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革命歌曲抒情的回归

1971年，刚刚调入总政歌舞团的李双江，就以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而广为人知。在那个艺术都被政治化的时代，他和这首歌曲的走红，除了预示着当时政治大环境的松动外，也说明了人民群众对政治歌曲当道的审美疲倦，以及对旋律优美、歌声深情之音乐作品的一种渴望。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是一首描写海南革命时期战争场面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人民战士对故乡的眷恋与热爱之情，更寄寓了对革命先辈的崇敬和怀念。既突出了人性化的深情，又强调了革命军人的意志，堪称是感性与理性兼具，抒情与明志齐肩的优秀作品。

五指山位于海南岛中南部腹地，是海南省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当地也一直流传着“不到五指山，不算到海南”的说法。万泉河则是海南岛的第三大河，发源于五指山，全长162公里，流域面积3693平方公里。

同样是描写战争，同样也是一首政治颂歌，但《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却和同时期的许多类型化、程式化歌曲有所不同。首先，包括李双江自己演唱的《北京颂歌》在内，以及像才旦卓玛的《北京的金山上》等歌颂祖国的歌曲，都无一例外的选用了首都北京作为主题，在那个各行各业都讲究集中化的时代，突出北京的政治地位，实际上也就高度凝练出了中国的艺术形象。

即使不是以北京作为题材，当时的许多政治歌曲，也都会选择北方地区作为创作地区，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一直活跃于陕甘宁及其它中国北方边区，尤其是当时最优秀的艺术家，几乎都有过在鲁艺生活和学习的背景，自然难免会在作品中流露出北方情结。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地理背景，则属于对当时广大中国内陆群众来说，都还不是很熟悉的海南，这种地域所导致的神秘感，也让歌曲在出现时，就因为题材的新颖而格外引人关注。

与此同时，从最初一些艺术家在作品中发自内地的歌颂毛泽东主席，到了这种歌颂慢慢演变成一种政治要求，甚至类型化的创作，几乎当时所有重要的政治歌曲和革命歌曲，总会将毛泽东主席与主题内容联系到一起。热情之余，却让艺术创作的视解越来越窄，比如《东方红》，比如《北京的金山上》。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在这个背景下，却显得非常复古，其对风景的赞美和对红军的歌颂，就像是整风之前革命歌曲的创作模式，以突出歌曲中的个人之情，来传递出战争和革命中的人性化。而无数群众也正是因为这种歌曲人性化的回归，开始从个人主义的崇拜中回过身来，重新回归到一种自然的艺术审美状态。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的词作者郑南，生于河北、长在辽宁，最终定居于南方广东。他既是词作家，也是诗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词刊》编委，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曲作者刘长安，著名作曲家，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而也正是两位作者在南国生长的背景，最终才因为对海南这片热土的熟悉，而写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样隽永的作品。（注：海南在1988年建省前，一直归广东管辖，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歌曲演唱者李双江，国家一级演员，1939年出生于哈尔滨，1959年9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就读，师从喻宜萱、蒋英、沈湘、郭淑珍等等学习声乐。1963年毕业后，李双江被分配到新疆军区文工团，并以一首《解放南方》获得优秀歌手奖。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随即也让李双江的演艺事业跌入谷底，不仅遭到批斗，还在期间因腰部受伤而住院治疗。所幸的是，在住院期间，他与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成为挚友，并因此在1971年顺利调入总政歌舞团，从而迎来他演唱事业的另一个高峰。

1971年是李双江事业的新起点，也是新中国的一个转折点。随着4月10日的“乒乓外交”，中美两国在事隔二十二年后又走到了一起。而这年7月9日至7日11日间，周恩来总理和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的会谈，以及中方对尼克松访华的热情邀请，也预示着中美关系在经历了一段敌对互峙的时间后，有望重新得以恢复。鉴于当时美国在世界、尤其是西方阵营的霸主地位，这种接触，也可以说是中国重新回归联合国的信号，是中国希望融入国际大家庭的信号，当然也是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和政治经济的一个信号。

政治风向的变化，也使得文艺界身上的政治包袱得以减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就是在1971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因为一个情字，而重新开启了中国老百姓对于歌曲之情的共鸣。

因着这首歌曲的流行，不仅李双江因为歌曲而成名走红，而他的融美声与民族于一体的唱法，也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成为中国歌坛的主流声乐艺术手法，不仅影响了蒋大为、董文为及宋祖英等无数后来的歌唱家，甚至还成为了歌颂祖国题材歌曲的标准唱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文/爱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