掘墓声里想象自己“实现”了理想。这里的讽刺意味说明，第一，浮士德献身于造福大众的事业，走向了“大世界”，将“小我”扩充为“大我”。由此，诗剧肯定了“造福大众”的理想所具备的崇高意义和重要价值；第二，浮士德追求理想的手段和方式在新人文精神看来是不足取的：首先，“填海造地”看似征服自然造福人类，实为破坏自然贻害人类，包喀斯老人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怀疑，历史的发展则最终证明了这一点。其次，其积累方式带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肮脏的特性，并以道德被破坏、幸福被牺牲为代价。歌德对传统的人本精神保持着可贵的清醒，已经注意到理想的光环下被掩饰的工具理性，以及人的主体性的恶性膨胀、人类中心主义等新问题，并凭着一名天才作家的敏锐与良知对人类发出了最初的警告。

新人文精神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善恶评析时，虽然得出的结论是与价值理性主义相似，但依据的价值体系是不同的。价值理性主义的存在表明了《浮士德》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新人文精神的萌芽表明诗剧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发展和对未来的预见。总之，歌德并没有人为地拔高浮士德一生探索的意义，这反而使得出现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浮士德》具备了二十一世纪人道主义精神的萌芽。这种在文学接受过程中的意外收获正是诗剧无尽的魅力之根源所在，同时也体现了灵与肉母题的巨大意义。

临沂大学学报2021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