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寿庚与泉州：宋末元初时期著名海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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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泉州港在唐代就有外舶前来贸易，但到北宋初期泉州还是不及广州、明州等港城重要。直至北宋中期，由于广州官员对海商过于勒索，致使南海蕃商纷纷来泉州贸易。泉州地处东海航路与南海航路交汇处，除了南海蕃船前来之外，与高丽、日本的来往也比较频繁。所以到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宋朝政府在泉州设置福建路市舶司，与两浙路市舶司和广南东路市舶司并称三路市舶司。设司以后，泉州港可以直接发船到海外贸易，也能接纳海外来的商船，因而进出口贸易便得到迅速的发展。南宋绍兴年间，泉州市舶司的年收入近百万缗之多，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50。它在海外交通方面的地位，迅速赶上了广州。

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前来泉州贸易的国家还只有30几个，到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时，已达50多个。这时泉州已超过广州，一跃而为全国第一贸易大港。而元代的泉州港比宋代又有更大发展，达到了极盛时期，成了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方第一大港。元朝曾先后两次在泉州设行省，以提高泉州的行政地位。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朝廷还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又下令各地市舶司悉依泉州例，可见泉州当时在全国诸港中所居的特殊地位。

许多外国商人、水手随着海船来到泉州，这个港口成为各国人杂居的海港大都市。在泉州城南，逐渐形成了一个外国商人和水手集中居住的地区，被称为“蕃人巷”。到北宋后期，“蕃人巷”已拥有10万人之众，他们组建远洋船队从事远航贸易，操纵和垄断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外来蕃人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宗教，使泉州成为佛教、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道教等诸多宗教的汇集之地。泉州遍种刺桐树，外来商人、水手便以“刺桐”（Zaitun）来称呼泉州，泉州港也被称为“刺桐港”，这个名称当时在海上丝绸之路各处广泛流传。为适应海外交通的需要，在位于泉州港口的宝盖山上建造石塔，作为航标灯塔，后被称为海上丝路的第一座灯塔。

说到宋元之交的泉州，就不能不说说蒲寿庚这个人。

蒲寿庚是祖籍西亚的阿拉伯人，据说“蒲”姓就是来自阿拉伯人名“Abu”。蒲氏先祖从西亚来到越南占城经商，成了富裕之家。后来蒲家又辗转到了广州，并成为广州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商人领袖（“总诸蕃互市”），流传至今的《蒲氏家谱》中记载，蒲家在广州港首建了第一座灯塔，白天以悬旗为号，晚间以火把为标，指挥进出的经商船舶，这也可能就是他们获得权力和财富的起因。到了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一辈，举家迁居到了福建的泉州，时间约在南宋末期。西域及南洋商人大量定居在泉州城镇南门附近一个被称为“蕃人巷”的居住区，蒲家迁居此地后，仍然继续从事以贩运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

蒲寿庚一边经营家族商业，一边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政治事务之中，被南宋朝廷视之为人オ，对他颇为倚重。据《福建通志》载，淳祐十年至淳祐十二年（公元1250-1252年），蒲寿庚做了近三年泉州提举市舶使。就在元军南下的前两年，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他因平定海寇有功而被授官为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后来又升任闽广招抚使，主管闽广一带的市舶关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商”。他垄断泉州地区的香料海外贸易达30年，成为一时巨富。《宋史》记载：“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他还有家仆数千人，俨然是一支不可小视的私人武装力量。元军渡江攻击南宋之后，东南沿海风声鹤唳，蒲寿庚先是组织力量抗击元军，成为南方重要的抵抗势力。因此，当宋兵被一路追杀之时，小皇帝赵昰（宋端宗）一行首先想到的避难之地就是蒲寿庚控制的泉州，想以此为据点，再聚力量，负隅反击，因此任命蒲寿庚闽广招抚使。

元军长于陆战，但短于海战，知道蒲寿庚海上势力强大，于是派人前来招抚蒲寿庚。犹豫再三之后，蒲寿庚作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下令关闭城门，不让南宋小皇帝进城。宋朝君臣只好绕道经泉州城郊，继续向东南逃亡。元军从浙江抵泉州后，蒲寿庚与州司马田真子向元军献城投降。1279年，宋军在广东新会与追击的元军展开最后的决战，宋军全军覆没，陆秀夫背负幼主在崖山投海殉国，脉衍三百多年的宋王朝自此终结。

投靠元朝的蒲寿庚得到了回报，被元世祖忽必烈授予昭勇大将军，任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他在泉州大开杀戒，诛杀南宋宗室3000余人，尸堆成家。终元一代，蒲家三世显赫，统治泉州达数十年之久，也成为当时最著名的首富家族。在元人笔记之中，蒲寿庚的女婿佛莲也是一个巨商，他拥有大型海船80艘，家藏珍珠130石。蒲寿庚叛宋投元，被汉人和史家唾为不齿，更成了商人见利忘义、见风使舵的范例，对蒲氏家族的诅咒和惩罚甚至延续到100多年以后。在明朝初年，朱元璋曾明确规定“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蒲姓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能入朝当官”），蒲氏后裔不得不纷纷改姓。

虽然蒲寿庚叛宋降元为许多人所不齿，但他的选择保全了泉州上百万生灵，也使泉州港免遭战火毁灭，由于广东的汉人拼死抵抗，元兵血腥屠杀，“三入广，广州始平”。广州港自此一蹶不振，泉州取而代之，成为最大的港口。

蒲寿庚以其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及其在海外诸国穆斯林海商中的影响，积极恢复和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泉州市舶司恢复。翌年8月，元世祖忽必烈通过蒲寿庚等人向海外各国宣布了元朝欢迎并保护通商贸易的政策。次年即有占城（今越南中部）、马八儿（今印度半岛南部）等国的使臣和舶商来泉州。元朝对进口税本来就征得较低，一般情况下，细货十分之一，粗货十五分之一，而泉州却只收三十分之一。后来元世祖下诏，要求全国另外六个市舶司也以泉州为定制，一律只征收三十分之一。蒲寿庚提倡与海外各国友好往来，和平通商，曾对元初黩武海外的政策进行了劝阻。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朝廷为征服日本，下令造战船600艘，其中要泉州负责造200艘。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蒲寿庚奏言：“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元世祖闻言下诏止之。此外，为使海外贸易能够更顺利地开展，蒲寿庚还促成了元世祖对海神妈祖的加封。这也使得当时从事海上贸易的人们有了精神信仰，能够更加无畏地出海闯荡。

尽管蒲寿庚没有亲自出使国外，但他在招徕海外诸国前来贸易，打开与南海国家关系新局面方面，充当了筹划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在他的主导下，泉州与上百个国家形成了贸易关系，货物贸易十分繁忙，市舶司管理的海船数量一度有15，000之多。他还在泉州至杭州之间，专门设置了“海上站赤”（即海驿）15站，每站备有海船5艘，水军200人，专门运送从泉州入口的蕃货及贡品。因商贸之繁荣，泉州商人名闻天下。泉州港也跃居世界大港，以“刺桐港”之称名扬四海。所以元代学者吴澄概括说:“泉，七闻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当时来到的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人也都认为泉州港是世界最大的海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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