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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特别节目:那些年生活在昆明的大师们

2023-05-09 09:50|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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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是谁呢?

梅贻琦、冯友兰 、朱自清、闻一多、胡适、沈从文、陈寅恪、叶企孙、梁启超、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杨振宁、许国璋、黄昆、任继愈……

70余年前的昆明,汇聚当时中国各领域的大师,他们在此任教,用学术、思想、知识及爱国之心创造了中国高校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那么这些大师在昆明留下了什么宝贵的文化与精神?他们在昆明的时候发生过什么趣事?获得过什么成就?他们对昆明对云南的映象又是如何呢?

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位在昆明生活过的大师。

说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不得不说一个人,他,梅贻琦。

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年),字月涵,天津人。

早年在南开学堂学习,是张伯苓的学生。1909年10月,由游美学务处第一批派遣直接留美。1914年回国,在清华学校任教,后再次赴美,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回清华任教。

1926年起历任清华教务长、代理校长等职,1931年12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

1938年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

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1962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病逝于台北。

梅贻琦在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不可泯灭的贡献。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

西南联大在物质匮乏,生活条件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培养了一届又一届的优秀学子、国家栋梁之才,西南联大学子中不少都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做出过重要贡献。

作为西南联大的实际领导者,梅贻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较好地平衡三校的关系,而且推动西南联大在战时的发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昆明时期,西南联大教职人员的工资虽随着生活指数的变化有一定的调整,但远远赶不上物价的飞涨,教职员的生活普遍困难。

梅贻琦主张创办清华服务社,利用清华教师的技术专长,为国家和地方建设部门服务,将所获得的利润分配给西南联大的同仁。

在战乱与贫穷的双重折磨下,西南联大非但没有分崩离析,反而成为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连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也不得不竖起大拇指:“这样的盛况,也只有梅先生能做到!”

如今,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不朽的传奇,巍然屹立在岁月的长河中,梅贻琦和他的同事在战争年代的贡献,已成为应举世追忆的独特遗产。

他是在困难中微笑的湘西歌者,他是20世纪30年代有名的多产作家,他以小说蜚声文坛,他与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周作人、杂文家鲁迅齐名,毕生出版小说四五十种,在新文学史上有相当影响,至今仍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高度重视。

他是沈从文。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年),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代表作品有《边城》《长河》《湘西散记》和《从文自传》等。他撰写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是一部开创性的专著,驰誉海内外。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 )曾在他的专著《凤凰之子一一沈从文传》中写道: ‘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

1938 年11月,沈从文受聘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次年,又受聘为联大中文系副教授,担任“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的教学任务。穆旦、鹿桥、马识途等著名诗人、作家,都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学生。

沈从文先生初到昆明时,居住在翠湖附近的青云街6 号,不久即搬到北门街蔡锷旧居,与杨振声教授等组成一个临时大家庭。

沈从文到昆明不久,即写了一系列散文,这些散文陆续发表于1938 年8 月25 日至11月17 日萧乾主编的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后来集结为散文集《湘西》于1939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同时,沈从文在昆明还完成了自己一生中“规模最大、最花力气的作品”一《长河》。

“在昆明,沈从文完成的长篇小说是《长河》,《长河》与《湘西》,不仅是沈从文定居春城后创作的新收获,而且以作品的思想的深沉和艺术的高超,同《边城》《湘行散记》前后辉映,成为沈从文一生艺术创作的两座丰碑。”

1946年夏天,西南联大宣告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北上,沈从文一家离开了昆明。因他的妻子张兆和准备回苏州住一段时间,沈从文送母子3 人到苏州后,独自北上应北大之聘,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从而结束在云南8 年的生活。

这位大师,他是中国近代最卓越的教育家、物理学家,他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和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

他在昆明,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祖国、为世界培养了一批物理人才,他当年的学生有杨振宁、李政道、钱伟长、郭永怀、黄昆、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王希季、胡宁等……

他是叶企孙。

叶企孙

叶企孙(1898-1977年),名鸿眷,以字行,上海人。

在我国近现代科学、教育事业创建和发展的历史上,叶企孙不只是一位先驱性的人物,而且还是位贤哲式的人物。

正如研究者所说: “叶企孙具有一位大师级人物所应有的一切品格: 渊博的学问、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奇特的志节和儒雅的文风。他是一位既有远大理想,又有务实精神的爱国学者。”

叶企孙的重大贡献在于在科学教育和科学的组织管理方面,他建立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建设北京大学物理系磁学研究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

特别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创建颇负盛名的清华物理学系和理学院, 聘请名教授来校,实行“理论与实验并重, 重质而不重量”的办学方针,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和清华大学在短期内跻身于著名大学做出重要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叶企孙先后住过才盛巷和北门街71号等地的清华单身宿舍,后因敌机轰炸昆明,他又迁到西郊的大普吉,与吴有训、赵忠尧、任之恭、赵九章等居住在一起。

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在物理系开设的课程有《电磁学》《热学》《物性学》《微子论》等。他讲课的逻辑性很强,层次分明,讲物理概念的发展和形成过程特别深人,根据时代的发展将新颖、多学科的内容结合起来,引人入胜。

据曾在西南联大做研究生和助教的钱伟长回忆:

“1939 年春季我从北京到昆明西南联大时,叶老师因为要到重庆接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把物理系二年级的热力学讲课任务交给了我,我在1933 年听过叶老师的热学、热力学的课,自以为学得不错,满口应承了下来,他同时也交给我有关的讲课笔记,以便接课方便。但在叶老师离滇后,我仔细按叶老师的笔记备课时,发现讲的基本原理虽然还是熟知的热力学的第一第二定律,但所引实例完全是有关金属学的热力学性质,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叶老师博览全书,他把金属学学术期刊上的最新发展利用热力学定律富有成效的部分,吸收入了讲稿。叶老师这份不到十页的讲稿,对我教育很深。在教学中,他认为教课不只是授学生以物理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使学生掌握获知科学的方法,从而自己能够获取新知识,发展知识,有所创造。因此,他通过教学,给学生以扎实严谨的学术训练,为学生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叶企孙与饶毓泰、吴有训等物理学家一起培养了一大批物理学人才,杨振宁、李政道、钱伟长、郭永怀、黄昆、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王希季、胡宁等不少学生和助教后来都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物理学家,对世界科学技术和我国科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被叶企孙破格推荐到美国留学深造的李政道回忆:

“1946 年春,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教授受政府委托,分别推荐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的优秀青年助教各两名去美国深造。吴大猷老师从西南联大的物理系助教中推荐朱光亚一人,尚缺一人他无法确定,就找当年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老师,叶老师破格推荐当时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我去美国做博士生。所以,没有叶老师和吴大猷老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叶老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正是有了吴大猷和叶企孙两位老师的推荐,李政道进人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后来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45年8月,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赴重庆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由叶企孙接任联大理学院院长,11月,联大常委梅贻琦离开昆明,到北平考察接收回来的清华园。梅贻琦不在校期间,由叶企孙暂行代理常委,主持校务。

1946年5 月4 日,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隆重的结业典礼。梅贻琦常委主持典礼并讲话,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相继致词,西南联大宣告结束。

此后,时任清华大学复校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叶企孙亲自指挥,将属于清华原有的图书仪器等打包待运。他先行一步,离开昆明,取道南京、上海,再继续北上,1946 年10 月,他回到阔别8 年的清华园,任清华理学院院长,并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长。

提起散文,《背影》、《春》、《绿》、《荷塘月色》等文章就印入脑海,因在课堂上的朗诵时,在品读时的思考时,朱自清先生就通过文字将那真挚的情感、真实的景物与真诚的灵魂深深的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们就说说朱自清先生在昆明。

朱自清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中国近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合影

1938年初与冯友兰等十多位教授,经广西、越南来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朱自清在昆明七、八年,住所多次变动,初到昆明时住拓东路迤西会馆,其址即今天的拓东第一小学。

然因昆明校舍不足,联大文法学院暂迁蒙自。朱自清在昆明休息、游览半月,同年4月初去蒙自。半年后联大文法学院迁回昆明,朱自清一家稍后亦返回昆明,住青云街79号,并创作《蒙自杂记》。

自从1938年9月28日昆明首次遭日机轰炸后,联大教授纷纷疏散到昆明郊区和呈贡县,朱自清一家迁往西郊的梨园村,梨园村在大普吉与黑林铺之间,距联大校部约九公里。这个村子也叫灵源村(今名龙院村),1940年暑期举家迁往夫人陈竹隐的老家成都。

第二年10月朱自清只身返回昆明。适逢清华文科研究所在北郊司家营成立,冯友兰任所长,闻一多任清华中文系主任兼文研所文学部主任。朱自清随即从龙院村迁司家营文研所。

朱自清在司家营住了两年多。当时教授们分散在郊外,为便于教学,每位老师的课都集中在两三天内,市内宿舍留有个人的单间或床位。朱自清的课排在星期三、四,头天下午进城,星期五下午回村。

在所里除备课外,朱自清还带研究生,王瑶(北京大学教授、文学史家)就是其中一位,在科研上,朱自清创作了专门讨论新诗的《新诗杂话》,这是朱自清在新诗理论上的又一重要贡献,其中绝大部分就是在司家营写的。

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1944年,由于敌寇空袭趋于缓和,朱自清从司家营迁往北门街71号的教员宿舍,在北门街朱自清为自己的《新诗杂话》和《诗言志辩》两书先后写了两篇自序。除了西南联大的课程外,朱自清还在私立五华中学(现昆明第十二中学)兼课。

朱自清为私立五华中学谱写校歌:“渺哉五华经正,流风遗韵悠长。问谁承先启后,青年人当仁不让。还我大好河山,四千年古国重光,责在吾人肩上。千里英才,荟萃一堂; 春风化雨,弦诵未央。坚韧和蔼,南方之强,五华万寿无疆。”

1946年朱自清由昆明返回北平,两年后再贫病中去世。当时报纸上有这样的标题:“一代文豪溘然长逝,朱自清“背影”去矣!”

但,朱自清的“真”还在,他的精神留在诗篇之中,他的思想蕴藏在文章之中,等待我们去品读,去学习,去追寻那真实、真挚、真诚的“背影”……

这位大师,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他上课,一般是学生,一半是朱自清、冯友兰、昊宓这样的知名教授,他是谁呢?

他就是旷世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作为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历史两系唯一的合聘教授,陈寅恪于1938年春经越南海防到达蒙自。在“地变天荒”的多难之秋,陈寅恪深知知识分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进行积极的文化思考和反思,以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为此,在1938年秋天联大文法学院转到昆明后,他就着手起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西南联大时期,陈寅恪授课是怎样的装束和神采? 在李钟湘的记忆中:“貂皮帽、衣狐裘、围围巾、手提蓝布小包袱,坐在南区小教室里,有时微笑,有时暝目,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同学如坐白鹿洞中,教室虽无绛帐,却也如沐春风。”

1939年10 月27 日,外文系学生许渊冲在昆中北院一号教室旁听过陈先生讲《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许渊冲记录了陈先生课堂幽默、风趣的一面。

“他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他说研究生提问不可太幼稚,如:“狮子颌下铃谁解得?”解铃当然还是系铃人了(笑声)。问题也不可以太大,如两个和尚望着“孤帆远影”,一个说帆在动,另一个说是心在动,心如不动,如何知道帆动 (笑声)? 心动帆动之争问题就太大了。问题要提得精,要注意承上启下的关键,如研究隋唐史要注意杨贵妃的问题,因为“玉颜自古关兴废”嘛。”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的时间算起来并不长,从1938年3月到1940年6月。但在西南联大时期,联大总教务长郑天挺说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是因为他的课常有联大的教授听讲。

陈寅恪每次上课,教室里都座无虚席,满满当当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朱自清、冯友兰、昊宓这样的名教授曾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

任继愈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中写道: 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析学系的助教、讲师多来听课,本科生反倒不多……

这位大师,是西南联大著名的“三剑客”之一,他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黄昆。

黄昆

黄昆(1919.9.2-2005.7.6),浙江嘉兴人,出生于北京。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1941年,黄昆在燕大毕业,受聘于人才云集、群星灿烂的昆明西南联大。他一边在物理系担任助教,一边又旁听了《分析力学》、《群论》《微分几何》等6门数理方面的课程。

从学生到助教,黄昆尽管饱尝了学业的艰辛、贏得了收获的欢乐,取得了满意的职位,走上了生活的道路,但他都把这一切轻抛身后,敞开宽阔的胸怀,用勤奋和智慧,遨游学悔,广征博采,锲而不舍,永不停步地向新的目标前进。

1942 年底,黄昆考上西南联大理论物理系研究生,导师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

左起:黄昆、张守廉、杨振宁

在这个时期,黄昆与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杨振宁、张守廉同住一间宿舍,经常为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又因他们三人因为总是在一起,学习又都好得不得了,所以成为西南联大著名的“三剑客”。

杨振宁对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生活,有生动细致的回忆。在《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一一我的朋友黄昆》一文中,杨振宁写道:

那所中学距离联大差不多三公里。我们三人白天经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我们的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里没有供应食水的设施,所以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到中学以前,花一个或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那些茶馆集中于大学附近的三条街上。通过那些喝茶的时间,我们真正地认识了彼此。我们讨论和争辩天下一切的一切: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的电影的细节。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记得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黄昆是一个英文小说迷,是他介绍给我康拉德(Joseph Conard)、吉卜林(Rudyard Kipling)、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和其他作家。这些作家的许多小说可以从联大图书馆借得到,也有一些是从杂货摊上买来的。这些杂货摊卖军用配给食品、军靴、奶酪罐头,也卖袖珍本的旧书,都是美国军事人员的个人用品。当时在昆明到处都是卖这些东西的地摊。我们的生活正如在别处也提到的,十分简朴,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就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了,可是就连这也不能经常享用。我们并不因此而感到苦,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物质上的奢求;我们也不灰心消极,因为我们得到丰富的知识上的激励与满足。尽管当时我们并未意识到,正是那一段极其清苦的日子,形成了我们研究物理学的情趣和风格,这对我们以后的研究生涯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并且黄昆认为,“讨论最能启发人们思考,学术空气沉闷只能是思维的窒息。”无数次的争论,使他们三人相互了解,进而结成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

1944 年春,黄昆考取了庚子赔款留英研究生。次年8 月,他负笈远行,远渡重洋到达英国第二商港的利物浦(Liverpooe),入柏雷斯托尔(Bristol) 大学,在莫特(F.Mott) 教授的指导下,研习固体物理……

这位大师,他是西南联大的一团火,照亮着西南联大,照亮着昆明……,他是闻一多。

闻一多

闻一多(1899年-1946年),湖北蕲水人。

著名诗人、学者,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朱自清对闻一多评价

西南联大存在了8年多,闻一多也在昆明生活了8年多。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3校南迁湖南长沙,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闻一多随校南迁,执教于临大,在文学院所在南岳上课。年底,南京失陷,长沙告急,临大决定西迁昆明。

闻一多经反复考虑,放弃乘车船,与黄钰生、李继侗、曾昭抡、袁复礼等11名教师一起,参加280 多名男生组成的旅行团,徒步人滇。

1938 年2 月19 日,旅行团从长沙出发,一路跋山涉水,餐风宿露,备尝艰苦,行程3500公里,历时68天。

闻一多沿途上重操本业,写生风景画100 多幅; 指导学生收集民歌民谣,后来编辑为《西南采风录》; 还蓄须明志,发誓非抗战胜利不剃。

1938 年9月28 日,日寇9架飞机首次空袭昆明,在小西门外投弹炸死我居民190 多人,数十人受伤。

当时闻一多去小西门昆华小学找上学的立鹏、立雕。走到西城埂,敌机已飞临市区上空,闻一多赶快到一墙下躲避,不想炸弹震落的砖石砸到头上,顿时血流满面。好在伤势不重,大约一周后恢复。但这一天的流血经历,给闻多和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从左至右)

10月上旬,闻一多与朱自清、冯友兰、罗庸、罗常培5人被聘为编制联大校歌校训委员会委员。1个月之后,常委会的校训定为“刚毅坚卓”,校歌采用罗庸作词、张清常谱曲的稿子。歌词云:“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充分表达了西南联大师生们关于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和教育兴国的高度认识。

11月,新学年开学,闻一多讲授“尔雅”、“楚辞”两门课。其中“楚辞”一门,首先讲《天问》,他的讲稿是四易其稿的《天问疏证》,逐字讲解,一学期仅仅讲了《天问》一篇。

这一学期,闻一多的爱国热情被抗日烽火点燃了,突出的表现是他积极参加昆明的话剧活动。1938 年底,由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千的西南联大话剧团成立,闻一多应邀担任导师。成立大会上闻一多勉励同学们说:“剧团成员要演戏,但不能荒废学业,一定要认真读书。”

此后他两度参与话剧演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课堂上,闻一多先生的授课,吸引着无数学子。当代著名学者、古诗词专家郑临川曾回忆道:

上课前,先生长衫布履,手提一只褪了色的旧布袋,目光炯炯地走进教室,拿了一张空着的木椅坐下来,然后把布袋挂在椅背上,从容掏出那只似乎是自己用竹根雕制成的小烟斗,装上烟丝,静静地抽着休息。响过预备铃后,室内渐渐人满,后来的就站在两旁的窗户外面候着,这些大半是外系来的旁听同学。上课铃一响,就立刻收拾好烟斗,从口袋里抽出讲稿,温文地打开,开始了妙语连珠的课堂教学。那美髯飘拂的丰姿,恰似一座神采奕奕的绝妙的诗人艺术塑像,特别是讲到得意处而掀髯大笑的时候,那光景更动人了。讲课时,不是照念讲稿,而是像进人了角色的演员, 通过熟练生动的台词,把诗中人物活生生地展现在观众面 前,语言是那么精练、形象而又富于诗意。我们曾称先生这种课堂教学艺术为现身说法的教学法,因为他讲时代背景像讲白己切身的生活经历,讲诗人活动像讲熟识朋友的趣闻轶事; 分析作品又像变成了诗人的化身在叙述这篇作品的创作过程。于是就使人听了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亲切感受,这时候,先生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渐渐把我们带进诗人创造的艺术境界,到达深人程度时,甚至使人发生这样的幻觉,好像是自己的一篇作品在被老师分析评讲,优劣得失非常清楚,不觉心领神会,得到无穷的启发和妙趣。

1945年8月11日,传来日本乞降消息,昆明城中群情沸腾,各报竞出号外,夜里还自发举行了群众游行。闻一多那时虽已搬进昆明城里,但正利用暑假去司家营办事,12日清晨,王瑶带着报纸赶往司家营,到时已经中午了。闻一多一听,就喜欢得跳了起来,马上到镇上小理发馆,把留了8年的长髯剃掉了。

闻一多先生殉难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坚持独裁政策,挑动内战,杀害了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闻一多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不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闻一多的生命被定格在47岁,他的精神,必将长存于人们心间,照亮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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