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上将的最后两天，怕人担心总说：我没什么，就是疲劳想睡觉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1982年的深秋，已经69岁的开国上将杨勇将军仍忙于工作。那时他时常咳嗽，起初只是以为染上了些风寒，自行调养即可。但是情况却没有如他所愿地好转，反而愈发加重，茶饭不思，彻夜难眠，让本来就年事已高的将军越来越消瘦。大家都知道此事不能耽搁下去了，赶紧请来了首长的保健医生王主任。

王主任赶来杨将军家里，先给他进行了常规的检查，到了触诊肝脏的时候，王主任愣住了：怎么摸不到肝？他继续调整位置，还是摸不到肝缘，马上就意识到大事不妙。

王主任的手指继续向腹部按压检查，位置越往下移动，王主任就越紧张，直到他在杨将军的肚脐下面，才摸到一个硬块，他再三确认，这竟然是杨将军的肝脏。王主任知道杨将军的病不寻常，必须抓紧时间，到医院做专家会诊。

和死神赛跑，重病之中安排工作

杨勇就住进了医院，经过严格的检查诊断，结果表明：杨勇上将罹患癌症，而且已经发展到晚期，癌细胞全身扩散，没有手术的可能了。

因此，医生只能通过药物维持他的生命，减少痛苦。这一次住院后，杨勇上将就再也没有离开，在病床上度过了生命最后的56天。

尽管杨勇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但他没有自我放弃，自怨自艾，而是从容不迫地安排手头的工作，开始和死神赛跑。他对大家说，医生说我还能活30天到60天，就算我还能活45天，除去最后10天脑子可能不清醒，5天用来处理私事，我还有30天时间可以工作。

此后，杨勇一秒钟也没有浪费，他是要打最后一个胜仗。接下来的日子里，被杨勇约到病房谈话的各部门负责同志每天都流川不息，他在争分夺秒地处理工作，也在与那些生死与共几十年的老战友，和共事时间不长的年轻同志话别，看不出伤感和沮丧。

说话时，杨勇依然用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对方，似乎没有注意到医生和亲友们回避的目光。连医生们都难以置信，面前这个说话有力的病人，肝脏已经大得超出脐下几指，而且几乎变成了整整一个巨大的癌块。

据杨勇女儿回忆，1983年元旦那天，杨勇已经非常衰弱。下午，他把全家人唤到床头，对家人们说：

“看起来我是不行了，趁现在清醒我说几句，就算是遗嘱吧。人活七十古来稀，今年我就七十岁了。我仔细想过了，这一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党对我很好，我也无愧于党。我死后，你们要依靠自己去生活，努力为党工作，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

杨勇说话非常清楚，一字一字地说。他只用几分钟就交待了身后事，谈了对每个子女的看法和希望，然后，吃力地挥挥手，说：“你们去吧，我要休息了。”说完，闭上眼睛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病房里传出了歌声和笑声，杨勇竟然在跟护士学唱当时正在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今天是46天！”杨勇看到女儿来看望他，就兴奋地说，“我今天刮了胡子……”

此时，老爷子确实神清气爽了些，一来他又从死神手里抢来了一天，二来他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他肩上的重担终于可以放下来了。后来，杨勇比自己估计的时间又多活了5天，直到临终，他的神志都很清楚。

医生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总是摇头。最后两天，他常常沉睡不醒，一旦醒来，怕别人担心，总要说：“我没什么……就是疲劳……想睡觉。”

1983年1月6日凌晨，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开国上将杨勇，因重病不治，在北京医院悄然离世，享年70岁。整整70年，戎马一生的杨勇终于可以安歇了。

而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依然恪尽职守，安排好手头上的工作，那无私革命情操和爱国热忱，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发图强。接下来我们将一起走进这位传奇将军的一生。

奔赴最前线，杨勇的军旅生活

1912年8月，杨勇出生在湖南浏阳县文家市。童年时代，北伐战争和湖南农民运动正蓬勃发展，杨勇的父亲和几个兄长都积极参加当地工农民主政府的工作。这样的环境使杨勇从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促使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工作中。

1928年，杨勇及其表弟胡耀邦一起考入浏阳一中，当时他们学校里有几位思想进步的老师，经常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这更让两位少年热血沸腾，立志长大后要搞革命。而且杨勇一直有“好男要当兵”的思想，觉得当兵是男孩子天经地义的事。

1930年，18岁的杨勇来到平江黄金洞五军随营学校学习，正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从此展开了大半生的军旅生活。半年后，杨勇被分配到新组建的红三军团第八军任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不久升任副大队长、大队长。

1930年7月和 9月，杨勇都参加红军围攻长沙的战斗。1930年冬，杨勇随部队进入江西东固中央革命根据地，几年之内，刻苦勤奋的杨勇连续担任了不同的要职，并且先后参加了中央根据地一至五次反“围剿”战斗。

杨勇作战果敢，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当时，因为环境艰苦，物质条件极差，战斗频繁，部队伤亡很大，杨勇一方面以身作则，一方面注意战士的思想工作，注意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他常说：“艰苦是胜利的开始，今天的苦是明天的甜。”所以，他带领的部队士气高昂，英勇善战，每次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

1933年10月，任红三军团四师十四团在绚口与敌遭遇，双方都措手不及。杨勇带头冲向敌人，战士们在他的带领下，猛打猛冲。战斗中，一发子弹自杨勇头顶中央穿破头皮，顿时血流满面，可他全然不顾，继续冲杀。

战后，他受到彭德怀团长的称赞，并获三等红星奖章。而同时，一块两厘米长永不生发的弹伤也留在了他的头上。1934年12月24日，杨勇率部队进入贵州。1935年1月，党中央机关进驻遵义。

红三军团以一部分兵力在乌江至遵义地段实行运动防御，而主力则集结在南白镇一带休整。由于转移以来，部队边走边战，减员很多，根据上级指示，红三军团由三个师缩编为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

陈连华为团长,杨勇仍为第四师第十团政委。红军进驻遵义后，国民党敌军集结了大量兵力围追红军，来到了贵州。红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于1月19日凌晨撤离遵义，向土城、赤水方向进发，但求能快速渡江。

可惜的是，川军刘湘的郭勋祺已抢先红军渡江，抢占了土城地区的有利地形，企图阻击红军。中革军委为了取得渡口通道，决定由彭德怀、杨尚昆来指挥红军奋力迎击川军。杨勇和团长陈连华带领部队随军团为左路纵队，于25日赶到土城附近准备投入战斗。

战斗前，朱总司令亲临红四师进行动员。听了总司令的动员，指战员的战斗情绪更加高昂。红军于28日拂晓发起攻击，激战3小时，突破了敌阵地，但敌人立即将预备队投入战斗，并赶来了增援部队，战斗越打越激烈，红军虽英勇顽强，但敌人并非肉袒面缚之徒。

久攻不克，原来敌人不是4个团，竟然是9个团，且武器装备精良。眼看形势越发危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亲临前线指挥，投入了主要兵力，可是依旧攻不下来。时间已经到了下午3点，战况依然非常激烈，红军损失惨重。

杨勇又一次率队冲锋，一发子弹从右腮穿入，从唇部穿出，6颗牙齿被打掉，血如泉涌。杨勇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便用笔下达命令。当时杨勇已经浑身是血，笔和纸全都染上了鲜红色，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继续参战，最终由于失血过多，体力不支倒下了。

战至黄昏，胜负仍未卜，毛泽东等领导命令部队停止战斗，决定西渡赤水河。杨勇负伤后随休养团行动。1937年9月下旬，杨勇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在抢夺制高点老爷庙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终于夺回了阵地。这一仗，杨勇左肩、左肘两处负伤。

1938年9月，日寇欲发起一场大攻势，派一0八旅长山口少将进驻吕梁地区的高石，并在汾阳城内集聚大量弹药、粮秣，随时准备起运。杨勇得知消息，决定用打伏击战破坏敌人的计划。

9月14日，杨勇接到情报，敌人运输支队已经出动，便率部队飞速赶到早已看好的伏击点。不久，满载日军士兵和物资的20辆运输车队进入了伏击圈。杨勇一声令下，3发炮弹命中敌人。随即杨勇率战士发动冲锋，经过一番战斗，200多名敌人除3名投降之外，全部被歼。

日军收拾尸体，足足装了5卡车。在前线的日军得不到弹药、粮食，只好杀马充饥。过了几天，日军又冒险开始运输，100多余士兵分乘几辆汽车，却只押了一车粮食。杨勇闻知消息，微笑着说:“让他们过去吧!”

愚蠢的敌人以为我军已转移，却不知是中了杨勇的计。18日，日军出动200多名士兵押送18车物资，再次遭到杨勇部队的伏击，日军全部被歼。吃了两次亏的日军，为保证运输，不得不抽调兵力在公路所有重点地段设立据点。

9月21日，日军的辎重、炮车、步兵，胆战心惊地通过了所有险要地段，来到了他们眼皮底下的王家池。谁知道杨勇早已率部潜伏， 300多敌人一个都没有跑掉，正在阵地中的山口少将也一命呜呼。

三次伏击战，歼敌近千，接连数天，汾阳城门紧闭，日军焚烧尸体的烟雾不断。日军恨透了杨勇，竟不顾一切地送来挑战书。“吕梁三捷”作为我军抗战时期的成功战例，广泛流传。杨勇的神勇与智谋也于此得到了充分地体现。

1939年3月，一一五师东进，杨勇率六八六团一部留鲁西建立根据地，扩大部队，7月初，六八六团扩编为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委。8月1日，日寇400余人进犯梁山地区，杨勇率军迎击，经一昼夜激战，敌军全部被歼灭，而且还缴获3门野战重炮。

梁山战斗是我军在兵力与敌相若而武器装备弱于敌人而全歼敌人的一个模范战例。1941年，杨勇奉命到延安军事学院高干队和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4月重返前线，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8月，任司令员。

在抗日战争的这一段时期，杨勇在环境艰苦复杂的情况下，单独开辟并负责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大力加强部队和民主政权的建设，部队扩大到10万人，根据地扩大到包括50多县10多万平方公里，抗击、歼灭和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和伪军。

1946年4月，国民党公开撕毁停战协议。1946年4月，杨勇率领第七纵队参加了陇海战役、定陶战役、滑县战役，一举打破了国民党的计划。

1947年3月16日，杨勇担任司令员，旗下是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因为杨勇长期接触刘邓首长，并把刘邓首长的指挥思想运用到他指挥的实际战斗中，在他的指挥下，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逐步形成了灵活果断，攻守兼备，英勇顽强的作战风格。

1947年8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分三路开始千里挺进大别山。在此过程中，有很多泥泞沼泽，让人望而却步。连死都不怕的杨勇怎么会被这自然环境难倒，为了激励士气，他身先士卒，鼓励大家也勇往直前，干部战士无不被他的行动所感动。

在他的带领下，部队历经重重困难和险阻，终于到达了大别山。同年10月，统一组织和指挥了高山铺战役。这一战是经典的以少胜多，第一纵队仅仅伤亡了9人，而被歼灭的国民党军人数高达5700多人。

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司令员，参加了著名的渡江战役，解放了20余座城镇，包括衢州、景德镇、上饶等。11月进军西南，解放贵州后，率第5兵团主力和第3兵团一部参加成都战役。杨勇率部返回贵州途中，接到了中央任命他为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的通知。

卸甲从政，杨勇治理下的新贵州

1950年1月14日下午，五兵团经过长途跋涉，回到了贵州省会贵阳市，杨勇开始了他接管建政、除旧布新、建设新贵州的使命。

为了尽快完成全省的接管工作，杨勇请出了一大批知名人士如周素园、李侠公等担任各方面的领导工作，在各地、市、县也留用和重新安排一批受人尊敬的老人，然后按照系统自上而下进行交接，逐步建立新机构。贵州全省的接管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不到半年，接管建政工作基本完成。

贵州匪患素来严重，后又由于国民党逃跑时丢下了一批残兵败将，潜伏下来一批特务暗探、兵匪狼狈为奸，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恶势力。到1950年2月底，贵州有30多个县城为这批匪徒占领。为清除匪患，杨勇召开专门会议，布置剿匪，他说：“留下一个匪患，都是我们五兵团的耻辱!”

与此同时，杨勇还号召全省人民积极投入剿匪肃特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全省掀起了一个整顿社会秩序的高潮。

杨勇不断在全省各地巡视，布置剿匪，并亲自组织围歼金沙、羊场和息烽等地土匪的联合作战，给各地残余的土匪以极大的震慑，不少土匪主动交枪投诚。经过几个月的清剿，全省各地的匪特基本肃清了。杨勇受到了中央西南局的表彰。

在接管建政、清剿土匪的同时，杨勇还积极组织全省人民开展生产自救。解放前，贵州的工农业都极为落后，商业和交通运输的状况也相当差。生产的落后，加上国民党逃走时的大肆破坏，贵州的经济几近崩溃。

面对这种情况，杨勇号召全省立即开展生产自救，号召用勤劳消灭贫困，恢复和发展生产。为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杨勇一方面号召开展生产节约运动，一方面四处筹借，为困难企业提供了一批贷款，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在政府的号召下，广大工人积极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位工人把结婚用的钱也拿出来交给厂里买原料，全省各城镇成了一个生产自救的热潮。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也随之振兴起来，全省呈现出一片生机。

在广大农村，杨勇则号召农民开展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为中心的反封建斗争。通过斗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激发起来，这一年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不少农民吃上了有生以来的大米饭。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生产迅速恢复、经济回升、大批失业和闲散人员得到安置，社会秩序随之好转，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在这之外，杨勇还在贵州采取了强有力的戒烟禁毒措施，他成立了专门的禁毒委员会，主持禁烟工作，还组织建立戒烟科研所，组织人员传授戒烟意义、方法、技术。

当时，戒烟的宣传品成千上万，发到了千家万户。至次年底，危害贵州人民达百年之久的烟毒得以彻底禁绝。广大人民对杨勇的这一举措十分拥护，他们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杨勇还组织开展了大量的扶贫济困工作。哪里群众有困难，杨勇就赶赴哪里，通过一年的努力，贵州省改变了面貌，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贵州刚解放不久，曾经有苏联顾问到贵阳拍电影，他指明要拍这位立下赫赫战功的杨勇。可是杨勇却说：“不要拍我，少拍领导，多拍群众。”

苏联顾问说:“你是贵州解放后第一任省主席，又是战功赫赫的五兵团司令员，怎么也应该多拍些镜头。”杨勇说：“贵州解放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全省人民支援得来的，要拍就多拍他们吧。”

1950年12月20日，对杨勇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一天。刚刚接到中央军委调令的他，已卸掉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之职，前往南京军事学院报到。他虽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只有一年，却深爱着贵州。

带着许多未了的心愿，一大早，他和警卫员提着背包和简单的行李，放上吉普车，准备悄然辞别，登上新的征程。然而大门一开，杨勇怔住了。人们一下从四处拥了过来，呼喊着“杨主席，辛苦了！贵州人民感谢您!”

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一个个亲切的声音，望着这片热土，望着这依依难舍的人民，杨勇抑制不住了，一行热泪流过了面颊。

1954年至1957年，杨勇先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主持志愿军工作。1955年9月，杨勇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10月，杨勇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次年10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他狠抓军事训练，多次组织大规模的练兵运动。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最后一个元旦的深夜

1983年元旦过后的一个深夜，忙碌了一辈子的杨勇将军与世长辞。他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身经百战练就了铮铮铁骨，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帮助贵州逐步走上了正轨。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心系祖国的发展。这感人至深的故事将永远在这片大地上流传。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