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江南制造总局的“强军梦”

李鸿章作为曾氏的得意门生，在兴办洋务方面有着超出其老师的敏锐与魄力。我们在2013年第6期《文史天地》上刊载的《太平军两战上海》一文中提到，1862年，李鸿章率领新组建的数千淮军，乘坐上海士绅租来的7艘外国运兵船抵达上海，击退了李秀成部太平军的进攻，在这片华洋杂处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经过上海地区的几次作战，以及与西方人特别是“洋枪队”的接触，李鸿章深切地体会到了西洋枪炮的“绝妙精厉”，开始着手建设自己的兵工厂。在此之前，曾国藩已于1861年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并于1863年制造出了我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黄鹄”号。李鸿章到上海后，先后创办了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不久，曾国藩派容闳赴美国购买“制器之器”，李鸿章则认为赴国外购买机器“路远价重”，“功效迟速，利弊轻重，尤非一言可决”，并产生了一个新的构想：“于就近海口，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进退之权既得自操，尺寸之功均获实济。”方向既定，他委派精明强干、熟悉洋务的丁日昌负责筹办此事。

江南制造局在制造西洋重炮

被李鸿章誉为“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果然不负厚望。他先是在上海采买了各种“制器之器”，又在1865年5月访得了一家待售的机器和厂房。这家工厂位于上海虹口，是一位美国商人索尔的旗记铁厂，“能够制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基础良好，机会难得。李鸿章大喜过望，感到“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当即令丁日昌速行议定，将此厂盘下。丁日昌经过谈判，将购价从白银10万两减少至6万两，于是年8月成功购得此厂。关于购厂资金的筹措还有一段小插曲。正当丁日昌为经费紧张而发愁时，海关通事唐国华等因贪污被革职羁押，急图破财消灾，主动提出报效赎罪。唐氏游历外国多年，擅长与西方人打交道，他与同案几人凑足了4万两白银，买下旗记铁厂的厂房设备献给朝廷，求免牢狱之灾。丁日昌与李鸿章一样，都属于成大事不拘小节的实干家，当即释放了这几个人，并另以2万两白银收购了该厂的铜、铁、木材等剩余材料。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865年9月，时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正式上奏清廷，奏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他在奏折中写道：“该厂一经收买即改为江南制造总局，正名办物，以绝洋人觊觎。”接着，将原先所办的几家枪炮厂设备归并于该厂，容闳从美国纽约向朴得南公司所购买的100多台机器也归入该局使用。9月29日，清政府正式批准该局成立。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原铁厂的厂房明显不敷使用，加之虹口地区时为美国租界，西方人反对在此生产军火，江南制造总局于1867年8月从虹口迁入老城厢以南沿江的高昌庙镇。

二

迁入高昌庙新址后，江南制造总局迅速发展起来。1868年至1871年间，先后建成了木工厂、熟铁厂、铸钢铁厂、机器厂、锅炉厂、枪厂、轮船厂等7个下属厂。同时，在制造局内设置了中国近代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翻译馆，1868年又将上海同文馆迁入，正式命名为广方言馆。1911年前，制造局生产的产品主要有机器、轮船、枪炮火药和钢材4大类，具备了较强的近代工业生产能力。

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是军事上追求“自强”的产物，轮船和枪炮制造自然是优先发展的建设项目。1868年7月，由徐寿、华蘅芳等人负责制造的江南制造总局第一艘兵舰竣工，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为之取名“恬吉”号，“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也”。（1875年光绪皇帝即位后，为避其名“载湉”之讳，该舰改名为“惠吉”号）。该舰在吴淞口至长江口试航，轰动上海滩，当年的《教会新报》对此有详细报道：

惟我中国设制造局四处，乃上海、金陵、武昌、福州也，上海局最早。而昨日新造轮船，亦为始成，时于7月29日，轮船造作完成，即驶入浦，船舱有上海应道宪、局总办、管理轮船委员。船尾插有一面新艳黄色龙旗。由高昌庙十点钟零三分开，行至英美两公馆之中，临近陆家嘴时十点廿三分，铁皮与天平轮船，各放三炮，以作庆贺之意。继续驶至吴淞不过一点钟零三分时候，吴淞岸开炮庆贺，应观察各员登岸。其未登岸者即将轮船开往大洋，计一点钟时，开至大洋一海岛处，约二百一十三里之遥，风逆浪大，船行甚稳。按一点钟可行三十六里，于本月初一日六点零二十分，由海岛开回，途中停泊十五分，到吴淞十二点钟零五分，按一点钟行三十七里，至上海正一点钟，到高昌庙码头两点零二十分。所用之煤一点钟约烧两担，一日计用十吨煤。上海官民无不欣喜。

曾国藩也亲自登上该船试航，并满怀信心地说：“原议造四号，今第一号系属明轮，此后即续造暗轮，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余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筒，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

此后十几年间，江南制造总局共造军舰8艘，最大的海安、驭远两舰，长300尺，宽42尺，马力1800匹，受重2800吨。李鸿章曾骄傲地说：这两艘军舰“在国外为二等，在内地为巨擘”。

枪炮弹药的生产也是江南制造总局的重头。据统计，1867年至1894年间，共制造各类枪支5.1万余支，各类火炮585尊，水雷563具，各类炮弹120万余发，铜引441万余枚。这些武器装备主要供北洋水师和陆军使用，一部分调拨给南洋系水陆军及其他部队，对中国近代军事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的对日军事冲突、80年代的中法战争以及90年代的甲午中日战争中，都发挥了不容抹杀的积极作用。

由于经费筹措的重大困难以及管理等方面的严重问题，特别是李鸿章渐渐倾向于以从外国“购舰”代替“造舰”，1885年以后江南制造总局的发展受到限制，造船事业更是一度中止。1905年，在两江总督周馥的主持下，江南制造总局分为上海兵工厂和江南船坞，从此局、坞分家，开始了“官办民营”的历史。进入民国以后，江南制造总局几度变迁，屡经炮火，1949年国民党撤离上海时，更将造船厂的船坞、舰台、发电机和主要车间炸毁，使其丧失了基本生产能力。

三

江南制造总局的兴办，是晚清时期一个破天荒的创举。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清政府被迫接受了技不如人的残酷现实，不情愿地迈开了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主的近代化步伐。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源于军事上的需要，它的发展和影响，又远远超出了军事的范畴，开创了一系列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它造出了第一批车床、刨床、锯床等近代化机器，第一台水管式锅炉，第一座炼钢炉，第一磅无烟火药；它接纳和培育了第一批翻译家、工程师和具有相当水平的技术工人；它第一次为我国知识界提供了大批与当时国际科学技术紧密联系的书籍……它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和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近代化进程，都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然而，由于江南制造总局长期处于官僚的控制之下，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以及阴暗面，尤其是衙门式的管理模式，冗员充斥，任人唯亲，派系争斗，贪污横行，浮糜浪费，黑幕重重，都进一步加深了它的负面影响。同时，它在技术、设备上严重依赖外国，也制约了正常的发展。关于这些问题，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以及在华的外国人都看得非常清楚。1879年，清廷首任驻英、法使臣郭嵩焘在卸任返华途中，听闻曾长期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工作的英国人傅兰雅说起了这样的情况：

一日至铸枪厂，见用开通内膛机器，一童子司之（凡小件机器，西洋多用童子司之，上海亦仿用其法），惟用车口机器长二寸许，轮转不息。因诘童子：此当开通内膛。舍长用短，是不求通也。童子窘不能对，因曰：吾每月工食三元，仅够用此机器。问何意，曰：不过挨延岁月而已，横直总办不能知，莫吾诘也。……泰西制造机器所应取效者，岂（值）﹝止﹞枪炮而已哉？人心风俗，偷敝至于此极，即有枪炮，亦资寇兵而赍盗粮而已。然且相为欺诬浮滥，处之泰然。

郭氏“闻傅兰雅之言”，也只能“为之悼叹”而已。几天后，郭嵩焘有感于日本自明治以来锐意改革的鲜明对比，在日记感慨道：

日本求矿学于德国，求主塘坝工程于荷兰，经营招致，进而未已。兼闻其修造铁路求之英法两国，安设电报求之丹国，一皆用其专精之学为之。传曰：邻之厚，君之薄也。日本为中国近邻，其势且相逼日甚。吾君大夫，其旰食乎！

郭嵩焘是晚清时期少有的在近代化问题上的清醒者和先行者。他对于洋务事业的悼叹，对于近邻日本的隐忧，契合了江南制造总局为代表的洋务运动走向失败的结局。以前面提及的8艘“江南造”军舰为例，几乎无一善终者。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驭远”、“澄庆”二舰在遭遇法舰后避入石浦港，竟畏敌自沉。直到80年后的1961年，“驭远”舰才被打捞出来重见天日。另一艘“操江”号的命运更令人唏嘘感叹。1894年7月25日，“操江”号自山东威海运送物资到朝鲜牙山，在丰岛附近海面遭遇日本舰队，因实力不逮，逃跑不及，挂起白旗投降，被日军俘获。舰上的82名水手，成为甲午战争中最初的清军战俘。该舰被俘后，编入日本联合舰队，改作训练用舰，竟被当时的中国舆论大大嘲笑了一番。1894年8月3日的《字林沪报》称：“操江”号是江南制造总局建造的第2艘军舰，“阅时既久，且系试造之船，一切质料器具皆不甚坚固，中国已弃置勿用，倭人不加详察，遽欲以我之矛陷我之盾，其想奇矣，顾其计亦左矣。”《申报》则在10月8日报道：“操江既小且旧，为中国所不甚爱惜，倭人得之乃视作珍宝，竟置之兵舰之列，亦可见彼国海军船只，漫无拣择矣，虽多亦奚以为。”然而，正是这艘被国人视为“敝帚”的操江舰，却在日本人手中得到充分利用，1903年从日本舰队退役后，又长期在神户港充任检疫船，直到1965年才被拆解，成为北洋舰队中寿命最长的军舰之一。

那一页屈辱的历史终被沉重翻过。新中国成立后，这所百年老厂焕发了新的青春。1953年，正式改名为江南造船厂，长期代表着民族工业的最高发展水平，就是在这里，继续创造了许多新的中国第一：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艘自行设计的远洋货轮，中国海军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军舰。1996年，江南造船厂更名为江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船厂整体搬迁到长兴岛，揭开了新的历史一页。2010年，在它的旧址上，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如堵如织的人潮与这片写满传奇的土地，再一次见证了沧桑中国的历史时刻。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42期

【作者系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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