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东西部的咽喉

转自：山西晚报

　　《大地中国》韩茂莉著 文汇出版社

　　历史与地理密不可分，历史决定思维的深度，地理决定视野的广度。《大地中国》是北京大学教授韩茂莉写给大家的历史地理通识，二十六个专题，贯通上下五千年，遍及南北东西，涵盖了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问题。侯仁之先生说，历史地理是“昨天、前天的地理”，本书将历史的时间体系纳入地理空间，依循山河地理，讲述历史上的那些事，城市、农田、牧场、道路、关隘、江河、集市、寺庙，每个题目都是大地上的一块耀斑，虽然不能涵盖大地，却有着地理的魅力。

　　甘肃省得名于甘州与肃州，甘州是张掖，肃州是酒泉，而无论甘州还是肃州，都位于河西走廊。偌大一个甘肃省，一省得名全出自河西走廊，可见这里对于全省不同凡响的意义。

　　河西走廊处于南北两大山体之间，祁连山、乌鞘岭在南，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在北。一南一北两道山体构成的走廊地带，却是一片广阔的土地，东西跨度大约九百公里，南北宽达一百多公里，如此宽广的地带，因夹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走廊地形的特点十分鲜明。其实，地理学界将这里称为走廊，并不仅仅因为地形像走廊，关键在于河西走廊在中国的大地上拥有重要地位，这里不仅地处东西交通的咽喉地带，而且凭借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的绿洲，成为东西交通大道上的物资支撑点。

　　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众生。无疑，说起河西走廊，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无过于“秦时明月汉时关”这样的诗句，苍凉而激昂，即使跨过了两千年，后人也不会停止对那段历史的回顾。两千多年前造就汉代关城的人物早已远去，但他们的足迹却未消失，行行列列，留在边塞，落在绿洲。

　　今天的甘肃省，GDP远远落后于东部各地，但在历史上，这里却有着不凡的战略地位。河西走廊凭借自身重要的地理位置，早在两千多年前即已被纳入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汉武帝在经营西域之前，首先在祁连山下的绿洲设立了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是中原王朝在河西走廊设立地方行政建制的开端。河西走廊的地形使这里成为东西交通的必经之地，为了控制这条道路，汉代不但设置了河西四郡，还在冲要地带修建了关口，即河西走廊西端的阳关、玉门关。与关口连接的是长城，西汉长城西端始于玉门关以西，向东延伸至辽东一带。如今，从玉门关外远远望去，汉塞依然横卧于沙漠瀚海之中。关口、长城与四郡，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延伸至西部的军事防御体系。

　　关口是控制河西走廊的要塞，冷兵器时期的关口往往设在山河之间的险要地带，但当我们打开地图，在阳关、玉门关所在之处看到的却是一片平旷之地，无险可守，那么为何要在这里设关？古人设置在这里的关口又在控制什么呢？一连串的问题，只有踏上阳关、玉门关故址，才能获得准确的答案。河西走廊地处中国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以西地带，那是一片干旱地区，在这片干涸的土地上，水资源比任何东西都宝贵，河西走廊西端的两个关口恰恰都与水源相关。玉门关的设置与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有关，这条河流从源头一路向西流入沙漠，西汉政府在河水所经之处设立关口，控制了水源就等于控制了这条道路，大漠之中无论商人、僧侣，还是军队，都必须经过这里，这就是关口设置在此的缘由。如今，我们在玉门关附近的方盘城下，依然可以看到古河道留下的遗迹。玉门关如此，阳关的选址也与水源有关，阳关控制的不是河流，而是一片湖泊，那也是沙漠之中稀缺的水源。

　　汉代关口的位置与水源相关，明代的嘉峪关则成于地形。明代为了防御北方草原民族南下，于永乐年间开始修筑长城。明长城东起鸭绿江口，西至嘉峪关，形成了一道军事防御屏障。嘉峪关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河西走廊南北方向最宽处超过一百公里，但两道山体却在嘉峪关附近逐渐靠拢，利用地形特点，嘉峪关设在两山距离最窄的地段，一道关城将南北两山联为一体，如同一道拉锁，锁住了西行之路，成为河西走廊西端的门户。

　　古人设置关口，多出于军事、交通以及税收目的，然而，无论关城设在何处，支撑关塞存在的物质基础都来自绿洲。

　　河西走廊位于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以西地区，若没有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的绿洲，农业便难以发展。唐朝诗人王之涣有诗云：“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写尽了河西的苍凉与雄阔。“春风不度玉门关”描写的就是当地的气候特点，每当春夏，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会将海洋水汽输送到内地，中国东部的大地迎来降雨，然而河西走廊地处东南季风可抵达的末端，春风不度，难得甘泽。在年降雨量200毫米以下的干旱气候区，绿洲之外的地方若失去冰雪融水，就是戈壁与沙地。正是气候原因，使得河西走廊的景观呈现为绿洲与戈壁、沙地相间分布的状态，于是今天的我们出敦煌城不远，就可以看到沙漠中的月牙泉。

　　西汉时期设置的河西四郡正处于绿洲之中，为了能在绿洲上扎稳脚跟，汉武帝陆续从内地迁移来二十八万人，从此绿洲上有了稳定的农业生产。考古学界在嘉峪关附近发现了几处魏晋时期的墓葬，墓室中的数百块画像砖成为研究河西走廊以及中国农业技术史、物质文化史的珍贵资料。宴饮、伎乐、庖厨、家畜、出行、狩猎、农耕、采桑、畜牧、打场、配种、驿使，画像砖巨细无遗地描绘了生活中的场景，这一幅幅连环画似的画面，展示的不再是苍凉，而是动人的生活。

　　且从农业着眼。农事活动中的耕地、耙地、耢地，以及此后的播种、收获，几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被记录在了画面中。画像砖上那些操持农事的人物，鲜活而生动。一幅幅画面，让我们几乎忘记了这是干旱地区的绿洲，仿佛走进了川原膴膴的中原大地。敦煌是一座我们熟悉的世界性艺术宝藏，但敦煌留下的与农业技术有关的画面，远不及嘉峪关画像砖多，且不如嘉峪关画像砖早，这样看来，嘉峪关画像砖的价值更非同寻常。

　　文化交融，留给人们的印象多体现在艺术、宗教，乃至文学、语言方面，但我们却在嘉峪关画像砖中、在耕地的农夫身上看到了文化的信息。同样是耕作的农民，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画面中有汉人，也有胡人，他熟练操作农具的样子毫无违和之感。可以想象，当年在这一处处绿洲上持耒耕作的，是一个汉胡共存的群体。那时，河西走廊不仅有来自中原的农民，也有来自草原或更远的西域各族人民定居，绿洲的农业生产环境使这些原本为农、为牧甚至经商的人们，渐渐融入耕作土地的行列中，成为绿洲上的农民，那一块块画像砖就这样成为文化融合的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