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与白话的千年之争

文言与白话的千年之争——《新青年》媒介分析

张 烨

9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口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这一“革”，直接“革”去了在中华大地扎根千年之久的“文言文”的老命，白话文洗刷了长期处于文化“二房地位”的瘪屈，粉墨登场，至此整个中华民族似乎都开始沉浸在一种摆脱了封建文化束缚的畅快中。

其实，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由来已久，《新青年》只不过是其中一次改写局势的战役，于《新青年》之前，是怎样的局面，为什么《新青年》会将其改写，之后又是如何演变……

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1、历史纠葛

文言文和白话文，两者都是书面语，不同的是“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白话，白是说，话是所说，总的意思是口说的语言”。[1]两者的区别仅在于与口语的远近亲疏。

其实文言和白话两者的基础都是口语，只不过所谓的口语标准不同，文言文是建立在先秦口语基础上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白话文则是建立在以唐宋以来北方话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说的话就是在唐宋以来北方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就无怪乎我们会觉得白话文更为明白易懂了。

在九十年前打倒“文言文”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言文脱离，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这里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探索一下这种现象的出现。

在汉语发展的最初阶段，言文是合一的，那些让现在觉得深奥晦涩的古文典籍其实就是当时的白话著作。比如《诗经》，我们知道其中的“风”多为民歌，这也可以肯定有不少是口头直接创作的。又比如《论语》，则更是孔子的一部语录，与口语的关系不言自明。　　

由于历史的变迁，人们日常交际的口语发生变化，而书面文字原地不动，以至于从六朝起便出现了文言文便与口语有了明显的脱离迹象。不过因为汉字属于表意文字，语音的差异并不妨碍人们阅读上的理解，所以言文不一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同时也因为先秦两汉典籍都是用文言文写的，而这部分作品又是汉文化的源头，所以后世历朝历代的文人们就自觉地坚持了一种仿古文创作，这就人为地加剧了言文不一致的局面，并最终形成了汉语长期的言文不一致。

在这一期间，白话文其实也无处不在彰显着自己的存在。从《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到敦煌变文、唐宋语录、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一路下来，每朝每代都曾产生过数量不少的白话作品，无奈的是，它终究未能撼动文言文的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只能散落在民间，虽然愤愤不平，但终逃不过“二房”之命。[2]

这一切，直至晚清才发生了逆转。当时国势不济，国人首先在文化自信心上产生了动摇，这是一个前提的条件，也是汉文化日后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心态，使得国人破天荒地把传统推上了被告席，历数其罪过，而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必然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3]。于是黄遵宪要“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则声称“崇白话而废文言”，由此开白话文运动的先河。

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被推到极至。当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认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主张废弃文言文，使用白话文，提出写文章应通顺流畅，不用典故，不用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话，讲究文法，不摹仿古人，言之有物。陈独秀也于2月发表《文学革命论》，用"三大主义"来呼应胡适的"八条主张"。这一前一后，可以说是真正拉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体革命的帷幕。1918年《新青年》内所有文章改用白话文，《新潮》、《星期评论》等各类白话杂志也紧随其后，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白话文蔚然成风。1920年9月，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本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至此，白话文取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

回顾完这段历史，总是觉得文言文与白话文这场千年之争的局势扭转的很有些突然，千百年来文言文的正宗地位，似乎在一夕间被颠覆，曾经象征身份的文言文似乎在一夕之间被打成了封建文化的残渣余孽，阻碍民族进步的罪魁祸首。历经千年磨练的白话文，终于摆脱了“二房”阴影，站在中华文化舞台的正中央，尽管走到这一中心的步伐略显仓促，失之稳健，但毕竟修成正果。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一场千年之争匆匆改写局面？

2、新文化运动一役

     新文化运动中，文言文与白话文一役中兵败，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国人的危机意识

文言文之所以可以延续其千年的至尊地位，从某方面来看是由于中华民族千年以来在世界上的强盛。这种强盛造就了国人对于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与信赖。而晚清之后，国势日衰，外强凌辱，使曾经骄傲的国人们的自信被动摇，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文化自信心的动摇。苦于理不清“突然变弱”的原因，所以将所有的怨气发在了传统上，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传统不再被视若珍宝，而是成了被抨击的对象。而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必然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

可以说是社会的黑暗、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羸弱造就了那一代人的危机意识，而这种危机意识的不理智化，则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理念，即“文化的落后”。这种理念的形成，激生了黄遵宪要“我手写我口”，裘廷梁则声称“崇白话而废文言”，可以说是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先河。

本来反思历史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一种正常反应，也是传统文化发展进步所必需要走的一步。但如果把国家衰败的责任推卸在传统身上，就造成了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历史态度，至于让文言文同罪，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可是由于面临着可能出现的亡国险境，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让国人最难接受的行为，任何冷静的思考都会被斥为反动思想不得彰显，而代表爱国的激进主义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4]

（2）书面语贵族化到平民化

在前文回顾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历史纠葛时，我们分析过文言文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言文分离”的。由于汉字属于表意文字，语音的差异并不妨碍人们阅读上的理解，所以言文不一致从一开始就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变迁，人们日常交际口语的不断变化，这种不一致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文言文作为一种书面文字，与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依然脱离了日常生活，仅仅作为一种上层身份的标识存在于正式的通电，文告之中。而这必然引起广大平民阶层越来越强烈的不满。鲁迅曾讲，“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

在新文学以前，文学的等级观念 ( 文言文学和白话文学 ) 、社会的等级观念 (士大夫、知识者和平民百姓 )是根深蒂固的。文学中文言文学为尊，白话文学是平民文学，是次等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由此划分的社会等级——士大夫、知识者和平民百姓。即使如梁启超这等提倡白话文学的维新人士，也坚守着“ 物各有群，人各有等 ”。 这种文学和社会的 “ 不平等的等级观念 ”，就是新文化运动之前白话文运动无法取得重大成功的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的斗士们深刻的批判了文言文的封建贵族化本质，主张建立一种全社会和全民族共通、共享与共同的 “ 国语的文学 ” 。 “ 五四新文学” 的革命性成果之一，就是 “ 将特权阶层独占的文学权利还到了最广大的社会平民的手中 ” 。

（3）内容与形式匹配

五四新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内容与形式的契合关系。传统的文言文难以反映现代生活，难以准确表达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内容。在新的文化内容形成的同时，其形式的方面也相应形成。白话文符号系统的出现，既是新文化的载体，又是这一时期新旧文化分野的标志之一。

新文化的内容之一是民主，其核心是个体本位。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就将其所推崇的西洋之民主归结为一种“个人的独立主义”[5]。即提倡个性解放，崇尚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首先就要求其表达形式的自由，因为思想的自由度依赖于语言形式的自由度，所以，新文化的自由内容客观上要求有自由的文体与之相适应。这有点类似于麦克卢汉的理论——媒介的形式决定了它传播的内容。而且从民主的直接意义上看，民主是诉诸于多数人意志的一种社会政治形式，因此，它不可避免的要求语言形式的民众化，向民众倾斜，为民众所掌握。

白话文在书面化之前作为口头语言是民众的日常语言。它活动于社会的日常生活层面，与高踞于这一层面之上的文言文具有明显的差异，而且，白话文比文言文更加明了清晰。白话文在语词构句关系上比文言文有更大的选择性，无论是语法规则还是文体组织，白话文的自由度都比文言文要更大一些。譬如，新的白话诗比严格的格律诗自由，新的多样化的散文比形式固定的的旧式散文散漫，新的各种流派的小说也不象章回体小说那样单一。白话文作为新文化的形式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文化成果。它开创了一代新文学，奠定了现代小说、诗歌和散文的基础。现代的文学样式、现代的科学文体，无不溯源于此。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当时新文化与白话文相得益彰。    从这几方面来看，当年的《新青年》的确对于白话文的“当家作主”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白话文在当时取代文言文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些原因的存在，使得在新文化运动一役中，文言文落败，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文言文从此就这么消失于历史的旧纸堆中呢？

3、在争斗中共存

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言文因此就会走出我们的视线。和五四时期《新青年》斗士们所预想的不一样，文言文虽败却未亡。相反，它依旧活跃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上。

或许有人会问，当年陈独秀、胡适那种大家都坦言“白话文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那就学最正宗的好了，为什么还要死咬“文言文”这种不名一文封建残余不放呢？那么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文言文到底是不是不名一文的封建残余。

回首重温那段历史，不难发现那些在白话文运动中的挥拳呐喊的领军人物，其实恰恰是文言文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对文言应用的熟稔程度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熟识程度，非常人能及。这种熟识使他们更易找出文言文的瑕疵。但他们身上的文言文功底也并未因为否定文言文而消失贻尽，反而使他们应用起白话文来易如反掌。可是在白话文运动中，文言文的受益者们对文言文的种种好处只字不提，反而贬之为“桐城妖孽，文选谬种”，文言文就像瘟疫一般，让人唯恐避之不及，从而便有了诸如鲁迅这类“青年人不要读古书”之说。而这种对于文言文盖棺定论式的东西，和所谓的革新、爱国字眼相连，文言文就彻底被打成了封建残余，公平与否？

值得一提的是，恰恰因为这批人的存在，反而使得新文化运动后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并未出现文化真空的现象，大家仍旧可以看到一大批学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学者及作家。面对此情此景，真不知是该暗自庆幸，还是无奈摇头。

但今天，很多声音面对未亡的文言文发出了新的攻击，觉得要借五四之风，彻底的吹干净文言文的余孽，将这场未终结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彻底的画上一个句号。前一段时间，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和台湾诗人余光中之间就消减台湾教科书中文言文所占比例进行了一场舌战，撇开这件事中的政治意义不谈，就可见文言文和白话文新的战役业已打响。

文言文能不能亡，绝对不能。为什么？

因为文言文承载着白话文之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古代历史文化遗产均以文言文为载体，扔了文言文，无疑是扔了打开这一文化遗产宝库的钥匙。现在因为文言文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年轻一代对于中华数千年文化已经缺乏了必要的鉴赏能力，零零星星的诗词背诵，根本无法深刻了解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没有具备的能力，不见得一定要具有，但如果这个能力牵连到整个民族的文化内涵时，就另当别论了。五四的斗士们在鞭打文言文，鼓吹白话文的诗后没有失去这种能力，他们仍然握有打开历史遗产的钥匙，只不过他们觉得那些有遗产对于那个时代并没有意义。但如果需要，他们可以随时打开，取出他们认为有用的，也可以随时关上，将这些东西重新扔进历史。古老的语言承载古老的思想，古老的思想代表着一种传统的庄重与典范。当庄重与典范成了负担，就会出现改革，但庄重与典范还是应该被尊重。或许，曾经的文言文会“吃人”，但现在，一切已成往事，是不是该重新思考？

在亡国危机业已消亡的今天，重新回首当时将传统文化连同文言文推上被告席的一幕，不知道该做何表情。曾经认为文言文代表贵族的特权，是中华文化吸收外界精华的阻碍，但理智的想想，文体本身无法决定被谁使用，将它操纵于股掌的，惟人而已；再者，一种文体能承载数千年中华文化的积淀，又怎么会单单排斥几百年历史的西方文化呢？文言文本身并无错，错在运用它的人。所以我们要革的，并不是文言文的命，是那些错用它的人。

的确，白话文的主体地位不可逆转，因为它足够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在历史的变迁中，没有什么东西先天就有对错之分，没有什么东西一定可用或不可用，“顺历史者昌，逆历史者亡”而已。曾经文言文一统天下，而今白话文笑傲江湖，历史趋势罢了。当年文言文不可一世的时候，容纳了白话文的招兵买马，而今白话文当道，又为什么一定要将负载着中华历史的文言文逼上绝路呢？

文言文和白话文将永在斗争中共存，因为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毕竟，中华的文化始于五千年前，而非九十年前的《新青年》。

注释：

[1]张中行，《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大宝·韦，《白话文、简化字和现代汉语》。

[3]大宝·韦，《白话文、简化字和现代汉语》。

[4]大宝·韦，《白话文、简化字和现代汉语》。

[5]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三联书店，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