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二、明清京杭漕运体系中的黄河

元明清三代，沟通黄河、海河两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河段，南端起自开封—徐州—清河一线黄河北岸，北端则在今山东临清与漳卫南运河相汇，整个河段除少部分在今江苏境内外，大部分河段经过今山东省的西部地区，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山东运河［5］115。这一时期黄河、海河两大水系之间的京杭大运河大体可分为三段：在元代初形成时，济宁以北至大清河（今黄河）一段称济州河；从大清河至临清与卫河（今南运河）汇合的一段称会通河；济宁以南则利用泗水河道在江苏徐州与当时的黄河汇合。元代中叶以后，从徐州至临清的运道全线通称为会通河。明代因之。清代因在当时的山东省境内，故又称山东运河。从明代嘉靖、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下游为了避开今徐州至淮安一段黄河浅涩阻运之弊，先后开凿了南阳新河、泇河、通济新河等，山东运河的南端由峄县台儿庄进入江苏，全长480公里。至此，山东运河全线都是由人工加工而成［5］115。黄河、海河间京杭大运河段与黄河河道的交汇口，元明清三代有过三次变迁。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以前，黄河与运河的交汇口在今江苏徐州城北的茶城运口。此时的黄运关系主要表现为借黄行运，也就是利用徐州北至清口（今淮阴市西）的黄河河道作为京杭运河的河道。但黄河河道有时水急流湍，有时又浅涩阻运，漕船在黄河中行舟多有不便。为避黄保运，万历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1604年）又挖了泇河工程，新河自沛县夏镇李家口引水，合彭、承、武、沂等水，至邳州直运口（今江苏宿迁皂河镇西）入运，全长130公里，史称泇河。新道避开了黄河180公里河道，既缩短了航程，也避开了将黄河作为运道的种种麻烦。泇河开通后，可避黄河165公里险段，漕运大为改进。天启五年（1625年）修成通济新河，上接泇河，下接骆马湖口，全长28.5公里，避开了邳州、宿迁之间的刘口、磨儿庄等处的险阻，漕运得到进一步的改善［6］41。从此，黄河与运河交汇口便由原来的徐州北茶城东移至今江苏宿迁皂河镇西。

清代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靳辅自张庄运口经骆马湖口开渠，经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入黄河，称中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于成龙以中河南逼黄河，难以筑堤，又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弃中河下段，改凿30公里，称新中河。次年（1700年），张鹏翮以新中河河身浅狭，且盛家道口河头弯曲，挽运不顺，于三义坝筑拦河堤，截用旧中河上段，与新中河下段合二为一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因仲庄闸清水出口逼黄河主流趋南，有碍运道，遂将运口移至下游5公里多的杨庄。至此，除黄、淮、运交汇处外，黄运完全分开［6］41。清代邳州以下中运河的开挖，使江南漕船可再避邳州直运口以东的90余公里的黄河之险，以黄代运的局面最终结束。从以上明清两代黄、运关系的演变历程来看，黄河与运河之间经历了借黄行运、避黄保运和黄运分离的变迁，而这一演变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清京杭漕运体系中黄河与其南、北水系（特别是北面水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京杭漕运只有实现黄河与其南、北水系，特别是北侧水系的安全沟通，整个明清京杭漕运系统才能畅通无阻，实现真正意义的贯通。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以后，靳辅、于成龙、张鹏翮等所开的中河和新中河工程，在从宿迁至清口的黄河河道北岸缕、堤二堤之间，开河渠一道，彻底避开了100公里黄河，运河不再借用黄河河道，渡黄漕船进入黄河河道后“仅一十五里”，便可通过宿迁至清口黄河河道北岸缕、堤二堤之间的中河和新中河向西北行，进入海河水系，从而彻底摆脱了黄河的惊涛之险，实现了京杭漕运体系中黄河南、北水系的成功对接，这一点值得肯定。

三、明清京杭漕运体系中黄河与海河两大水系的沟通

元明清三代，沟通黄河、海河两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河段的北端在今山东临清。海河水系中的漳卫南运河古称清水，临清是因临清水而得名。越过黄河的京杭大运河只有在临清才能与海河水系相衔接，因此，地处会通河和卫河交汇处的临清便成为元明清三代京杭漕运体系中的咽喉之地。

自清口以北的黄河北岸到海河支流卫河侧畔的临清，其间有近250公里的距离，京杭运河该河段是如何成功地实现了黄河、海河两大水系的沟通呢？如前所述，黄河与海河水系之间的京杭大运河河段是在元初形成，包括会通河、济州河和泗水故道河段，这三段河道自北而南相互衔接，沟通了海河水系与黄河之间的漕运。

首先是济州河，开凿于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当时漕舟入泗水故道后，最北只能到达济州城（今济宁市）的鲁桥。因而在济州城附近开凿一段运河，将济州城南面的泗水故道和北侧汶水联接起来，这段济州河自济州所治任城县城（今济宁市）引汶水西北流，经75公里至东平路安民山接大清河，大清河就是以前济水的故渎。新开的这条济州河的北端止于东平路须城西的安民山，安民山又名安山，地在今山东省梁山县北小安山镇。济州河由济州（济宁市）西北流在寿山闸北会于济水故渎大清河［7］1608。

所以，元代至元十八年以后黄河以北的漕河运道是由济州河进入大清河，再沿大清河至利津县入渤海，再经过一段海道，而至直沽（今天津），入御河。这条运道比原来绕行经涡河故道的黄河是便捷了许多，可是又绕了一段海道，也相当费周折［8］277。不仅如此，漕舟由大清河入海也有很多不便：海口潮汐不断，影响到船舶的出入，而且容易损坏船只，尤其是海口常为泥沙所壅塞，更是妨碍运道的畅通［8］277。有鉴于此，人们便不能不想到在济州河的北端再开一条新河，这条新河不再循大清河东北绕道入渤海，而直接由大清河南侧的安民山向西北行，与100公里以外的海河水系的最南支流卫河相联接，这样就可以将济州河与海河南系之一的卫河相沟通，这条新河的开凿将会大大缩短绕道渤海的路程，从根本上实现黄河与海河水系的沟通。

从济州河向西北方向所开的新河就是著名的会通河（见图1）。会通河的开凿从根本上解决了利用海河水系南支——漳卫南运河继续向北转输漕粮，沟通明清漕运体系中黄河与海河两大流域间水运阻隔的问题。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都水监就酝酿了“开汶、泗水以达京师”的设想［9］201。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寿张县尹韩仲晖等相继建言：“开河置牐，引汶水达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贩。”［7］1608韩氏主张利用山东半岛西部的汶水自东向西流的自然特征，将汶水向西北引入卫河（即御河），以实现京杭漕运体系的全线贯通。这年正月，“诏出楮币一百五十万缗、米四百万石、盐五万斤，以为佣直，备器用，征旁郡丁夫三万，驿遣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等董其役。首事于是年正月己亥，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牐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六月辛亥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四十有八，赐名曰会通河”［7］1608。新修的会通河南起须城安山（在今山东东平县西，本为汶、济合流处），与济州河相连，经寿张西北到东昌再至卫河侧畔的临清，这一段不过是济州河向北的延伸。会通河的竣工，使得京杭运河中黄河向北至海河流域的河段得以衔接和贯通。

元代开通的济州河长75公里，会通河长125公里，再加上徐州至济州南的古泗水河段，从徐州以北的黄河至海河南支的卫河侧畔的临清这段京杭运河共有300公里。只有黄河、海河间的这段河道完全贯通，黄河与海河水系才能实现真正的沟通，而打通这条运河，使逾黄之舟顺利进入海河水系确非易事。自徐州北的黄河到卫河的临清，整条河道中经山东丘陵地带，地势是中间隆起，向南北两侧倾斜。据记载，元代运河从济州北至临清，地降90尺（约30米），比降约为1/8000；从济南至沽头闸（今沛县东）133公里，地降116尺（约今38.6米），比降约是1/4000。由于运河沿线地势是中间高两端低，且有局部起伏、更兼水源不足，必须沿程，“度高低分远迩”，设置船闸，分段启闭，以节蓄泄，才能通航［5］125。因此，会通河河段的开凿完成并顺利通航，实现了黄河与海河两大水系的沟通，至此京杭大运河全线才告成。

四、明清京杭漕运体系中黄河、海河两大流域间的水系及其利用

元代以后，沟通黄河、海河两大水系充分利用了鲁中山地的汶、泗二水系，无论是济州河，还是会通河以及济宁至徐州北的京杭大运河诸段，其水源均来自鲁中山地汶、泗二水系。汶、泗二水系的流向大体是自东而西，因此，这两条水系在鲁中以西对于沟通黄、海两大水系发挥了重大作用（见图2）。

汶水又名大汶河，源出莱芜市东南之牟汶河和沂源县西北之柴汶河，流至泰安市大汶口镇汇合而成。主河道北流，经泰安市北，肥城与宁阳县之间（界河），汶上县东部，于东平县老湖镇入东平湖。经东平湖又东泄称小清河，于平阴县界入河。全长210公里，流域面积8543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45.8立方米/秒，自然落差520米。水能理论蕴藏量6.27万千瓦。流域地势平坦，上游有少许低山丘陵，下游两岸为广宽平原，河宽阔。河口段原分两支，一支入湖，一支入运河，运河口1960年作坝堵塞。中下游支流稀少。主要有汇河。大汶口镇以下，可通航［10］92。引汶济运的关键工程在今山东东平县东30公里的戴村坝。明代永乐九年（1411年）重修会通河，宋礼采纳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在戴村附近的汶河上筑土坝遏汶水南流，走今小汶河西南流入南旺地区作南北分流（见图3）。引汶河至南旺分水解决了元代以来分水地点选择上的不足，元代开济州河时分水地点选择在济州城南会源闸，但济州（今济宁）以北南旺的地势比济州高出1.5米左右，故运河水很难越过南旺向北流。由于戴村坝的修筑，使汶水在南旺分为两道，“南流接徐沛十之四，北流达临清十之六……自分水北到临清，地降九十尺，置闸十有七，而达于卫；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闸二十有一，而达于淮”［12］2795。这样京杭运河顺利越过了“南北水脊”的南旺。

黄河、海河两大水系间，济宁以南至于徐州黄河以北的京杭运段还利用了泗水的故道。泗水亦名泗河，又名洙泗河。源出泰安市西北山丘，因其四源合为一水，故名。北宋以前泗河流经今山东曲阜、鱼台、济宁等县市，又进入江苏徐州，至洪泽湖龙集附近入淮。金代以后南段河道变迁，西南流经江苏省徐州、宿迁、泗阳在淮阴县附近入淮水。北宋熙宁中期，黄河改道又向东南流，至今徐州汇合泗河之水注入淮，泗河故道遂为黄河所夺。今泗水西流经泗水、曲阜、兖州、济宁、邹城至鲁桥镇与南阳镇之间入南四湖。全长159公里，流域面积2329平方公里。水系发达，支流众多，主要有小沂河等［10］213。由于金代以后，黄河夺泗入淮，泗水自徐州以下为黄河所占；而自徐州黄河以北又可溯泗水故道北上至今济宁以南的鲁桥镇一带，因此，这一段河道自然被黄河以北进入海河水系的京杭运河所利用，成为沟通黄河、海河两大水系京杭运河河段中最南的段落。

五、明清京杭漕运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卫河水运

在元代基础上开挖的京杭运河，经过明清两代的经营，长达1700余公里，贯穿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通连钱塘、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各大水系，南起北纬30度，北起北纬40度（见图4）［11］33。京杭大运河是现代人对于这条贯通中国东部沿海南北地区水上大动脉的称呼，而在明清两代正史《河渠志》中皆以“运河”为题专记沿线漕运。清代的漕运系统是在明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了康熙年间靳辅为避黄河之险而开中河，漕船不再经由黄河以外，其他各段与“明代无异”。也就是说，在元明漕运体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代漕运系统，与前代差别不大。因此，我们以明清两代正史《河渠志》为依据，研究卫河及其水运在明清京杭大运河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

《明史·河渠志·运河》（下作《河渠志》）对于明代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北水上漕运路线的构成状况记载甚祥。“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综而计之，自昌平神山泉诸水，汇贯都城，过大通桥，东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会卫河入海者，白河也。自临清而北至直沽，会白河入海者，卫水也。自汶上南旺分流，北经张秋至临清，会卫河，南至济宁天井闸，会泗、沂、洸三水者，汶水也。自济宁出天井闸，与汶合流，至南阳新河，旧出茶城，会黄、沁后出夏镇，循泇河达直口，入黄济运者，泗、洸、小沂河及山东泉水也。自茶城秦沟，南历徐、吕，浮邳，会大沂河，至清河县入淮后，从直河口抵清口者，黄河水也。自清口而南，至于瓜、仪者，淮、扬诸湖水也。过此则长江矣。长江以南，则松、苏、浙江运道也。淮、扬至京口以南之河，通谓之转运河，而由瓜、仪达淮安者，又谓之南河，由黄河达丰、沛曰中河，由山东达天津曰北河，由天津达张家湾曰通济河，而总名曰漕河。其逾京师而东若蓟州，西北若昌平，皆尝有河通，转漕饷军。”［13］2078据《河渠志》所记明代的漕运系统是依据不同区域水系构成的差异状况，在疏通和连缀自然河流河道的基础上建成的，因此京杭“运河”虽总名“漕河”，但由于所经不同区域水源构成的差别，故又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槽、江漕、浙漕之别。

根据《河渠志》中对于漕运诸组成部分的记载，明清两代的漕运体系自北而南大体分为：大通河（贯都城至通州入白河）、白河（自通州至直沽会卫河，又称白漕）、卫水（自临清至直沽会白河，又称卫漕）、汶水（自临清至济宁天井闸会泗、沂、洸三水）、南阳新河—泇河段（自济宁天井闸与汶合流、经茶城、夏镇达直口，又称闸漕）、黄河河道（自茶城秦沟至清口，又称河漕）、淮扬诸湖水（自清口而南至于瓜、仪，又称湖漕）、长江以南河段（即松、苏、浙江运道，又称江漕或浙漕）等八个部分。而明代京杭运河中的南阳新河—泇河段和黄河河道后来为会通河和避黄改运所代替，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经由明清两代，沿袭当今的京杭漕运河道体系，又可被划分为：通惠河，从通州到北京；潮白运道，从天津到通州；卫河运道，从临清至天津；汶洸运道，从济宁至临清；泗水运道，从清口至济宁；江淮运道，从仪征及瓜洲到淮阴；江南运河，从杭州至镇江等七大组成部分。这七大运道自南而北，相互贯通，连缀延绵，构成了长达1500余公里的东部沿海水上大动脉。卫河水运是明清京杭漕运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段。

在明清京杭漕运体系的诸组成河段中，自卫漕（即卫水或称御河）近旁的临清向南，经汶水、泗水诸段和南阳新河—泇河段，再与清河以北的黄河相交汇，这一河段被称为会通河。会通河在明清两代漕运体系中起到了连通黄河、海河两大水系的作用。会通河又称闸漕，元代济州河、会通河干线共有闸29座［5］127。就明清会通河而言，临清至徐州河段有闸50座，南阳新河上有闸9座，泇河上有闸12座，整个河道全部闸化［5］127。闸的作用在于分段节水，积水行舟。会通河上如果没有闸的节制，便不能行舟。故《河渠志》中说：“闸漕者，即会通河。北至临清，与卫河会，南出茶城口，与黄河会，资汶、洸、泗水及山东泉源。”［13］2078这里所说的茶城口在今徐州市北，是元明两代会通河与黄河交汇的地方，而北端的临清则临海河南系之一的卫河，对于卫河在整个明清京杭运河漕运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明代王琼《漕河图志》中收录的《孚应通利王碑记》中明确说：“御河者，古永济渠也。按史书，隋炀帝大业四年春正月，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七年春二月，帝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夏四月□临朔宫，徵天下兵会涿郡，击高丽。后巡幸往来，多由于此。今名御河，盖更之也。爰及辽金皆都于燕，国朝开辟以来，以燕为大都，历代因之，以为江河南北血脉通逵要路，转漕之功，商贾之利不为不多矣。自江南平定，混一区宇，又开会通河至临清北，横截而出于此。后南方诸国贡赋，数道钱粮殊无壅滞，悉达于京师，其利溥哉。”［4］218碑记中首先追溯隋唐以来御河（即卫河）的历史，指出元代定都北京以后，开会通河至临清，使卫河（御河）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卫河成为“江河南北血脉通逵要路”，卫河转输天下粮物“转漕之功，商贾之利不为不多矣”。由于会通河在临清与卫河交汇，通过卫河（或御河）的转输，“南方诸国贡赋，数道钱粮殊无壅滞，悉达于京师，其利溥哉”。由此可见，因转输贸易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卫河流域经济的发展，“江河南北血脉通逵要路”是元明以来人们对于卫河及其水运在京杭漕运体系中重要地位的客观认识。

六、明清京杭漕运系统中卫河与北运河的沟通

在元明清三代，卫河之所以被纳入到京杭漕运体系之中，并成为京杭大运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与卫河的自然地理特征分不开的。京杭大运河在黄河以北的河段充分利用了卫河作为海河水系最南支的水系特点，并以之为明清漕运体系的组成部分，实现了黄河与海河水系的沟通。

卫河是海河水系北流诸河中最南的一支，春秋时属卫地，故名，亦称御河。唐、宋以后称永济渠，以后又通称卫运河、南运河为卫河。在河南省北部、河北省南部。卫河源头有二：东源出自山西省陵川县南部、太行山南麓，南流折向东流称南峪河；北源出自河南省博爱县西南界沟附近（一作辉县百泉），南流称运粮河。两源在河南省辉县与获嘉县之间汇合后，东南流折向东流，经新乡、卫辉、滑县等市县，至南乐县出河南省，进入河北省境。在大名县南沿冀、鲁边界东流，至山东省临清县称为南运河。过山东德州市复入河北省境，于天津市静海县汇合大清河、子牙河，北入海河［10］86。卫河的源头在中原腹地的太行山东西两侧，其源流所经今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天津所辖15个地级市，67个县（市、区）的流域区间内，其河势从河源至尾闾大体作西南—东北走向。尽管卫河的整个河势大体作西南—东北走向，但就各段的河道具体走向而言也有明显不同。清代河南的滑县、浚县、内黄，河北大名，山东冠县，河北馆陶间的卫河河道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但馆陶以下临清至德州间的河道则大不相同。这一段卫河河道走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临清、郑家口、四女寺镇是三处重要的转折。自山东临清顺卫河而下经清河、武城至今故城郑家口一段，卫河河道几乎作南北流向，因此临清是一处转折；自今故城郑家口至今德州南四女寺镇，卫河河道又发生了变化，这一段河道基本上作西—东走向；而德州四女寺镇以下经德州、东光、南皮、沧州、静海至天津三岔河口与北运河交汇，这一段河道又几乎为南北走向，因此，临清、四女寺镇和天津的三岔河口作为卫河上重要的转折处，这三地后来都发展成为运河上著名的商业城镇。由于卫河的河势在临清以下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因此，京杭漕运体系便可充分利用临清卫河以下北流的特点，将其与南面的黄河河道连接在一起，实现与海河流域的沟通，而其枢纽就在临清。而临清卫河上游所有河道来水又可作为京杭漕运的水源，若将太行山东流诸水一并汇入卫河，那么临清以北京杭运河的水量便会大大增加。由此看来，把卫河作为京杭漕运体系中的一段应该是深思熟虑之举，这一举措充分利用了卫河及其流域内的自然地理条件。

山东临清、天津三岔河口是卫河流域两处最重要的枢纽之地。临清位于卫河与会通河交汇处，天津三岔口则地处南运河（卫河）、北运河与海河干流的交汇处，卫河与会通河、北运河的交汇，在元明清三代构成了一套沟通黄河、海河水系的水运网络。而卫河与北运河的沟通则完成了黄河以北至于燕山之下渤海之滨水运的顺利衔接，京杭漕运系统才最终得以构建完成。

卫河诸段名称各异。今天漳卫两河汇合处在河北馆陶县徐万仓，徐万仓以上称卫河，徐万仓以下至山东德州市武城县四女寺枢纽段河段称卫运河，又称漳卫运河；自四女寺枢纽至天津市三岔河口段则称南运河；南运河与北运河汇流后始入海河干流，卫河也就纳入到了整个海河水系的水运网络之中。作为海河南系支流之一，卫河自南而北，在流经“千余里”，跨越了今河南、河北、山东、天津等四省市后，又在天津三岔河口与西北—东南流向的北运河衔接，这一水系构成特征不仅扩大了卫河流域的影响范围，而且大大提高了其在明清京杭漕运体系中的地位（见图5）。故在明清的志书中，卫河除了有御河、漳卫河的名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名称——南运河。《大清一统志·顺天府》“南运河”条下记：“南运河即卫河下流。卫河自山东馆陶县与漳水合流，北至临清，会济、汶、洸、沂、泗五水，名南运河。”［14］857南运河在天津三岔口与北运河相交汇，北运河常称为白河。

白河历代名称最为混乱。自上游有潮河、白河两源汇合，后又潮白河之名，古又称沽河、鲍邱水。南至通州境有潞水、北运河之名。自通州而南，金及明代连同闸河及大通河（即元之通惠河），有通济河之名。元代又有名广济者。元代尚有自大都至直沽之运河通名通惠河者。南流至今天津，于旧三汊口会卫河，同为大沽河入海［13］97。故《大清一统志·顺天府》“北运河”条下记：“北运河在通州东。受潮白二河之水，温余河及西山诸泉之流为大通河者。亦自西山北来注之，经州南至张家湾，会凉水河。又南经故漷县北。又折而东经香河县西。又南经武清县东。又南至天津县界。合大清河入直沽。达于海。”［14］318大卫河与北运河交汇处在今天津三岔河口，此处是北运河、南运河和海河干流水运衔接的枢纽，早在曹操开通平虏渠时，三岔河就是平虏渠（即清河）、泒河、笥沟诸河的交汇处；隋炀帝开永济渠时，也利用了这里的水道，然后自此向西北航行，卫河的影响力也因之扩展到了燕山以南的地区。通过临清、天津三岔口两处枢纽，卫河（或南运河）向南与会通河相衔接；向北与北运河相贯通；利用卫河水运不仅实现了海河水系与黄河水系的沟通，而且还贯通了海河干流及其南、北水系，这在某种程度大大地扩展了中原水运在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

总之，元明清三代，在以都城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水运网络中，源于中原的卫河水运，已不再仅仅是京杭大运河的辅助通道，作为贯通中国东部地区的京杭漕运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卫河水运发挥了“江河南北血脉通达要路”的重大作用，对于卫河与京杭漕运体系的相互关系，我们应给予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1］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

［2］赵尔巽等撰.清史稿·河渠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中国河湖大典编纂委员会.中国河湖大典·海河卷［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

［4］王琼著，姚汉源，谭徐明整理.漕河图志［M］.北京：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

［5］陈桥驿.中国运河开发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6］钮仲勋.黄河变迁与水利开发［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7］宋濂等撰.元史·河渠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史念海.中国运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9］宋濂等撰.元史·世祖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朱道清.中国水系大辞典［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

［11］姚汉源.京杭运河史［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

［12］张廷玉等撰.明史·列传四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张廷玉等撰.明史·河渠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4］穆彰阿等修.大清一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6.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