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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健康脆弱性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2024-06-06 17:57|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健康领域的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12]。然而,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等,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可能导致健康危机的潜在因子,国民健康系统的不稳定性、复杂性与脆弱性明显增强。当前,学术界关于人口健康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公共卫生领域,在一些重要疾病的发病机理、药物研发、医疗诊治、疫情监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3]。经济学、社会学研究者通过构建健康生产函数,对收入、消费、城镇化、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医疗支出、社会保障等因素变化的健康效应进行过较多探索[14]。地理学者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对环境与健康关系、健康地区分异等问题开展研究,成效显著[15]。然而,目前除了少数几篇质性分析文献报道以外,有关人口健康脆弱性问题的量化实证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成为建设“健康中国”实践的理论支撑短板之一。1989年,中国学者赵克勤提出集对分析(Set pair analysis,SPA)方法,该方法主要针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同异反定量分析,是解决多目标决策、多属性评价的有效途径,已在评价、管理、预测和规划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6]。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将脆弱性分析方法引入健康地理学研究领域,通过构建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对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健康脆弱性指数进行测算,同时引入障碍度模型考察脆弱性指数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为建设“健康中国”和丰富健康地理学理论、方法体系提供科学基础。

1 指标与方法 1.1 指标体系

参考相关研究对“脆弱性”内涵的界定[17,18],本文认为健康脆弱性是一定区域内人群健康受到外部扰动冲击或内部特征发生变化时容易受到损害的程度,是人口本身的内在属性之一,具体包括敏感性和应对性2个方面。其中,敏感性是健康系统在受到外部扰动或自身变化的影响下表现出的抗压能力,敏感性越大,脆弱性越高;应对性是健康系统改变自身状态或行为以更好地适应已存在的或者预期的压力的能力,包括系统自身的恢复适应能力和人们维护系统所采取的措施,应对性越高,脆弱性越低。本文的研究单元为省域,考虑现阶段影响健康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以及相关指标的典型性、独立性、数据的可得性、政策启示的明确性等原则,从敏感性和应对性2个方面建立区域人口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Table 1 表1

表1   区域人口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Index system for the assessment of population health vulnerability

目标层准侧层代码指标层指标含义权重区域人口健康脆弱性敏感性(+)S1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反映地区人口年龄结构(+)0.0283S2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反映地区人口受教育水平(+)0.1213S3传染病发病率(1/10万)反映地区卫生防疫水平(+)0.0509S4孕产妇死亡率(1/10万)反映地区妇女保健状况(+)0.0903S5围产儿死亡率(‰)反映地区幼儿保健状况(+)0.0557S6森林覆盖率(%)反映地区环境承载力高低(-)0.0373S7人均废水排放量(t/人)反映地区水环境质量状况(+)0.0296S8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t/人)反映地区大气质量状况(+)0.0646S9年末城镇人口比重(%)反映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0.0229应对性(-)R1人均GDP(元/人)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0.0854R2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元/人)反映地区个体健康投入状况(+)0.0241R3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反映地区居民生活水平(+)0.0700R4人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元/人)反映政府医疗卫生投入强度(+)0.1006R5人均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元/人)反映地区环境保护能力(+)0.1010R6人均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元/人)反映地区社会保障水平(+)0.0746R7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张/千人)反映地区医疗服务可及性(+)0.0436

注:“+”、“-”分别表示不同层级指标之间具有同向或异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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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除各指标量纲和量级不同对评价结果造成的偏差,需要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各指标有正向、负向之分,故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

X'ip=Xip-min{Xp}max{Xp}-min{Xp}正向指标X'ip=max{Xp}-Xipmax{Xp}-min{Xp}负向指标(1)

式中, Xip表示地区p第i项指标的原始值, X'ip表示地区p第i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在此基础上,采用熵值法计算表1中各指标的权重系数(表1)。

1.2 评价方法

区域人口健康受到人口本身、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影响,既有确定性的一面,又具有非确定性特征。根据集对分析应用思路[19],将表1中评价指标体系设定为集合A,相应的评价标准设定为集合U,2个集合结成集对 H(A, U)。假设人口健康脆弱性问题为 Q={A, E, W, D},其中 A={a1, a2, …,am}为评价对象集,m为行政区个数; E={e1, e2, …,en}为每个行政区的n个评价指标, W={w1, w2, …,wn}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D为问题Q下的评价矩阵。

D=d11d12...d1nd21d22...d2n......dpk...dm1dm2...dmn (2)

式中 dpk(p=1,2,…,m; k=1,2,…,n)为第p个行政区的第k个指标值。

根据理论和现实分析,对比确定各评价对象中的最优指标和最劣指标,组成最优评价指标集 U={u1, u2, …,un}和最劣评价指标集 V={v1, v2, …,vn},则集对 H{Ap, U}在区间 (U, V)上的联系度 μ(Hp,U)的计算方法如下:

μ(Hp, U)=ap+bpi+cpj  ap=∑k=1nwkapkcp=∑k=1nwkcpk(3)

式中, ap、 cp分别表示评价对象 Ap与最优方案集U的同一度和对立度,bp表示两个集合的差异度,具有相对不确定性,wk表示第k个指标的权重系数。 apk、 cpk分别表示评价指标 dpk与 uk、 vk的接近程度。

当 dpk对评价结果起正向作用时,使用式(4)计算。

apk=dpk(uk+vk)cpk=ukvkdpk(uk+vk)(4)

当 dpk对评价结果起负向作用时,使用式(5)计算。

apk=ukvkdpk(uk+vk)cpk=dpk(uk+vk)(5)

由于 ap、 cp是相对确定的,分别表示对评价对象 Ap接近最优评价方案U的肯定和否定程度,因此在相对确定条件下可定义 Ap与U的相对贴近度 rp,并使用式(6)计算, rp越大说明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集的贴近度越高[20]。因此,可以使用该指数表征地区人口健康脆弱性的强弱程度,即脆弱性指数。 rp越大表示脆弱性越强,反之越弱。显然,该指数可以描绘各地区之间健康脆弱性水平的相对大小。类似地,各地区人口健康敏感性和应对性指数的计算也采用上述思路。

rp=apap+cp(6)

2 结果与分析 2.1 人口健康脆弱性分布总体特征

利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5》[2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5》[22]与《中国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23]提供的基础数据,根据公式(1)~(6)计算中国2014年31个省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人口健康脆弱性指数、敏感性指数与应对性指数(表2)。可以发现,各省区脆弱性指数最大值出现在贵州,为0.628 9,最小值出现在北京,为0.226 9,二者相差0.402 0,前者是后者的2.77倍。全国各省区的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510 4、0.085 7。在所有省级单元中,脆弱性指数从大到小位于前5位的省份依次为贵州、新疆、甘肃、河南、云南,除河南外均位于西部地区;排序后5位的省市依次为辽宁、江苏、天津、上海、北京,均位于东部地区。另一方面,各省区人口健康的敏感性指数最大、最小值分别出现在青海(0.686 6)和北京(0.221 8),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440 3、0.116 1;应对性指数的最大、最小值分别出现在北京(0.769 4)与河南(0.295 4),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445 1、0.116 5。因此,相对而言,中国人口健康系统的脆弱性指数均值最大、敏感性最小,应对性的省际差异最为明显。从表2还可以得出,各省区脆弱性、敏感性与应对性指数的位次序号差别较大。其中,有27个省区的脆弱性、敏感性指数得分排序差相差在10位以内,只有9个省区的脆弱性、应对性指数排序差在10位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对于应对性而言,敏感性与脆弱性在地理分布上的一致程度更高。

Table 2 表2

表2   各省区人口健康脆弱性、敏感性与应对性指数差异

Table 2   The provincial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 health vulnerability, sensitivity and response index

地区脆弱性指数排序敏感性指数排序应对性指数排序地区脆弱性指数排序敏感性指数排序应对性指数排序贵州0.628910.563260.329327湖北0.5331170.4113170.390918新疆0.608920.673030.446414广东0.4984180.3676240.409417甘肃0.602930.550570.364723陕西0.4978190.4261120.454213河南0.594740.4034180.295431青海0.4937200.686610.62883云南0.590550.485980.344426黑龙江0.4928210.3629270.417716安徽0.581660.4228130.324228重庆0.4925220.4637100.488010广西0.580470.4128160.312530海南0.4872230.3714220.433215西藏0.564780.676920.54306内蒙古0.4698240.567950.60015四川0.563990.4550110.368422浙江0.4685250.3636250.460612山西0.5606100.476590.380219吉林0.4654260.4173150.50088山东0.5498110.4184140.368421辽宁0.4468270.3693230.49289宁夏0.5447120.636740.52227江苏0.4138280.2919300.484511湖南0.5410130.3860200.357424天津0.3821290.3807210.61694河北0.5391140.3632260.344925上海0.3303300.3134290.65752江西0.5365150.3139280.313929北京0.2269310.2218310.76941福建0.5343160.3960190.378120平均值0.5104-0.4403-0.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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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统计显示,东部11个省市的健康脆弱性均值为0.443 4,中部8省与西部12省区均值分别为0.538 2、0.553 2,东部明显低于中、西部,在国土空间上呈现“西高、东低、中部居中”的总体格局,地带级差化特征比较明显(图1)。另一方面,东、中、西3大地带的健康敏感性均值分别为0.350 7、0.399 3、0.549 9,应对性指数均值为0.492 3、0.372 6、0.450 2,说明前者与脆弱性分布格局类似,后者则呈现“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的空间分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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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口健康脆弱性、敏感性与应对性指数带间差异

Fig.1   The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 health vulnerability, sensitivity and response index among the three areas

2.2 人口健康脆弱性地域等级划分

对全国人口健康脆弱性水平进行等级划分,进一步揭示脆弱性分布的地域差异特征。这里以脆弱性指数的平均值(AVG=0.510 4)和标准差(STD=0.085 7)作为评价依据,将全国各省区划分为低度、中度、较高和高度4个脆弱性等级。其中,脆弱性指数介于(0,AVG-STD,即0~0.424 7)之间的省区界定为低度脆弱区,介于(AVG-STD,AVG,即0.424 7~0.510 4)之间的地区为中度脆弱区,介于(AVG,AVG+STD,即0.510 4~0.596 0)、(AVG+STD,1,即0.596 0~1)之间的地区分别命名为较高脆弱区和高度脆弱区(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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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口健康脆弱性地域等级划分

Fig.2   Regional level zoning of population health vulnerability

1) 低度脆弱区。这类区域脆弱性指数均值为0.338 3,共包含4个省市,脆弱性指数从小到大排列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和江苏,均位于东部地带,具有明显的低敏感性和高应对性特点。其中,各省市的敏感性均值为0.302 0,在4类区域中最低;应对性均值为0.632 1,在4类区域中最高。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在31个省级单元中脆弱性水平最低,敏感性指数在全国诸省中也最低,应对性指数则最高(表2)。从地理分布上看,上述4个省市均位于自然条件良好的沿海地带,虽然近年来受到环境污染的侵袭,但经济水平高,环保技术强、居民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可及性均较高,故应对健康风险冲击的能力很强。

2) 中度脆弱度区。共包含10个省区,脆弱性指数均值为0.4813,从小到大依次为辽宁、吉林、浙江、内蒙古、海南、重庆、黑龙江、青海、陕西、广东。这类区域的敏感性均值为0.439 6,高于低度脆弱区,应对性均值为0.488 6,则低于低度脆弱区。结合表2分析,发现青海、内蒙古两省区与其他8个省区不同,具有明显的高敏感、高应对性特点。其中,青海省位于西北地区,自然条件差,教育水平低,健康状况不高,是导致该省敏感性指数(0.686 6)全国最高的主要因素。然而,由于西部开发政策的驱动,经济发展较快,生态保护投入较大,同时由于地广人稀,人均社会保障等指标具有相对优势,导致应对性指数较高。内蒙古自然条件同样较差、少数民族人口多、健康状况普遍不佳。但煤炭等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势头较好,应对能力相对较强。

3) 较高脆弱区。共包含14个省区,脆弱性指数均值为0.558 2,从小到大依次为湖北、福建、江西、河北、湖南、宁夏、山东、山西、四川、西藏、广西、安徽、云南、河南。这类区域的敏感性均值为0.447 1,高于前2类区域,应对性均值为0.374 6,低于前两类区域。结合表2分析,该类区域还可划分为如下2个细化类型,第一类包含西藏和宁夏2个自治区,均具有高敏感性、高应对性特征;其他12个省区属于第二类,敏感性、应对性指数均较低,其中河南、广西、江西和安徽4省区的应对性指数全国最低。应对性不足是导致该类区域具有较高脆弱性的基本原因。

4) 高度脆弱区。共包含3个省区,脆弱性指数均值为0.613 6,从小到大依次为甘肃、新疆、贵州,均位于西部地带。这类区域的敏感性均值为0.595 6,远高于其他3类区域。应对性均值为0.380 1,低于低度和高度脆弱区,但稍高于较高脆弱区。结合表2分析,甘肃、贵州两省的敏感性指数分别为0.550 5、0.563 2,应对性指数分别为0.364 7、0.329 3,二者均具有高敏感性、低应对性特点。新疆的敏感性、应对性指数分别为0.673 0、0.446 4,敏感性居全国倒数第2位,其中的各项指标均处于全国较低水平,应对性居全国中等位置(第14位),因此敏感性较高是新疆成为高度脆弱区的主要原因。

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还发现,低脆弱省市全部位于东部地带,高脆弱省区全部位于在西部地带,中度和较高脆弱水平的省区在三大地带上均有分布。从4类区域中包含的省份数量看,低度、高度脆弱区省份数量较少,分别占全国省区总数的12.90%和9.68%,合计占22.58%;中度和较高脆弱区包含的省份较多,分别占全国总数的32.26%和45.16%,合计占77.42%,说明大部分地区的健康脆弱性处于中、高水平。

2.3 人口健康脆弱性分布影响因素

引入障碍度模型分析各省区健康脆弱性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为“降脆”提供路径指引。首先,对区域健康的敏感性、应对性与脆弱性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计算,显示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敏感性与脆弱性的相关系数为0.560 5,表明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敏感性较大的区域,其脆弱性也较高。在同一置信水平上,应对性与脆弱性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18 5,说明二者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应对性指数较高地区的脆弱性一般较低。相对于敏感性而言,应对性与脆弱性之间的空间关联程度更高,对脆弱性大小的影响更大,因而提高应对能力是降低脆弱性的重要视角。利用式(7)所示的障碍度模型进一步考察敏感性、应对性包含的16项指标对健康脆弱性的影响程度。

Ai=wiXi'∑i=116wiXi'×100%(7)

式中, Ai为第i项指标的障碍度,表示第i项指标对脆弱性的影响程度, wi为第i项指标的权重系数(表1), Xi'为第i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Ai得分越高,意味着第i项指标对降低脆弱性的阻碍越大,对“降脆”越不利。

对各指标的“降脆”障碍度进行计算,结果显示不同省区阻碍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征(表3)。对所有指标的障碍度大小排序后发现,人均GDP (R1)、人均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R6)、人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R4)、每千人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R7)、森林覆盖率(S6)等5项指标,在各省区排名前5的障碍因素中分别出现了18次、18次、16次、16次、14次,因此可以将这5项指标作为影响降低脆弱性的主导因素。由于主导因素均与脆弱性指数变化方向相反,因此促进经济发展水平、增加社保支出、加大财政卫生投入、改善医疗条件和优化生态环境,对降低健康脆弱性尤为必要。在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上述领域均可以有较大作为,能够成为减少国民健康潜在损害的有效路径。

Table 3 表3

表3   人口健康脆弱性降低的主要障碍因子

Table 3   Main obstacle factors of health vulnerability reduction

地区障碍因子(前5位)地区障碍因子(前5位)北京R5R4R1R3R6湖南R7S1R1S9R3天津R1R4R6R3S6广东R1R3S7S3R5河北S6S8R5R1S9广西S5S3S9R4S1山西S8S6R6R7S5海南R4R6S3R5R1内蒙古S8R6R5R1R4重庆R6R7S1R5R4辽宁R6R1R7S8R3四川R7S1S6S2R6吉林R5R6R1R7S5贵州S2S8R4R7S4黑龙江R6R7R5S5R1云南S2R6S5R7S9上海R1R3R4R6S6西藏S2R4R5S4R6江苏R1R3S6S7S1陕西R6R7R4S8R1浙江R1R3S7R4S2甘肃S6R6S8S2R4安徽S6S2S1S9R3青海R5R4R6S2S6福建R1R3S7R4S3宁夏S8R5R4R6S6江西R4S9S1S8R3新疆S3S5R7S8S6山东R1S6R7R3S1东部地带R1R3R4R6S6河南S6R7S9S8R1中部地带R7R1S9S1R6湖北R7R1R6S6S1西部地带R6R4S8S2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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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中、西3大地带的障碍因子进行计算,显示各地带居于前5位的指标合计有11个。其中,人均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R6)是共同的“降脆”障碍因子,除此以外,人均GDP(R1)、人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R4)、每千人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R7)分别是东中部、东西部与中西部共同的“降脆”障碍因子。

3 结论与讨论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本研究重点考察了中国人口健康脆弱性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第一,2014年中国人口健康系统脆弱性省际差异较大,总体上处于中、高水平,在国土空间上呈现明显的“西高、东低、中部居中”分异格局,与健康敏感性、应对性指数的地域分布不尽一致;第二,各省区健康系统脆弱性指数分布的地域级差化特征明显,低脆弱省市均分布在东部地带,高脆弱省区均分布在西部地带,中度和较高脆弱水平的省区数量最多,在3大地带上均有分布;第三,健康系统脆弱性降低的主要障碍因子存在较大地区差异,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社保支出、加大卫生投入、改善医疗条件和优化生态环境对降低脆弱性尤为重要。

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提出未来15 a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本研究提示,为有效促进国民健康水平、降低健康脆弱性,仍然需要保持经济发展的中高速增长态势,持续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不断加大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医疗保健、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大力提升社会应对能力。同时,为缩小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健康鸿沟”,促进健康公平,有必要对高脆弱的中西部省区付诸更多关注,根据“降脆”主要障碍因子给予必要的资金、技术扶持与政策倾斜。集对分析方法具有概念清晰、计算简洁、可操作性强等优点,本文尝试将其应用于健康脆弱性研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健康地理学理论、方法体系。然而,由于健康脆弱性问题较为复杂,从不同角度进行评价将能够得到更多的“降脆”启发。因此,将本研究结果与其他方法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凝练出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方案,是本文下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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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协整理论框架下对中国健康水平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过去的50多年里,健康水平的改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更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研究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不能代替健康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教育与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的,共同作用于长期经济增长。 [15] 齐兰兰, 周素红, 闫小培, 等.

医学地理学发展趋势及当前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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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医学地理学两个主要分支——生态医学地理和保健地理领域入手,系统总结医学地理学研究内容与进展,并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结合软件平台建立医学地理学的文献数据库,对高引用文献、高频词汇、作者国别和所属机构进行排名和识别。结果发现,医学地理学从关注“疾病”拓展到与“健康”相关的地理问题,研究的空间尺度从全球、国家、地方到社区再到建筑内部向更广泛和更细致发展,研究手段进一步丰富,更多空间分析技术和方法被应用。研究内容热点包括人类自身发展和社会经济活动对健康的影响,保健服务的空间关系、人们的保健行为对健康的影响,邻里环境尤其是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卫生与健康公平尤其是特殊群体的医疗服务问题。医学地理研究的学者来自医学和公共卫生相关研究机构的最多,其次是地理研究机构。大量的医学地理研究主要来自于美洲、欧洲等发达国家和中国、巴西等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本文认为医学地理学未来将向更广泛层面的福祉研究发展,研究的空间尺度将一步深化和细化,并加大对网络医疗等虚拟空间的深入研究,学科融合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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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医学地理学两个主要分支——生态医学地理和保健地理领域入手,系统总结医学地理学研究内容与进展,并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结合软件平台建立医学地理学的文献数据库,对高引用文献、高频词汇、作者国别和所属机构进行排名和识别。结果发现,医学地理学从关注“疾病”拓展到与“健康”相关的地理问题,研究的空间尺度从全球、国家、地方到社区再到建筑内部向更广泛和更细致发展,研究手段进一步丰富,更多空间分析技术和方法被应用。研究内容热点包括人类自身发展和社会经济活动对健康的影响,保健服务的空间关系、人们的保健行为对健康的影响,邻里环境尤其是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卫生与健康公平尤其是特殊群体的医疗服务问题。医学地理研究的学者来自医学和公共卫生相关研究机构的最多,其次是地理研究机构。大量的医学地理研究主要来自于美洲、欧洲等发达国家和中国、巴西等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本文认为医学地理学未来将向更广泛层面的福祉研究发展,研究的空间尺度将一步深化和细化,并加大对网络医疗等虚拟空间的深入研究,学科融合更广泛。 [16] 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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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经济地理,2012, 32(9):32-3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集对分析法(SPA)从经济敏感性和应对性角度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经济脆弱性进行测度。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普遍具有较高应对性,但敏感性差别较大,其中深圳、中山、佛山因敏感性较低,经济表现出低脆弱性,而广州、东莞和珠海因敏感性较高,落入中等脆弱性区域。从广东欠发达地区看,东西两翼处于中等及较高脆弱性区域;山区普遍具有高敏感性和低应对性,其经济脆弱性最高。根据障碍因素分析,珠三角最主要障碍因素有R&D经费/GDP、劳动生产率、消费率等,欠发达地区主要障碍因素是人均GDP、财政收入/GDP等。

[Wu Jian, Yang Aiting.

The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Guangdong province based on set pair analysis

. Economic Geography,2012, 32(9):32-3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集对分析法(SPA)从经济敏感性和应对性角度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经济脆弱性进行测度。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普遍具有较高应对性,但敏感性差别较大,其中深圳、中山、佛山因敏感性较低,经济表现出低脆弱性,而广州、东莞和珠海因敏感性较高,落入中等脆弱性区域。从广东欠发达地区看,东西两翼处于中等及较高脆弱性区域;山区普遍具有高敏感性和低应对性,其经济脆弱性最高。根据障碍因素分析,珠三角最主要障碍因素有R&D经费/GDP、劳动生产率、消费率等,欠发达地区主要障碍因素是人均GDP、财政收入/GDP等。 [18] 方创琳, 王岩.

中国城市脆弱性的综合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

[J].地理学报,2015, 70(2): 234-247.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脆弱性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抵抗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外部自然要素和人为要素干扰的应对能力。当这种抗干扰的应对能力低于某一临界阈值时,城市即进入脆弱状态。城市脆弱性是城市资源脆弱性、生态环境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的综合体现。城市脆弱性的评价与调控研究对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和综合指数评价法,从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4个方面确定10项分指数、选取36个具体指标,构建了中国城市脆弱性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并确定测度标准值,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脆弱性及其空间分异做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中国城市脆弱性呈现明显的"级差化"分异特征,总体处于中度脆弱状态。按照这种差异,将中国城市脆弱程度划分为低度脆弱、较低脆弱、中度脆弱、较高脆弱和高度脆弱5个级别。城市脆弱性呈现显著的"梯度化"和"集群化"空间分异,东部地区城市脆弱性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地区脆弱性低于其它地区。城市脆弱性与城市规模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规模越大的城市脆弱性相对越小。资源型城市脆弱性明显高于综合性城市,职能综合性强的城市脆弱性相对较低。城市经济增长的快慢不能反映城市脆弱性的高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城市脆弱性就低。如何科学测度城市综合脆弱性,如何应对和降低城市脆弱性,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该研究为丰富城市脆弱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为解决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系列社会问题等提供科学依据。

[Fang Chuanglin, Wang Yan.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urban vulnerability andit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15, 70(2): 234-247.]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城市脆弱性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抵抗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外部自然要素和人为要素干扰的应对能力。当这种抗干扰的应对能力低于某一临界阈值时,城市即进入脆弱状态。城市脆弱性是城市资源脆弱性、生态环境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的综合体现。城市脆弱性的评价与调控研究对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和综合指数评价法,从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4个方面确定10项分指数、选取36个具体指标,构建了中国城市脆弱性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并确定测度标准值,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脆弱性及其空间分异做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中国城市脆弱性呈现明显的"级差化"分异特征,总体处于中度脆弱状态。按照这种差异,将中国城市脆弱程度划分为低度脆弱、较低脆弱、中度脆弱、较高脆弱和高度脆弱5个级别。城市脆弱性呈现显著的"梯度化"和"集群化"空间分异,东部地区城市脆弱性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地区脆弱性低于其它地区。城市脆弱性与城市规模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规模越大的城市脆弱性相对越小。资源型城市脆弱性明显高于综合性城市,职能综合性强的城市脆弱性相对较低。城市经济增长的快慢不能反映城市脆弱性的高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城市脆弱性就低。如何科学测度城市综合脆弱性,如何应对和降低城市脆弱性,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该研究为丰富城市脆弱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为解决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系列社会问题等提供科学依据。 [19] 赵克勤. 集对分析及其初步应用[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本文引用: 1]     

[Zhao Keqin.Set analysis and its preliminary application. Hangzhou: Zhe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0.]

[本文引用: 1]     

[20] 苏飞, 储毓婷, 张平宇.

中国典型旅游城市经济脆弱性及障碍因素分析

[J]. 经济地理,2013, 33(12):189-19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13.12.03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集对分析法从经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对我国15个典型旅游城市的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测度。研究表明:各旅游城市经济系统普遍具有较高的应对能力,但系统敏感性差别较大,其中,武汉和济南由于经济敏感性较低,应对能力较高,表现为低脆弱性;厦门和广州因经济敏感性高、应对能力较低而处于高脆弱性等级。障碍因素分析表明,客源市场集中度、旅游外汇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等敏感性因子,地方财政自给率、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数等应对能力因子是影响各旅游城市经济脆弱性的关键因素。

[Su Fei, Chu Yuting, Zhang Pingyu.

Analysis of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typical tourism cities in China

. Economic Geography,2013,33(12):189-19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13.12.03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集对分析法从经济敏感性和应对能力对我国15个典型旅游城市的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测度。研究表明:各旅游城市经济系统普遍具有较高的应对能力,但系统敏感性差别较大,其中,武汉和济南由于经济敏感性较低,应对能力较高,表现为低脆弱性;厦门和广州因经济敏感性高、应对能力较低而处于高脆弱性等级。障碍因素分析表明,客源市场集中度、旅游外汇收入占旅游总收入比重、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等敏感性因子,地方财政自给率、产业结构多样化指数等应对能力因子是影响各旅游城市经济脆弱性的关键因素。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5)[M].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6.

[本文引用: 1]     

[Statistics Bureau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5)

.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6.]

[本文引用: 1]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5)[M].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本文引用: 1]     

[Statistics Bureau of China.

China Environment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5)

.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6.]

[本文引用: 1]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

[M].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本文引用: 1]     

[1] Timmerman P.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the collapse of society: a review of models and possible climatic applications

[M]. Toronto, Canada: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1981.

[本文引用: 1]     

[2] Blaikie P, Cannon T,Davis Iet al.

At risk: natural hazards, people's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s

[M]. London: Routledge,1994.

[本文引用: 1]     

[3] 聂承静,杨林生,李海蓉.

中国地震灾害宏观人口脆弱性评估

[J].地理科学进展,2012,31(3):375-382.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3.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震灾害脆弱性不但是国家和地区中长期规划的基础,也是地震应急时的重要决策依据,因此地震灾害脆弱性评估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本文首先介绍了地震灾害人口脆弱性定义,指出了地震灾害人口脆弱性的影响因子和影响模式;然后通过分析传统地震灾害人口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评价方法和模型,利用人口总量、儿童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比例、人口密度和人均GDP 5 个指标建立了地震灾害宏观人口脆弱性综合评价模型,并对全国各县市区的人口脆弱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地震灾害人口脆弱性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人口脆弱性明显高于西部;人口总量是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宏观人口脆弱性综合评估模型对地震灾害人口脆弱性的修正作用显著。

[Nie Chengjing, Yang Linsheng, Li Hairong.

Macro assessment of seismic population vulnerability in China

. Progress in Geography,2012, 31(3): 375-382.]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3.01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震灾害脆弱性不但是国家和地区中长期规划的基础,也是地震应急时的重要决策依据,因此地震灾害脆弱性评估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本文首先介绍了地震灾害人口脆弱性定义,指出了地震灾害人口脆弱性的影响因子和影响模式;然后通过分析传统地震灾害人口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评价方法和模型,利用人口总量、儿童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比例、人口密度和人均GDP 5 个指标建立了地震灾害宏观人口脆弱性综合评价模型,并对全国各县市区的人口脆弱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地震灾害人口脆弱性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人口脆弱性明显高于西部;人口总量是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宏观人口脆弱性综合评估模型对地震灾害人口脆弱性的修正作用显著。 [4] Katia R, Ajax M.The role of domestic fundamentals on the economic vulnerability of emerging markets[J]. Emerging Markets Review,2010(11):173-182.

[本文引用: 1]     

[5] 谢盼,王仰麟,彭建,等.

基于居民健康的城市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评价:研究进展与框架

[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2):165-174.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2.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热岛效应增强,近年来城市高温热浪灾害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给城市居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目前,国内已有的高温热浪灾害研究大多关注热浪强度、发生频率、持续时间等灾害特征,以城市居民健康作为承灾体的城市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研究尚不多见,相关的评价框架和方法亟待梳理和完善。本文从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的研究主题、脆弱性框架和定量化方法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国内外研究进展;在广义脆弱性概念框架的基础上完善了基于“暴露—敏感—适应能力”的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评价概念框架,并梳理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强调通过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居民感知等多角度的定性、定量数据综合表征城市居民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以期为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评价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持,并为规避高温热浪灾害风险、响应高温热浪紧急事件及适应气候变化等提供科学指引。

[Xie Pan, Wang Yanglin,Peng Jianet al.

Health related urban heat wave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research progress and framework

. Progress in Geography,2015, 34(2):165-174.]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5.02.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热岛效应增强,近年来城市高温热浪灾害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给城市居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目前,国内已有的高温热浪灾害研究大多关注热浪强度、发生频率、持续时间等灾害特征,以城市居民健康作为承灾体的城市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研究尚不多见,相关的评价框架和方法亟待梳理和完善。本文从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的研究主题、脆弱性框架和定量化方法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国内外研究进展;在广义脆弱性概念框架的基础上完善了基于“暴露—敏感—适应能力”的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评价概念框架,并梳理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强调通过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居民感知等多角度的定性、定量数据综合表征城市居民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以期为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评价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持,并为规避高温热浪灾害风险、响应高温热浪紧急事件及适应气候变化等提供科学指引。 [6] 袁海红,牛方曲,高晓路.

城市经济脆弱性模拟评估系统的构建及其应用

[J]. 地理学报,2015, 70(2): 271-282.

[本文引用: 1]     

[Yuan Haihong, Niu Fangqu, Gao Xiaolu.

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n urban economic vulner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15,70(2):271-282.]

[本文引用: 1]     

[7] 窦玥,戴尔阜,吴绍洪.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脆弱性影响评估: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J].地理研究,2012,31(2):311-322. [Dou Yue, Dai Erfu, Wu Shaohong.

Assessment on vulnerability of ecosystems to land use change: a case study of Huad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 Geographical Research,2012,31(2):311-322.]

[本文引用: 1]     

[8] El-Zein A, Tonmoy F N.

Assessment of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using a multi-criteria outranking approach with application to heat stress in Sydney

[J]. Ecological Indicators,2015,48:207-217.

https://doi.org/10.1016/j.ecolind.2014.08.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is a complex form of risk assessment which accounts for both geo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components of risk. In indicator-based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IBVA), indicators are used to rank the vulnerabilities of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SESs). The predominant aggregation approach in the literature, sometimes based on multi-attribute utility theory (MAUT), typically builds a global-scale, utility function based on weighted summation, to generate rankings. However, the corresponding requirement for additive independence and complete knowledge of system interactions by analyst are rarely if ever satisfied in IBVA. We build an analogy between the structures of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MCDA) and IBVA problems and show that a set of techniques called Outranking Methods, developed in MCDA to deal with criteria incommensurability, data uncertainty and preference imprecision, offer IBVA a sound alternative to additive or multiplicative aggregation. We reformulate IBVA problems within an outranking framework, define thresholds of difference and use an outranking method, ELECTRE III, to assess the relative vulnerability to heat stress of 15 local government areas in metropolitan Sydney. We find that the ranking outcomes are robust and argue that an outranking approach is better suited for assessments characterized by a mix of qualitative, semi-quant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threshold effects and uncertainties about the exact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cators and vulnerability. [9] Harlan S L, Barreto J H,Stefanov W Let al.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heat death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edictors of vulnerability in Maricopa County, Arizona

[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2012,121(2):197-204.

https://doi.org/10.1289/ehp.1104625      URL      PMID: 3569676      [本文引用: 1]      摘要

Most heat-related deaths occur in cities, and future trends i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urbanization may amplify this trend. Understanding how neighborhoods affect heat mortality fills an important gap between studies of individual susceptibility to heat and broadl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emperature-mortality relationships in cities.We estimated neighborhood effects of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built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 on deaths due to heat exposure in Maricopa County, Arizona (2000-2008).We used 2000 U.S. Census data and remotely sensed vegetation and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to construct indicators of neighborhood vulnerability and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o map vulnerability and residential addresses of persons who died from heat exposure in 2,081 census block group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spatial analysis were used to associate deaths with neighborhoods.Neighborhood scores on three factors-socioeconomic vulnerability, elderly/isolation, and unvegetated area-varied widely throughout the study area. The preferred model (based on fit and parsimony) for predicting the odds of one or more deaths from heat exposure within a census block group included the first two factors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in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holding population size constant. Spatial analysis identified clusters of neighborhoods with the highest heat vulnerability scores. A large proportion of deaths occurred among people, including homeless persons, who lived in the inner cores of the largest cities and along an industrial corridor.Place-based indicators of vulnerability complement analyses of person-level heat risk factors. Surface temperature might be used in Maricopa County to identify the most heat-vulnerable neighborhoods, but more attention to the socioecological complexities of climate adaptation is needed. [10] Parry M L.Climate change 2007: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本文引用: 1]     

[11] 王五一, 李海蓉, 杨林生, 等.

典型鼠疫疫源地环境-健康脆弱性评价

[J]. 地理研究,2001, 20(3): 290-297.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1.03.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鼠疫是对人类危害最重的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它的发生、传播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由于目前还未完全弄清它的病因形成机理,因此研究鼠疫疫源地环境-健康脆弱性,对预防鼠疫流行很有必要.选择黄鼠鼠疫疫源地典型地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应用13个自然与人文指标,研究鼠疫疫源地环境-健康脆弱性,分析该地区环境变化的趋势和对鼠疫流行的影响.经聚类分析和矩阵运算,得出该地区环境-健康脆弱性指标阈值.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环境-健康类型区的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森林覆盖增大或城市化的地区,原来黄鼠生存的环境改变为不适宜生存的环境,发生鼠疫流行的风险性小,环境-健康脆弱度低;自然环境条件恶劣、草场退化的地区,环境-健康脆弱度高,再次流行鼠疫的可能性大.从而揭示,改善生态环境,是改变鼠疫疫源地环境-健康脆弱性、预防鼠疫流行的根本途径.

[Wang Wuyi, Li Hairong,Yang Linshenget al.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health vulnerability in typical plague foci in China

. Geographical Research,2001, 20(3): 290-297.]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1.03.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鼠疫是对人类危害最重的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它的发生、传播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由于目前还未完全弄清它的病因形成机理,因此研究鼠疫疫源地环境-健康脆弱性,对预防鼠疫流行很有必要.选择黄鼠鼠疫疫源地典型地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应用13个自然与人文指标,研究鼠疫疫源地环境-健康脆弱性,分析该地区环境变化的趋势和对鼠疫流行的影响.经聚类分析和矩阵运算,得出该地区环境-健康脆弱性指标阈值.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环境-健康类型区的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森林覆盖增大或城市化的地区,原来黄鼠生存的环境改变为不适宜生存的环境,发生鼠疫流行的风险性小,环境-健康脆弱度低;自然环境条件恶劣、草场退化的地区,环境-健康脆弱度高,再次流行鼠疫的可能性大.从而揭示,改善生态环境,是改变鼠疫疫源地环境-健康脆弱性、预防鼠疫流行的根本途径.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本文引用: 1]     

[Statistics Bureau of China.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6)

.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7.]

[本文引用: 1]     

[13] 齐良书.

经济、环境与人口健康的相互影响:基于中国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6):169-17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08.06.02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增长造成环境变化;收入水平和环境质量共同影响着人口健康;人口健康状况又影响着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描述三者之间关系的联立方程模型,使用省区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至今省区层面上经济、环境与人口健康的相互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工监污染是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经济增长对人口健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工业污染对人口健康有显著的负影响;人口健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教育状况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人口健康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减少工业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因此,发展教育事业和第三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环境质量的有效举措。

[Qi Liangshu.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growth, environment and population heal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data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8, 18(6):169-17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08.06.02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经济增长造成环境变化;收入水平和环境质量共同影响着人口健康;人口健康状况又影响着经济增长。本文构建了一个描述三者之间关系的联立方程模型,使用省区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至今省区层面上经济、环境与人口健康的相互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工监污染是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经济增长对人口健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工业污染对人口健康有显著的负影响;人口健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教育状况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人口健康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减少工业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因此,发展教育事业和第三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环境质量的有效举措。 [14] 蒋萍, 田成诗, 尚红云.

人口健康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J].中国人口科学,2008(5):44-5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在协整理论框架下对中国健康水平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过去的50多年里,健康水平的改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更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研究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不能代替健康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教育与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的,共同作用于长期经济增长。 [23] [Statistics Bureau of China.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5)

.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6.]

[本文引用: 1]     

人口健康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1 ...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健康领域的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12].然而,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等,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可能导致健康危机的潜在因子,国民健康系统的不稳定性、复杂性与脆弱性明显增强.当前,学术界关于人口健康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公共卫生领域,在一些重要疾病的发病机理、药物研发、医疗诊治、疫情监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3].经济学、社会学研究者通过构建健康生产函数,对收入、消费、城镇化、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医疗支出、社会保障等因素变化的健康效应进行过较多探索[14].地理学者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对环境与健康关系、健康地区分异等问题开展研究,成效显著[15].然而,目前除了少数几篇质性分析文献报道以外,有关人口健康脆弱性问题的量化实证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成为建设“健康中国”实践的理论支撑短板之一.1989年,中国学者赵克勤提出集对分析(Set pair analysis,SPA)方法,该方法主要针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同异反定量分析,是解决多目标决策、多属性评价的有效途径,已在评价、管理、预测和规划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6].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将脆弱性分析方法引入健康地理学研究领域,通过构建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对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健康脆弱性指数进行测算,同时引入障碍度模型考察脆弱性指数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为建设“健康中国”和丰富健康地理学理论、方法体系提供科学基础. ... 医学地理学发展趋势及当前热点 1 2013 ...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健康领域的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12].然而,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等,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可能导致健康危机的潜在因子,国民健康系统的不稳定性、复杂性与脆弱性明显增强.当前,学术界关于人口健康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公共卫生领域,在一些重要疾病的发病机理、药物研发、医疗诊治、疫情监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3].经济学、社会学研究者通过构建健康生产函数,对收入、消费、城镇化、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医疗支出、社会保障等因素变化的健康效应进行过较多探索[14].地理学者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对环境与健康关系、健康地区分异等问题开展研究,成效显著[15].然而,目前除了少数几篇质性分析文献报道以外,有关人口健康脆弱性问题的量化实证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成为建设“健康中国”实践的理论支撑短板之一.1989年,中国学者赵克勤提出集对分析(Set pair analysis,SPA)方法,该方法主要针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同异反定量分析,是解决多目标决策、多属性评价的有效途径,已在评价、管理、预测和规划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6].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将脆弱性分析方法引入健康地理学研究领域,通过构建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对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健康脆弱性指数进行测算,同时引入障碍度模型考察脆弱性指数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为建设“健康中国”和丰富健康地理学理论、方法体系提供科学基础. ... 医学地理学发展趋势及当前热点 1 2013 ...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健康领域的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12].然而,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等,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可能导致健康危机的潜在因子,国民健康系统的不稳定性、复杂性与脆弱性明显增强.当前,学术界关于人口健康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公共卫生领域,在一些重要疾病的发病机理、药物研发、医疗诊治、疫情监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3].经济学、社会学研究者通过构建健康生产函数,对收入、消费、城镇化、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医疗支出、社会保障等因素变化的健康效应进行过较多探索[14].地理学者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对环境与健康关系、健康地区分异等问题开展研究,成效显著[15].然而,目前除了少数几篇质性分析文献报道以外,有关人口健康脆弱性问题的量化实证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成为建设“健康中国”实践的理论支撑短板之一.1989年,中国学者赵克勤提出集对分析(Set pair analysis,SPA)方法,该方法主要针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同异反定量分析,是解决多目标决策、多属性评价的有效途径,已在评价、管理、预测和规划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6].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将脆弱性分析方法引入健康地理学研究领域,通过构建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对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健康脆弱性指数进行测算,同时引入障碍度模型考察脆弱性指数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为建设“健康中国”和丰富健康地理学理论、方法体系提供科学基础. ... 基于集对分析法(SPA)的中国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测度研究 1 2013 ...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健康领域的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12].然而,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等,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可能导致健康危机的潜在因子,国民健康系统的不稳定性、复杂性与脆弱性明显增强.当前,学术界关于人口健康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公共卫生领域,在一些重要疾病的发病机理、药物研发、医疗诊治、疫情监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3].经济学、社会学研究者通过构建健康生产函数,对收入、消费、城镇化、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医疗支出、社会保障等因素变化的健康效应进行过较多探索[14].地理学者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对环境与健康关系、健康地区分异等问题开展研究,成效显著[15].然而,目前除了少数几篇质性分析文献报道以外,有关人口健康脆弱性问题的量化实证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成为建设“健康中国”实践的理论支撑短板之一.1989年,中国学者赵克勤提出集对分析(Set pair analysis,SPA)方法,该方法主要针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同异反定量分析,是解决多目标决策、多属性评价的有效途径,已在评价、管理、预测和规划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6].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将脆弱性分析方法引入健康地理学研究领域,通过构建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对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健康脆弱性指数进行测算,同时引入障碍度模型考察脆弱性指数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为建设“健康中国”和丰富健康地理学理论、方法体系提供科学基础. ... 基于集对分析法(SPA)的中国旅游经济系统脆弱性测度研究 1 2013 ...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健康领域的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12].然而,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等,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可能导致健康危机的潜在因子,国民健康系统的不稳定性、复杂性与脆弱性明显增强.当前,学术界关于人口健康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公共卫生领域,在一些重要疾病的发病机理、药物研发、医疗诊治、疫情监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3].经济学、社会学研究者通过构建健康生产函数,对收入、消费、城镇化、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医疗支出、社会保障等因素变化的健康效应进行过较多探索[14].地理学者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对环境与健康关系、健康地区分异等问题开展研究,成效显著[15].然而,目前除了少数几篇质性分析文献报道以外,有关人口健康脆弱性问题的量化实证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成为建设“健康中国”实践的理论支撑短板之一.1989年,中国学者赵克勤提出集对分析(Set pair analysis,SPA)方法,该方法主要针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同异反定量分析,是解决多目标决策、多属性评价的有效途径,已在评价、管理、预测和规划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6].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将脆弱性分析方法引入健康地理学研究领域,通过构建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对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健康脆弱性指数进行测算,同时引入障碍度模型考察脆弱性指数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为建设“健康中国”和丰富健康地理学理论、方法体系提供科学基础. ... 基于SPA的广东省区域经济脆弱性及障碍因素研究 1 2012 ... 参考相关研究对“脆弱性”内涵的界定[17,18],本文认为健康脆弱性是一定区域内人群健康受到外部扰动冲击或内部特征发生变化时容易受到损害的程度,是人口本身的内在属性之一,具体包括敏感性和应对性2个方面.其中,敏感性是健康系统在受到外部扰动或自身变化的影响下表现出的抗压能力,敏感性越大,脆弱性越高;应对性是健康系统改变自身状态或行为以更好地适应已存在的或者预期的压力的能力,包括系统自身的恢复适应能力和人们维护系统所采取的措施,应对性越高,脆弱性越低.本文的研究单元为省域,考虑现阶段影响健康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以及相关指标的典型性、独立性、数据的可得性、政策启示的明确性等原则,从敏感性和应对性2个方面建立区域人口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 基于SPA的广东省区域经济脆弱性及障碍因素研究 1 2012 ... 参考相关研究对“脆弱性”内涵的界定[17,18],本文认为健康脆弱性是一定区域内人群健康受到外部扰动冲击或内部特征发生变化时容易受到损害的程度,是人口本身的内在属性之一,具体包括敏感性和应对性2个方面.其中,敏感性是健康系统在受到外部扰动或自身变化的影响下表现出的抗压能力,敏感性越大,脆弱性越高;应对性是健康系统改变自身状态或行为以更好地适应已存在的或者预期的压力的能力,包括系统自身的恢复适应能力和人们维护系统所采取的措施,应对性越高,脆弱性越低.本文的研究单元为省域,考虑现阶段影响健康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以及相关指标的典型性、独立性、数据的可得性、政策启示的明确性等原则,从敏感性和应对性2个方面建立区域人口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 中国城市脆弱性的综合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 1 2015 ... 参考相关研究对“脆弱性”内涵的界定[17,18],本文认为健康脆弱性是一定区域内人群健康受到外部扰动冲击或内部特征发生变化时容易受到损害的程度,是人口本身的内在属性之一,具体包括敏感性和应对性2个方面.其中,敏感性是健康系统在受到外部扰动或自身变化的影响下表现出的抗压能力,敏感性越大,脆弱性越高;应对性是健康系统改变自身状态或行为以更好地适应已存在的或者预期的压力的能力,包括系统自身的恢复适应能力和人们维护系统所采取的措施,应对性越高,脆弱性越低.本文的研究单元为省域,考虑现阶段影响健康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以及相关指标的典型性、独立性、数据的可得性、政策启示的明确性等原则,从敏感性和应对性2个方面建立区域人口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 中国城市脆弱性的综合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 1 2015 ... 参考相关研究对“脆弱性”内涵的界定[17,18],本文认为健康脆弱性是一定区域内人群健康受到外部扰动冲击或内部特征发生变化时容易受到损害的程度,是人口本身的内在属性之一,具体包括敏感性和应对性2个方面.其中,敏感性是健康系统在受到外部扰动或自身变化的影响下表现出的抗压能力,敏感性越大,脆弱性越高;应对性是健康系统改变自身状态或行为以更好地适应已存在的或者预期的压力的能力,包括系统自身的恢复适应能力和人们维护系统所采取的措施,应对性越高,脆弱性越低.本文的研究单元为省域,考虑现阶段影响健康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以及相关指标的典型性、独立性、数据的可得性、政策启示的明确性等原则,从敏感性和应对性2个方面建立区域人口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 ... 1 2000 ... 区域人口健康受到人口本身、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影响,既有确定性的一面,又具有非确定性特征.根据集对分析应用思路[19],将表1中评价指标体系设定为集合A,相应的评价标准设定为集合U,2个集合结成集对 H ( A ,   U ) .假设人口健康脆弱性问题为 Q = { A ,   E ,   W ,   D } ,其中 A = { a 1 ,   a 2 ,   … , a m } 为评价对象集,m为行政区个数; E = { e 1 ,   e 2 ,   … , e n } 为每个行政区的n个评价指标, W = { w 1 ,   w 2 ,   … , w n } 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D为问题Q下的评价矩阵. ... 1 2000 ... 区域人口健康受到人口本身、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影响,既有确定性的一面,又具有非确定性特征.根据集对分析应用思路[19],将表1中评价指标体系设定为集合A,相应的评价标准设定为集合U,2个集合结成集对 H ( A ,   U ) .假设人口健康脆弱性问题为 Q = { A ,   E ,   W ,   D } ,其中 A = { a 1 ,   a 2 ,   … , a m } 为评价对象集,m为行政区个数; E = { e 1 ,   e 2 ,   … , e n } 为每个行政区的n个评价指标, W = { w 1 ,   w 2 ,   … , w n } 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D为问题Q下的评价矩阵. ... 中国典型旅游城市经济脆弱性及障碍因素分析 1 2013 ... 由于 a p 、 c p 是相对确定的,分别表示对评价对象 A p 接近最优评价方案U的肯定和否定程度,因此在相对确定条件下可定义 A p 与U的相对贴近度 r p ,并使用式(6)计算, r p 越大说明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集的贴近度越高[20].因此,可以使用该指数表征地区人口健康脆弱性的强弱程度,即脆弱性指数. r p 越大表示脆弱性越强,反之越弱.显然,该指数可以描绘各地区之间健康脆弱性水平的相对大小.类似地,各地区人口健康敏感性和应对性指数的计算也采用上述思路. ... 中国典型旅游城市经济脆弱性及障碍因素分析 1 2013 ... 由于 a p 、 c p 是相对确定的,分别表示对评价对象 A p 接近最优评价方案U的肯定和否定程度,因此在相对确定条件下可定义 A p 与U的相对贴近度 r p ,并使用式(6)计算, r p 越大说明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集的贴近度越高[20].因此,可以使用该指数表征地区人口健康脆弱性的强弱程度,即脆弱性指数. r p 越大表示脆弱性越强,反之越弱.显然,该指数可以描绘各地区之间健康脆弱性水平的相对大小.类似地,各地区人口健康敏感性和应对性指数的计算也采用上述思路. ...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5) 1 ... 利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5》[2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5》[22]与《中国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23]提供的基础数据,根据公式(1)~(6)计算中国2014年31个省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人口健康脆弱性指数、敏感性指数与应对性指数(表2).可以发现,各省区脆弱性指数最大值出现在贵州,为0.628 9,最小值出现在北京,为0.226 9,二者相差0.402 0,前者是后者的2.77倍.全国各省区的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510 4、0.085 7.在所有省级单元中,脆弱性指数从大到小位于前5位的省份依次为贵州、新疆、甘肃、河南、云南,除河南外均位于西部地区;排序后5位的省市依次为辽宁、江苏、天津、上海、北京,均位于东部地区.另一方面,各省区人口健康的敏感性指数最大、最小值分别出现在青海(0.686 6)和北京(0.221 8),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440 3、0.116 1;应对性指数的最大、最小值分别出现在北京(0.769 4)与河南(0.295 4),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445 1、0.116 5.因此,相对而言,中国人口健康系统的脆弱性指数均值最大、敏感性最小,应对性的省际差异最为明显.从表2还可以得出,各省区脆弱性、敏感性与应对性指数的位次序号差别较大.其中,有27个省区的脆弱性、敏感性指数得分排序差相差在10位以内,只有9个省区的脆弱性、应对性指数排序差在10位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对于应对性而言,敏感性与脆弱性在地理分布上的一致程度更高. ...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5) 1 ... 利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5》[2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5》[22]与《中国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23]提供的基础数据,根据公式(1)~(6)计算中国2014年31个省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人口健康脆弱性指数、敏感性指数与应对性指数(表2).可以发现,各省区脆弱性指数最大值出现在贵州,为0.628 9,最小值出现在北京,为0.226 9,二者相差0.402 0,前者是后者的2.77倍.全国各省区的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510 4、0.085 7.在所有省级单元中,脆弱性指数从大到小位于前5位的省份依次为贵州、新疆、甘肃、河南、云南,除河南外均位于西部地区;排序后5位的省市依次为辽宁、江苏、天津、上海、北京,均位于东部地区.另一方面,各省区人口健康的敏感性指数最大、最小值分别出现在青海(0.686 6)和北京(0.221 8),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440 3、0.116 1;应对性指数的最大、最小值分别出现在北京(0.769 4)与河南(0.295 4),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445 1、0.116 5.因此,相对而言,中国人口健康系统的脆弱性指数均值最大、敏感性最小,应对性的省际差异最为明显.从表2还可以得出,各省区脆弱性、敏感性与应对性指数的位次序号差别较大.其中,有27个省区的脆弱性、敏感性指数得分排序差相差在10位以内,只有9个省区的脆弱性、应对性指数排序差在10位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对于应对性而言,敏感性与脆弱性在地理分布上的一致程度更高. ... China Environment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5) 1 ... 利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5》[2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5》[22]与《中国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23]提供的基础数据,根据公式(1)~(6)计算中国2014年31个省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人口健康脆弱性指数、敏感性指数与应对性指数(表2).可以发现,各省区脆弱性指数最大值出现在贵州,为0.628 9,最小值出现在北京,为0.226 9,二者相差0.402 0,前者是后者的2.77倍.全国各省区的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510 4、0.085 7.在所有省级单元中,脆弱性指数从大到小位于前5位的省份依次为贵州、新疆、甘肃、河南、云南,除河南外均位于西部地区;排序后5位的省市依次为辽宁、江苏、天津、上海、北京,均位于东部地区.另一方面,各省区人口健康的敏感性指数最大、最小值分别出现在青海(0.686 6)和北京(0.221 8),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440 3、0.116 1;应对性指数的最大、最小值分别出现在北京(0.769 4)与河南(0.295 4),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445 1、0.116 5.因此,相对而言,中国人口健康系统的脆弱性指数均值最大、敏感性最小,应对性的省际差异最为明显.从表2还可以得出,各省区脆弱性、敏感性与应对性指数的位次序号差别较大.其中,有27个省区的脆弱性、敏感性指数得分排序差相差在10位以内,只有9个省区的脆弱性、应对性指数排序差在10位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对于应对性而言,敏感性与脆弱性在地理分布上的一致程度更高. ... China Environment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5) 1 ... 利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5》[2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5》[22]与《中国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23]提供的基础数据,根据公式(1)~(6)计算中国2014年31个省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人口健康脆弱性指数、敏感性指数与应对性指数(表2).可以发现,各省区脆弱性指数最大值出现在贵州,为0.628 9,最小值出现在北京,为0.226 9,二者相差0.402 0,前者是后者的2.77倍.全国各省区的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510 4、0.085 7.在所有省级单元中,脆弱性指数从大到小位于前5位的省份依次为贵州、新疆、甘肃、河南、云南,除河南外均位于西部地区;排序后5位的省市依次为辽宁、江苏、天津、上海、北京,均位于东部地区.另一方面,各省区人口健康的敏感性指数最大、最小值分别出现在青海(0.686 6)和北京(0.221 8),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440 3、0.116 1;应对性指数的最大、最小值分别出现在北京(0.769 4)与河南(0.295 4),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445 1、0.116 5.因此,相对而言,中国人口健康系统的脆弱性指数均值最大、敏感性最小,应对性的省际差异最为明显.从表2还可以得出,各省区脆弱性、敏感性与应对性指数的位次序号差别较大.其中,有27个省区的脆弱性、敏感性指数得分排序差相差在10位以内,只有9个省区的脆弱性、应对性指数排序差在10位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对于应对性而言,敏感性与脆弱性在地理分布上的一致程度更高. ... 中国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 1 ... 利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5》[2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5》[22]与《中国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23]提供的基础数据,根据公式(1)~(6)计算中国2014年31个省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人口健康脆弱性指数、敏感性指数与应对性指数(表2).可以发现,各省区脆弱性指数最大值出现在贵州,为0.628 9,最小值出现在北京,为0.226 9,二者相差0.402 0,前者是后者的2.77倍.全国各省区的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510 4、0.085 7.在所有省级单元中,脆弱性指数从大到小位于前5位的省份依次为贵州、新疆、甘肃、河南、云南,除河南外均位于西部地区;排序后5位的省市依次为辽宁、江苏、天津、上海、北京,均位于东部地区.另一方面,各省区人口健康的敏感性指数最大、最小值分别出现在青海(0.686 6)和北京(0.221 8),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440 3、0.116 1;应对性指数的最大、最小值分别出现在北京(0.769 4)与河南(0.295 4),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445 1、0.116 5.因此,相对而言,中国人口健康系统的脆弱性指数均值最大、敏感性最小,应对性的省际差异最为明显.从表2还可以得出,各省区脆弱性、敏感性与应对性指数的位次序号差别较大.其中,有27个省区的脆弱性、敏感性指数得分排序差相差在10位以内,只有9个省区的脆弱性、应对性指数排序差在10位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对于应对性而言,敏感性与脆弱性在地理分布上的一致程度更高. ...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the collapse of society: a review of models and possible climatic applications 1 1981 ...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 At risk: natural hazards, people's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s 1 1994 ...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 中国地震灾害宏观人口脆弱性评估 1 2012 ...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 中国地震灾害宏观人口脆弱性评估 1 2012 ...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 1 2010 ...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 基于居民健康的城市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评价:研究进展与框架 1 2015 ...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 基于居民健康的城市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评价:研究进展与框架 1 2015 ...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 城市经济脆弱性模拟评估系统的构建及其应用 1 2015 ...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 城市经济脆弱性模拟评估系统的构建及其应用 1 2015 ...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脆弱性影响评估: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1 2012 ...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 Assessment of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using a multi-criteria outranking approach with application to heat stress in Sydney 1 2015 ...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heat death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edictors of vulnerability in Maricopa County, Arizona 1 2012 ...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 1 2007 ...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 典型鼠疫疫源地环境-健康脆弱性评价 1 2001 ...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 典型鼠疫疫源地环境-健康脆弱性评价 1 2001 ...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首先起源于学者对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脆弱性是一种度,即系统在灾害事件发生时产生不利影响的程度[1].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在相同致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是导致灾害最终形成和不同区域灾情差异的主要原因[2].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致灾因子(特别是自然致灾因子)尚难掌控,脆弱性是防灾、减灾过程中人类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降低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减少灾情损失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3].鉴于脆弱性分析在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脆弱性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原来单纯描述自然系统固有(天然)属性的单一概念,逐渐演变为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概念在内的概念集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灾害管理、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4,5,6,7,8,9],成为考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之一.IHDP、IPCC、IGBP等多个国际科学计划均将脆弱性研究提上日程[10].从地理学视角看,区域人口健康系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其结构和功能状况反映了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水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健康系统由于受到包括自然、经济、社会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11],成为全球各类健康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 ...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6) 1 ...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健康领域的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12].然而,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等,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可能导致健康危机的潜在因子,国民健康系统的不稳定性、复杂性与脆弱性明显增强.当前,学术界关于人口健康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公共卫生领域,在一些重要疾病的发病机理、药物研发、医疗诊治、疫情监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3].经济学、社会学研究者通过构建健康生产函数,对收入、消费、城镇化、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医疗支出、社会保障等因素变化的健康效应进行过较多探索[14].地理学者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对环境与健康关系、健康地区分异等问题开展研究,成效显著[15].然而,目前除了少数几篇质性分析文献报道以外,有关人口健康脆弱性问题的量化实证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成为建设“健康中国”实践的理论支撑短板之一.1989年,中国学者赵克勤提出集对分析(Set pair analysis,SPA)方法,该方法主要针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同异反定量分析,是解决多目标决策、多属性评价的有效途径,已在评价、管理、预测和规划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6].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将脆弱性分析方法引入健康地理学研究领域,通过构建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对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健康脆弱性指数进行测算,同时引入障碍度模型考察脆弱性指数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为建设“健康中国”和丰富健康地理学理论、方法体系提供科学基础. ...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6) 1 ...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健康领域的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12].然而,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等,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可能导致健康危机的潜在因子,国民健康系统的不稳定性、复杂性与脆弱性明显增强.当前,学术界关于人口健康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公共卫生领域,在一些重要疾病的发病机理、药物研发、医疗诊治、疫情监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3].经济学、社会学研究者通过构建健康生产函数,对收入、消费、城镇化、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医疗支出、社会保障等因素变化的健康效应进行过较多探索[14].地理学者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对环境与健康关系、健康地区分异等问题开展研究,成效显著[15].然而,目前除了少数几篇质性分析文献报道以外,有关人口健康脆弱性问题的量化实证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成为建设“健康中国”实践的理论支撑短板之一.1989年,中国学者赵克勤提出集对分析(Set pair analysis,SPA)方法,该方法主要针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同异反定量分析,是解决多目标决策、多属性评价的有效途径,已在评价、管理、预测和规划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6].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将脆弱性分析方法引入健康地理学研究领域,通过构建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对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健康脆弱性指数进行测算,同时引入障碍度模型考察脆弱性指数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为建设“健康中国”和丰富健康地理学理论、方法体系提供科学基础. ... 经济、环境与人口健康的相互影响:基于中国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1 2008 ...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健康领域的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12].然而,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等,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可能导致健康危机的潜在因子,国民健康系统的不稳定性、复杂性与脆弱性明显增强.当前,学术界关于人口健康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公共卫生领域,在一些重要疾病的发病机理、药物研发、医疗诊治、疫情监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3].经济学、社会学研究者通过构建健康生产函数,对收入、消费、城镇化、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医疗支出、社会保障等因素变化的健康效应进行过较多探索[14].地理学者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对环境与健康关系、健康地区分异等问题开展研究,成效显著[15].然而,目前除了少数几篇质性分析文献报道以外,有关人口健康脆弱性问题的量化实证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成为建设“健康中国”实践的理论支撑短板之一.1989年,中国学者赵克勤提出集对分析(Set pair analysis,SPA)方法,该方法主要针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同异反定量分析,是解决多目标决策、多属性评价的有效途径,已在评价、管理、预测和规划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6].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将脆弱性分析方法引入健康地理学研究领域,通过构建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对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健康脆弱性指数进行测算,同时引入障碍度模型考察脆弱性指数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为建设“健康中国”和丰富健康地理学理论、方法体系提供科学基础. ... 经济、环境与人口健康的相互影响:基于中国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1 2008 ...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健康领域的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12].然而,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等,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可能导致健康危机的潜在因子,国民健康系统的不稳定性、复杂性与脆弱性明显增强.当前,学术界关于人口健康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公共卫生领域,在一些重要疾病的发病机理、药物研发、医疗诊治、疫情监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3].经济学、社会学研究者通过构建健康生产函数,对收入、消费、城镇化、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医疗支出、社会保障等因素变化的健康效应进行过较多探索[14].地理学者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对环境与健康关系、健康地区分异等问题开展研究,成效显著[15].然而,目前除了少数几篇质性分析文献报道以外,有关人口健康脆弱性问题的量化实证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成为建设“健康中国”实践的理论支撑短板之一.1989年,中国学者赵克勤提出集对分析(Set pair analysis,SPA)方法,该方法主要针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同异反定量分析,是解决多目标决策、多属性评价的有效途径,已在评价、管理、预测和规划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6].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将脆弱性分析方法引入健康地理学研究领域,通过构建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对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健康脆弱性指数进行测算,同时引入障碍度模型考察脆弱性指数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为建设“健康中国”和丰富健康地理学理论、方法体系提供科学基础. ... 人口健康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1 ...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健康领域的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12].然而,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等,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产生了许多可能导致健康危机的潜在因子,国民健康系统的不稳定性、复杂性与脆弱性明显增强.当前,学术界关于人口健康的研究多集中于医学、公共卫生领域,在一些重要疾病的发病机理、药物研发、医疗诊治、疫情监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3].经济学、社会学研究者通过构建健康生产函数,对收入、消费、城镇化、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医疗支出、社会保障等因素变化的健康效应进行过较多探索[14].地理学者从人地关系视角出发,对环境与健康关系、健康地区分异等问题开展研究,成效显著[15].然而,目前除了少数几篇质性分析文献报道以外,有关人口健康脆弱性问题的量化实证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成为建设“健康中国”实践的理论支撑短板之一.1989年,中国学者赵克勤提出集对分析(Set pair analysis,SPA)方法,该方法主要针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同异反定量分析,是解决多目标决策、多属性评价的有效途径,已在评价、管理、预测和规划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6].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将脆弱性分析方法引入健康地理学研究领域,通过构建健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集对分析法对2014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健康脆弱性指数进行测算,同时引入障碍度模型考察脆弱性指数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为建设“健康中国”和丰富健康地理学理论、方法体系提供科学基础. ... 中国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 1 ... 利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5》[21]、《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5》[22]与《中国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23]提供的基础数据,根据公式(1)~(6)计算中国2014年31个省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人口健康脆弱性指数、敏感性指数与应对性指数(表2).可以发现,各省区脆弱性指数最大值出现在贵州,为0.628 9,最小值出现在北京,为0.226 9,二者相差0.402 0,前者是后者的2.77倍.全国各省区的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510 4、0.085 7.在所有省级单元中,脆弱性指数从大到小位于前5位的省份依次为贵州、新疆、甘肃、河南、云南,除河南外均位于西部地区;排序后5位的省市依次为辽宁、江苏、天津、上海、北京,均位于东部地区.另一方面,各省区人口健康的敏感性指数最大、最小值分别出现在青海(0.686 6)和北京(0.221 8),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440 3、0.116 1;应对性指数的最大、最小值分别出现在北京(0.769 4)与河南(0.295 4),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0.445 1、0.116 5.因此,相对而言,中国人口健康系统的脆弱性指数均值最大、敏感性最小,应对性的省际差异最为明显.从表2还可以得出,各省区脆弱性、敏感性与应对性指数的位次序号差别较大.其中,有27个省区的脆弱性、敏感性指数得分排序差相差在10位以内,只有9个省区的脆弱性、应对性指数排序差在10位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对于应对性而言,敏感性与脆弱性在地理分布上的一致程度更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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