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研讲座：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

2021年3月28日下午，“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系列第二期首场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193场在线举行，主题为“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政治经济学范式分析的一个案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主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主持。

2020年，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时代、新背景、新目标要求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在范式和方法上做出重大革新，以分析和解决新形势下的重大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范式是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科学方法，有助于克服已有研究范式的弊端和困境。

刘守英老师首先介绍了关注经济学范式转变问题的缘由。第一，现实经济的重大变化呼唤经济学范式创新。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华民族每遇重大变革，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都会出现重大转换。例如，近代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先进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范式；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及各种矛盾的凸显，我国知识界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式。当今我国正处于一个百年未遇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学必然面临范式变革，以解决现代化国家征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第二，学界对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缺乏足够重视。在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受到既有体制和意识形态传统的影响，知识界和政策界往往忽视问题导向的价值，认为其缺乏理论性、系统性、整体性和逻辑性，反而陷入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误区；抑或是将问题导向看作一种妥协和权宜之计，仅仅在遇到教条主义难以解释的现实困境时，才会转而回到问题导向。

第三，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先后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这两种外来范式主导，但是这两者在本土运用中均遇到了困境和挑战，究其根源在于背离问题导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繁荣时期，本次讲座也将以这两个时期为例证讨论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价值。

接着，刘守英老师分别介绍了此前两种经济学研究范式遇到的困境。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二十世纪上半叶，在民族救亡的迫切要求下，一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范式引入中国，旨在寻求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生死存亡问题，如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研究，以及王亚南对中国经济结构、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和发展方向的分析等。这些研究无一不以问题为导向，与本本主义具有鲜明的差距，这也是时至今日这些研究仍然具有很强生命力的原因。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中国在模仿和引入苏联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也承袭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该范式严重脱离问题导向，具体表现为：漠视现实问题；拿经典论述的镜子比照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将基于经济现实的分析作为异端，给学术研究和争论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等。这种范式致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一度陷于困境，也埋没了当时大量具有现实导向的优秀研究，如马寅初的人口论、孙冶方的价值规律论等。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兴起于问题导向的研究，受困于与问题导向的脱节。正如毛泽东所说：“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但遗憾的是，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苏联政治经济学范式一直主导着经济决策与理论创新。

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引入相对晚近。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西方经济学开始被系统地介绍到国内，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研究逐渐进入学界和决策界的视野；青年学者以问题导向政治经济学方法，通过调查、报告等形式，辅之以西方经济学的工具。至二十世纪90年代，现代经济学教育成为教育和研究的主流，也为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理论思维。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若干重要表述，如价格机制、现代产权、混合所有制等概念，都渗透着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思维，影响着决策进程。

但是近年来，学界也开始反思西方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中的缺陷。一是经济学假说对真实世界的忽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说：“假设在解释现象时，需要从大量复杂而具体的情况中抽象出共同的关键因素，允许假设条件对现实做不准确的粗略表述。”其观点的核心在于追求假设的完美性和一般性，却牺牲了假设与现实之间的相符性。科斯曾针锋相对地批判上述观点：“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自己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代替。”二是忽视国情特征。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大多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典型事实和经验，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等为前提和基础，与中国当前经济体制和国情存在巨大差异。三是基于定型体制的简单延伸难以回应体制变革中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总结和提炼的经济发展规律和特征来自于成熟经济体，未必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正在变革的经济体。四是受到国际学界和出版界的影响，经济学论文越来越追求逻辑上自洽、数理上严密和数学模型的优美，却忽视了研究问题和对象本身的重要性。

总体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西方经济学严谨的方法训练，具备了广阔的国际化视野和规范化方法，但也愈发忽略了问题导向的重要性，把工具当成目的，很多研究变成了学界内部的智力游戏，经济学对实际决策过程的影响下降。

面对上述两种研究范式的困境，中国未来经济学该往何处去？不妨从历史中寻求答案。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出现了两次重要的繁荣时期。一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等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基于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第一手调查研究，说明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二是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等单位的青年经济学家群体聚焦中国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深入基层开展针对性调查并进行理论创新。这两个繁荣时期都呈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研究范式。

概括而言，这两个时期的经济学研究有五大共同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以国家和民族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出发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民族危亡和“中国往何处去”，而革命前途和道路的选择则取决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当时知识界的共识是，农村破产是国家救亡的核心，因此各派学者提出了各种挽救农村经济的方案。例如，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张乡村自治和教育救国；吴景超提出中国工业化程度不足，主张推进大都市化；费孝通强调打通城乡二元结构等等。上述方案的共同特征在于改良而非改革。但以陈翰笙为代表的左翼经济学家认为，革命是中国未来的必由之路。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根本分歧在于理解中国社会性质，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问题。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是集权计划体制导致的国民经济低效和长期封闭导致的“开除球籍”风险。决策者已经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排斥市场、商品经济、竞争和价格调节并不是一个科学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该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

第二个特点是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有经济学者提出：“对于中国经济特性的分析，中国经济结构中之特殊法则的发现，以及对于中国经济独立自主之革命的需要和建设的方针之推论与指引，还没有完成正确的理论体系。”这说明从那时起，中国学者已经确立了提炼中国经济特殊法则、建立本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目标。

二十世纪两个经济学理论的繁荣时期，都经历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创新，并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告别本本和教条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分析受到了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影响。陈翰笙就曾与其供职的苏联国际农民运动所的其他学者展开过激烈争论，焦点是“中国农村是否已经进入资本主义”。陈翰笙虽然持反对观点，但因拿不出有力证据驳倒对方，遂决定回国“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范式无视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继续教条式地理解国民经济运行规律，致使主张改革的学者“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进行挑战”。

二是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中，“中国经济派”强调以生产力为主，生产力水平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中国农村派”则是对前者的反动，他们认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者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理论家一面破除生产关系决定论，重新审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一面破除所有制至上论，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纳入经济范畴。

三是注重分析特殊性。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派”主张从“搬家主义”和“公式主义”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史，认为“中国社会史的阶段同于西欧”；“中国农村派”则认为，社会现象的变化不可能像公式一样。如果首先怀揣假定，并据此寻找符合假定的现象，那么就会出现观察的根本错误。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选择中国改革路径的初期，部分受到东欧和西方经济学影响的学者提出：“中国应该沿着东欧‘激进式’改革路径，采取‘一揽子解决方案’。”幸运的是，当时的主流改革理论指出了这一观点的偏颇，认识到了中国存在的一系列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结构性因素，并基于中国国情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路径。199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是从制度细节提炼本质特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派”仅凭中国农村存在资本主义企业、外国商品和资本入侵乡村，就得出了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性质；“中国农村派”则基于大量的实地调查，从各种并存的生产关系中提炼出主要的生产关系，得出中国农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同样，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有制至上论和“一大二公”观念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忽视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安排的多样性；改革理论家则指出，任何现实社会都是各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

第三个特点是通过比较来寻找相异性。作为后发国家，我们的优势之一在于具备学习和比较的范本，但只有在比较中努力挖掘相异性，才能开出可行的药方。例如，陈翰笙曾指出：“根据本国事实，参用外国学理来研究经济，更应处处不抛弃本国风俗习惯及经济时代背景之观念，勿固执成见以为西洋学说是万能的。”再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派出了许多富有针对性的考察团队，包括前往德、法两国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前往港澳、东南亚等地区考察特区经济建设经验等；特别是在选择改革路径的过程中，将中国与苏联、东欧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得出中国具有迥异于后者的结构性因素，包括更低的发展阶段、更多的地方分权、更多数量的中小企业、更粗糙的计划体制等。这些因素说明当时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铁板一块，反而有利于市场化转轨和国民经济的迅速腾飞。

第四个特点是进入真实世界求解。由于已有理论和现实的脱节，两个时期的学者都选择了到一线调查，以发现问题和寻找解决方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派”的社会经济调查以“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为代表，这次调查将对制度性因素和生产关系的考察渗透到了调查的全过程，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农村调查之一。除此以外，“中国农村派”还在广东、广西、东北等地开展调查，用详实的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还专门成立了经济管理体制组、经济结构组、技术引进和企业现代化组、理论和方法组四个调研组，围绕各自的研究问题，从现状、历史和国外经验等方面展开调查研究。这些研究直接影响了其后的政策制定和改革进程。

第五个特点是论证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在社会大变局时期，理论界最需要研究的命题就是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在两个繁荣时期也均有涉及。1927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并无明确、统一的认识，也因此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革命失败的巨大教训迫使学界必须回答“中国社会性质”这一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村派”在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以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成功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实践再次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倒逼经济学理论从问题出发，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在此历史时期，经济学界相继产生了大量富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成果或论断，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不会影响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市场经济不影响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等等。这些理论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最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随后，刘守英老师进一步指出，以问题为导向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是因为该范式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征。其一是准确认识国情和体制特征。对国情的客观分析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后发国家在追求赶超的过程中，往往偏向两个极端——要么照搬发达经济体的理论，将自身情况仅仅视作检验主流理论的案例；要么简单罗列自身特殊性，忽视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以问题为导向就是在准确把握自身国情的基础上找寻相异性，提供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二是从实践中提炼理论。问题的源泉只能来自于实践而不是文献。一头钻进文献、开展纯理论推导，极有可能脱离真实世界，或因文献出错导致问题偏离；只有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才能摆脱旧有研究范式的束缚，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其三是分析和解释经济社会变迁。当前中国仍处于变革期，与成熟经济体相比，具有社会经济的快速变迁、结构跃迁、体制和社会秩序的转型等独特属性。这时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显现出巨大的缺陷，因为它更多基于已发生的事实和证据，基于成型经济和定型体制。直接采取拿来主义往往容易出错和产生误导。其四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问题导向的分析来自于现实世界的“真问题”，来自于广泛的社会经济调查。或许在短时间内，这种方法难以形成精致的理论，但能够对公共政策制定、法律法规修改产生重大影响；且随着经验积累，这种方法更容易产生原创性的理论。

其五是符合经济科学的研究规范。问题导向的方法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兼顾二者的优势、实现其有机结合，更有利于经济理论运用于真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其六是体现理论的重大价值。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以广泛的社会经济调查为基础，直面现实经济问题，发现和反映民众的真实呼声，总结和提炼基层经验，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决策的科学化和理性化，展现经济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最后，刘守英老师就坚持问题导向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中国经济理论需要从两方面展开创新。一方面，要形成以中国典型事实和经验为基础的一般化理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这一奇迹的背后不是理论先行和模式既定，而是基于问题导向的理论创新。从已有研究来看，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仍存在几个突出问题。首先，对典型事实的提炼和归纳不足。当前大量研究简单模仿主流文献，从文献衍生问题，缺乏识别、归纳和提炼典型事实的过程。其次，对经济体制的特征及其运行逻辑的分析不足。经济研究必须客观分析中国经济体制的特征和发展绩效。再次，对制度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平衡不足。当前中国的经济研究要么以制度为既定进行简单的宣示，缺乏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基础，要么不顾体制差异性进行简单回归，难以产出高质量成果。因此需要对这两者进行平衡，采取规范方法的经济分析。最后，对原创理论的提炼和归纳不足。中国所走的路不遵循经典，这种独特性同时体现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中，因此要从已有理论设定的约束条件入手，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的原创性理论。

另一方面，要以问题为导向解决现代化国家征程中的重大问题。我国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历史上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案例实属有限，更不必说通过社会主义体制完成这一目标的成功经验，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发展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当前改革实践的深化已经对理论界提出了诸多待解的问题，包括如何实现新发展方式，如何实现结构转型，如何破解发展不平衡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如何建成权力开放型秩序社会等等。凡此种种，都需要学者以问题为导向，到现实生活中广泛调查、求取答案。

姚洋老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总结和点评。他指出，刘守英老师的报告点出了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重要命题。其一，如何将西方文化纳入中国的研究中？历史上中国曾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传统儒学体系产生强烈冲击，历经1000余年，直至南宋时朱熹才将其吸收到儒学理论中。1840年以来，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里，我国已多次经历对西方文化的引进、消化和吸收过程。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和以周其仁、张维迎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分别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融入中国经济现实，产生了本土化的经济理论。这启示当代学者也应抛弃本本主义，从现实问题出发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其二，如何建立中国本土的经济学？这是一个急迫而重要的问题。当前国内许多研究受到西方经济学的束缚，中国经济学界甚至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经济学的“殖民地”。部分学者对中国现实漠不关心，其研究目的不在于理解中国，而在于发表文章、做案例研究（case study）。这不能不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警醒。

其三，如何开展问题导向的研究？刘守英老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将研究步骤“倒过来”，不是拿着理论来套现实，而是从现实出发开展调查、研究并得出新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两篇代表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均来自于其实地考察和调研的经验，这才是产生理论的正确路径。

其四，如何产生本土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仍然是经济学者最容易创造新理论的领域之一。从生产力层面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奇迹没有超过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范畴，例如高储蓄、高投资等，这些都是我们做对的事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为什么做对了？这就涉及到广义的经济学研究，例如，什么样的政府会采用好的经济政策？中国的企业家是如何产生的？在这些方面，中国学者是能够提出新理论的。

姚洋老师最后表示，新理论产生的前提在于设置议题。“中国农村派”面临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路径问题，都引发了长达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争论，从而更容易产生新的理论。当今经济学分工日益细化，上述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可能并不多见，但每个分支领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重大问题。学界应该通过实地调研、举办研讨会、建立学术共同体等形式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新发展。

（撰稿：毕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