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澎湃连发四个“江阴之问”！

今天，澎湃新闻以“江阴启示”为题，连续发布4篇重磅稿件，探寻江阴取得“全国县域经济和综合发展十六连冠”、“中国制造业第一县”、“中国资本第一县”、“年度GDP总额超越了全国近80%的地级市”等一系列“令人惊艳”的成绩背后的“为什么”。

文章发布后，迅速在朋友圈刷屏，各地网民在评论中认为，“苏南百花齐放，独表江阴一枝。江阴确实是县域经济发展一个值得借鉴的样本”、“坚守本业与本土，应该向江阴学习！”、“改革不易，江阴不易，但一切都值得”、“中国制造业第一县确实给人很多启示”。

以下为全文转载。

【编者按】

改革开放41年，江阴的经济社会成就用“令人惊艳”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江阴在全国县域经济和综合发展中实现了“十六连冠”，是“中国制造业第一县”和“中国资本第一县”，年度GDP总额超越了全国近80%的地级市。

“令人惊艳”的背后，更值得探寻的是“为什么”——

为什么江阴在“强势政府”行政力量的主导下，市场经济依然活力勃发，企业生态万物生长？

为什么江阴数十年改革基业常青，在每一个艰难时刻总是能够从不懈改革中汲取砥砺前行的新动能？

为什么在泡沫与投机潮起潮落的当下，江阴的企业家们却笑看风云，笃守本业与本土，实体经济花开满天？

为什么江阴没有迷失于GDP情结，也没有醉心于速度和财富增长，而始终牢记人民幸福才是发展的根本？

江阴之问，同样是中国改革之问。

为此，澎湃新闻历时两个月，两次踏访调研，力求用事实与故事及其内在逻辑，解答江阴“为什么”。

再过数月，江苏无锡江阴市的集成改革试点将迎来两周年。作为江苏乃至全国的唯一试点县市，江阴希望通过这项试点，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先手棋”，探路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

集成改革是江阴“有为政府”的一个生动体现。改革开放41年来，身为闻名全国的“苏南模式”的起源地之一，江阴完成了政府职能从“重指令”到“强服务”的嬗变，但以“有为”为鲜明特征的“强势政府”模式却始终在经济社会领域发挥着“压舱石”的关键作用。

也正是得益于“强政府”，一大批举足轻重的“强企业”横空出世，使江阴这座长江下游的小城锋芒毕露，一跃成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县”和“中国资本第一县”，并在全国县域经济和综合发展中实现了“十六连冠”，在“2018年度中国十佳营商环境示范县市”中高居第一。

数据显示，2018年，江阴有10家企业入围“中国企业500强”，12家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17家跻身“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5家名列“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各类“500强”企业占了全国的三十分之一；有上市公司48家，新三板挂牌企业54家，上市公司总数居全国县级市首位。“强企业”与“强政府”两股力量比翼齐飞、交相辉映，是江阴在区域经济竞赛中强势胜出的最大“秘密”。

在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征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改革最关键的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江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模范生”。那么，江阴“强政府”的“有形之手”是如何与市场的“无形之手”合拍，进而催生“强企业”？“强政府”又是怎样与“强企业”共融共生？

“强政府”催生“强企业”

纵观江阴的经济发展史，政府行为是贯穿其中的一条至为关键的脉络。可以说，缺乏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禀赋的江阴能在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竞争也最为激烈的苏南地区脱颖而出，进而一路过关斩将成为领跑全国的工业强县，地方政府的超前意识与有效作为功不可没。

与“苏南模式”下的江苏其他经济强县一样，江阴经济先发优势的积累起步于由公社和生产队创办的小工业，也就是社队企业，这也决定了它日后的发展带有天然的“政府基因”。资料显示，到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江阴全县社办企业达326家，工业总产值2.5亿元；队办企业1688家，工业产值达3.83亿元；社队工业产值占全县工业产值的60.2%，首次超过县属工业。

但与同样具有“强政府”传统的苏南其他强县迥然不同的，是改革开放后江阴对企业发展模式的选择，由此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强政府+强企业”区域经济成长路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社队企业脱胎而来的乡镇集体企业已在全国蓬勃发展。在1987年迎来撤县建市的江阴意识到，要想继续领风气之先，实现从农业县向工业市的全面转型，必须不走寻常路。其决定发展规模经济，率先作出抓工业重点企业的战略决策。江阴“强企业”的培育自此肇始。

1988年，也就是撤县建市的第2年，江阴从全市3135个工业企业中筛选出86家重点企业，由市政府颁发俗称为“绿卡”的“工业重点企业信誉卡”。对“绿卡”企业，江阴在资金、电力、用汇、物资、劳动力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并逐年根据经营业绩动态调整名单，鼓励和引导企业做大做强。

1989年，江阴再接再厉，又出台《关于扶持“五大一小”企业、促进转化的意见》，选择投资大、影响大、难度大、压力大、潜力大、产出小的14家重点骨干企业，实行市领导联系、部门挂钩，进行重点帮扶。此后，将扶持“绿卡”企业和“五大一小”企业改为扶持100家重点骨干企业。

江阴“抓关键、保重点”的强力措施很快收到了效果。到1992年，累计组建工业企业集团7个，其中“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华西实业总公司是江苏最大的乡镇企业集团。1995年，累计有国家级乡镇企业集团23个，数量名列全国县（市）第一。

江阴催生“强企业”的另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大动作，是在推行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为重点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将资本经营战略作为关键突破口，由此铸就了江阴在资本市场上至今无出其右的巨大优势。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经历了10多年的兴盛期后，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由于所有制结构单一、政企权责不分、企业产权不明，原有的机制活力逐渐减弱，开始走下坡路。

已察觉到“苏南模式”式微之势的江阴官方，以试点为切入口，踏上了新一轮的改革探险之旅。

1992年，江阴市委、市政府以“坚决试、不求多、务求好、不能乱”为指导原则，着手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先后下发《关于进行企业内部职工持股股份制试点的意见》《乡镇企业股份制条例》等文件，并在7家市属企业首批试行企业内部职工持股股份制试点。

次年年初，江阴在长泾镇花园村进行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采用存量置换的方法，把4个效益不高、前景不好的小企业改制成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创了集体存量资产置换的先河。

试点取得成功后，1995年，江阴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企业改革动员大会，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的意见》和《关于批转企业改革五个配套文件的通知》，提出对乡镇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造，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到1996年底，全市共改制形成6家股份有限公司、313家有限责任公司和316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江阴的主政者敏锐地发现了资本市场的机遇，决心在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把资本经营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突破资金瓶颈、实现裂变发展、抢占竞争制高点的超常规途径。

1996年，江阴正式将“资本经营战略”提上日程，提出“依托一个大型企业，发挥一个企业家作用，用好一张股票，做大一只蛋糕，带动一批存量”的指导方针，并迅速成立了由13个部门组成的“企业股份改制上市指导小组”，为企业上市担当“高参”和“智囊”。

江阴兴澄冶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这场大戏的第一个幸运儿。原江阴市金融办主任顾平告诉澎湃新闻，由于当时我国的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各项政策法规还不完善，各项制度也有待建立，为支持兴澄上市，上至市委书记下至基层部门几乎都是倾尽全力，大胆创新地开展工作，帮助其解决遇到的困难。1997年2月，“兴澄股份”（现为“模塑科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江阴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有了政府这个强大“后盾”，江阴企业此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自主发起、捆绑上市、买壳上市等多种渠道，掀起了一股争相上市潮。到1999年底，全市已有8家上市公司，占全国上市公司数的1%左右，资本市场的“江阴板块”自此闻名全国，成为江阴县域经济发展中最耀眼的一张“金名片”。

资本市场的大门打开，反过来又倒逼和促进了江阴“去集体化”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程。1997年，江阴先后出炉《关于进一步加快企业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全面推进乡镇企业改革的意见》，“抓大扶强、转中促优、放小搞活”，打响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攻坚战。到2001年，全市近万家市属、集体企业的改制工作基本结束。

“民营化”的产权制度改革激发了企业发展内在动力，使江阴彻底形成了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全面发展的民营经济格局。到2000年，全市企业完成销售735.4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830.4亿元、利税总额57.9亿元。工业销售收入、利税总额、工业投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名列江苏全省县（市）第一位。

“此轮的改革，使江阴乡镇企业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企业家的潜力得到了空前释放。”长期观察研究政企关系的江阴市委党校学者秦泗阳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

“同时，政府行为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秦泗阳说，政府退出企业的微观运行，从以行政推动为主转变到以政策调节为主，从直接投资、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决策转变到营造环境、依法监管、强化服务上来，“完成了由‘重指令’的‘全能型政府’到‘强服务’的‘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化。”

“店小二”与“急郎中”

进入新世纪后，江阴的“强政府”与“强企业”形成了交相辉映之势。同时，随着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地洗礼与历练，政府“有形之手”对于经济的驾驭能力和调控技巧越来越娴熟。

这种能力与技巧，首先体现在向市场持续供给发展战略，并不断创新具体的战略举措，推动工业经济实现了由“铺天盖地”到“顶天立地”的历史性跨越。

2001年，江阴提出坚定不移地实施大企业集团战略，意图打造一批具有裂变扩张能力、快速发展动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航母式”企业。从这一年起，江阴延续了1980年代培育扶持规模企业的经验做法，每年确定88家企业，包括重点企业集团、优势企业、成长型企业等，加大要素资源倾斜力度，并由工业管理部门跟踪管理、动态调整。2006年，又将88个重点企业扩容至100个，改称“百强工业企业”。

经过这番精心培育，江阴的“强企业”再次出现井喷之势。到2011年末，全市的规模工业企业达1391家，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233个，是1987年的58倍以上；有10家企业跻身“中国企业500强”。自2002年“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发布以来，江阴的入围企业数、升位企业数和升位速度均名列全国同类城市前茅，一举奠定了其“中国制造业第一县”的地位。

不断雄厚的家底，愈加坚定了江阴在做强实体经济上的底气和决心。

2016年，江阴首次将“产业强市”确立为地方发展的首位战略，旗帜鲜明地提出“坚定走产业强市道路不动摇，做优做强实体经济”。围绕这一全新战略，江阴同时提出了“五个全力”的工作要求，包括全力支持大企业大集团发展、全力扶持中小企业做强做大、全力重塑“江阴板块”优势、全力加大产业项目投资力度、全力优化政府服务效能等。

此后，一系列重磅产业发展政策接连出炉。在将“产业强市”确定为首位战略的当年，江阴即以市委、市政府名义高规格出台《关于加快产业强市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决定设立100亿元产业强市发展资金，这是江阴史上最大手笔的产业扶持资金。2018年，江阴再次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产业强市建设、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希望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特点，江阴建立了市领导、相关部门与企业挂钩制度，实施分类指导。对大企业大集团实行一企一策、一事一策；对优势成长型企业强化要素支持、政策扶持；对中小企业，引导其专注主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成为在细分领域的“小巨人企业”。

经过“有形之手”近20年的持续发力，如今的江阴实体经济，已呈现出“大企业集团领跑、优势成长型企业紧跟、中小企业竞相发展”的良性梯度格局。

政府“有形之手”对于经济的驾驭能力和调控技巧，还体现在如何更好地为企业提供服务上。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积极践行者，江阴地方政府围绕“强服务”将“有为”发挥到了极致。

在江阴企业界，有一段“市委书记密集走访100家企业”的佳话。2017年5月初至9月底，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历时140多天，通过27次密集踏访，一口气走访了100家上市后备企业。

“走访中，我主要问两个问题，一是上市进程推进如何；二是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解决。只有深入了解企业家的需求，才能精准发力，真正帮助企业排忧解难。”陈金虎对澎湃新闻说。

顺应市场需求主动作为，正是江阴“强服务”的最鲜明特征。这种“江阴式服务”贯穿于政府行为的各个环节，其着眼于城市发展长远的“人才之道”即是一个典型范例。

作为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城市，人才是江阴推进产业强市和企业创新升级的核心支撑。但与国内一二线城市相比，仅是县级市的江阴在招才引才上，无论综合资源还是区位交通都天然处于下风。如何吸引人？靠什么留住人？江阴把人才工作摆在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祭出的法宝是：聚焦人才创业所需、生活所急，用全方位的服务将“软环境”变成竞争力。

2010年，曾留学瑞典的海归人才顾铭带着她的贻贝粘蛋白项目在全国寻找产业化基地，历时半年考察了十几个创业热点地区，始终没找到特别满意的园区。但一个偶然机会，顾铭在江阴仅仅停留了4个小时，就决心把项目落户江阴。

让顾铭爽快作出决定的，是地方政府务实的服务态度。“江阴高新区领导当时对我说‘你们孵化三年，我们就陪你们三年’。江阴各级政府部门办事高效，政策服务‘一条龙’，这份真心深深打动了我。”

2011年1月，顾铭注册了江阴贝瑞森生化技术有限公司，8月拿到厂房图纸，11月破土动工，2012年5月开工生产，贝瑞森成为了国际第四家、国内第一家贻贝粘蛋白生产供应商。“这在国外是很难做到的。在瑞典，95%以上的创业型医药小企业，要么死掉，要么卖给如美国那样的大药企，它是很难自己去经营发展的。”

顾铭的经历是江阴“抢人才”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通过“暨阳英才计划”等“人才强企工程”，江阴的揽才成绩斐然：已建成诺奖得主研究院5家，院士工作站55个，国家、省工程技术中心148家；全市各类人才总量超过35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近1.3万人。

“对党委政府而言，强服务是本职，优服务是天职。当企业阳光灿烂，发展顺风顺水时，政府要给它服务好，保障好，当好‘店小二’；当企业遇到阴雨天，经营有困难，政府要给它提供全天候帮助，当好‘急郎中’。”陈金虎对澎湃新闻说，当前区域之间竞争愈发激烈，过去那种拼优惠、拼资源的老路走不通了，现在要比的是政府职能的转换、市场主体的活力，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

政企关系的“围墙辩证法”

通过有效作为，江阴的地方政府展现出了中国基层政权罕见的政策调控能力。但事实上，其同样也有所不为，并拿捏好了“有为”与“不为”的尺度，将行政行为止步于恰当的边界上。

“对这个边界，政府与企业的共识是：企业围墙外的事情，政府负责做好，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围墙内的事情，企业负责做好，政府不插手、不干涉。”江阴市工商联主席、法尔胜泓昇集团董事长周江对澎湃新闻说。

但周江分析认为，在厘清这个边界的同时，企业通过做好围墙内的事，影响政府的下一步决策布局；政府则通过做好围墙外的事，引导企业进一步做好围墙内的事，“两者之间并非是漠然的楚河汉界，而是形成了良性互动。”

江阴政企关系的“围墙辩证法”，体现出的是“中国式市场经济”的智慧。有关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近年，江阴通过制定“围墙外”游戏规则，强化正向的“样板效应”，激励更多“围墙内”的企业和企业家“相互较劲、相互学习、相互追赶”。

在江阴，有个由市委、市政府召开的“重点骨干企业座谈会”，极为企业家们看重。在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会上，企业家不仅按贡献大小排座次，还将身挂“金牌”接受真金白银的表彰，风光无限。

对于“重点骨干企业”，江阴专门设立了一套严格的评定办法，只有入围的企业，才能获得参加座谈会的资格。以今年为例，入围的门槛是：工业、建筑业企业年入库税金1000万元以上，服务业企业入库税金800万元以上。

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告诉澎湃新闻，为了抢到座谈会的“入场券”，临近年底时，一些有望入围的企业家往往会再加把劲，希望能在税收缴纳数额上往上“再冲一冲”。

“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奖励，主要目的是激发企业家的雄心壮志，营造尊商重企的浓厚发展氛围。”陈金虎说，一直以来，江阴的企业扶持政策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干货”，从龙头骨干企业到高成长性企业、中小微企业，“企业拿着文件一对照，就知道能拿多少奖励。”从2016年以来，江阴已累计兑现产业强市发展资金、政府奖励超过40亿元。

这一“以贡献论英雄”的激励机制已立竿见影。数据显示，2015年江阴全市重点骨干企业总数为312家，2016年增加23家，2017年增加40家，2018年又增加52家，总数达到427家。其中，入库税金1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建筑业企业，2016年增加12家，2017年增加27家，2018年又增加21家，总数达到287家。

对企业围墙内的事情，政府不插手、不干涉，但在此原则的基础上也要做好必要的补位与引导。这一方面是基于江阴地方党委政府对市场“无形之手”之于资源配置关键性作用的清醒认识，另一方面因为企业是追求微观经济利益的主体，完全凭靠企业家精神和个人力量，其价值取向有时会不可避免地与宏观经济与社会利益相悖，亟须“有形之手”予以纠偏。

官方数据显示，江阴全市土地开发强度已超过40%，远超30%的国际警戒值。作为一个装备制造、电子、化工等产业集中的城市，前些年其产生的危废量也居全省前列，环境压力剧增。

对此，江阴地方政府并未放任企业“自我调节”，而是铁腕出手。2016年以来，江阴累计关停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企业233家，过去三年环保执法处罚总量是整个“十二五”期间的3倍。同时，通过启动“绿色信贷”以及绿色分类评价，倒逼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

成效显而易见。2018年，江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25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9.4%。城区PM2.5浓度同比却下降了8.3%，降幅位居全省前列。

尽管有“围墙”为界，但江阴也深知，“强政府”与“强企业”的和谐共生不能完全靠默契与自觉。当下的重点是，必须用制度管好政府的“有形之手”，让闲不住的手收起来，让伸得过长的手收回来。在这方面，江阴党委政府一直在探索，最新的尝试是以集成改革试点为契机和抓手，杜绝权力部门的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

对政府权力，江阴编制了市镇权责大清单，把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法实施的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全部罗列出来，明确告诉市场政府在管什么、做什么，以此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并强化政府责任。通过行政权力的应放尽放、能放则放、充分下放，江阴构建完成了市级和镇（街）、开发区的新型权责体系。

同时建立了“问责机制”，以督查和考核作为推进改革的两个轮子。在江阴市行政服务中心，每一个审批事项从前台受理，到后台初审、审核、办结，再到群众取件，在线监察系统都实行同步监控，审批事项全过程“看得见、管得着”。一旦超出业务办理的承诺时限，系统会亮出黄色和红色的双色警告，并启动相应的追责机制。此外，对党员干部作风和工作实绩，江阴还实行一月一督查、一月一通报，并启用黄牌警告、考核扣分等制度规范责任约束。

科学的制度保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寻租空间和人为干预空间，也极大地减少了企业的各种隐形负担。对于制度带来的“红利”，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芬深有感触。“作为董事长，我差不多有20年没跑过部门了。”她对澎湃新闻坦言，“以前找政府部门办事，往往需要老总亲自出面，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很多部门的负责人我都不认识，但无论是谁，事情一样能办好。在江阴，企业办事不靠熟人，而是靠制度。”

“回溯改革开放41年来江阴政企关系的演变历程，最有价值和最值得借鉴的经验主要有两点：一是无论什么时期，政府都非常有担当，主动作为；二是政府在不断摸索中找到了‘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结合点，并与企业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为江阴的长远发展集聚了宝贵的制度优势。”江阴市委党校学者秦泗阳对澎湃新闻说。

日前，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主办的2018年度“中国钢铁工业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奖”公布获奖名单，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旗下的兴澄特钢等两家企业的产品获得殊荣。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是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产品规格最全的专业化特钢生产企业。两年前，出于管理便利和提升工作效能的需要，集团决定将总部从外地一座大城市迁至企业前身江阴钢厂和子公司兴澄特钢的所在地——江苏无锡江阴市。

“搬迁总部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仅仅为解决交叉持股问题，企业就专门成立了重组小组，对下属十多家公司进行股权变更。事项环环紧扣，手续复杂繁多。”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董事长俞亚鹏告诉澎湃新闻，所幸江阴市相关审批部门全力配合，通过简化流程、上门服务、并联审核等方式，将在其他地方或许需要审批一两年的大量市场准入事项在三个月内就完成了，堪称“江阴效率”。

事实上，在江阴这座县域经济领跑全国的小城，高效不仅体现在行政审批领域，基层治理、综合执法、民生保障、环保监测、城乡融合等多个维度都在释放这个地区探索系统性、集成化改革的成果和红利。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县级改革试点，已如火如荼推进了一年多的集成改革，正成为江阴乃至江苏在改革领域的“金字招牌”。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江阴之所以能扛起探索县域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旗，正是得益于其浸入血脉的强大改革基因。改革开放41年来，江阴的发展从以“草根”为主的乡镇企业起步，在政企同心的催生下，借由资本市场的强劲东风，倒逼企业变革产权，从而全面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规范管理、提升竞争力，并由此形成政府扶持企业，企业反哺财政，税收改善民生的良性循环。江阴也在屡积跬步、层层递进的改革历程中跻身全国百强县之首，成为江苏民营经济的领跑者。

无疑，集成改革是江阴长期扎根于丰沃改革土壤中结出的最丰厚的果实。在江阴，改革就如同一条浩荡的大河，穿崇岭，踏险滩，生生不息。数十年间，正是改革大河的滋养，“中国制造业第一县”跃然生长。

萌芽：“苏南模式”异军突起

因地处长江之阴而得名的江阴，自古便是中国纺织工业重镇。宋时沿江一带广种棉花，土布生产随之兴起，自明清始成为农家主要副业，素有“日出万匹，远销南洋”之誉。机修、翻砂、粮油加工等也在许多集镇初现，成为乡镇工业的“胚胎”。

解放后，江阴农村开始显露出超前开拓商品经济的冲动，即依靠集体农业的积累，由公社和生产队创办当时被称为“社队企业”的小工业。到1958年底，全市办起各类工厂846家，次年达到1334家，但由于设备简陋、效益不佳，加上国家经济遭遇三年困难时期，经调整至1961年底仅保留为农业服务的骨干企业85家。1965年，江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并发展，社队工业悄然复苏，这其中尤以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最为著名。

上世纪60年代初，初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吴仁宝，为走出大队在全公社最为贫穷的困境，带领村民通过平整土地、旱田改水田、两熟改三熟，实现了亩产一吨粮，使华西成为闻名遐迩的农业样板村。尽管由此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吴仁宝认识到想致富就必须得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路子。1968年，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热潮中，他顶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悄悄办起了五金厂。

“也就是这家偷偷摸摸搞起来的地下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一年利润相当于700多亩地的产出。”江阴市政协主席徐冬青告诉澎湃新闻。

1975年，华西村靠五金厂赚的钱，建成了五层大楼用于办托儿所、中小学。1978年，全村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还存有三年口粮，在全国数以万计的乡村中富甲一方。

“可以说，五金厂为华西村日后的经济腾飞赢得了先人一步的生机，也成了燎原中国乡镇集体企业的星星之火。”徐冬青表示。

随之创办的板网厂、药械厂、织布厂等，使华西村于上世纪70年代横空出世，在江阴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在其带动下，上世纪80年代，江阴乡镇工业以每年30%左右的幅度递增。截至1989年底，全市共有乡镇企业903个，村办企业2092个，村办以上工业企业密度达到平均每平方公里309个，涵盖纺织、轻工、机械、冶金、化工、建材等90多个门类，乡镇工业总产值飙升至71.28亿元。

乡镇企业的风生水起，使江阴成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笔下“苏南模式”的发源地之一——这一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以中心城市为依托，通过乡镇政府直接领导，辅以市场调节手段，走出了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

在原江阴市体改委副主任、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仁先看来，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不仅增强了地方经济实力，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使江阴这个长江边的小城从一个纯粹的鱼米之乡迈入工业化快车道，也为如今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市场启蒙和资本洗礼的数百家全国乃至全球领先企业，奠定了改革破冰、累积成长的坚实基础。

转折：资本市场率先突围

尽管传统“苏南模式”下由集体主导创办的乡镇企业，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当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初期普遍存在的资源短缺难题，但乡镇企业长期依靠有限的自我积累和银行贷款，逐渐呈现小而全、小而散的发展劣势。

“企业想转型、壮大，首先要有资金。”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芬告诉澎湃新闻。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苏南绝大部分地方尚未认识到可用资本经营手段发展企业时，江阴政府和当地一批理念超前的企业家已率先达成了对“资本经营”价值的共识，认为可通过股份制改革试点的尝试，让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产品经营为基础，实施资本运作，再以此获得的利润支撑产品经营，使企业在短期内迅速扩大规模，实现超常规裂变式发展。

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即是其中的典型。

1984年12月，从老家移居至邻镇的李兴，凭借曾在家乡担任过化工厂副厂长的经验，联合12名江阴澄南村村民，在三间简陋的石棉瓦厂房里，以总计3.8万元的借贷资本，靠生产五氧化二磷产品，创办了澄星集团的前身——澄南化工厂。此后通过成为国营大厂的金牌供应商，澄南化工厂搭上国企的快车，得以迅速壮大。

1992年，经行业协会组织，到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商学院参加培训的李兴，首次接触到“股份制”的概念，对资本市场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他瞄定美国纳斯达克，开始筹备澄星上市的前期工作。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阻断了企业海外上市之路。

“那个年代国家为确保股市的有序发展，严格控制上市公司数量，乡镇企业拿不到分配指标，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借壳上市’。”李兴告诉澎湃新闻，通过业内人士打听，他了解到无锡宜兴市境内的江苏鼎球实业有限公司在上市后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发展受挫，正在寻找合作伙伴重组。

为尽早实现合作，1998年4月的一天，在听说曾促成鼎球公司上市的时任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正陪同有关领导到无锡考察，入住蠡湖宾馆后，李兴带着澄星收购鼎球的申请连夜赶赴无锡，请求支持。秘书长看后当即表态同意，但指出申请文件不合规范，需改由市政府行文，再逐级签字，提交省政府专题会议讨论。

“当时省里关于股份制问题的会议就是在第二天上午召开，为争取时间，我们一行人马上赶回江阴，找到市委书记汇报时已是晚上十点。”李兴回忆，书记当即表示全力支持，立即将已经下班回家的办事人员叫回，以最快速度办妥一应手续。

待李兴拿着市里出具的公函回到蠡湖宾馆时，已经是后半夜，被叫醒的秘书长即刻签署了意见。一行人又连夜赶到南京，一早将文件交给正在开会的时任主管副省长。

“整个过程紧张焦灼但进展顺利。事后秘书长向我感叹‘真是服了你们’。如此高效的办事效率也只有江阴的政府和企业做得到。”李兴说。

1998年12月，澄星集团以11242万元自有资金协议受让鼎球实业3850万股，占总资本的29.76％，成为鼎球实业的第一大股东。之后经过一系列资产重组和公司更名，澄星完成由“借壳上市”到“正名入市”的全过程。

同期，通过独家发起、资产重组、捆绑上市等多种途径，江阴迎来企业争相上市的“井喷期”：1999年底全市8家上市企业累计募集资金21.6亿元，约占江苏省募资总量的7%，形成中国资本市场上独树一帜的“江阴板块”。

“在当时的江阴，多路并发的上市模式可谓俯首可拾。”原江阴市金融办主任顾平告诉澎湃新闻，“井喷”一方面源于企业自身发展的资金需要，另一方面离不开政府敏锐精准的政策扶持。

1996年，为更好地发挥“高参”作用，江阴市政府成立了以体改办、银行、财政局、政府办等13个部门组成的“企业股份改制上市指导小组”，为企业上市提供个性化、一条龙服务。同时指导有潜力的企业用足用好国家相关政策，帮助其解决在上市之初“敢不敢想”、“想不想上”的问题。此外，在资产评估确认、审计确认、股权转让、土地处置等方面向上积极争取，形成“上市一个，成功一个，上准一个，带动一批”的正向效应。

截至2018年底，江阴共有上市公司48家，新三板挂牌企业54家，另有上市后备企业100家、新三板后备企业120家，上市公司总数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县级市首位。

借助资本的强大推力，一大批江阴制造企业从扬子江畔走向世界，实现了行业内从追赶到领跑的飞跃。阳光集团从给国际巨头“贴牌”代工，到创建自主高端品牌，进而把国际标准化组织、纺织品技术委员会国际秘书处的牌子挂到了自家门口；澄星集团通过收购、兼并、重组，不断夯实核心竞争力，成为全国最大的精细磷化工产品生产和出口企业；法尔胜泓昇集团依靠上市募集的资金，加大对缆索产业的投入力度，一举奠定在全国金属制品领域傲立群雄的“江湖地位”。

“事实证明，上市挂牌是企业最好的转型升级，兼并重组是政府最好的招商引资。”顾平表示。

嬗变：产权变革活力迸发

资本市场“江阴板块”的腾飞不仅加速了企业转型，也倒逼着企业加快形成一套有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产权制度——由集体经济主导转向多元资本结构。

“但改制并非一帆风顺。”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李兴告诉澎湃新闻，1999年因对上市过程中一笔款项去向存疑，他曾被纪检部门短暂“隔离审查”，当时恰逢乡镇企业改制在全市动员推广。澄星集团资产总额大，又是上市公司，在全镇举足轻重，但因自己无暇应对，其他经营者又不愿斥资买股，改制一度被搁置。误会解除后，市、镇领导找到李兴，详谈明晰产权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意义，希望他动员企业班子成员、骨干启动改制。

“当时我想了一夜，相比过去，上市后公司的管理体制是有了很大进步，但对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如果企业产权总是含混不清，员工主人翁地位只停留在政治层面，法人代表没有最终裁决权，‘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端就很难根除，企业能耐再大也不会有太多作为。”李兴表示，次日上班后，他立即召集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开会，讨论改制问题。

根据当时的评估与审计，全公司有资格参股的共96人，其中李兴可享51%的股权，剩余49%由其主持分配给他人，每位参股者需付出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现款。“前景不明，还要大投入，许多人犹豫不决。也有人心怀妒忌，认为日后企业就是我一个人的。”李兴告诉澎湃新闻，经过反复动员，多番表明心迹，最终集团改制工作于2001年3月顺利完成。

改制初期的观念困惑同样在江苏阳光集团发生着。

“从短期看，起初我个人认为改不改制对企业的发展都一样。创业者秉持着为集体服务的理念，不会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相反改制若存在分配不平衡问题反而会影响很多人的积极性。”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芬告诉澎湃新闻，但当时的地方主政者在助推企业上市的过程中已率先一步意识到，公司上市后，若个人产权始终得不到尊重，市场活力会长期受到压制。

1997年，在全市第一支股票“兴澄股份”上市的同期，江阴着手制定并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乡镇企业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企业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明确“大型企业集体控股上水平、中型企业多方参股增活力、小型企业拍卖转让搞民营”的改革思路，坚持改制形式的多样性、改制政策的统一性和改革工作的配套性，打响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攻坚战。

在政府引导助推下，2000年阳光集团完成首轮改制，由100多名中层及以上管理者控股90%。次年，集团在壮大毛纺主业的同时，开始涉足生物医药、房地产、医疗器械等产业，尝试多元发展。

“实践证明，企业通过改制确实焕发了生机活力，发展速度和灵活度都大幅提升。”李兴感叹。

在江阴市委党校学者秦泗阳看来，政府顺应企业需要出台的系列改制措施，不仅为突破传统“苏南模式”下乡镇企业发展初期普遍存在的产权模糊、政企不分、经营短期化等瓶颈制约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从根本上解除了模糊的集体产权对企业家的束缚，激发了企业内生发展动力，为江阴制造业参与全球竞争建立了激励机制健全的产权基础。

2001年，江阴全市近万家市属、集体企业的企业改制工作基本完成。

“江阴的这次产权改革比较果断，也非常彻底。”秦泗阳告诉澎湃新闻，正是这一步改革使江阴在2003年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之首。而纵观当时原本比江阴实力强劲的一些周边地区，因担心被指责集体资产流失，没有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和资本经营推动微观层面上的企业改制改组、中观层面上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层面上的对内对外开放，从而错失发展先机。

凭借优良家底和健康体制，江阴各大企业内生式的经济增长潜力得到空前释放，汇聚成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纺织服装业、装备制造业以及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多项支柱产业，江阴也藉此成为江苏民营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2018年，江阴实现全国县域经济和综合发展“十六连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6059亿元，蝉联中国工业百强县（市）第一。

深化：集成改革全面落地

一家家企业的成功转型改变着江阴，也改变着与之鱼水共生的政府行为。如果说改革开放后，大面积涌现的乡镇企业是江阴改革发展的1.0版本，在政府引导下开展的资本市场率先突围和产权变革活力迸发是江阴改革的2.0版本，那么当下，如何进一步服务企业、营造更优营商环境，并以行政管理改革为“先手棋”，同步撬动经济体制、生态文明，以及开发开放、城乡发展一体化、社会事业、基层党建等多维度改革的协同并进，则是江阴改革水到渠成的3.0进行时。

“作为全国的改革先行区，江阴有着强烈的改革基因，曾率先发展乡镇企业推动‘苏南模式’大放异彩，勇于探索资本经营成就‘江阴板块’独树一帜，全面启动产权制度改革激活民营经济新动能，又主动呼应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实现开放型经济蓬勃发展。”从江苏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到江阴挂职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仲剑告诉澎湃新闻，江阴有数量庞大且实力超群的大企业，如果通过改革释放了活力，能最直观最快速地反映在企业获得感上。因此当江苏省委在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中央要求的情况下，决定开展系统性、集成化的县域改革时，经过再三调研对比，将唯一试点放在了江阴。

试点确认后，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多次到江阴调研，并指出要发挥好江阴集成改革试点的示范带动效应，把一个地方的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地方，由点到面产生“溢出效应”和“1＋1＞2”的“叠加效应”，让“盆景”变成更多的“风景”，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改革大局探索路子、积累经验。

据仲剑介绍，江阴的集成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省委省政府对改革试点的支持政策集成、围绕问题根源作一揽子系统解决方案的改革思路集成，以及谋划改革试点方案的同时配套考虑改革落实的推进机制集成。

根据2017年7月印发的《江阴市县级集成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在改革思路集成的探索上，江阴围绕构建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沉底到边的基层治理体系、精准有力的社会救助体系、温馨周到的生活服务体系和全域覆盖的公共安全体系，部署了七大方面27项任务。

具体操作上，以改革基础最优、呼声最高的行政管理体制为“当头炮”，编制市、镇权责大清单，全面推进“网上办、集中批、联合审、区域评、代办制、不见面”，基本实现企业注册开业2个工作日、不动产权证4个工作日、一般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40个工作日以内完成的“2440”高效审批。去年，874项审批服务事项已实现“不见面办理”，98%以上事项实现网上办理。

“以前企业办个证少说也要几个月，最长等过近一年，递交材料要往返十多个部门。如今在行政审批中心一个窗口即可受理，不到一个月就能拿证。工程提前开工，因此增加的效益难以估算。”对比以往流程，如今“与政府打交道方便快捷”成了不少江阴企业家投资创业的共识。

退伍军人赵航就是其中之一。去年，他在江阴周庄镇着手成立一家包装新材料公司，意外的是，镇政府服务中心仅用2个工作日就办齐了公司五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海澜集团总经办负责人在去年办理企业商业项目建设施工许可时，也连连感叹审批9万平米的仓库，手续只花了20个工作日：“过去办这类项目要跑气象、民防、消防、规划、建设等多部门，耗上三四个月也是可能的。”他表示，而今只需在行政审批中心的综合窗口提交一次材料即可。

改革释放的高效红利还在基层社会治理层面延伸。

借鉴下辖徐霞客镇的先行改革经验，江阴将全市分成17个一级网格、271个二级网格、1558个三级网格，“人、地、物、事、组织”等要素均纳入网格管理中。同时整合多部门职能组建综合执法队伍，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化解在基层”。

“过去，外来员工集体宿舍内电动车乱停、电线乱拉，一直处于‘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状态。”周庄镇派出所所长余军平感慨，如今只要网格员发现并上报此类问题，镇网格中心就会立即召集综治、消防、村委等联动处置。基于网格化工作带动的多元共治水平提升，周庄镇近半年内发案数和矛盾纠纷数均同比下降超过10%，环境污染治理、消防隐患整治等也都取得不俗成效。

“集成改革不仅提升了企业涉政审批的工作效率，通过构建精细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夯实平安之基、营造更优生活环境，也为企业发展留住了人才。”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芬告诉澎湃新闻。

在已有成果基础上，仲剑表示，今年集成改革将重点抓好任务落实，总结提炼经验，完善推进机制，力争到2020年将江阴建设成为江苏同类城市服务效率最高、发展环境最优、创新动力最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最多的改革发展示范区。

得益于改革带来的雄厚产业基础、优越投资环境和高效政府服务，去年5月，在对全国十多个城市进行考察后，联动天翼将总投资200亿元的新能源动力电池及系统项目落户江阴高新区，预计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超500亿元。“项目从跟踪到洽谈成功仅用了两个月。”仲剑透露。

“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江阴是靠吃改革饭长大的，改革兴则江阴兴。”在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看来，江阴经济能长盛不衰，正是因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凭借血脉里深厚浓烈的工商业基因，深耕实业、勇闯大业的企业家群体，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又恪尽职守的干部队伍，快人一步地抓住了几次历史性改革发展的机遇，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可以说，江阴过去的成就来源于改革，当下的发展得益于改革，未来的辉煌也必将维系于改革。”

说到江阴，许多人都惊叹于它的“大”与“强”。

不足1000平方公里的县域，没有丰富的矿藏等资源禀赋，没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也缺乏央企、国企的强力支柱，然而，却在中国县域经济版图上勾画出了自己引以为傲的印记：

——2018年GDP达3806亿元，高于宁夏、青海、西藏；拥有48家上市公司，在全国县级市位居第一，总量超过内蒙古、贵州、宁夏、青海、西藏等5个省（区）。

——各类“500强企业”云集：有10家“中国企业500强”，12家“中国民营企业500强”，17家“中国制造业500强”，5家“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

——“江阴制造”大家族有近15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票销售收入超百亿的20家。经济强省江苏营收超千亿的企业屈指可数，江阴独占2家（海澜集团、中信泰富特钢）。同时，还有一大批抢占行业话语权，成为所在领域的国家乃至国际标准起草人的“隐形冠军”。

“如果把一座城市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实体经济就是它深埋地下的根。根深自会枝繁叶茂。”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自豪地说，江阴实体经济高原隆起、中小企业铺天盖地、骨干企业高峰林立，构筑了富民强市的坚实根基。

咬定本业，精耕细作

江阴民营经济发达。自上世纪70年代始，一大批“社队企业”、乡镇企业萌发，“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市场经济大浪淘沙，不少企业均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境地。而江阴却有很多的草根企业，挺过一轮轮残酷的市场竞争，不仅存活了，而且成长壮大为航母级企业。

长期关注江阴经济的本土学者、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兼职教授包卿对比研究了2008年~2018年中国民营经济500强企业在各个城市的分布状况：过去10年间，除北京、深圳等少数明星城市的“民企500强”数量在增加外，国内多数被观察的城市均呈现出“不增反降”的态势。但江阴是个例外——由原来的8家，攀升到如今的12家。

江阴的民企为何具有罕见的强大生命力和抗周期能力，并总是能逆流而上倔强生长？研究者首先发现的一个秘诀是：江阴的民企英雄往往数十年如一日深耕本业，心无旁骛且无怨无悔。

千亿级巨头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钢企业。言及钢铁行业，很多人脑子里冒出的还是“落后产能”、“能耗极大”、“附加值极低”等词汇，而中信泰富特钢却手握大量世界级技术专利，经济效益连续多年位居全国之冠。

“我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与钢打交道。做特钢，做好钢。”在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总部大楼，远眺着长江边的雄伟钢城，董事长俞亚鹏说。他创下过两项行业纪录：32岁时当上了彼时国内钢铁厂最年轻的总工程师；浸淫钢铁领域几十年，又成为了国内坚守于钢铁行业时间最长的企业掌门人。

围绕本业，江阴企业具有强大的自我进化能力与敏锐的市场调适能力。一些成功的企业每隔几年就进行一次“自我革命”与迭代升级，始终追赶乃至引领市场潮流，将本业打造成为自己竞争致胜的利器。

法尔胜泓昇集团前身是1964年成立的江阴澄江制绳生产合作社，最早生产制作麻绳。后来，改为生产钢丝绳，通过连续技改，发展逐步步入快车道，目前已跃升为国内桥梁用钢绳索最大的龙头企业。

近年，法尔胜泓昇又进军光缆钢丝（“光绳”）市场。即把光纤嵌入钢缆之中，可以时刻捕捉到钢缆的健康状况，一旦钢缆应力发生异常，光纤就会触发报警。法尔胜泓昇首创的这种桥梁绳索全寿命诊断、检测和维护技术，打破了国外对中国高精度传感保偏光纤的贸易禁运和技术壁垒。

从草绳到钢绳再到光绳，法尔胜泓昇锁定本业的“三连跳”，实现了模仿创造、消化创新到自主创新的嬗变。变的是不断升级的技术和产品，不变的则是对实业经济的执着、对本业经营的坚守、对创新的不懈追求，这已经积淀为江阴企业群体不断跳跃式成长的缩影与贯穿其间的独特气质。

不仅是中信泰富特钢、法尔胜泓昇这样的巨头，江阴还有一大批痴迷于本业的中小企业，在某个行业的细分市场精耕细作，做精、做透，极具竞争力，它们也被称为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

据统计，目前江阴企业共产生了110余只行业单打冠军产品，有150多家企业成为行业的“隐形冠军”，132家企业主持制定了457项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这些“小而精”、“小而专”的企业，既是江阴企业家工匠精神的体现，也是企业做强做大的必然结果。

谈及企业家对本业与实业经济的偏好，江阴市工信局经济运行科科长庞远超分析认为，这与江阴的实业传统有关，也与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相关。江阴的第一代企业家们以技术出身为多，他们对“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业更有把握，更具笃信，因此无论市场风云如何变幻，但江阴的大部分企业“搞实体经济仍能赚到钱”。

近年，国际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且随着原材料、人力等成本上升，环保约束越来越严，实体经济举步维艰，不少地方和企业转向了“脱实向虚”的资本游戏，热衷于玩金融和房地产。但江阴的企业并没有“跟风”，官方更是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营造实业为荣、产业兴市的社会风尚。

“对地方政府来说，依靠卖地为生的‘土地财政’是一条捷径，但注定是没有前途和出路的。”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陈金虎对此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投资环境的优化、城市功能的提升、民生的改善，最终仍要靠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任何事情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专注于本业，竭力向产业的上下游延伸，而不是盲目地“跨界”搞多元化，这是江阴很多企业的扩张路径。但坚守绝非死守，不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要善于抓住各种机会不断“赋能”发展。

资本市场“江阴板块”的成长史就是经典的成功案例。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许多民营企业对资本市场一知半解时，江阴已率先踏上上市之旅，并在当时国企“一统天下”的时代背景下“杀出一条血路”，形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独特的“江阴现象”。企业上市不仅解决了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也促进了企业规范化治理，为下一轮大发展积蓄了能量。

扬子江船业是江阴一家较早在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上市的企业。该公司董事长、有“民间船王”之称的任元林对资本市场的那套玩法门清路熟，其旗下业务板块也涉足了金融领域，但企业始终将做活金融视为做大本业的基点，赚到的钱源源不断地注入主业。扎实稳健的经营理念，不仅支撑着扬子江船业顺利挺过了前几年整个造船业所遭遇的低迷困难期，反而借机扩张，收购了大批优质资产。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良性互动、比翼齐飞，热心于上市但又专注于实业，成为了江阴经济一枚硬币的两面--既是“中国A股第一县”，又是“中国先进制造业第一县”，相辅相成，交相辉映。

扎根本土，放眼世界

到过江阴的人，都会羡慕江阴拥有如此众多的上市公司和优质企业。

更令人称叹的是，这些企业哪怕已跻身于各类“500强”强势英雄榜了，至今仍把总部设立于江阴甚至是江阴的某个村镇，并没有追赶潮流把企业搬迁到城市能级更大、行政级别更高的地方。这也就勾画出了江阴企业在咬定本业之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扎根于本土。

为何江阴企业有如此深厚的“乡土情结”？

当地政商界人士的普遍判断是，这一方面基于江阴在长期发展中拥有了健全的企业生长链，产业上下游配套齐全等历史环境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本地企业家对江阴优良营商环境的高度认同，是用脚投票的结果。

在改革开放41年的摸索、创新、实践中，尤其是近些年的着力打造下，江阴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早已形成默契良好的互动生态，对政府来说，“你投资、我服务；你发财、我发展”是从未摇摆的定位与逻辑。

乔凌波是山西沁水人，从部队退伍留在江阴工作后，这么多年的亲身经历让他不禁由衷的感叹：“江阴的政商环境真好！”这种感觉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就是，如果企业遇到困难了向政府“求助”，政府一定会真心实意地帮扶。

在江阴经营一家企业的乔凌波，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江阴山西商会的秘书长，为老家山西一些地方在苏南的招商引资工作架起桥梁。在两地间来来回回、穿针引线时，也收到一些无心插柳的意外之喜，比如，有家山西的高科技企业熟悉了江阴后，执意要把新开发业务的公司落户到江阴。

江阴一家知名企业的董事长告诉澎湃新闻，据他观察，江阴的企业家也有不少在外地投资的，但在外面兜兜转转了好几年，有的仍然把管理总部搬回了江阴。

扎根本土无疑培植了家乡企业家生长的深厚土壤，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拥有极其开阔的眼界。江阴本土经济学者包卿注意到，这与江阴早期企业原辅材料、产品销售“两头在外”的特点分不开，草根企业家们在“跑市场”中锻炼了敏锐的嗅觉，眼界也慢慢打开。江阴也是最早一批与外资企业“共舞”的地方，江苏第一家乡镇企业与外资合作、合资的案例都发生在江阴。

远景能源是一家全球新能源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2007年初，张雷带领一个10人的海归创业团队，在家乡江阴成立了远景能源全球制造及工程中心。经过短短12年发展，远景能源已成长为中国第二大智能风机供应商、中国最大的海上风电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并拥有全球最大的能源物联网平台。

远景能源迅速“蜕变”的秘诀是，它以全球视野选聘世界级人才，吸引了一批包括来自波音公司、福特汽车、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专家。目前，远景能源的国际员工占比20%，硕士和博士比例达70%，研发及技术人员占到了80%。

总部基地植根江阴，在全球设立了8大技术创新中心，遍布美国、德国、丹麦等国，集聚国际一流人才，整合全球资源，打造智慧型企业，包卿将这一以远景能源为代表的企业现象概括为“在地全球化”。

如今，昔日发迹于村镇的江阴民营企业家们，纷纷开始了国际化之路：闻名中外的“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去非洲的莫桑比克采矿石，派年轻人去日本学习水稻种植技术；“汽车保险杠大王”江南塑模科技公司早在2015年，就把一部分工厂开在了墨西哥和美国，在德国慕尼黑、美国底特律还设有研发机构；国内最大的男装品牌海澜集团，于2017年在马来西亚开出直营门店后，今年又强势登陆泰国市场，成为江阴企业“出海”布局海外市场的又一经典案例。

企业家日渐开阔的思维与视野，与当地政府刻意引导密不可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江阴政府部门就千方百计助推众多企业引进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从2006年开始，又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经费实施“百名企业家创新培训计划”，分多批次分赴澳大利亚、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培训，帮助第一代脱胎于乡镇企业的企业家们“开眼看世界”。

薪火相传，代际超越

2017年2月8日，海澜集团飞马奖颁奖典礼现场，台下3000余观众掌声雷动。年仅29岁的周立宸与父亲周建平两人相拥，热泪盈眶。

就在刚刚，周建平送给儿子一个意外“礼物”：正式对外宣布自己不再担任海澜集团总裁，由周立宸接任。

作为营收超千亿的江阴最大企业海澜集团，“80后”少帅周立宸的接棒，堪称江阴企业家代际传承中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位清华大学金融专业的高材生自2010年本科毕业后，并没有像绝大多数同龄的“企二代”一样出国深造、海外留学，而是在上海一家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历练了两年，然后低调回归海澜集团总部工作，慢慢开始了接班前的“学徒训练”。

江阴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秘书长周东向澎湃新闻介绍，江阴白手起家的第一代企业家目前都逐渐走向暮年，“企二代”、“创二代”顺利接班或者正准备接班已经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这在江阴巨头企业圈体现的尤为明显。除了周建平、周立宸父子外，“70后”周江早在2008年，便从父亲周建松手上接过了执掌法尔胜泓昇的帅印。目前，周江还担任了江阴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席、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

此外，双良集团的缪文彬也于2017年接替父亲缪双大出任集团董事长；扬子江船业的任乐天任职集团总经理，成为父亲任元林的左膀右臂；有“中国磷化工业第一”之称的澄星集团董事长李兴之女、“80后”的李岐霞，已接任集团副总裁。

与媒体上常常曝出的不少“企二代”对接班不感兴趣或者“另起炉灶”不同，据周东介绍，江阴新生代企业家大多仍选择了“子承父业”，且继续坚守在实业领域。这显然与江阴代代相传如酒一般浓烈的企业家基因，以及扎实苦干的企业家精神氛围相辅相成。

周东分析说，这些新生代企业家们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格局更为宏大，创新意识和能力较强，对新生事物和未来趋势的把握也更敏锐。再加上他们长期受父辈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在企业经营管理上很快就能独当一面，甚至为企业的新业务布局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同龄人”，41岁的缪文彬从父亲手上接过帅印后短短几年，已对双良集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迅速推动企业从单纯的节能、节水、环保三大领域的制造商，转向系统集成商、投资运营商及服务提供商，这不仅延长了企业产品线的全生命周期，也在盈利上更为厚实。为此，双良集团斩获了国家工信部颁发的中国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大奖，目前江苏省内仅有两家获此殊荣。

另一位“企二代”——模塑科技董事长曹克波的故事更是堪称传奇。

曹克波18岁时，就被父亲送到了德国，从为宝马公司生产零部件的配套厂学徒工做起，每天拧螺丝、打磨零件、学习语言，在一点一滴中感悟德国的企业管理和技术创新理念。这为他执掌企业后大力推进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了守住来之不易的主业外，曹克波摸索中开拓了新的疆土。熟稔德国的他，近年联手欧洲最大的专科医院德国北威州心脏和糖尿病中心，在无锡合作开办了明慈国际医院，这有望成为提升“模塑系”未来竞争力的另一张“王牌”。“当前的全球化，第一次使得中国企业有机会整合全球资源，我们应该紧紧地抓住它。”曹克波说。

不仅在生意场上眼界高远，这个有着娃娃脸、极富热情和感染力的男人，还成为了中德交往的民间大使。2005年，曹克波斥资数百万欧元在德国西部地区莱茵河畔的杜赛尔多夫，开设了德国杜赛尔多夫中国中心（DCC），成为江苏与德国北威州政府共同推动的中国经济文化交流机构。

目前，DCC已成功举办和承办了多场政府高层互访、跨国招商会议等，成为德国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地标性场所。由于为深化中德友谊做出突出贡献，曹克波成为了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中方委员，受到过习近平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领导人的接见，还于2017年作为中国企业家跟随李克强总理出访德国。

进入新世纪，江阴地方政府便未雨绸缪，开始关注和引导本地企业家及早做好接班人培养。2013年，江阴又全面摸底海归“创二代”，积极孵化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国际视野的新生代企业家群体。如今，17家“中国制造业500强”的江阴龙头企业中已有9家顺利交棒“创二代”。绵绵不绝的血脉与人的升级、进化，为江阴实体经济的升级储备了新动能，拓展了无限新空间。

每个周六，陆离都会在新修建的船厂公园转转，看着滚滚东流的长江，一切烦恼都会消散。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江阴本地人，陆离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少像这样近距离接触过长江，尽管这座小城是以江边闻名，他的父辈都在长江边长大。

在过去的41年里，和许多长江沿岸的城市一样，因为要发展重工业，江阴宝贵的长江岸线几乎都被码头和工厂占了。这些企业曾经为城市早期的发展贡献了大部分的税收，但同时也阻断了更多老百姓亲近长江的可能。

当现代化的脚步渐行渐近，生存与发展便不能被当作追逐美好生活的唯一需求。2012年，江阴地方政府做出“还江于民”的重大决策，恰是基于“一切为了人民幸福”的选择。而这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并揭示了不应该被忽视的重要事实：在苏南模式的发轫地、GDP强市和“中国制造业第一县”等等盛名之下，江阴的民众从未被排除在改革成果之外：其居民人均收入多年在全省县（市）级城市名列前茅，其中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省县（市）级城市榜首。

江阴“民富”的背后，是诸多必须给出清晰答案的疑问：现代化发展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如何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兼顾收入分配？如何依靠制度而非道德感召寻求包括个人利益在内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在社会财富积累的基石之上，我们应该构建怎样的更美好的精神世界？

从“人均GDP”到“人均收入”

即便是“见过世面”的都市人，初来江阴，也会对从各种细节透露出的富庶充满赞叹——

这里有3家经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评定的五星级酒店，特色餐饮酒店遍布城区，有16家往往在大城市才有的罗森便利店；每部大热的影片，江阴总会以0.001%的全国人口贡献超过0.02%的全国票房收入；最热闹的上下班高峰期，即便你把红包加到10元，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叫到出租车或快车。

“外地人总认为江阴是个大城市，GDP那么高，实际上它就是个真真切切的小县城——人口160多万，面积不足1千平方公里。”穿行于街巷，江阴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澎湃新闻，“但是，江阴老百姓的富裕程度或者消费水平却是让人刮目相看。”

改革开放41年来，长江边的小城江阴，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大奇迹：GDP常年位居中国百强县之首，2018年GDP达3806亿元，超越了国内近80%的地级市。

在中国，像江阴这样抓住改革开放机遇、飞速成长的城市并不鲜见。但是，江阴的意义在于，它并未自我满足于庞大的GDP，而是努力将人均GDP最大程度地转换成为人均收入。结出的成果是：2005年末，江阴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全面小康达标；到2018年，江阴居民人均收入突破5万元，在全省县（市）名列前茅。

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展开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并没有给江阴带来显著的城乡差距或是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作为农民仍占总人口1/3的县域，江阴城乡收入比保持在1.93的较小差距水平；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9年居江苏省同类城市第一，跻身几乎长期被以百姓富裕著称的邻省浙江包干的“民富”榜单。

“这里的村比镇富，镇比县富。”江阴市政府相关人士告诉澎湃新闻，以村级收入为例，2018年，除了“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外，江阴还有两个村——长江村、周庄村——的收入也超过亿元，另有42个村的收入超千万元、88个村收入逾500万元。江阴的村均收入高达1398万元。

不少江阴城里人都羡慕地认为，这里乡镇的生活已经跟城里一样，甚至比城里还好。

比如，江阴龙头企业海澜之家所在的新桥镇，2011年这个江南的“毛纺之乡”获得“国际花园城市”称号，欧式小镇与绿草树荫交相映衬，吸引不少城里人前来游玩。城里人甚至有时还会专程到乡下来办护照——自从江阴乡镇推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有些政务服务的效率比城里还快，即使算上来回路程，不过两个小时。

抗风险能力最能凸显城乡差异，江阴用10多年的时间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2002年，对于30万失去传统土地保障的被征地农民，江阴首次将其纳入社会保险范围。2005年，考虑到过去当地乡镇企业众多，江阴突破城乡壁垒，将城镇企业职工保险扩大到覆盖城乡的所有人，个人也可以用灵活就业的方式参保。2010年，江阴进一步推动处于就业年龄段的失地农民保险与城保并轨，实现和城里人一样的退休养老。在医疗保障方面，江阴目前农保的结报比例为50%，与社保80%的结报比例差距日渐缩小。

上岸之后：反哺家乡的农民企业家

当年盛极一时的苏南模式，给江阴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一群洗脚上岸的农民企业家。他们作为先富起来的群体不仅书写了辉煌的个人奋斗史，更承担起了社会均衡发展的重担。

上世纪80年代，人均耕地不多的江阴着力拓展非农产业，崛起大批乡镇集体企业，部分经营者因此收获了第一桶金。9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产权改制，一些厂长或业务骨干成为了真正的老板。现在江阴有名的一些大企业如海澜之家、阳光集团等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当年的这些乡镇企业一步步演变而来的。

老板越来越多。据统计，目前每8个江阴人当中就有一个老板。这些分布在各乡镇的大小老板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让江阴的农民不用背井离乡就可在家就业。

江阴市农村农业局副局长胡振方介绍，与一些外来投资的老板不同，生长于斯的本土企业家拥有更为强烈的乡土情结和责任感，他们为当地农民带来了较为稳定且可观的薪资收入。这部分工资性收入占到了当地农民年收入的60%左右。

以新桥镇的海澜之家为例，这一家大型企业就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近2万个，差不多吸纳了近三分之一的本镇人口。同时，又拉动了全镇为其配套的下游企业200多家。

进入21世纪，随着一大批与当年的乡镇企业一同发达起来的大小老板逐渐完成个人财富积累，他们眼见着乡村的落后和贫富差距，便开始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热心投身于乡村建设和慈善事业。

拥有亿万身价的老板李全兴就是在这一时期接受家乡父老的托付，当上了周庄镇山泉村村书记。他上任10年，原本负债累累的山泉村摇身一变跻身全镇村级收入前三强，“新农村”建设的理念实践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3000多户村民“上楼”，住进了整齐规划的农家别墅；丝毫不逊色于大都市的花园式小区远近闻名，别具风情，整洁干净，人们彬彬有礼。

在江阴的大小村镇，几乎都成立了互助性质的各种社会组织。徐霞客镇最早的一支基金的创立人张志荣，是该镇璜塘村的一位老资格村主任。2011年，他遭遇车祸被乡亲紧急送进市里的医院。感念于此，张志荣出院后便张罗筹款50万建立了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同乐园”，并设立了10万元的敬老爱老基金，每年定期给村里的老人量血压、举办各种表演活动等。

被张志荣吆喝着给这个“同乐园”基金提供捐赠的，大多是些村里的小老板。“与那些声名在外的大企业相比，我们就是开了几个小厂，赚了些小钱，衣食不愁，想着捐些钱也算回报家乡了。”今年60岁的老板张剑林说。

2007年，在众多民营企业家的自发呼吁下，这座城市创造了全国县级城市一次性募集资金最多、基金盘子总量最大的纪录——慈善救助冠名基金募集总额达到9亿多元。2014胡润慈善榜，江阴企业家任元林以2.5亿元捐赠总额位列第四。

分配与分享的制度化保障

乡村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遭遇的挑战一是如何推动农民普遍致富，二是如何为财富的分配与公共利益的分享提供制度化的保障？

面对上世纪80年代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村工业崛起带来的土地资源紧缺，江阴近些年开始重新划分功能区以期推动集中发展。为此，如何让散乱居住的农民统一“上楼”并非易事。

在周庄镇山泉村，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善治与公平”的影子。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山泉村就让3000多户农民家庭没有出现一例纠纷“上了楼”。村书记李全兴说，自己所做的不过是把方案明明白白地抛给村民，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作为村书记只要将这些认真加以实现。

李全兴还把村务与财务账目公开于村委会大楼外，包括贫困户补助等每一笔收支都写得一清二楚。建筑的细节或许更能体现对“公平”和开放性的追求——在山泉村，村委会的会议室和一些办公室是全透明的，没有什么遮挡，也不试图隐瞒任何东西。

一个值得回味的细节是，尽管山泉村的村务财务早已公开，但澎湃新闻走访村民，发现几乎很少有人真正去死抠村务财务项目。大家对村书记李全兴充满了信赖，称赞他为“父母官”。因为他的就任让村民们年终领的分红多了，小区环境好了，而且“他本人从没拿过村里一分工资”。在村民们看来，不拿工资，甚至倒贴钱，显示出这位村官为家乡做事的不计私利。

“村民们对我的信赖本质上并不是基于个人威信，而是源于制度。”李全兴认为，因为你始终能依据制度办事，所以必然会赢得信赖。

山泉村令人惊羡的新农村建设的坚实基础，是对村集体资产运营的制度化设置以及严密有序的管理。不仅是山泉村，21世纪初以来，江阴开始探索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希望通过将集体资产量化成每一个农民拥有的股份，从而给村民们带来一份公平且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我们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好就好在没有简单地把资产整个卖掉。”江阴市农村农业局副局长胡振方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集中改制后，村民虽然可以以分红的形式共享厂房等集体资产带来的收益，但分红具体发多少、发给谁，很大程度上还是由村干部说了算。

2004年，江阴进行股份制改革探索，将集体资源性资产的股份公平地量化到每一个村民的身上，从而避免村干部对集体资产再分配的绝对控制，实现公共财富“公开透明”的共享。

当年率先探索的长泾镇花园村老书记包文辉曾回忆，确权的过程不可谓不艰难：“谁能享受股权、股权如何分割是一个大问题，简单的平均主义反而最不公平。”为了最大程度上做到“公平公正”，村委会将每家每户享有的“人头及份额”长时间公示，一直到村民完全没有异议方可最终确定。

到2018年，江阴所有的行政村已经实现了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的基本人员界定，但对于接下来的“量化股份”，依然有部分村镇尚在继续审慎推进中。

这项改革成功推行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为村民带来了18%的财产性收入，还让村民有了更实在的主人翁意识。结合这两年江阴大力推动的“户户通”建设，即通过电视渠道将“村务、党务、财务”公开，村民可以实时监督村里的一切事务，“谁能当低保户，大家来判断；村干部的工资对不对得起这份工作，大家来监督；从请客吃饭到工程招投标，每个村民都能心中有数”。

营造属于“我们的”精神世界

从官员到百姓，在被问及江阴有何与众不同时，答案中往往会提到16个字的“江阴精神”——“人心齐，民性刚，敢攀登，创一流”。

很长时间，“江阴精神”总是与改革和经济增长相连。而当历史走到今天，在财富普遍丰盈之时，江阴人思考更多的是如何于财富之上营造丰满的精神世界。这个真正的精神世界超越对个人财富的追逐，发乎公民意识，与他人以及社会利益水乳相融：

2014年~2015年，江阴接收直接捐赠总额达10.1555亿元，连续4届位列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城市公益慈善指数”全国县级市第一，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位列第17位；

这里有6万多“城市啄木鸟”，一旦发现城市管理中存在的疏漏或问题，便及时上报、监督整改；

这里有10多万注册志愿者义工，他们遍布各行各业、大街小巷，尽其所能温暖他人……

1996年，20多岁的季丰从家乡盐城来到江阴讨生活，如今他不仅在江阴开办了自己的公司，还打造了江阴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一张金“名片”——2011年，他拿出自己多年积累下的200万元创办了第一个香山书屋，向所有人提供免费阅读，进而倡导一种“与图书邂逅”的全民阅读理念。2015年，为了让书籍更贴近民众，季丰又推出了漂流书箱，经过5次迭代后的最新版漂流书箱，可实现扫码随借随还。目前，已有4个书屋、12个阅读驿站、近200个书箱漂流点遍布全江阴。

在“阅读”之外的公共空间，书屋还衍生出一整套志愿义工服务模式：免费读者中的教师、医生等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转身而为志愿者，为他人提供专业或非专业服务。服务他人的时间可以存入“时间银行”，未来可兑换一些如话费、保险等福利。

在香山书屋，挂着这样的告读者书：“第一次，我们为您服务；第二次，您为自己服务；第三次，您为他人服务”。关爱、责任、包容也因此得以传递。

“如果说8年前拿出积蓄办一个免费书屋是出于个人理想的话，之后的发展，却是被城市推着往前走的。”季丰说，身在其中，每个人都参与塑造了这座城市，也同时被这座城市的发展所改变。江阴的美好，就在于让你觉得愿意为之骄傲、留恋和彼此奉献。

当财富累积到一定阶段，生存或者物质占有与享受便不再是人的唯一需求，同样也不会是城市的最终需求。在江阴，温暖友爱、平等共享已经成为从民间到庙堂共同的理念，并无声地浸润于城市建设的每一个角落。

2016年，江阴斥资开始建设一条总长30公里、全民共享的环城绿道，专门邀请了澳大利亚设计师精心设计。

江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张平告诉澎湃新闻，这条30公里长的绿道串联了江阴全城8个主题公园，以园为核，串绿成网。绿道系统设有大量“架空步道”，虽然这会加大投资建设成本，但却能极大地便利于民众自由行走，无障碍穿越，而且与整座城市融为一体。按照规划，这一城市绿道最终将与辐射4个乡镇的41公里长郊野绿道（环城森林公园）串联成网，目的就是希望能让绿色环境公平地惠及更多的当地百姓。

“城市的每一位建设者都理应成为城市的分享者。无论身份高低贵贱，人，才是一座城市的内核与灵魂。”张平说。江阴环城绿道在细节上的用心与人性化安排，随处可见。比如，路灯是嵌在防护栏的下方的--防止市民夜跑时灯光太刺眼；防护横栏是向外倾斜安装的——最大程度避免孩童因攀爬引发摔跤或跌落；每隔一段绿道不时设有座椅和漂流书箱--便于行人驻足、小憩和阅读；在一些拐角处的角落设有安静的私密空间——给恋人留出足够的不被人打扰的所在。

目前，首期5公里绿道已于今年元旦启用开放，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观、慢跑、散步，成为了当地市民的网红“打卡地”。

正如“江阴精神”所带来的清晰的身份认同那样，江阴人未来希望自己被记住的，并不仅仅是“制造业第一县”、财富之城，还有“慈善之城”、“志愿者之乡”。因为在这里，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小老板，抑或是普通民众，都希望以自我的点滴努力，为社会添加一份向上的力量，并为自己找到精神世界的安放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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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

编辑：刘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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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发布┃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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