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祭文化与《九歌》的诗意呈现（一）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发展，北方巫的地位开始下降，南方楚国却刚好相反。楚国脱胎于原始社会，精神生活还弥漫着神秘气息，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巫风盛行，巫文化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九歌》正是屈原根据楚国南部流传已久的一组民间祭神的乐歌改编而成的一组体制独特的抒情诗。巫术和祭祀都有娱神的功能，《九歌》中祭祀十位神，其巫祭目的：一为求神佑助，一为歌舞安魂。《九歌》是楚辞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学者分别从其作者、性质、结构、主题、与各学科联系着手研究，一时众说纷纭，成果颇丰，有王逸的《楚辞章句》、朱熹的《楚辞集注》、王夫之的《楚辞通釋•九歌》、闻一多的《神话与诗》、周勋初的《九歌新考》、董运庭的《楚辞与屈原再考辨》、孙作云的《研究》、林河的《与沅湘民俗》等著作。本文将从宗教学、风俗习惯、文学等方面来研究《九歌》所蕴涵的巫祭文化以及《九歌》祭祀文化的诗意呈现。

　　一. 巫祭文化

　　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认知有限，人们对自己所处的世界还很迷茫，对自然界和鬼神有一种恐惧感，并产生崇拜，在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巫术便应运而生了。巫术的执行者是巫，巫的主要职能是促使天地的交通，并经历了一个专业分化的过程，最终实现了事神权利的集中和垄断。在这一过程中，“神”的观念出现，神是之高无上的，神决定人的命运，为了抵御自然灾害、避免不幸的遭遇，祈求神的庇护，人们职能竭尽所能的去取悦神，于是，各种祭祀礼仪便出现了，最终公众巫术开始融入祭祀文化或转化为祭祀文化的一部分。巫术和祭祀在远古时期就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春秋时期，这一文化在北方各国就逐渐消弱了，但在南方的楚国却正好相反。下面我们将主要从原始时期的巫术和祭祀文化以及南楚的巫风来认识巫祭文化。

　　(一).巫文化

　　巫术是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方术。面对残酷的自然状况、恶劣的生存条件，原始人往往寻求巫术来解决这些难题，巫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利用和操纵某种某种超人的力量来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满足一定的目的。马林诺斯基在《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指出：“巫术的整个文化功能，乃在填补在极重要的事务上未被人类操纵了所有的缺憾与瘺洞。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巫术给原始人以一种坚定的信念，坚信自己又成功的力量;又给他们用作在精神上的实用技术，用于普通的方法不中用的时候。巫术就是这样使人进行最重要的事务而又自信心，使人在困难情况下能保持心理上的平衡与完整——要是没有巫术的帮助，他们便会被失望与焦虑、恐怖与怨怒，无从达到目的的恋爱与无可奈何的仇恨等等，弄得一蹶不振。” [1]

　　巫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出现了专门的神职人员作为组织者和主持者，即巫觋，合称巫。巫起源于远古时期，是人类为了证明人与其他人或外部世界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而创造出来的中间媒介。《说文解字》解释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巫的职责是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通过舞蹈娱神来取悦神，以佑求神的保护。正如瞿兑所言：“巫之兴也，其在草昧之初乎，人之于神祇灵异，始而疑，继而畏，继而思。所以容悦之，所以和协之，思以人之道通于神明，而求其安然无事。巫也者，处于人神之间，而求以人之道，通乎神明者也。”[2]巫以幻想行为方式与神“感应”后为一般民众传输虚拟的神的旨意给求神者在从“精神痛苦”逐步摆脱痛苦的途中注入虚幻的心理慰藉的时候，迷信的更依赖，影响于装扮成神的人。

　　面对原始社会险恶的生活环境，在人类与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巫起着指引作用，是原始人类全能的导师。因此选择巫师的条件比较严苛：“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3]巫师们要有不同于常人的秉赋和素养，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感悟苍天大地传达给人类的声音，他们是最富于原则性的大医师，最善肢体语言的舞蹈家，沟通天地的信息学家、天文学家，带领人群与灾难博斗的大英雄，也是想象力最强的预言家及原始神话的创造者，即“巫者舞也、巫者无也、巫者美也、巫者灵也、巫者医也。”巫与医本是同源的，从汉字上看，医最初写作毉，下面是巫字。直到周朝时巫和医才分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屈原的《离骚》与《九歌》中的“灵”亦指“巫”，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解释：“灵，谓神将于巫之身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余谕》卷上：“《九歌》凡言灵者皆指神，无所谓巫者。灵保，犹言神保，谓尸也。旧注于皇皇既降与如云蔽日之灵，则以为神，于偃蹇连蜷之灵，则指为巫。”[4]灵与巫实为一体。

　　巫在巫文化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巫承担巫术执行者以后，大大发展和弘扬了巫文化，成为巫术和巫文化中卓有贡献的角色。巫文化产生于远古时期，是原始、蒙昧的思想文化,是人类最初认识自然和社会所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技能的体现。巫文化是一种古朴的习俗有着浓厚的远古时期原始生活的意味，一种民间传承，由巫文化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观。当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特别是国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传播情景则完全不同。这时，巫文化除在民间继续传承外，其中许多成分被统治阶级吸收，并将其系统化，仪礼化，用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

　　巫文化源远流长，早期的巫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古老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均与巫文化有关，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发展，北方人的神鬼信仰已经淡薄，理性精神确立起来。而南方的楚地仍流行巫术迷信，巫风文化便在此时产生，是一种南楚独特的风俗文化，《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屈原处在这样一个巫风弥漫的楚国，其作品也受到影响，多少都渗透了巫文化因素，他的《九歌》更是巫文化的代表作，这在姜亮夫的《楚辞通诂》有充分体现：“盖新《九歌》者，实楚民间歌舞乐神之喜剧，其词句乐调舞容，及所崇祀之神灵，扮演之巫觋，皆确然为楚民之故俗，屈子为之润色修订，使祀神有词，升歌迎神有词(即东皇太一)，合奏送神有词(即礼魂)，而其名则不妨虞夏以来之旧曲也。” [5]

　　楚国盛行的巫风习俗，使楚人沉浸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在楚地产生着浪漫的民间舞蹈与歌乐。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也有描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以乐诸神。” [6]《九歌》中描写了民间祀神和生活两大场景，祀神的过程中载歌载舞，通过巫与神相通，用音乐、鼓舞、诗歌吟唱去娱神和媚神，以歌舞驱散邪恶，以美的创造和表现祈求上天的恩赐，感谢造物者大自然的帮助，从而完成人神之间的沟通。因此在楚国，巫者都是能歌善舞的，他们以浪漫的舞蹈，优美的舞姿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绪，并以形体动态来与人、神交流。楚巫的乐舞技艺相当出色，这在《吕氏春秋•侈乐篇》中的“楚之衰也，作为巫音”[7]得到体现。

　　当巫以舞蹈娱神悦神以祈求神的庇护的时候，各种祭祀礼仪便出现了。

　　(二)祭祀文化

　　当人类有了灵魂意识之后，那么对灵魂的崇拜便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这样就产生了最早的巫术礼仪。为了沟通神人、为了娱神消灾，各种祭祀形式中就萌芽了艺术的原初形态。祭祀是远古时代诸民族共同的仪式行为，藉由祭祀活动，向上天、万物或祖先，表达内心欲求，期许生活美好，甚至祈求国家的安定。祭祀活动不仅是单纯地拜天求神，仪式底层下，也隐藏着不同的文化体现。

　　祭祀是原始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祭祀中，又表现出人们两种不同的心理取向。一方面人们歌舞娱神，向自然顶礼膜拜，表现出人们对自然威力的畏惧和屈从。在对待比自然更高一级的祭祀形式——“图腾”祭祀中表现着人们向神灵的示威与抗争，他们希图通过“巫术”和“魔法”征服神灵，让神灵服从人的意志，福佑人们去获取财富，免除危害。这些心理过程的展现就是祭祀中无处不在的祭歌和咒语。这些祭歌和咒语创作的基本目的和功用不是为了消遣娱乐，不是单纯得精神显现、情感宣泄，而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征服世界求取生存的“工具”。有了祭祀礼仪，宗教便可战胜恐惧、失望，而使受到威胁的群体在生活上得到最有力的新的协调机会。正如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所说的：“宗教的整个本质表现并集中在献祭之中。献祭的根源便是依赖感——恐惧、怀疑，对后果的无把握，未来的不可知，对于所犯罪行的良心上的咎责;而献祭的结果，目的则是自我感——自信、满意，对后果的有把握，自由与幸福。去献祭时，是自然的奴仆，但献祭归来时，是自然的主人。” [8]

　　祭祀产生于远古时代，夏商周三代，对祭祀活动十分重视，尤其是殷商，可以说是个鬼神盛行的年代。依据祭祀的对象分类，古代祭神大致分为天神、地祗、祖先三大系统，商周两代略有改变，上帝、祖先、日月星辰、山川百物，殷人皆祭拜，祭祀对象繁杂。时移西周，祭祀之风本质渐易，周人祭祀的对象，承续殷商而来，拜上帝、祖先、日月星辰、山川诸物，然而，他们的鬼神观念，仍与殷商有别，受“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影响，周朝更着重祖先的祭祀，《周礼•大宗伯》所记的十二吉礼中，宗庙之祭有六，祭天、祭物就少于祭祖。到春秋时期的楚国，巫风盛行，而祭祀神灵和祖先是巫风的重要成分。楚地祭祀对象繁杂多样，但还是承袭了夏商周时的三大祭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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