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量词、类别词与单位词

关于汉语的量词，有一些基本的问题还尚未取得一致或明确的看法。比如：量词包括哪些次类？“量词”这个术语与其所指是否名副其实？汉语这种语言为什么会有量词这个范畴？它又是如何产生的？等等。作为本项研究的知识背景和起点，在这里，我们想首先简单梳理一下汉语量词这个词类范畴确立的历程及其分类情况。

出版于1898年的《马氏文通》，是中国最早的成体系的语法学著作。在这部书中，“量词”这个范畴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字类（即词类），作者马建忠也未明言它属于哪个字类。不过从马建忠的叙述中不难看出，“量词”这个范畴应该是属于“名字”的一个次类。马建忠是在论述“所以肖事物之形者”的“静字”的时候提到“量词”这个范畴的。静字就是今天所说的形容词。“静字”又分为两类：“曰象静，曰滋静。象静者，以言事物之如何也，滋静者，以言事物之几何也。曰如何，曰几何，皆形之显著者也。”（1983：111—112）“数词”属于“滋静”。马氏说：“［数］非表词而后者，必所数者可不言而喻。故凡物之公名有别称以记数者，如车乘马匹之类，必先之。”（1983：122）马氏还举例说：“韩《平淮西碑》：‘大战十六，得栅城县二十三，降人卒四万。’单记数者，犹云‘大战十六次，得栅城县二十三处，降人卒四万名’。皆可不言而喻。曰‘次’曰‘处’曰‘名’者，即所谓记数之别称也。”“《史记·滑稽列传》：‘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曰‘镒’曰‘双’曰‘驷’，皆物之别称，所以记数也。”（1983：123）从“量词”是“所谓记数之别称”和“物之别称”可以得知，马建忠是把它归入“名字”的。“所以记数”即“用来记数的东西”，如此看来，马建忠也是把今天所谓的“量词”看作是计数单位的。

就笔者所见，“量词”这个术语最早见于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该书初版于1924年，是中国早期白话文语法的代表性著作。在《新著国语文法》中，量词也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同马建忠一样，黎锦熙也把“量词”看作是“名词”的一个次类：“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名词，添加在数词之下，用来作所计数的事物之单位；可再分为三项：（ㄅ）即用一种个体的普通名词来表他物的数量，如‘碗’‘桶’‘包’等，可以作‘水’‘油’‘面粉’的量词，而成为‘一杯水’或‘水一杯’等。（ㄆ）有一种专表数量的名称，就是一切度、量、衡，如‘尺’‘寸’‘升’‘斗’‘斤’‘两’等。（ㄇ）更有一种量词，既非物体，又非专称，大都是从名词转变而成为形容词性质的，如‘个’‘只’‘朵’‘棵’‘匹’等。”（1992：84—85）

1924年才提出的“量词”这个术语，到1943年朱自清先生为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作序的时候，已经成了“旧称”。朱自清在该书的序言中说：“陆先生（笔者注：陆先生指陆志韦）特别看重所谓助名词——旧称‘量词’，本书叫作‘称数法’——，认为‘汉缅语’的特征。”对于朱自清的这句话，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王力先生并不是把今天所谓的“量词”称为“称数法”，而是把汉语对事物进行称数时必须用数词加量词这种方式称为“称数法”。在该书中，王力先生认为今天所说的量词是名词之一种，称之为单位名词。王力先生一直坚持使用“单位词”这个术语，并认为单位词属于名词，不过他后来也接受了“量词”和“类别词”的说法，如他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汉语语法史》中说：“单位词是名词的一种，它表示人物的单位，经常和数目字一起用，所以又叫做‘量词’。不同类的事物有不同的单位词，所以又叫做‘类别词’（classifiers）。”（1989：24）在《汉语语法史》中，王力把单位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度量衡单位，这是一般语言都具备的，一类是天然单位，是东方语言所特有的。

与王力先生《中国现代语法》同时期出版的吕叔湘先生著的《中国文法要略》也称量词为“单位词”。与前边几家看法不同的是，吕先生把单位词看作是“指称词（称代词）”的一个次类，这一点与陆志韦先生《国语单音词词汇》的观点是一样的。吕先生把单位词分为如下几类：度量衡单位、借用器物的名称、借用动词、集合性单位词、与时间有关的单位词和用于可计数之物件的单位词。吕先生说，世界上的事物，有可以计数的，有不能计数的，可以计数的，可以直接用数字来表示数量，不能计数的，如各种物质，必须凭依种种度量衡单位，或方便借用的量器，才能计数。如此，大多数用于可计数之物件的单位词，可以说是为了要有单位词而用的单位词。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吕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可数的物质名词需要用各种度量衡单位词才能计数，而用于可计数之事物的单位词——“为了要有单位词而用的单位词”——是由于度量衡单位词的类推而出现的。郭锐（2002）、Cheng & Sybesma（2005）和蒋颖（2009）等均持这种观点。

高名凯先生的《汉语语法论》初版于1948年。该书有“量词”这个名目，不过它是表示量的范畴的，类似英语的quantitative，高先生举的例子有“皆”“各”“最”等。那些用于数目字和名词之间的词是数位词，“因为它们的作用在于辅助说明事物的单位或单位的特点。”在高先生的语法体系中，“数位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范畴。高先生把汉语的数位词分为三类，即：度量衡的单位、部分词和范词。部分词与度量衡单位词的区别就在于度量衡单位词是有一定标准和系统的，而部分词的运用是在事物的单位有赖于别的东西来衡量的情形之下才产生的，如“升”属于度量衡单位词，而“碗”则属于部分词。关于“范词”，高先生说：“范词所表示的具有名词功能的词则是单位分明的。‘一条狗’是一个单位，这是谁也明白的，所以有的语言只说‘一狗’，然而汉语，则除了‘一狗’之外，又有‘一条狗’的说法。这里的‘条’字是把‘狗’归纳到‘条’的范围之中，表明其为‘条’类的事物。因此，我们就认此类词为范词。”（1986：168—169）可以看出，所谓“范词”，就是通过把相关名词划在一起组成一个范畴的词。高先生的“范词”对应于后文将要谈到的狭义的“数量类别词（Numeral Classifier）”。

从前边对各家观点的评述可以看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出版的汉语语法论著中，使用“量词”这一术语的只有黎锦熙一家，并且大多都认为今天所谓“量词”这么一类词还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陆志韦先生和吕叔湘先生把它归入“指代词”，高名凯先生称之为数位词，其余各家均认为它是名词的一个次类。“量词”这个术语的大行其道及其独立词类地位的确立，是与“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推行分不开的。

制定于1956年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确立了“量词”的独立的词类地位。该系统认为“表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是量词”。在介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语法和语法教学》一书中，有《数词、量词、代词》一文，该文由徐仲华执笔。该文说：“表示事物计算的单位的词类是量词。”可以分为物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可以看出，这两个定义以及黎锦熙先生的“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名词，添加在数词之下，用来作所计数的事物之单位”这个定义，都是从“单位”的角度来定义“量词”的，那为何不选用“单位词”而选用“量词”这个术语呢？一个可能的回答或许就是下面将要谈到的黎锦熙、刘世儒（1978）的观点——“单位”也是“量”的范畴，且“量”字的意义更为明确。随着“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在全国中学广泛地推行使用及《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1965）等语法论著的流传，“量词”这个名目就更加牢固了。

陈望道（1973）率先对“量词”这个术语发难。他认为黎锦熙把“量词”定义为“表数量的单位名称”是不妥的，是“混沌的”。他举例说，“一座桥”“一间房子”的“座”“间”，就不是表数量，而是表“桥”和“房子”的形体模样，也是表质的。到了陈望道（1978），陈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称今天所说的量词为“单位词”，认为单位词是点词（包括数词和指词）的“附类”。陈先生把单位词分为计量单位词和形体单位词两类，指出“不少文法书把这形体单位词同那计量单位词混在一起，概称为‘量词’，这是不够确切的”。

黎锦熙、刘世儒（1978）对陈望道（1973）的质疑进行了反驳，并进一步申述了“量词”的定义及其与单位词的关系：“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量词（都同数量范畴有关）。不同的只是：有的表个体（如“座”“圆”等）、有的表质料（如“斗”“碗”等）、有的表集体（如“群”“打”等）：计算手法不同，而其为计算则一。”（1978：5）“我们在《教材》中说‘因之也叫“单位词”’，现在明确：‘单位词’虽似不如‘量词’，但基本上没有矛盾，可以并用。因为‘单位’也是‘量’的范畴，只是没有‘量’字的意义明显而已。”（1978：13）

此后一直到目前的几十年间，学界似乎默认了“量词”这个称呼。朱德熙（1982）以及在高等院校流传最广的几套现代汉语教材都采用了“量词”这个术语。

刘世儒（1965）将南北朝时期汉语的量词首先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类。关于名量词，则依据量词是“计数”还是“称量”，将之分为陪伴词、陪伴·称量词和称量词三类。陪伴词的作用是只陪伴名物，不核算分量，是纯然的语法范畴，同实际称量的数量没有关系。陪伴词与常说的个体量词相当。

郭锐（2002）是近年来现代汉语词类研究的集大成并且多有创获的著作。关于量词，郭锐虽然采用了“量词”这个术语，但是他认为可能用“单位词”更为合适。他说：“从语法意义上看，量词表示计量的单位或等级、编号单位。量词本身并不包含数量的意义，只有与数词结合后，数量词组整体才表示数量，因此叫‘单位词’更贴切。”（2002：201）

关于现代汉语量词的分类，郭锐认为量词首先分为名量词、动量词、时量词和自主量词四类，其中名量词又可以分为个体量词、集合量词、约定量词、度量词、成形量词、容纳量词、部分量词、种类量词、过程量词、编号量词和不定名量词等十一类。张斌主编（2010：140）将现代汉语的量词首先分为单纯量词和复合量词两种，其中单纯量词又可以分为物量词、动量词和时量词三种，同时还认为“尽管大家对物量词内部的划分不尽相同，但有几类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个体量词、集合量词、量度量词”。

蒋颖（2009）基于对整个汉藏语系的考察，把量词首先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类，名量词又分为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度量衡量词和时间量词，其中个体量词再分为反响型量词、性状量词、种类量词、通用量词，集合量词再分为定量集合量词和不定量集合量词，度量衡量词再分为标准度量衡量词和非标准度量衡量词。

对量词的分类，徐通锵（2008：225—226）有这样一番评论：“对量字［笔者注：量字即量词］性质的不同认识自然会涉及量字分类的原则。……现在语法研究中对量字的分类缺乏统一的原则，总的倾向是主观性太强，而遵循客观事物本身提供的线索偏于薄弱，因而分类的标准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位作者，分类的原则也不统一。例如，赵元任（1968）分九类：个体量词、集合量词、部分量词、容器量词、临时量词、标准量词、准量词、动量词；……这里的分类标准很不统一，有的是依据量的标准分出个体量词、集合量词、部分量词；有的依据语义，分出容器量词、标准量词；有的是依据用法分出临时量词、准量词，等等。”杨亦鸣等（2003）通过对失语症病人的神经语言学研究，认为现代汉语量词系统及其下位分类名量词和动量词具有一定的神经生理机制和心理现实性基础，而名量词和动量词内部所划分出的专用量词和借用量词两类，既没有相应的神经生理机制和心理现实性基础，也不能实现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的当代语言学理论要求。

量词的分类不是本书关注的焦点。我们后面仅仅结合量词“窠”“副”“件”“把”等来谈谈“容器量词”“个体量词”和“集合量词”的划分标准、定义及三者之间的纠葛问题。

高名凯先生的西学背景让他对西方语言学甚是熟悉，他在《汉语语法论》中就已经提到了“类别词”。“汉语具有名词功能的词，如果加上一个数目字的话，在这词和这数目字之中就得加上一个虚词来表明这个词所代表的事物的性质。例如‘一本书’‘一管笔’之类。这种虚词，有的人，如戴遂良称之曰别词（spécificatifs），因为它的作用在于表示各事物的特别的性质。另外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则称此种虚词为类词（classificateurs；classifiers）。陆志韦曾提议称此等虚词为‘助名词’（adnouns）。我们认为最好称这些虚词为数位词，因为它们的作用在于辅助说明事物的单位或单位的特点。”（1986：160）在《汉语语法论》中，“数位词”分为“度量衡单位词”“部分词”和“范词”三个次类，“范词”所指与今天西方语言学文献中的狭义的“数量类别词（Numeral Classifier）”同，见下。

classifiers一词，有“类词”“类别词”“分类词”等不同的译名，本书取“类别词”。就文献中对classifiers一词的使用来看，其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

先来看跟汉语有关的一些研究中classifiers一词的使用情况。

在不少研究中，人们用“类别词（classifiers）”来对译汉语的“量词”。T'sou（1976）用［±个体（entity）］和［±精确（exactness）］两个语义特征把现代汉语的量词分为四类：［+精确，+个体］，如“一只鸡”的“只”；［+精确；－个体］，如“一斤鸡肉”的“斤”；［-精确；+个体］，如“一群鸡”的“群”；［－精确；－个体］，如“一种鸡”的“种”。该文认为，类别词，几乎每种语言都有，但是每一种的数量是不一样的。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对于［+精确，+个体］没有外在的标记，但是该特征在亚洲语言中却需要丰富而复杂的类别词系统来体现。对此，该文说：“本文通过对名词类别词的研究想提出一个重要的假设，即在自然语言中，名词类别词的使用和复数形态的使用是互补的。具体一点说：a.一种自然语言或者具有名词类别词，或者具有复数形态；b.如果一种语言这二者都有，那么它们的使用是互补分布的。”Lyons（1977：462）也指出，英语和所谓的类别词语言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英语等印欧语言的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之间有语法上的区分。

有时候，“类别词”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Cheng & Sybesma（2005）就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宽泛地使用‘类别词（classifiers）’这个术语，作为一个术语，它涵盖两个类型，一般称之为‘类别词（classifiers）’和‘量度词（measure words）’。”狭义的“类别词”大致相当于T'sou（1976）的［+精确，+个体］这一类。T'sou（1976）的［+精确；-个体］一类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量度词”。为了区分广义的“类别词”和狭义的“类别词”，人们又把狭义的称为“专用类别词（sortal classifiers）”，见下。

在一些研究名词及其形态与分类的类型学文献中，classifiers一词的使用和理解更为分歧，也最为宽泛。Corbett（2007：254）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需要指出的是，在文献中，术语的使用是混乱的：一位作者的类别词系统，在另一位作者那里，可能就是一个名词类系统。”

下面来看Allan、Bisang和Aikhenvald这三位学者对类别词的分类与相关研究。

Allan（1977）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超过55种具有类别词之语言的研究，依据类别词的句法表现，把类别词分为四类。这四类类别词与其例句及其简要说明，我们列表如下（类别词用加粗的方式显示）：

Allan（1977）提出了定义类别词的两个标准：一是在具体的条件下，类别词作为语素出现于表层结构；二是类别词有意义，也就是说，一个类别词指示了与其组配之名词所指事物的某个凸显的感知特征或者评价（imputed）特征。综而观之，类别词分类所依据的语义范畴一共有七个，每个范畴还可以划分为数量不等的次范畴：

（Ⅰ）物质（material）：如一些语言中有区分有生（animacy）和无生（inanimacy）的类别词。

（Ⅱ）形状（shape）：如表示“长（long）”“平（flat）”和“圆（round）”的类别词。

（Ⅲ）物性（consistency）：如一些语言中有区分“柔性（flexible）”“硬性（hard）”或“非离散性（non-discrete）”的类别词。

（Ⅳ）大小（size）：如区分“大（big）”和“小（small）”的类别词。

（Ⅴ）位置（location）：如上表中的第四类。

（Ⅵ）排列（arrangement）：如英语的“two loops of rope（两圈绳）”中的“圈（loops）”和“two coils of rope（两卷绳）”中的“卷（coils）”，它们既是类别词，又是名词。

（Ⅶ）数量（quanta）：如一些语言中的集合类别词（collection classifiers），如“束（bunch）”“丛（cluster）”“群（herd）”等；还有实例类别词（instance classifier），如“一种（kind of）”等；还有部分类别词（partitive classifier），如“一片（piece of）”等；还有表示“尺寸（dimension）”“量级（volume）”“重量（weight）”和“时间（time）”的单位词。

对于上述七类，Allan（1977）认为，前四类都指向个体凸显的内在特征或者说话人赋予它们的特征。第五类，一部分类别词如此，但不是全部的类别词都是这样。最后两类，即排列和数量，不是根据对象的内在特征分类的，所以它们不限于类别词语言，它们可以出现在所有的自然语言中。不难看出，这个分类并没有严格遵守其所提出的判定类别词的第二条标准。他在定义类别词的时候使用的是狭义的类别词概念，而在分类时又想把狭义类别词和量度词等全部涵盖。

Bisang（1999）基于对东亚和东南亚类别词语言的考察，认为类别词的功能有四个，它们分别是：分类（classification）、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指称化（referentialization）和关系化（relationalization）。当然，不是所有语言的类别词都全部具有这四种功能，其中分类和个体化是类别词的核心功能，是东亚和东南亚所有类别词语言都具有的，而后两个功能则是前两个功能扩展的结果；量词的功能就是通过个体化和分类而使事物变得可数。所以，依据类别词所具有的不同功能，东亚和东南亚的类别词语言或语言变体可以分为如下四类：

Bisang（1999）还在前引Allan（1977）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跨语言的角度论述了类别词语言的语义区分层级（the hierarchies of semantic distinction）。跨语言来看，类别词系统的第一区分通常都是有生（animate）-无生（inanimate）和人类（human）-非人类（non-human）。然后在有生或人类之中，会区分出地位（status）；在无生或非人类中会区分出形状（shape）。再下一个层级，会在形状之中按照事物的物理特征，区分出长（一维）、平（二维）、圆（三维）；等等。总之，跨语言来看，有生-无生/人类-非人类和形状构成了类别词系统的基础语义标准。但Bisang（1999）也谈到，从这个跨语言的语义层级来看，汉语显得十分另类，原因有两点：第一，汉语没有特别标记人类的类别词，有一个“位”也仅限于正式语境中地位较高的人，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二，有生-无生的区分及基于形状的区分在汉语中通常都有好几个类别词来表达。鉴于这种情况，Bisang（1999）认为，在汉语中，类别词语义区分层级的表达不像在泰语等语言中那么直接。这一论断也表明，从语义区分层级或语义层级体系的角度来研究汉语的量词，恐怕不那么合适，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从这一角度对汉语量词的成功研究。

那么，为什么汉语在类别词的功能及语义区分层级上跟泰语等语言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Bisang（1999）认为，这是由于这些语言类别词系统产生过程的不同造成的。汉语和日语是“词项导向过程（item-oriented process）”，而越南语、泰语和赫蒙语是“范畴导向过程（category-oriented process）”。所谓“词项导向过程”是说，汉语的类别词产生于要对一定语境中具有特殊文化重要性的个体词项的计数，其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含有类别词的新构式，然后该构式不断地应用于新的名词，直至所有名词都带上类别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汉语在类别词使用上的灵活性及其类别词系统何以没有严格遵循颇具普遍性的语义区分层级。所谓“范畴导向过程”，是说一个语言的类别词系统源于该语言中业已存在的一个范畴系统，该系统是构词的一部分，它基于分类（taxonomy）和部分-整体关系（meronomy）；在表达分类和部分-整体关系时，一般是两个名词，经过重新分析，其中一个名词演变为类别词。在越南语的名词性结构中，如果前一个名词表示某种类别，而后一个名词是前面那个名词的下位分类成员，那么第一个名词就被重新分析为类别词。如在“cái cây”这个结构中，cái是表示无生命物的通用类别词，后者是“树/植物”的意思；而在“cây rau”这个结构中，“rau”的意思是“蔬菜”，是“cây”的下位分类成员，那么“cây”就变成了一个类别词；“rau cân（芹菜）”也是如此。

Aikhenvald（2000）在Allan（1977）、Craig（1992）等研究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全面而详细地论述了世界语言中存在的各种“类别词”。Aikhenvald（2000：1）说：“对于名词和名词性成分的语言学范畴化，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一些语法手段来表达它们。这里把术语‘类别词（classifiers）’用作很多种类的名词范畴化装置的一个总称。”Allan（1977）和Aikhenvald（2000）所说的类别词都仅是名词的范畴化装置，是不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动量词的。Aikhenvald（2000）及Aikhenvald & Green（2011）都提到了八种类别词，它们的名目及其例证如下表（例证均选自Aikhenvald（2000），类别词用加粗的形式显示）：

把“类别词”定义为名词范畴化的装置，并且把性范畴等都归为类别词，这是对“classifiers”一词最为宽泛的理解。很明显，上面这些类别词的具体功能是很不相同的，如Broschart（2000）就将上面这几类类别词大致分为两大类，其中“数量类别词”属于“单位化类别词（unitizing classifiers）”，其他的都属于“非单位化类别词（Non-unitizing classifiers）”。Aikhenvald & Green（2011）还进一步指出，不同类型的类别词在同一个语言中是可以共存的，如Palikur这种语言（使用于北阿拉瓦克、巴西和法属圭亚那）就共存五种类别词，即性、数量类别词、动词类别词、处所类别词和领属类别词。

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就是上表中所列的“数量类别词”。下面我们就简要介绍一下Aikhenvald（2000）对数量类别词的相关论述。

数量类别词是一个半开放词类（semi-open lexical class），其选择主要依靠语义。一般认为，名词复数标记和复数一致关系的缺乏是与数量类别词的存在相关的一个类型学特征。在一些语言中，例如南美洲的语言，数量类别词和名词类系统就是共存的。类别词通常是独立的词项，但是也有以词缀、附着语素的形式附于数词、名词核心或者与数词、名词核心融合的。数量类别词在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中很常见，并且在孤立语中通常是独立的词项，但是数量类别词在非孤立语中也不鲜见。通常认为，孤立语具有大量的数量类别词，如泰语和缅甸语有大约200个的数量类别词，越南语有大约140个。但是这只是一个趋势。例如土耳其语（Turkic）和匈牙利语（Hungarian）等黏着语（agglutinating language）也有少量的数量类别词；属于墨西哥玛雅语言（Mayan）的Tzeltal这种黏着语竟有几百个数量类别词；而属于泰语系（Tai family）的Nung这种孤立语却只有四个数量类别词。关于数量类别词的词类地位，有单立一类的，也有归入形容词等词类的。关于类别词结构中各个成分的排列顺序，全世界的语言有五种语序，分别是：（Ⅰ）［NUM-CL］-N，如汉语、越南语、乌兹别克语和匈牙利语等；（Ⅱ）N-［NUM-CL］，如泰国语（Thai）、高棉语（Khmer）等；（Ⅲ）［CL-NUM］-N，例如尼日尔-刚果（Niger-Congo）的Ibibio语；（Ⅳ）N-［CL-NUM］，如汉藏语系的Bodo语（存疑）；（Ⅴ）［CL-N］-NUM，例如本尼-刚果（Benue-Congo）的Ejaham语。前两种常见，后三种鲜见。

数量类别词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也即Lyons（1977：463）所定义的两类：专用类别词（sortal classifiers）和量度类别词（mensural classifiers）。所谓“专用类别词”，就是“根据个体的种类使其所指之事物个体化的类别词”，而所谓“量度类别词”，则是“根据量进行个体化的类别词”。专用类别词和量度类别词在来源、语义、句法表现及因语言接触导致的衰退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

我们常说，类别词是汉藏语系的一个典型特征。实际上，数量类别词的分布还是很广泛的。数量类别词比较集中的区域是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如很多藏缅语系的语言、汉语、大多数南岛语系语言以及日语和韩语等；在北美和南美也有不少语言有数量类别词；详见Aikhenvald（2000：122）的“数量类别词在世界语言中的分布”一图。另外，Haspelmath等学者共同主编的《语言结构的世界地图集（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也有关于数量类别词在世界语言中之分布情况的图示。（2005：228—229）

在术语的争论方面，我们赞同前引王力先生的看法。就classifiers所指的这个词类范畴而言，称之为“单位词”，是因为它表示事物的单位；称之为“量词”，是因为它经常和数目字一起表示事物的数量；称之为“类别词”，是因为不同类的事物会使用不同的单位词，它是对名词的一种范畴化。这三种说法只是对同一个范畴的不同角度的观照而已。不过就其本质而言，“单位词”恐怕最为合适。前边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中国学者在给“量词”的定义中都使用了“单位”这个词。语义学家Lyons也曾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把个体名词和不可数名词之间的差别给语法化的语言，倾向于在分别以‘三人’和‘三瓶威士忌’为代表的两类短语中间划一条明确的句法界限。类别词语言则不然：这些语言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可枚举的个体和可枚举的量。实际上，如果要给语义上中立的专用类别词一个最恰当的解释，恐怕就是‘单位’，而不是‘个体’。”（1977：463）Broschart（2000）在谈到类别词的作用时，也使用了“轮廓化（contoured）”“个体化（individuation）”和“单位化（unitization）”等几个词语。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汉语研究中，关于量词的分类，几乎没有两家是一样的。就当前广为接受的分类来看，汉语的量词首先可以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其中名量词大致对应于Allan（1977）和Aikhenvald（2000）类别词系统中的数量类别词。数量类别词大致可以分为“专用类别词”和“量度类别词”两类，也就是Cheng & Sybesma（2005）所说的狭义的“类别词”和“量度词”。本书不想详细讨论量词次类的划分，鉴于在汉语研究中，绝大部分文献使用的都是“量词”这个术语，为了能与这些研究衔接和便于读者理解，除了直接引文，本书叙述仍然采用“量词”这一术语。本书的研究仅仅涉及“名量词”，而在“名量词”当中，“专用类别词”又是本书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