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笔记整理（九十九

        十七年的杂文与“三家村”

         一、三次理论探讨

        1、杂文时代是否过去？

       1950年4月4日，黄裳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杂文复兴》一文提出问题：“解放以后，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问题似乎并未得到结论，然而事实则是杂文的沉默。”

        2、“苏式小品文”的引进

        1954年2月，应《真理报》邀请，《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苏联。1954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代表团成员、《中国青年报》负责人陈绪宗的文章《小品文——进行思想斗争最灵活的武器》，全面介绍了“苏式小品文”。

        “苏式小品文”是“报纸进行思想斗争，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武器”，其任务是在“已经消灭了对抗的阶级”的前提下，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懒汉、自私自利分子、官僚主义者”进行斗争。“小品文是一种讽刺的文章。……它接近文学作品。它是用轻松的文学的语言来写的；它里面有情节，有艺术形象，有稳喻；它的最大的特点是有笑——种揭露性的笑。”“苏式小品文”的讨论恢复了杂文的批评与笑的功能。

        3、“小品文的新危机”

       1957年初，在“百花齐放”的气氛中，徐懋庸发表了《小品文的新危机》一文，文章指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杂文“是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那么，这类小品文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呢？”

         二、两次创作高潮

        1、1956—1957年的杂文创作高潮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杂文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创作高潮。《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全国有影响的报刊纷纷发表杂文。许多搁笔多年的杂文家重新拿起了杂文的笔。现代文学史上一批著名作家加入了杂文写作的队伍。一批年轻作家从这时候开始了杂文写作。出现了一批影响大的杂文作品，如巴人《况钟的笔》、《论人情》、钟惦棐《电影的锣鼓》、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徐懋庸《小品文的新危机》，也出现了一批见解不俗、很有艺术品质的杂文作品，如唐弢《孟德新书》、李健吾《蛇与爱》、秦牧《宣扬友爱的民族传说》、周作人的《谈毒草》等等。

         2、1960—1962年的杂文创作高潮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杂文写作重新得到鼓励，出现又一次繁荣的局面。《人民日报》开辟了一批有关读书的栏目，重新启动杂文创作的发动机，北京的《北京晚报》、《前线》杂志以及各地报刊媒介也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杂文，其中比较著名的杂文专栏有阿英的《读书札记》、唐弢的《晦庵书话》、路工的《访书见闻录》、邓拓的《燕山夜话》、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夏衍、吴晗、廖沫沙、唐弢和孟超的《长短录》、宋振庭的《星公杂文》、李欣的《老生常谈》、张黎群的《巴山夜谈》、丹丁的《历下漫话》等。

        三、两次重创

        1、反右运动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杂文创作重新回归萧条沉寂的状态。杂文家遭遇重创。徐懋庸、宋云彬、秦似、曾彦修、平心、舒芜、陈梦家、吴祖光、李长路、唐达成、文怀沙、鲍昌、蓝翎、邵燕祥、邓友梅、焦勇夫、沈同衡、丁聪等杂文作者却因为发表杂文成了右派。费孝通、黄万里、罗竹风等专家学者也是因为发表杂文被划成右派。

        2、文革爆发

       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杂文创作退潮。不久， “文化大革命”爆发，杂文再次遭遇灭顶之灾。

       四、“三家村”杂文

       1、“三家村”释义

       “三家村”指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三位杂文家。这三位杂文家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并且都在中共北京市委担任重要职务。“三家村”得名于他们三人1961年至1964年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辟的“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三家村”即三个人的意思。为了这个杂文专栏，他们合用了一个笔名吴南星。“吴”用的是吴晗的姓，“南”用的是邓拓的笔名“马南邨”中的“南”字，“星”用的是廖沫沙原来的笔名“繁星”中的“星”字。

       2、邓拓

        原名邓子健，福建福州人，1912年2月26日生，1929年考取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转入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1934年插班到河南大学历史系就读，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1937年出版《中国救荒史》，成为中国这一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1937年到达晋察冀边区， 1944年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1949年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并受聘为北京大学兼各教授。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6年主持了《人民日报》改版工作，推动了杂文写作的复兴。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以“按兵不动，不积极贯彻中央精神”为名，斥责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同中央唱抬反调”。后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文教工作。1966年5月18日凌晨自杀辞世。

       3、吴晗

        原名吴春晗，浙江义乌人，1909年8月11日生，1928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第二年升入社会历史系。1930年写成《西汉的经济状况》得到胡适的赏识。1931年经胡适推荐，成为清华大学工读生。1934年留校任教。1937年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授。1949年吴晗受中共中央之托接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1949年11月，当选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9年，吴晗响应毛泽东的建议，研究海瑞，先后写成《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并创作了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爆发后，吴晗不断被揪斗、毒打。1968年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0日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4、廖沫沙

         原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1907年1月16日生。1927年参加革命活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开始在报刊发表杂文，抗日战争我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曾在桂林《救亡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等报纸任职。1949年以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长、统战部长等职。1962年以繁星为笔名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杂文集《分阴集》。“文革”期间，被批斗和劳动改造，1978年结束流放生涯，成为“三家村”唯一的幸存者。1990年去世。

       5、邓拓的杂文

       邓拓杂文主要包括他为《北京晚报》开辟“燕山夜话”专栏，用马南邨为笔名，自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写的150多篇杂文和他为《前线》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写作的杂文。

        6、邓拓杂文的特点

       邓拓的学术背景和政治经历对他的杂文写作有很深的影响。他深入研究过中国经济史，既有经济学的专业知识，也有历史学的学科态度。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他对政治自然有很深的心得。这一切使他的杂文既有深刻的政治敏感，也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他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其许多杂文都可以作为对当时许多不良政治现象的批评来解读。写过一批很能体现其专业素养和远见卓识的杂文。他的经济学理论修养和历史学专业训练是他的远见卓识的重要保证。高贵的品质则是邓拓表达远见卓识的人格保证。他更倾向于站在人民立场上思考问题的。

        7、对邓拓的评价

        邓拓被认为是“新中国建立四十年来首屈一指的杰出的杂文家”。《燕山夜话》共发行100多万册，译成日文、俄文、德文和英文在国外出版。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恐怕只有这样一部以小块文章而结集成为这样伟大而辉煌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