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大校长换届大会 ：透露出什么玄机？

而作为整个大会的主角，熊思东校长的发言似乎远不如他的形象吸引人，所谓“就如何做好苏州大学的校长”的四点想法——“忠诚、担当、勤政、干净做人”在表面上也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干部标准，或者说更像某个地方政府官员的任职表态。

这就形成了一个滑稽——省长的发言讲的是校长如何干，而校长也就只能作官员式的表态。省长发言的“行政化”和校长发言的“去教育化”，这构成了大学人事任免的顶端性滑稽，从大学校长往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滑稽会一层层地往下复制，从而形成备受诟病的“行政化”问题——相对于其他机构，大学并未突显出教与学的重要性，行政人员管理并阻碍着大学的变革，教授则拼命去挣个一官半职。

二、中国大学“政治化”远重于“行政化”

需要较真的问题是，大学校长“去教育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们报以厚望的熊校长为什么发言没有提出一点教育的理念、主张？是当时不适合提，还是不能提，抑或是暂时还没能提出系统的发展理念。

在笔者看来，“去教育化”是目前公办大学、党管干部体制下校长的不得不为。体制是能够“吃人”的，它能够使一个充满教育梦想的教育家不得不去妥协（比如南科大的朱清时），在各种体制、资源的限制中去谋求发展。所以，目前中国高校尤其是地方性的院校发展中，书记和校长的整合资源的能力往往比他的教育理念更为重要。

而地方院校最主要的资源支撑则来自于党委、政府。为此，高校书记、校长不仅要与地方党委、政府的分管领导搞好关系，同时高校自身的发展理念、机构设置都要与政府部门相一致。高校内部所谓的“行政化”问题，实际上并非是自身的痼疾，而是大学的领导体制、资源支撑体制的制度性顽疾。也就是说，高校的“去行政化”，实际上是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应当是“去政治化”。这种“政治化”至少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高等教育接受党的领导，更主要的是对人事组织的领导。在我国的法律和公共政治制度体系中，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大学的组织管理必然要接受党的领导。这种领导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的方针路线由党决定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大学的书记、校长等人事由党组织任命，高校师生的意志必须服从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第二，高校的办学资源主要依赖于地方党委政府的财政性拨款和横向的资源协同。在一个捐助体系、市场经济体制和校友校董制度并不完备的阶段，中国高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性拨款，同时需要地方政府在地、钱、人等方面提供大量的支持。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短”，高校在获得党委政府的资源的同时，必须为当地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当前大学纷纷搞“智库”、“协同创新中心”即是出于此道理。

第三，高校内部机构与地方党委政府职能部门呈现为“职责同构”现象。在高校党委端口一般有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纪委，团委等机构，在行政端口则对应着教育部（厅）分别设立了学生处、招生就业处、科技产业处、社科处、研究生院、人事处、国际交流处等部门。

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理论中称之为“职责同构”，是指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统一、一致。这种机构设置实现了党委和政府对高校内部管理的延伸，同时也方便了高校与教育主管部门索取资源。比如，原先高校的招生与就业分别归于教学和学生工作，但在教育主管部门单独成立事业单位“高校学生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后，众多高校便相应成立了招生就业处。

三、中国大学的未来：“去政治化”与“行政优化”

规范意义上，行政指国家行政机关运用组织、领导、计划、人事、协调、监督、财务等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而在大学组织中，所谓的行政实际上是各种组织、控制、协调、监督等特定手段发生作用的活动的总称，在宽泛意义上实际上就是“管理”，是对教育、科研、社会服务工作的管理。在这一层面上，“去行政化”显然不可能。

目前几乎所有的“去行政化”的主张，目标大致在于这些方面：行政部门官僚化、高校行政权高于教师和学生民主权力、行政主导并限制学术教学活动、学术权力官僚化等等。这些问题几乎都根源于上述的“政治化”问题，并又因现代组织科层制的固有弊端而放大。

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去行政化？

在笔者看来，“去行政化”本质上是个伪命题。行政化只是表象，政治化则是根本。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可能不要行政，不要管理，这完全违背人群聚集后有效组织的客观需求。但“政治化”似乎也没有办法改变，一旦改变就是挑战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不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中国公共政治的改弦易辙。

破解之处又在哪里？

在高校的权力格局中，行政、教师、学生构成了内部权力生态，党委政府、市场、家长公众则构成了外部的权力主体。中国大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这多元权力体系的优化均衡，以改变目前党委、政府，行政权力的片面独大。

因此，所谓的去政治化，实际是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管的前提之下，在外部市场、公众、家长等权力主体的资源支撑之下，对高校内部权力系统的改革优化。具体而言，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党委政府改革高校领导和主管方式，在保障财政经费、人员任命的基础上，只作高等教育宏观上的顶层、中层理念引导和制度设计，不对高校内部具体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具体制度、措施进行限制和目的性引导。用克强总理的话说，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等方面由市场去管理，这不仅有利于效率实现，更有利于效用实现。

第二，高校要破除对党委、政府的单纯性依赖，在现有的政策空间内尽最大可能地去争取资源、投资资源、发展资源，以实现高校经费收益渠道的多元化，并积极发挥自身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方面的优势，对企业、社会的发展提供支持并获得收益。

第三，高校行政要树立“行政即教育”的理念，在机构设置、职权配备、教育教学、社会服务、学术研究等方面，确立一切服务于人才培养，一切都是人才培养的教育体系。行政人员不应只是组织管理，更应当实现对学生的实践性教育，否则韦伯早就说过科层制的官僚化必不可免。

第四，实现高校内部权力生态的均衡发展。大学不只是校长、书记、院长的，更是教师、学生的。正如绝大部分“去行政化”坚持者所说，要实现教授治学，学生、家长协同参与的权力格局。所以，如何实现曹省长和熊校长所说的“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亟待破解。

一切措施，实际上都早已有了口号——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

关键在于，何以致治？

希望在下一次换届大会上，熊校长心中不要想起今日朱校长的“诗作”——

请大家怀大慈大悲之心

忘掉他的过去

宽恕他的过失

让他遂愿的

默默地守候着他深爱着的美丽的校园

憧憬着苏大美好的未来

聆听钟楼清脆的报时声

在风雨中

慢慢的完成生命的凋谢

2016年1月17日1时23分

【作者：山野村夫；AnotherU原创声明，转载请注明出处。】

文章来源 ：http://www.91anu.com/article/689051918584123392.html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