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崇：入关前清政权对朝交涉及其正统观念的形塑（上）

作者：王元崇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1年第2辑

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本公众号分上下两期发布

摘 要：1616年至1643年清政权与朝鲜关系的演进，表明清政权在“华夷之辨”语境内通过政治话语建设，逐步扭转了长期被明朝和朝鲜视为“夷”的身份，并反过来指明朝为“南朝”、“汉夷”，逐步培养正统观念。尤其是在1637年初与朝鲜正式建立宗藩关系后，清政权通过利用使节交聘和文书往还，设置理藩院管理蒙古各部等举措，逐步建成一个完善的、以清政权为中心的多边等级体系。与此同时，清政权付诸文本的政治话语日臻成熟，逐渐将周边政权描绘为外围附属，建构起其为天下正中的认同。入关之后，清朝以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为参照，与周边政权展开对外交往，进而加强了自身的统治合法性。

关键词：清入关前 朝鲜 正统观念 宗藩关系

史家论及有清一代，通常以1644年清军入关为起点，因为定鼎北京是清政权统治走向更为广阔空间的起点。一般历史叙事虽认定1636年皇太极建立“大清国”（满文转写为Daicing gurun）的事实，但多将此与1644年后的清朝分别阐述，导致入关前清政权的历史变得相对模糊，其正统性与合法性被忽视，这对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清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影响较大。在过去30年间，中外学界就清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视角与观点展开了诸多争论，乃至于清政权之正统观念亦成为一大议题，然而这些讨论主要关注清入关后，因此重审其入关前的政权建设也就显得尤为必要。

目前学界对入关前清政权与朝鲜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双方建立宗藩关系的过程，及这一双边关系对朝鲜内部政局和周边政治格局的影响。本文以双方宗藩关系的建立为线索，详细考察各自历史文本和政治话语的演变，旨在揭示清政权在“华夷之辨”的语境内，通过对与朝鲜交往的政治话语的有意识建设，逐步扭转了长期被明朝和朝鲜视为“夷”的身份，并反过来指明朝为“南朝”、“汉夷”，塑造自身的正统观念，成功奠定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清政权内的汉人官吏与知识分子利用包括与朝鲜交往在内的诸多资源，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核心角色。

1627年，后金同朝鲜建立了兄弟关系，就此与朝鲜展开基于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基础上的使臣交聘、文书往还和礼仪实践。1637年初，已经改名为“大清国”的清政权与朝鲜正式建立君臣父子伦理基础上的宗藩关系，加之设置理藩院管理蒙古臣服各部等举措，逐步建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以清政权为中心的多边等级体系，并使付诸文本的政治和文化话语日臻成熟，进而日趋将周边政治单元描绘为“夷”和“远人”，增进其天下正中的正统观念。这一正统观念的形成，为清政权入关后与其他政治单元展开对外交际，进而获取和加强其在儒家伦理体系内的统治合法性，夯实了基础。此外，上述宗藩体系内双边关系及其发展，亦可体现清代中国自身的演变。

一、皇帝、汗与国王：金明战争中后金与朝鲜的交往

（一）后金的崛起

明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即1616年2月17日，东北建州卫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接受部下八旗诸王诸大臣拜贺，并受尊号，此为建立“金国”（Aisin gurun）之始，后人称之为“后金”。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深受蒙古部落的影响，是满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清朝崛起并统一天下之关键一步。努尔哈赤的尊号起初并不划一，待乾隆年间重新抄录并删改修订《满文老档》时，将其统一为abka geren gurun be ujikini seme sindaha genggiyen han，直译为“上天任命的养育列国（或万民）的英明的汗”，汉文统一为“天任覆育列国英明汗”。嗣后经自崇德至乾隆年间编纂和历次修订《太祖高皇帝实录》，这一称号改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自皇太极建元崇德以降，有清历代君主称“皇帝”（hūwangdi），亦称“汗”（han），这在玉玺印文的满文中表现得尤为一贯和明显。但在努尔哈赤时期，文书中尚不用hūwangdi，即便在指明朝皇帝时亦用han，因此称努尔哈赤为“英明皇帝”系后世追饰。至于建元，努尔哈赤建国前后曾铸过一印，印文系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i doron，意即“天命金国汗之印”（印文见图1）。虽有学者认为“天命”一词并非年号，只是受命于天之意，且不见于满文记载，只出现在部分汉文文献和文物中，只有干支而无年序，所以“天命”起初主要为汉臣所用，似非其建元年号。但据朝鲜1619年收到的末署“后金天命二年”的信，以及萨尔浒大战后后金官员责问朝鲜答书内为何不书“我国后金号”来看，最晚在1618年，“天命”已被作为年号使用，至少在后金的汉臣中是如此的。

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女真靠近朝鲜平安道（关西）西部与咸镜道（关北）南部，双方有着诸多历史恩怨。明宣德年间，朝鲜趁建州左卫衰落，向北扩张，武力驱逐了鸭绿江中上游东岸和南岸及图们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女真人，分别设立了会宁、稳城、钟城、庆源、庆兴和富宁“东北六镇”与闾延、慈城、茂昌、虞芮“西北四郡”，并大肆移民，沿着这两条江奠定了中朝边界的大体走向。后来女真施以反击，朝鲜西北四郡尽失，成了朝鲜所谓“废四郡”问题。朝鲜总体上视女真诸部为“胡虏”，对其情况所知甚少。在努尔哈赤时期也是如此，蔑称努尔哈赤“老酋”、“奴儿哈赤”等，并未加深了解或接触，只以满浦、茂山等地的开市贸易来笼络女真，确保边境安定。

朝鲜之所以奉命明朝，在于双方之间的宗藩关系。1392年，高丽王朝大将李成桂起兵，推翻了自1259年以来就臣服于蒙古政权的高丽王朝，并遣使前往明朝首都南京进贡请封。明太祖朱元璋钦定“朝鲜”为李氏政权的国号，但他认为李氏建国属犯上作乱、僭越王权，故而一直没有册封其为朝鲜国王。及至明靖难之役期间，建文帝朱允炆为寻求朝鲜支持，于建文三年（1401）册封朝鲜第三代君主李芳远为国王（即太宗），双方正式建立宗藩关系，次年赐其九章冕服，系明朝皇室宗藩的亲王服色（天子十二章冕服，亲王九章，清代皇帝不用冕服，但朝鲜国王继续使用明朝所赐之九章冕服）。靖难之后，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元年（1403）继续之前的宗藩关系，赐李芳远九章冕服，再次确认朝鲜国王的亲王等级。永乐三年，朱棣颁赐100本明朝皇历《大统历》给朝鲜使臣，内有“黄绫面一本”，此种黄绫面历书即“王历”，是明朝亲王用历，这也是朝鲜国王位同中国亲王之明证。明正统十四年（朝鲜世宗三十一年，1449），朝鲜世宗李祹谈及龙衣时曰：“昔予服四爪龙衣，后闻中朝亲王服五爪龙，予亦服之，以待天使，其后，帝赐五爪龙服，今令世子服四爪龙，则于我无嫌，于朝廷法制亦无妨焉。”自世宗以降，朝鲜国王的龙衣皆系五爪龙，至清代亦然，此系李祹引入明朝亲王服制的结果，也明白显示其自认与中国亲王地位相当。

长期以来，学界形容中国与朝鲜之间这种关系的用词不一，或曰“朝贡”，或曰“册封”，或曰“宗属”，或曰“封贡”，或几类兼而有之。在英文学界，“朝贡体系”一词对应的tribute system或tributary system，自美国史家费正清等在20世纪中期推广以后变得十分流行，并影响了东亚学界。然而，“朝贡”只是突出了这一体系的一个层面，即中国春秋时期“朝聘”之“朝”的含义，却难以同时涵盖宗藩体系的其他重要层面。这种术语之辨，所关匪小。笔者倾向于使用“宗藩”一词，盖因明廷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等级系藩王一级，这是明朝内部宗藩封建体制的外扩，故而明朝、朝鲜两个王室之间具有家庭伦理秩序，既是君臣，又系父子，这完全符合双方都认同的儒家文化体系。这还类似天子所在的中国与外服诸侯的关系，也是朝鲜自称“诸侯”史不绝书的缘故，如朝鲜国王李玜在道光七年（1827）上道光皇帝的谢恩表内云：“蕞尔马韩，拱于象魏，春秋朝聘，粗效事大之忱……臣……冞勤侯度，益戴皇灵。” “拱于象魏”即拱卫朝廷之意，“春秋朝聘”是指“事大”之传统，“侯度”则进一步体现了朝鲜国王乃中国天子之诸侯的地位和角色。有学者倾向于将“宗藩”的“宗”，解释为19世纪西方国际法术语传入以后的suzerainty（即宗主权），实际并非如此，盖自蒙古征服以降，中国与朝鲜的双边关系就适用于“宗藩”之义和家庭伦理框架。在宗藩体系内，明朝册封和赐谥朝鲜国王及王室主要成员，是“中国”、“天子”、“天朝”、“上国”；朝鲜对明朝贡，系“外服”、“诸侯”、“小邦”、“远国”。因此，朝鲜王国悉数引进明朝文物制度，从语言文字到科举制度再到会典律例，自号“小中华”，然而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之辨”语境中，朝鲜又不得不位列“东夷”。据宗藩关系的“事大”与“字小”原则，明朝有义务维系朝鲜的安全。在16世纪90年代，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万历皇帝发兵救援，朝鲜感激明朝的“再造之恩”，视其为“父母之邦”。明朝、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决定了朝鲜难以在努尔哈赤与明朝的冲突中独善其身。

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宣祖二十八年）九月，朝鲜尚在与日本作战的壬辰战争期间，明朝辽东官员通知朝鲜称，努尔哈赤集合人马准备在鸭绿江结冰之后越江抢掠朝鲜西部边境，朝鲜国王派南部主簿申忠一为回答使，前往后金打探虚实。申忠一于十二月二十二日从满浦镇出发，抵达赫图阿拉后居住了7天，面见努尔哈赤，并赠送了礼物，回国后将其亲历之事汇报给国王，并附有山川道里途程，即《建州纪程图记》一书。申忠一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侦探情报，并非建立正常的信使往来渠道，所以此后朝鲜对建州女真的了解仍旧十分有限，唯有一边提高警惕，一边开边市笼络。

努尔哈赤建国一个多月后，朝鲜平安和咸镜两道对形势变化已有所察觉，司谏院上启朝鲜国王李珲（即光海君）说，咸镜道收到“老酋精兵无数出来”的消息，当地人惊慌失措，乃至“荷担出城，相继道路”，甚属狼狈。虽系虚惊一场，但司谏院认为“老酋兵势近益强盛，出没无常，迅如风雨，在我阴雨之备，不容少缓”。这表明，自1595年到1616年，努尔哈赤部实力大增，对朝鲜沿边地区威慑甚大，而朝鲜也意识到了这一巨大挑战。

1618年5月17日，努尔哈赤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并将之通报了朝鲜边境官员。“七大恨”写就之时应有汉文本并散布过，只是未能流传下来。其较早的满文本收录在《旧满洲档》内，但此档册亦经后世抄录修改。孟森曾于1936年撰文指出，《清太祖实录》《东华录》及清亡后金梁翻译的《满洲老档秘录》等内所载的“七大恨”俱经改篡，而曾收藏于北京大学的清内阁大库所收之天聪四年（1630）正月晓谕关内外军民木刻黄榜内所录“七大恨”，当更接近天命三年之原文。孟森之说很有说服力，但黄榜之文也只是接近而已，其在天聪年间被修改的痕迹相当清楚。据此榜文，皇太极承认努尔哈赤是为明朝“看边进贡”，其部与“北关”（即海西女真四部之一的叶赫部）原本“同是外番”，且说“北关与建州，同是属夷”。因此，此榜文当出自天聪朝汉臣之手。

随着在与明朝战事中战果的扩大，后金问鼎中原的目标逐步明确。而此一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环，是模仿明朝进行制度和文化建设，特别是形成一整套以自身为中心的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并巩固自身的正统性和政治合法性。后金本以征服周边的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和蒙古部族为主，除明朝外，周边有较完整、成熟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只有朝鲜。因此，从与朝鲜交往的角度来观察其政权嬗变过程，特别是其如何整合与朝鲜交流的资源，具有独特的意义。另外，清军入关前的满汉文书经过了皇太极到乾隆年间的屡次篡改笔削，而其与朝鲜的往来文书，在朝鲜得到相对妥善的保存，修改较少，这为本文提供了较好的文献基础。

（二）萨尔浒大战与后金、朝鲜之间的文书接触

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后，为防止腹背受敌，屡次投书朝鲜，阻其出兵助明。在此过程中，后金已开始有意识地贬低明朝。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明辽东地方接获努尔哈赤即将攻打抚顺的消息，辽东巡抚李维藩飞咨朝鲜，令备7000名火器手“作为声援”，待明军开拔进剿努尔哈赤时“合兵征剿”。朝鲜政治中枢备边司（即备局）认为，女真十余年来扩张迅猛，“境连我国，有早晚必噬之形”，“虽以天下之兵，恐难剿灭”，且“女真兵满万，天下不能敌”，所以对出兵助战顾虑重重；但因久为明朝外藩属国，念“我国与天朝有父子之义”，“有同一家”，且在壬辰战争期间明朝对朝鲜有“再造之恩”，于是决定召集兵丁协助明军。

努尔哈赤十分了解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在攻打抚顺前曾两度致书朝鲜边境官员，意在阻止朝鲜出兵助明，其中“屡屡恐吓，终以南朝伤害朝鲜等语，交构百端”。由此可知，至晚在1618年，后金文臣已称明朝为“南朝”，将其视为一个与后金对等的政权。朝鲜成均馆大司成朴自兴尖锐地提出：“试以胡书言之，起初不过求索禄俸、貂价而已，到今以天朝为南朝，至欲反面争地。”后金此时给朝鲜的书信格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同年五月十六日，12名女真骑兵越边投书平安道满浦镇，满浦佥使蒋后琬向汉城汇报说，书信封皮上直接题写“朝鲜国王开拆”，这种两相对等的格式让蒋后琬等大惊失色。蒋氏让通事告诉后金来使，“自前文书相通之规，无直达朝廷之礼，捧纳极难”，还取出之前的文书作为对比，但来使说：“持书出来而已，如此事体，何以知之？”蒋氏于“胡馆”厚待来使，并令女真训导房应斗、乡通事河世国“问虏中事情”，打探抚顺之战况。最后，蒋氏决定将原信放于满浦，誊本上送朝廷，但朝鲜没有存留下这封书信。

壬辰战争期间曾领兵入朝作战的杨镐出任辽东经略后，要求朝鲜将出兵人数从7000提到10000，朝鲜只好照办。国王李珲任命晋宁君姜弘立为都元帅，以议政府左参赞衔率兵10000渡江助战。朝军包括姜弘立在内共7名将官，姜氏系唯一文职；士兵包括3500名炮手和6500名射手，均出自半岛西部的平安道、黄海道、全罗道和忠清道，其中以靠近鸭绿江的平安道出兵最多（3500人），其他东部四道并未出兵。

1619年4月5日，姜弘立率军渡江，随后迅速与明军会师前线。14日（三月初一），杨镐四路部队的中路左翼在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下冒进到萨尔浒地方，遭金兵伏击。此前半个月，努尔哈赤命15000步兵至萨尔浒搬运石料修筑城池，并派400骑兵守护，因此在该地伏击杜松所部，实据天时地利，更属以逸待劳。激战两日后，明军全军覆没，朝兵亦死伤枕藉，从平壤来的400炮手中有330人阵亡。穷途末路之下，姜弘立派人联络金兵大营，于初五晨亲率残部5000余人下山向大贝勒代善投降。后金记曰：“朝鲜都元帅衔大员姜弘立率军五千下山来降，见大贝勒。见毕，以见面礼，俱筵宴之。宴毕，命送入都城谒汗。”据同时被俘的时年46岁的将军幕僚李民寏记录，朝军自始至终都处在粮草困乏中，渡江后被明军催促前行，“三营军卒，不食屡日”，乃至李氏发出“白首老书生不免为沙场之骨”的感慨。在投降后前往赫图阿拉途中，李民寏记载所见战地情景，“僵尸如麻，数十里不绝”。明朝、朝鲜联军之一败涂地，由此可窥一斑。

姜弘立降金成为双方交往的转折点，因为一方面姜氏得以亲自斡旋于后金和朝鲜之间，另一方面努尔哈赤得以利用这个机会致信朝鲜国王，谋求对方承认后金的合法性。在姜弘立、金景瑞与努尔哈赤相见时，努尔哈赤手持弓箭据床而坐，“甲士数千，排列庭之左右”，两帅登阶对努尔哈赤行揖礼。达海责问为何朝鲜官员见杨镐时行再拜礼而此时只行揖礼，努尔哈赤虽也不满，但未深究，允许两帅据椅而坐。据李民寏所见，后金并没有像明朝或朝鲜那种拜兴礼数，将官拜见努尔哈赤时“脱笠叩头”，士兵拜见上官时也一样；不论男女，“亲旧相见者，必抱腰接”。这大约是努尔哈赤并未深究姜弘立等行礼一事的原因。至于文字，后金皆书满文，通信朝鲜时先起草满文底本，再译为汉文，“胡将”中只有“红歹是”（皇太极——引者注）认识汉字。

努尔哈赤很快命人写了一封致朝鲜国王的信，派硕隆国（Šolonggo，朝鲜称为“小弄耳”或“小弄贵”）携被俘朝鲜从事官郑应井、通事河瑞国等同赴汉城送信。之前建州的书信，原本留在满浦等接待“胡差”的朝鲜边境，誊本上送汉城，但这次是在萨尔浒大败之后，情形迥异，“胡差”和原信都直达汉城，国王急召二品以上大员讨论如何回复。努尔哈赤在信中说：

对尼堪汗的七大恨之事，皆缮成书，至其小愤，亦添书于此，再相告我与尼堪开战缘由。昔金汗、蒙古汗征服三四国归于一统，然后世终未久延，此系我所素知者。兴此兵端，非我愚钝，彼尼堪逼我太甚，无奈之下，故有此举。若素来有意与大国之汗结怨，天必鉴之，天何以我为是耶，岂天私我而薄尼堪汗乎？天非非是是，秉公而断，故天以我为是而非责尼堪也。尔索勒豁兵来助尼堪伐我，我知索勒豁兵本不愿来，乃为报尼堪胜倭子之恩而来。昔我金大定汗时，索勒豁大臣赵位宠率四十余城来降，我金大定汗曰：“我金国征讨尼堪之赵徽宗、赵钦宗汗，索勒豁汗无所倒向，是正直之国。”遂不纳而还。由此思之，我等两国初无嫌隙，今擒获尔大小统兵官十人，念尔索勒豁汗而收纳之。今之结局，尔索勒豁汗当知之矣。天下何国不有，岂大国独存之，小国皆亡乎？曾思此大国之尼堪汗必奉天道而行，讵料该尼堪汗不尊上天法度，肆意乖张，举国受苦。尔索勒豁汗岂能不知哉？据闻，尼堪汗欲遣其诸子主索勒豁国及我国，此尼堪汗欺凌我两国甚矣。索勒豁汗，尔心中我等两国素无嫌恶，今我等两国合议以仇尼堪耶，抑或不愿背尼堪而我一国独抗尼堪耶？愿闻尔言。

努尔哈赤在此信中称明朝皇帝、朝鲜国王、金朝皇帝、宋朝皇帝等一律为“汗”，均属对等用法，称呼明朝皇帝时偶用“大国之汗”或“大国之尼堪汗”，将后金置于与明朝、朝鲜、蒙古相等的地位，构建了一种列国并立、诸汗齐肩的景象。其中称呼高丽和朝鲜时均用其部普遍指代朝鲜人的Solho（即索勒豁），称呼宋朝和明朝均用普遍指代汉人的Nikan（即尼堪），皆未加区分，体现了当时后金或多或少是从族群的角度看待不同政权的。

朝鲜对努尔哈赤的书信十分不满，备边司评论说，“此贼立国建元，谕贴称朕，则凶滑已极”。朝鲜史官也记载说，“奴酋既送郑应井等，又遣差人致书，称以天命二年后金国汗谕朝鲜国王，枚数七宗恼恨，归怨中朝，且求助己，约以通和息兵”。“谕贴”系当日通信之拜帖通名，上书有投书人和受书人，从这个记录看，努尔哈赤手下的汉臣在拜帖上写有“天命”年号，即朝鲜所谓“立国建元”，时在1619年，却写为“天命二年”，盖因汉臣是以发布“七大恨”的1618年为元年，这和日后以1616年为建元之年有别。这封书信经文臣之手译成汉文后，不免意思大变。后来史家大都对这些词语按语境进行了翻译，这就掩盖了当日努尔哈赤政权政治话语的本色，消解了字里行间的政治意味。

朝鲜国王及备边司主张走务实路线，援引唐朝与回纥约和故事，为同后金约和作铺垫，而国王也认为“大概今此胡书，系国存亡”。然而，若国王回复的话，就成了朝鲜国书，相当于认可了努尔哈赤与朝鲜国王之对等地位，这有碍朝鲜与明朝的关系，于是君臣讨论后，决计绕开国王和朝廷，下移至道，让平安道观察使朴烨出面回复。

备边司听说“胡人”致书朝鲜时自称“建州卫马法”，认为“所谓马法，似指偏裨而言也”，遂主张照此式样，回信封皮右边书“朝鲜国平安道观察使书”，左边书“建州卫部下马法开拆”，里面书“朝鲜国平安道观察使朴烨奉书于建州卫马法足下”，署年号后钤朴烨的平安监司印信。实际上，“马法”系满文mafa（即祖父）音译，非指偏裨，而备边司也认识到这样做“非直答于奴酋者”，因此建议在信末添上“此意转告幸甚”，这样一来亦非朴烨直答努尔哈赤，以期避开双方直接书信往还的等级问题。努尔哈赤来信上钤有一印，备边司“令解篆人申汝櫂及蒙学通事翻解，则篆样番字，俱是‘后金天命皇帝’”，备边司对此称号不满，建议不必照字解释，装作没有看懂，即所谓“泛然以不可解见之意，删改宜当”。这方印就是上文提到的刻有满文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i doron七字之印，即“天命金国汗之印”，通事译为“后金天命皇帝”。揆诸朝鲜与女真自明初以来的交往，朝鲜对女真部落首领称“汗”并不十分意外，将之译为“皇帝”，则性质大变。

备边司如此费心斟酌书信格式，旨在规避以国书的形式承认后金的合法性。与此同时，信中称“建州”为“贵国”，等于委婉地承认了后金已非明朝一卫，而为一独立政权，同时表示“两国境土相接，共惟帝臣，同事天朝者二百年于兹”，强调明朝“之于我国，犹父之于子也”，希望对方与明朝停战，这样朝鲜与后金可以“两国各守封疆，相修旧好”。此种虚与委蛇之法，系夹在明朝和努尔哈赤之间的光海君，早在出兵之前就十分倾心的务实政策。后来光海君在政变中被废黜，这些都成了他不忠于明朝的罪名。

努尔哈赤对姜弘立等降将则多加优待，以招降抚顺李永芳之例加以笼络，甚至试图与其联姻。五月初五，努尔哈赤在衙门宴请时，在衙门两侧搭了八个凉棚，诸贝勒大臣就座于此，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及“朝鲜二大官”（当系都元帅姜弘立与副元帅金景瑞）六人在矮桌就座。这是后金史上第一次诸贝勒用桌筵宴，之前都是席地而坐，朝鲜人之被优待，由此可见一斑。长远来看，这也是日后清代赐宴朝鲜使臣时，规格高于越南、琉球等的历史渊源。

五月二十八日，努尔哈赤收到朝鲜差官梁谏带来的复信，但他对复信不满意，一来朝鲜国王没有直接回复，二来对方未感谢后金收留朝鲜将士并放回部分朝鲜人。据李民寏记载，文书抵达后金前，后金准备如果来信写得好，就宰牛设宴款待朝鲜差官，如果不好，就只供鸡鸭，后金译官刘海见到书信后失望地说，“文书无一句好话”。此时，姜弘立开始居中调停，于六月初一向努尔哈赤身边的亲信阿敦（朝鲜称“阿斗”）、扬古利（朝鲜称“彦加里”）、达海、刘海等逐句解释朝鲜来书是如何有礼有节。阿敦问询了诸如为何以平安道观察使身份答书、为何不书“我国后金号”却只称建州、“马法”何意等，姜弘立均一一辩解。姜弘立的文臣身份帮了朝鲜大忙，在后金对朝鲜汉文书信的文辞文义不甚通晓的前提下，朝鲜方面得以模糊过关。后金虽接受了这封答书，然“始终以非国书轻之也”。

努尔哈赤很快复信国王，要求对方停止助兵明朝，且答书内必须使用“御印”，即要求以国书回复，并进一步提议两国盟誓互信。这封信由差官梁谏、通事金彦春于七月十四日携至汉城，其中提到朝鲜回信中所谓“天朝”一词“谅必南朝所言也”，而“南朝”即后金对明朝的贬称，因此对朝鲜用“天朝”指代明朝表示不快。信末提议两国结盟，“杀白马祭天、乌牛祭地，当天歃血，焚香盟誓，方为可信也”。

朝鲜收到此信时，明朝敕使袁见龙也抵达汉城宣读皇敕，赏赐朝鲜国王出兵之功银一万两。同时面对后金和明朝，朝鲜左右不安，既无法回复后金书信，又不敢开罪明朝来使。恰在此时，朝鲜君臣从赴明的千秋使李弘胄等奏报中，得知明朝一些官员怀疑朝鲜与后金暗通款曲，建议万历皇帝加强与朝鲜的交流。李弘胄等抄录的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徐光启于当年六月二十八日所上的《辽左阽危已甚疏》，让朝鲜君臣尤为震惊。该疏论及当时形势曰：“逆奴稔祸，建国僭号，攻陷开原，将士覆没，辽阳广宁，岌岌不保，关内人心，惶惶靡措，此其势非昔年之俺答，实宋朝之兀术、完颜亮也。”为此，徐氏提出了求人才、造大炮、建城围等五条建议，其第五条是“亟遣使臣监护朝鲜，以联外势”。徐氏认为朝鲜在萨尔浒大败后，受努尔哈赤恐吓拉拢，以至于“贽币饩牵，交酬往还”，因此又认为“鲜、奴之交已合”，而努尔哈赤“荡然无复东方之虞矣”。徐氏进而提出仿古制监护朝鲜的解决之法：

臣考古制，天子使大夫监于方伯之国，汉开河西四郡，通西域，置护羌戊己校尉、都护、长史、司马，以控制诸国，断匈奴右臂，监者察其情形，护者扶其颠危也。朝鲜形势略似西域，寇氛之恶，亟于匈奴，安可置之度外乎？皇上数年宵旰，殚财竭力，争灭国于强倭之手，契而与之，今者不赖其用，而弃以资敌，失策之甚者也。……臣之愚计，谓宜仿周汉故事，遣使宣论，因而监护其国，时与阐明华夏君臣，天经地义。加以日逐警醒，使念皇上复国洪恩，无忘报答。……大都出疆机事，难可豫拟，总其大指，不出监护二端。

徐氏自荐前往朝鲜监护该国，万历皇帝没有批准，朝鲜上下却一片恐慌，认为“中朝之疑我，不独一光启而已”，很快出现一些对徐氏奏疏的误读。当年末，国王召见将前赴明朝的陈奏上使李廷龟和副使尹晖时，李廷龟说：“镇守、监护，则虽是泛称，而今此监护之名则曰‘监’者，监其政刑也；‘护’者，扶其颠危云，故有异于此矣。”所谓“监其政刑”实系对徐氏原文“察其情形”的误读，大约因“情形”、“政刑”在韩语中写法和发音一致（皆为정형，chǒnghyǒng）。当此之时，朝鲜又得知辽东经略熊廷弼题请明朝皇帝发兵两万，分置于镇江和义州（镇江系今丹东市一带的中国边城，义州系鸭绿江对面的朝鲜边城），备边司认为熊氏所请虽系“防守辽东、保护属国之深谋胜算”，但也怀疑明廷自听到朝鲜要联合“奴贼”后起了疑心，熊氏布兵于义州之议或与徐光启等的建议“相为表里”。

（三）朝鲜致后金国书及其对后金的承认

虽然朝鲜极力想向明朝辩明自己并未勾结努尔哈赤，但北方边境的形势已非朝鲜可左右。后金早在当年（1619）八月，就举兵攻灭了宿敌叶赫部；十一月初，努尔哈赤又与喀尔喀蒙古五部贝勒盟誓修好。至该年底，其领土四至为“自尼堪国迤东至日出之海，索罗豁国以北，蒙古国以南，诸申语言之诸国俱征服也”。朝鲜国王哀叹：“此贼不有天下兵威，连陷大镇，如摧枯拉朽，其破竹之势，孰能御之乎？矧我国无兵之小国，其可当方张之贼兵乎？此乃尺童所知。”审时度势之后，朝鲜国王决定继续走对明表忠、对金羁縻的折中路线。

朝鲜尽量避免以国书形式回复后金来信，希望以满浦等地方接待金使的先例来处理双边关系，同时担心与后金交往会引发明朝的责备。备边司观察得非常清楚：“奴酋之要得国书者，其意不专在于和好，实欲执此而行间于辽、广，夸示我国通书乞和，以为离间天朝之计也。”然而，明朝在对后金战役中不断失利，1620年秋，万历皇帝、泰昌皇帝接连去世；1621年夏，努尔哈赤率部攻占了重镇辽阳。朝鲜国王感慨道：“中原事势，诚为岌岌，此时内为自强，外为羁縻，一如高丽所为，则庶可保国。”当时，明朝游击毛文龙重新率军攻占了镇江城，成为地理上嵌在朝金之间、政治军事上联合朝鲜以抗击后金的新势力。后来毛部为金兵所败，退居朝鲜平安道西北方向的铁山和椵岛一带，依旧通过游击战对后金构成威胁，直至毛文龙于1629年7月被袁崇焕矫诏斩杀，后金才算去除一个腹背大患。毛文龙盘踞这一地区长达8年，对后金与朝鲜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后金此时不断致信拉拢朝鲜，离间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如天命六年（1621）七月初八，后金遣所俘两名朝鲜人携书信回国，其中要求朝鲜归还逃至该国的辽东人，建议一起抗明，还责备朝鲜没有回复后金书信，最后说：“我闻尼堪之武王汗（Nikan-i U wang han）封其大臣箕子为索勒豁国一代之汗，且辽东系尔索勒豁之地，为尼堪所夺取，［索勒豁人］倍贱于尼堪人，尼堪人养其若包衣阿哈（booi aha，家奴、家仆之意——引者注）也。”后金的意图在这封信内体现得很明显。

朝鲜国王一直以来非常担心遭到后金攻击，对联明抗金并不积极，此时继续对金羁縻。九月初十，朝鲜国王派满浦佥使郑忠信同后金来使硕隆国一起，秘密前往后金，试图取得努尔哈赤的谅解。郑忠信一行于九月廿四日抵达辽阳城南城，努尔哈赤的三个女婿乌尔古岱额驸、抚西额驸（即抚顺降将李永芳，亦称抚顺额驸）和施吾理额驸（即抚顺降商佟养性），以及总兵官巴都里与额尔德尼等五大臣出城迎接。后金相关记载为：“索勒豁王派遣官员郑判事，将银百两、绵绸五十匹、贴纸五十刀、夏布二十匹、布五十匹、小刀五十把、油纸十刀等贡物（alban），在汗前叩头来献。”在朝鲜看来，郑氏携带的是双边赠答礼物，但后金史官将此视为朝鲜向后金臣服并“叩头来献”贡物，这种颇具政治意味的叙述将在1627年双方建立兄弟关系后大幅深化。郑忠信同接待他的雅希禅布库、达海、李永芳、佟养性等作了深入交流，基本辩明了朝鲜在金明战争中的困难处境。努尔哈赤通过精通汉文的达海，再次责问朝鲜为何在复信中称“建州卫马法”而不书“后金国汗”，以及在从海上截获的朝鲜致明朝的陈慰咨文中为何称后金为“贼”等。郑忠信并未接受努尔哈赤派使者携带礼物去汉城交聘的意见，努尔哈赤因此没有收受郑氏所带礼物。

郑忠信此行使朝鲜方面首次获得大量可靠的一手情报，国王和备边司也首次知晓了努尔哈赤的个人情况，包括其“英勇超人”却“内多猜忌”的儿子“洪太主”（即皇太极），以及努尔哈赤统领的八旗劲旅。郑忠信此行并没有携带朝鲜方面的正式书信，特别是后金期待的朝鲜国书。备边司在给国王的奏疏中特别指出，郑氏是作为“差官”前往的，并非像派去日本那样的交邻使臣，所以不可轻易以国书形式回复后金。但国王担忧不送国书必遗后患。

天命六年五月底，明朝南路监军、河南按察司梁之垣，携带新登基的天启皇帝赏赐的三万两白银赶赴朝鲜，希望朝鲜继续出兵抗金。梁之垣贪墨无度，在汉城勒索巧取，朝鲜国王在顺水推舟满足其私欲之余，并未答应出一兵一卒，梁氏在汉城待了50余天后无功而返。朝鲜史臣日后激烈批评国王不愿出兵助明，只求自保，指责他遣郑忠信一行，“交通虏穴，孤恩负德，何以自立于天地间”。朝鲜国王所为，虽非清议名理之儒臣士子所喜，实系救国于危难的自保之道。此时，朝鲜一直负责对后金翻译的通事河瑞国赴金之后忽然被杀害，更加剧了国王对后金的疑惧。国王一边任命文希贤为负责对金翻译的新译官，一边决定以交邻之道回复后金的书信，待文希贤北上时携带入金。

在华夷观念影响下，朝鲜官员纷纷拒绝以自己的名义和后金书信沟通。平安道观察使朴烨、礼曹参议睦长钦均推辞，备边司秘密对国王建议说，既然无人出面，不如填入一个假姓名，但国王否定了这一提议，决定在答书中填入礼曹正郎李谭的名字。国王还专门命备边司制造一方同国王御宝一样大小的印，上刻“交邻以信之印”。就此，朝鲜对后金的答书从之前的平安道上升到汉城朝廷，回书开始成为国书，这意味着朝鲜国王承认了后金的政治合法性。议政府左相（左议政）朴弘耇在奏疏中直接称此书信为“国书”，可照对日本书信格式书写，右相赵挺也提议直接在封皮上书“建州卫后金国可汗”。对这一重大格式变更，承政院都承旨李德泂建议询问司宪府、司谏院和弘文馆的长官。此三司负责进谏论政，言官众多，李德泂的建议旨在堵住言官讽谏。三司长官都对书信格式表示赞同：大司宪南瑾认为，“既以邻国待之，则国书始面以号书送，不知其不可也”；弘文馆副提学郑造认为，“以待倭之礼为之似当，南夷北狄，有何异焉？以御宝印送，未为不可”；大司谏俞大建亦赞成“以邻国之礼待之为当”。天命六年秋，文希贤携交邻国书入金，此系后金与朝鲜交往的转折点。

二、由敌我而兄弟：朝鲜政变与丁卯之役

（一）“仁祖反正”与朝鲜对后金政策的剧变

就在朝鲜国王以国书同后金展开沟通不久，朝鲜内部发生了一场政变，深刻改变了朝鲜内外政策及其历史命运。天命七年三月十二日深夜，绫阳君李倧，即朝鲜宣祖大王李昖（1568—1608年在位）之孙、宣祖第五子定远君李琈之长子，率领一干官员和将士发动政变，占领了王宫。绫阳君李倧释放了被李珲囚禁的大王大妃即仁穆王后，并获得后者支持。三月十四日，大王大妃废除李珲的国王身份，复称其光海君，废世子李祬为庶人，同时命李倧即王位，即日后的仁祖。这场政变即朝鲜史上著名的“仁祖反正”，取其拨乱反正之意。

仁祖反正发生在明金战争的关键时期，固然是光海君的统治手段引发两班内部朋党势力的不满所致，而光海君之所为又和壬辰战争以来王位继承问题密不可分。被解救的仁穆王后系宣祖大王李昖次妃，1602年被册为王妃，1606年诞下永昌大君李玴。宣祖长子临海君李珒曾在壬辰战争中被日本俘虏，声名狼藉，因此宣祖册封次子光海君为王世子。明朝遵照立嫡长子原则，以及明廷内部的嫡庶册封之议，使其数次拒绝册封李珲为王世子，但最终还是妥协了，永昌大君出生后，加剧了光海君对失去王世子身份的担忧。1608年宣祖逝世后，光海君即位，次年即将临海君杀害。1614年，光海君杀死永昌大君及试图拥立永昌大君继位的大王大妃之父延兴府院君金悌男，并在三年后囚禁了大王大妃。就此而言，在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前后，光海君刚刚通过杀害同胞兄弟和幽禁嫡母等手段保障自己的王位稳定。光海君的个人经历对他在明朝与后金之间推行中间路线影响很大，而大王大妃废黜李珲的理由之一，恰是他“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皇敕屡降，无意济师”。李珲父子很快被迁往江华岛安置看管。

因事涉仁祖之降的王室正统，朝鲜史官竭力维系仁祖反正之正当性，将光海君描述为“灭天理，斁人伦，上以得罪于皇朝，下以结怨于万姓”的昏君奸主，大王大妃罗列的罪名多达36条。相形之下，新国王李倧必须反转政策，上协助明朝，下抚慰百姓，而协助明朝一款，即全盘推翻李珲的中间路线，彻底地联明抗金。光海君的策略确保了后金难以找到借口进攻朝鲜，以政变篡位的李倧为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大肆宣扬事大字小的君臣伦理和春秋大义，虽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却在现实中迅速丧失了斡旋于明朝与后金之间的空间，导致朝鲜与后金关系全面恶化。朝鲜很快遭到后金两次回击而举国受辱，并于1636年皇太极称帝之际，在对清政策上走到无可转圜的地步。

上台伊始，李倧杀戮了一大批光海时期的中枢官员和道调度使，迅速任命他所信任的西人党官员，控制了议政府、三司（司宪府、司谏院和弘文馆）和六曹（吏、户、礼、兵、刑、工，类似中国的六部，因中朝宗藩等级关系之故，称“曹”而不称“部”）等中央机构，如任命李元翼为议政府领议政、吴允谦为大司宪、李廷龟为礼曹判书、金瑬为兵曹参判、洪瑞凤为兵曹参议、李圣求为司谏、赵翼和崔鸣吉为吏曹左郎等。其中，“英敏有才、性且机警”的崔鸣吉在光海时期罢官居家，却与申景禛等结义密谋，成为辅助李倧反正的元老之一。而14年后，也恰恰是崔鸣吉，在清兵围城、国难当头之时建议李倧投降。李倧一边派遣问安使南以恭北上通知毛文龙反正之事，一边通过大王大妃向明朝通报反正之举并请求明朝册封其为新国王。

就与后金的边事而言，李倧不乏危机感，但他必须先根除光海时期的平安官员，另起炉灶。早在举兵反正翌日，李倧就派都元帅韩浚谦将一直负责打探后金消息的平安监司朴烨和义州府尹郑遵，以“贪虐掊克”、“流毒一路”罪名诛杀。即位后，李倧任命金荩国为新的平安监司，交代后者说“奴贼情形，早晚必一入寇，备御之道，岂容小忽”，并要善待边境的“天朝将官”（即毛文龙部）。此外，李倧屡次表示要北上“亲征”，昭示其联明抗金的决心。朝鲜的倾向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

不久，副元帅李适与龟城巡边使韩明琏起兵反叛，一番腥风血雨之后，李倧镇压了叛乱，进一步巩固了统治。韩明琏之子韩润与堂弟韩义出逃后金，投降努尔哈赤，并鼓动后者出兵攻击义州、平壤和汉城。但努尔哈赤没有采纳韩氏的建议，韩氏一族也自此留在后金再未归国，于1644年从龙入关，为八旗朝鲜人中的一支。李倧政变后，明朝内部一度就是否应该册封李倧发生分歧，但在李倧的连次册封请求，以及他所积极拉拢的毛文龙的协助下，最后还是册封了李倧为新国王。天启四年（1624）四月二十日，明朝册封李倧为国王、封其妻为王妃的敕书抵达汉城，李倧于城西外慕华馆迎接，敕书中有言：“封尔为朝鲜国王，统领国事。仍令整兵索赋，同平辽总兵官联络声势，策应军机，侦探情形，设奇制胜，固以壮我外徼，亦以奠尔提封。”这一敕书并非正式册封诰命，当时东北陆路不通，明朝文臣无人愿以钦使身份前赴朝鲜，派遣武臣又与册封体制不符，故决定次年再派使者前往汉城。天启五年六月三日，明朝遣王敏政、胡良辅两位太监以敕使身份，携带册封国王和王妃的诏、敕、诰命抵达汉城，完成了正式册封。

在这两三年间，毛文龙部驻扎平安道西北的铁山与椵岛地区，背靠越海可至的山东登、莱州以便寻求明朝本土接济，并在当地收容大批越境前来的辽东流民。毛文龙部开支浩繁，时常派差官向朝鲜索要战马、火枪和粮食，并私下与朝鲜私商在椵岛买卖人参，导致朝鲜参价上涨，破坏了经济稳定。毛文龙部还在铁山开设互市、试辟屯田，欲长久盘踞。毛文龙部军纪败坏者颇多，肆意搜刮和扰乱地方百姓，不堪其苦的朝鲜地方官对为非作歹的毛文龙部下的合法惩处，在毛文龙等看来也是“子孙之国”朝鲜藐视“天朝父母之邦”、罔念明朝壬辰出兵恩德的罪状，甚至投诉到朝鲜国王那里，引发风波。对朝鲜而言，毛文龙部的危害远甚后金，然而新国王在联明抗金政策下，顾及自身军力薄弱，只能重名轻利，倚靠毛文龙部抵御后金威胁，尽量满足毛之索求，导致自身财政巨大亏空，备边司称之“数年之间，主客俱病”。

（二）丁卯之役

1626年秋，努尔哈赤因战伤逝世，代善等拥戴皇太极为大汗，即“天聪汗”，并以次年为天聪元年。当时明朝行天启年号，“天聪”一词可谓针锋相对。天聪元年正月初八，皇太极命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和硕托领兵东伐毛文龙。此次军事行动虽“非专伐朝鲜”，但“若朝鲜可取，顺便取之”，金兵出战后颇为顺利，于是很快将征讨朝鲜提上日程。

在出兵攻伐毛文龙的同一天，皇太极还致信辽东巡抚袁崇焕，历数努尔哈赤起兵时的“七大恨”，提出议和条件，让袁崇焕转达北京。议和条件即明朝送黄金10万两、白银100万两、缎100万匹、毛青细蓝布1000万匹。而达成议和后，后金每年送给明朝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明朝送给后金黄金1万两、白银10万两、缎10万匹、毛青细蓝布30万匹。皇太极声明，明朝若不答应，就将继续战事。除内容外，书信格式特别是抬格的处理，颇能体现后金对双边关系的认定。正月初八的信没有留下原件，无从看到其格式如何，但现存四月初八皇太极由明使杜明忠给袁崇焕及居中调和人李喇嘛的信，作为之前收到的三月初五袁崇焕信和李喇嘛信的复信，其中提到为何出兵朝鲜及索要“讲和之礼”，皆与正月初八致袁崇焕的信内容相似，因此，四月初八书信格式足资参考。皇太极在信中自称“汗”，称袁崇焕为“袁老先生大人”，呼明朝为“南朝”，称金、明为“两国”，末署“天聪元年四月初八”，逢“汗”字抬一格，逢“天”字抬三格，逢“皇帝”、“皇上”、“圣德”等抬两格，其余不抬格，如表1所示。

四月初八这封信的草稿最后一部分，再次提出议和条件为明朝需要给后金黄金5万两、白银50万两等，议和后明朝每年给黄金1万两、白银10万两等，比四月初一提出的条件稍低。但参照《满洲老档》及入关后编修的《太宗实录》可知，当时发给袁崇焕的书信末尾增加了一部分，专门交涉文书格式之事。《太宗实录》中记之曰：

尔前来书尊尔皇帝如天，李喇嘛书中，以我邻国之君，列于尔国诸臣之下，如此尊卑倒置，皆尔等私心所为，非义礼之当然也。夫人君者，代天理物，上天之子也。人臣者，生杀予夺，听命于君者也。今以小加大，以贱妨贵，于分安乎？我揆以义、酌以礼，书中将尔明国皇帝，下天一字书，我下尔明国皇帝一字书，尔明国诸臣，下我一字书，已为允协。以后尔凡有书来，当照此书写。若尔国诸臣，与我并书，我必不受也。

这段话中有多处内容是后来重修实录的史官润色的，如称袁崇焕为“尔”，实际上当时汉文书信中尊称“袁老先生大人”，满文中称“袁大人”和“袁都堂”。据《满洲老档》，当日书信内曰：

袁都堂信内将尼堪汗与天齐书，喇嘛信内将异国之主之汗（encu gurun-i ejenhan）书于尼堪官员之下，此等皆系汝等偏心所书，非义也。汗乃天佛之子（abka fucihi-i jui），官员嘉此则一日升擢，不知此则一日黜为民。我等依义计划，尼堪汗书于天一字之下，我书于尼堪汗一字之下，尼堪国之官员书于我一字之下。汝等若欺凌诈伪，一经察觉，则由我使者退去。诸凡往来文书，汝等俱将尼堪汗高我一字书即可。汝等诸官若与我齐书，我则不受也。

虽然这两段满汉文记载略有不同，但对明朝来信抬格要求是一致的。抬格之所以重要，在于其体现了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和礼仪规范，后金这种明确要求，表明其当时已相当重视文本及其背后的政治秩序。后金在信中已明确将自己与朝鲜和明朝并列，如称呼“朝鲜与我国两国”（Solho meni juwe gurun），与明朝也是“两国”（juwe gurun）。直接促使后金强调抬格体例的是三月初五袁崇焕致皇太极的信，袁氏在信中将皇太极汗置于与自己（辽东巡抚）平等的地位，同为明朝天子之臣，逢“天”、“天朝”、“天道”、“皇上”，均抬两格，“中国”则抬一格（表2）。皇太极对此很不满，所以才在复信中提出了要求。袁崇焕等自然不会遵照后金的格式要求，后金也奈何不得。当时真正遵照了后金抬格要求的是毛文龙，其致皇太极书信均将“汗”、“足下”等比自己高一格。

战事初期，驻扎在朝鲜西北的毛文龙部被后金击退，退守海岛，后金一时无法渡海击溃毛文龙部。然而，对朝鲜的进攻远比预想中顺利，朝鲜军队无力招架，望风而靡，这让皇太极看到了改善窘迫局面的机会。

天聪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阿敏率军夺取了朝鲜旧都平壤，继续推进到中和驻军。朝鲜国王从汉城仓皇逃至仁川附近江华岛，并遣姜弘立之子与朴兰英之子携信于次日赴阿敏大营，诘问为何无故兴兵。阿敏复信历数朝鲜七宗罪，包括资助毛文龙、后金归还萨尔浒降将而国王却“不遣一介来谢”等，最后要求国王速来请和，双方“申盟天地，重修和好”。几天后，阿敏以“大金国二王子”（二王子即二贝勒）的身份致书朝鲜国王，要求“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提议“两国告天盟誓，永为兄弟之国，共享太平”。此时阿敏一心想“吹角进兵，直趋王京”，但济尔哈朗等担心毛文龙部从背后反扑截断退路，于是阿敏进驻平山城扎营，继续与朝鲜交涉议和事项。

朝鲜国王于二月初五命晋昌君姜假以刑曹判书之衔前往阿敏大营回信。在晋昌君启程前一天，太学生尹鸣殷等上疏，希望国王将前来送信的后金使臣、朝鲜翻译朴兰英斩首，并“函送天朝，举义斥和，背城一战”。国王则称：“观此疏章，忠义凛凛，令人颜，但羁縻之道，自古有之，姑许息兵，未为不可矣。”即既要讲究对明朝的忠义仁孝，也要承认羁縻后金才是要紧时务。晋昌君在抵达金军大营的次日早晨与皇太极及诸大臣会面，他先向皇太极行九跪大礼，然后坐于诸王右侧。晋昌君所携国书内有言：“我国臣事皇朝二百余年，名分已定，敢有异意？我国虽弱小，素以礼仪著称，如使一朝而负皇朝，则贵国亦将以我国何如也？事大交邻，自有其道。”

双方书信中的用词体现了政治认知上的差别，如阿敏信中称明朝为“南朝”，朝鲜国王沿袭事大之礼称明朝为“皇朝”，但也称后金为“贵国”，承认了后金政权合法性。当然，朝鲜实际上并未改变在文化层面上对后金的轻蔑，这可从其对待后金信使的方式中看出来。阿敏的四名信使本是奉命要面见国王的，但朝鲜并未答应其请求，在送他们离开汉城时设酒宴款待，并“给赐物”，谢恩时，信使需从招待的榻上下来，对着王宫所在的“北面再拜叩头”。

阿敏并不满意朝鲜如此对待信使，亦责备国王书信“照旧书南朝天启年月”，于是威胁朝鲜若不请和，他将率兵“至王京驻下，耕种一年也不回去，贵国那时追悔何及”。在此胶着之时，刘海自请以副将身份前往朝鲜，但他在国王和大臣面前甚为无礼，乃至于国王接见他时因未及时举手示意，刘氏“怒甚起出”，大臣莫不骇然。《太宗实录》中亦记：“兴祚乘舟，抵江华岛，见李倧。李倧端坐，不出一言。兴祚曰：‘汝何物，做此土偶状耶？’李倧色赧，无以答，乃曰：‘吾因母丧未终故耳。’”在刘海的催促下，朝鲜国王派遣原昌君李玖（《太宗实录》称为“李觉”）以王弟身份前往金军大营讲和，但仍坚持“天朝则义不可绝”的政策。为保障李玖不被后金挟持为人质，刘海还和朝鲜大臣在燕尾亭盟誓。李玖与阿敏等见面时的程序也颇讲究：“八旗诸将齐列，阿敏贝勒坐役所之榻上，五台吉分翼列坐。朝鲜王弟自役所旁门入，行一叩头礼，又抱贝勒膝相见，又以次见五台吉。”

李玖带去的国书称：“兹遣弱弟原昌君玖，往赴军前，共定约誓，贵国便可退师还去，毋留我境。自今以后，两国兵马，更不过鸭绿江一步地，各守封疆，各遵禁约，安民息兵，父子夫妇，各相保存。”但国书所用的天启年号，引起阿敏等的极大不满，令刘海退回国书，并致信朝鲜国王说：“看来贵国拿天启来压我，我非天启所属之国也。若无国号，写我天聪年号，结为唇齿之邦。我国有事，尔来救我；尔国有事，我国救尔，永不失信。”最后朝鲜国王和刘海都赞成使用揭帖，正如袁崇焕所送的揭帖那样，不署明朝年号，避免后金不满。实际上，明朝文书体系内的揭帖末尾通常也是署年号和日期的，只是袁崇焕等当日略作变通，朝鲜如此模仿，亦是权宜之计。

（三）江华岛盟誓与兄弟关系的建立

国书格式问题解决后，双方就朝鲜国王是否参与盟誓一事反复商讨，虽然后金提议的盟誓礼仪不合朝鲜礼制，但朝鲜最终还是与后金议定了国王亲行焚香、双方大臣一起誓天的计划。后金遂遣刘海、库尔缠及八旗诸将前往江华岛参加盟誓。

三月初三夜，朝鲜君臣和后金大臣在江华岛行宫举行盟誓典礼，朝鲜实录载之甚详，共分为两大环节。第一环节是国王立誓，其誓文曰：“朝鲜国王，以今丁卯年某月日，与金国立誓。我两国已讲定和好，今后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竟细故、非理征求。若我国与金国记仇，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灾；若金国仍起不良之心，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祇，监听此誓。”立誓后，焚誓文于西阶桌上。第二环节是双方大臣立誓，由刘海陪同朝鲜大臣吴允谦、金瑬、李贵、李廷龟、申景禛、申景裕、许完、黄履中等到誓坛，后金方面出人员宰牛和马，并“盛血骨于器”，然后由朝鲜大臣李行远读誓文，文曰：“朝鲜国三国老、六尚书某等，今与大金国八大臣南木太、大儿汉、何世兔、孤山太、托不害、且二革、康都里、薄二计等，宰白马乌牛立誓，今后同心同意，若与金国计仇，存一毫不善之心，如此血出骨暴；若金国大臣仍起不良之心，亦血出骨暴，现天就死。二国大臣，各行公道，毫无欺罔。欢饮此酒，乐食此肉，皇天保佑，获福万万。”而后，后金南木太等誓曰：“朝鲜国王今与大金国二王子立誓，两国已讲和美，今后同心合意。若与金国计仇，整理兵马，新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祸。若二王子仍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祸。若两国二王，同心同德，公道偕处，皇天保佑，获福万万。”此一盟誓既是建立在国王和阿敏之间，也是建立于国王和皇太极之间。参与盟誓的后金八大臣，实系皇太极即位后任命的八位旗主（固山额真，即gūsa-i ejen，朝鲜史料内有时称“固山”为“高山”，系gūsa之音译），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八旗诸将，包括正黄旗固山额真纳穆泰（南木太）、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大儿汉）、正红旗固山额真和硕图（何世兔）、镶蓝旗固山额真顾三台（孤山太，乃阿敏属下）、正蓝旗固山额真拖博辉（托不害）、镶白旗固山额真车尔格（且二革）、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里（康都里）、镶红旗固山额真博尔晋（薄二计）。

宰白马乌牛盟誓既是中国历史上刑牲盟誓传统的延续，亦是自努尔哈赤时期以来为获取军事和政治保障而推行的一种策略。如早在万历二十五年初，被击败的叶赫、乌拉、哈达、辉发等海西女真四部遣使同努尔哈赤和好，“宰白马，削骨，设酒一盅、肉一碗，血、土各一碗，歃血会盟”，盟誓“自此以后，若不结亲和好，似此屠牲之血、蹂踏之土、剐削之骨而死；如践盟和好，食此肉、饮此血，福寿永昌”。努尔哈赤就此统一海西女真。万历三十六年三月，努尔哈赤部与明辽东副将及抚顺所备御一同“刑白马乌牛，誓言天地”。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类似的歃血盟誓依旧推行，如天命四年十一月，后金与喀尔喀蒙古五部“刑白马乌牛，设酒一器、肉一器，血、骨及土各一器，昭告天地”，一起抵抗明朝，倘若互相背离就“溅血蒙土、暴骨以死”。从这些案例中不难看出，盟誓过程可谓骨血四溅，十分粗犷，誓文虽经后世润色，仍不失直白。此种歃血立盟是以皇天后土为见证者，参与盟誓者必须遵循约定。

江华岛盟誓后，库尔缠轻装回沈阳报信，路上遭到尚未收到双方盟誓、战事停歇消息的朝鲜兵围追堵截，突围后成功回到沈阳。在平壤，阿敏携八位旗主与李玖和朝鲜大臣于三月十八日“复誓天地”，“刑白马乌牛，焚香，设酒、肉、骨、血、土各一器”，诸将行九拜礼，读誓后焚之。誓言内曰：

自盟之后，朝鲜国王李倧应进满洲国皇帝礼物，若违背不进，或不以待明国使臣之礼待满洲国使臣，仍与满洲结怨，修筑城池、操练兵马，或满洲俘获编入户口之人逃回，朝鲜容留不行遣还，或违王所言，与其远交明国，毋宁近交满洲之语，当告诸天地，征伐之。天地谴责朝鲜国王，殃及其身。朝鲜国王若不违誓词，共相和好，满洲国大贝勒阿敏无故加兵，殃亦如之。两国永遵誓词，天地垂佑，历祚延长。

这份誓文中诸如“满洲国皇帝”、“满洲”等词，当系入关后所改。誓文规范了五项原则：第一，朝鲜向后金进呈礼物，相当于进贡；第二，以接待明朝使臣的礼仪规格接待后金使臣；第三，不能修筑城池和操练兵马；第四，不能收容已被后金俘获并编入户口内的朝鲜人；第五，遵守远交明国不如近交后金的原则。这一份誓文并不见于朝鲜记载，因为誓天后阿敏不让朝鲜官员看誓文，三天后才派信差送给朝鲜国王一份誊本，而非原文。朝鲜国王对大臣们说，“贼之誓文，未能解见，而大概与当初誓意，大相不同”，“当初誓意”即江华岛誓文。崔鸣吉表示：“渠亦知我国之必不从，欲以此五条为后日执言之计也。”君臣欲将此誓书退回，终因时势作罢。江华岛誓文旨在双方各守封疆、互不挑衅；平壤誓文则是后金强加给朝鲜的五项不平等条款，确有天壤之别。事实证明，崔鸣吉的担心不无道理，1636年皇太极改元称帝后发兵攻打朝鲜时，原因之一便是朝鲜不守平壤之盟。

值得指出的是，双方盟誓的前提是“两国告天盟誓，永为兄弟之国，共享太平”，因此盟誓后双方就变为“兄弟之国”了，后金为兄、朝鲜为弟，而据平壤誓文，朝鲜要向后金进献礼物。同年五月三十日，皇太极遣英俄尔岱（朝鲜据其名字满语发音称为“龙骨大”）和刘海致国王书信一封，其中提到“今后我两国永为兄弟之好”，并称朝鲜国王为“王弟”。两次盟誓后金兵北归，由此开启了双方长达十年的和平。在这十年内，后金一方面并不挑战朝鲜与明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另一方面沿着宗藩关系对双边关系进行再塑造，以加强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政治文化基础。

三、参汉酌金：后金对朝关系的再塑造

（一）丁卯之役后的后金与明朝关系

朝鲜称丁卯之役为“丁卯胡乱”，所谓“胡”是从文化上对后金之蔑视。战争结束后，朝鲜需要每年春秋二季遣使后金呈进礼物，而后金的当务之急是促使朝鲜在义州开市，以弥补内部物资的严重不足。义州一带新经战乱，米粮和布匹供应不足，双方多次讨论后，延迟到次年二月二十一日方才开市，即“中江开市”，英俄尔岱作为主要负责人往来后金与朝鲜之间。朝鲜亦同意了后金每年春秋二季在会宁开市的要求。两国互市时，后金卖给朝鲜的主要是人参和貂皮，朝鲜卖给后金的是绵绸和青布，实际上，朝鲜的绵绸和青布是以人参、貂皮等与毛文龙部交换得来的，因此双方贸易实则是后金、朝鲜、明朝三方贸易，毛文龙部成了中转站。

在东击毛文龙和朝鲜时，后金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军事上亦要左右防备，于是主动向明朝妥协。天启七年八月廿二日，天启皇帝去世，崇祯皇帝继位。十月初二，皇太极致信崇祯帝，自称“金国汗”，称崇祯皇帝为“大明国皇帝”，提到“若谓兵戈非吉，太平乃吉，则差人来，彼此皆得好人通往，将心事尽讲明，而后和成”。就格式而言，“大明国皇帝”顶天，“金国汗”低一格，首行首字比“金国”低两格（表3），表示后金依旧尊重明朝高一等的地位。该信末时间上用满文朱印abkaifulingga aisin gurun han-i doro，即“天命金国汗之印”，当因此时皇太极尚未铸印，但此信用天聪年号。

崇祯皇帝并未答应议和，袁崇焕继续率军与后金对垒。1629年（崇祯二年，天聪三年）正月，皇太极遣秀才郑伸与百总任得良送书袁崇焕，称“我与朝鲜共弃前非，已当天立誓，永结和好”，试图和谈。这封信的抬格中将“金国汗”与袁崇焕置于同等地位，和袁崇焕致皇太极的书信格式一致，但与天聪元年四月皇太极所定格式不符，实属自降地位（表4）。同年秋，后金与蒙古地方皆发生严重饥荒，皇太极率十万大军绕道察哈尔蒙古，于十月二十七日过喜峰口，突入北京城下，此即明朝所谓的“己巳虏变”。史家多认为此次出兵目标系伐明，但姚念慈认为皇太极最初目标可能是联合蒙古喀喇沁和喀尔喀诸部追击向西迁移的察哈尔部林丹汗，但就客观而言，金兵并未追击察哈尔部，终究南下击明。李光涛认为己巳之役是皇太极对明“求款”讲和的手段，但事实上，后金此时已打败朝鲜并约为兄弟之国，毛文龙也早为袁崇焕斩杀，腹背敌势大消，所以后金当时因饥荒而表现出的“求款”姿态，其经济目的恐要远大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孟森曾提出，皇太极在抽兵北归前的天聪四年正月颁发木刻黄榜告关内官民，榜文只在开始时的“我祖宗以来为大明看边”与“七大恨”中第三恨的“先汗忠于大明”出现了两次“大明”，其余地方均称“南朝”，呼明朝皇帝为“南朝皇帝”，皇太极还自称“朕”，告诫关内官民“今日抽兵回来，打开山海，通我后路，迁都内地，作长久之计”，其与明争天下的野心暴露无遗。当时皇太极面临很多困难，所以榜文中也退一步说：“若皇天佑朕，得成大业，尔等自然安康；若朕大业不成，尔等仍事南朝臣子，朕亦毫不忌怪。”为渡过难关，后金的文臣谋士也在思考如何对明朝采取妥协策略。天聪四年二月十二日，高鸿中建议，若明朝真心讲和，后金可以考虑“比朝鲜事例，请封王位，从正朔”，否则继续用兵。皇太极没有接纳此议，而是继续突然出兵南下京畿一带抢掠。同时，朝鲜每年两次遣使进献礼物，也有助于后金纾解财力危机。

（二）后金对朝鲜的“准宗藩”政治话语的使用

朝鲜每年赴沈阳的春秋信使的主要目的，是进献礼物兼打探消息，但因义州和会宁的互市远不能满足后金需求，使行也成为双边商贸之渠道，很多朝鲜商人跟着使团前去，乃至于备边司在1631年说：“春秋信使之行，买卖无异于开市。”朝鲜视后金为一平等之国，认为遣使是“交邻”之举，使臣是“信使”，而非遣往明朝的“贡使”；所给之物也不外乎“土产”、“礼物”，而非“贡物”；进呈皇太极的礼物单子称“礼单”，而非“贡单”。正如朝鲜国王在1633年拒绝后金要求增加礼物时所说的：“两国相交，信使往来，各以土物相遗，礼也。”然而后金逐渐发展出一套和朝鲜相异的话语，这与后金当时的政权建设密切相关。

早在万历二十一年之前，努尔哈赤部已模仿蒙古建立了掌管诉讼刑狱的“札尔固齐”（jarguci）之制，但当时尚无具体规制，到了天聪年间，仿效明代进行制度化改革。天聪元年正月初一，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及文武官员拜天时，行三跪九叩礼，嗣后诸贝勒大臣及文武官员对皇太极又行三跪九叩礼。行礼之时，皇太极两侧有两人侍立，一人鸣赞曰：“某贝勒、某大臣率众行礼，庆贺元旦。”另一人赞曰：“叩拜。”然后众人即叩拜。由此可见，至晚在1627年，后金已确立了比较固定的三跪九叩礼，这成为清代最高等级的礼节，虽和明朝朝觐皇帝的稽首叩首五拜有别，但仍有强烈的中原色彩，这与后金文臣推动的治国理政方面的建设密切相关。天聪五年，后金仿照明朝设置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以贝勒一人领之”。从天聪六年正月初一开始，后金又对礼制进行重要调整。当然，皇太极携诸贝勒拜天谒神，并接受八旗诸贝勒、察哈尔和喀尔喀蒙古贝勒、汉官、八旗总兵官、蒙古各部使者、朝鲜使臣等挨次叩拜，这是皇太极首次“南面独坐”接受八旗诸王叩拜，八旗叩头行礼的顺序也从之前按年龄改为“照旗分”。从职官机构到礼仪刑名均模仿明朝的行政体制，大大加强了皇太极的个人权力和权威，塑造了类似明朝以君主为中心的制度，对后金发展影响深远。

后金统治者并不精于类似的治国策略，所倚靠的主要是一大批汉臣，包括高鸿中、宁完我、范文程、佟养性、鲍承先、高士俊、杨方兴、刘学成、马光远、丁文盛、李栖凤、王文奎等。这些人基本都供职于“文馆”（即bithe boo，书房），而文馆又以懂汉文的达海为中心，负责处理日常的文书事务，发挥了类似内阁的功能。天聪六年达海病逝后，书房秀才李栖凤上奏皇太极，“臣一向蒙大海（即达海——引者注）及众榜式言臣小心勤慎，说奏过皇上，遂令臣办写国书。收掌一应文书，总在大海经营，今大海病故，书房事宜竟无专责，其柜子中收贮文书，人得乱动”，点出了文馆事务由达海总管并派李氏等书写的运作情形。《太宗实录》中赞颂达海“九岁读汉书，通晓满汉文义，自太祖以来，凡与明国及朝鲜往来书翰，皆出其手，文词敏瞻，居心醇厚，识解聪明”。实际上，达海主要依靠手下汉臣处理“与明国及朝鲜往来书翰”。这批文臣大都是秀才或明朝将官出身，并不懂满文，因此屡屡上陈皇太极，改革这种满汉官员不能有效沟通的局面。但这批文臣是后金模仿明朝进行治国理政的核心，他们做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工作是借用明朝政治文化术语，对后金进行体制化建设。这包括行政机关的设立、官吏的任免和考核、公文格式的采用、书面辞令的择取、各项章程的设置、衙署日常管理的规范、赋税的征收和礼仪典章的创设等，都是满人并不熟悉的知识和不具备的能力，也是刚创制不久的满文无法表达的内容。

就此而言，天聪朝这批深受儒家经典影响、通晓明朝典章制度的汉人官员书吏，对后金制度进行了改造，并在之后利用清政权与朝鲜交流的资源来强化清政权体制性建设。清亡后，罗振玉等编印的《天聪朝臣工奏议》，汇集了诸多汉臣出谋划策的条陈，包罗万象，足备史家稽参。如天聪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明朝降将马光远以“正蓝旗总兵官”之职“敬献愚忠，以正国本”，声称“一点犬马报主之心，无日不为我皇上深谋远虑也”，并宣称：“我皇上威服列国，德治群雄，中原渐为我有，四海指日归宁，而深根固本之着，亦宜早早安排。”马氏评论说：“如其厉兵秣马、破阵冲锋，皇上自有神谋妙算，非臣敢赘言也。至于治国抚民之事，臣当仿古效今，以献一得之愚。”马氏在此认为皇太极精于战事但短于治国，这种观点在当时汉臣中比较普遍。天聪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甲喇章京朱继文之子朱延庆上书直陈：“我国之攻城破敌、斩将搴旗者，实不乏人；守地治民、安内攘外者，概未多见。往年遵化、永平之役，得有四城，随以鲍、高、宁、范分守其地。假使再获数城，将于汉官中，复加遴择，恐仓卒之际，或难名实相称也。”“鲍、高、宁、范”即鲍承先、高鸿中、宁完我和范文程，可见后金可用之才确实不多。马光远认为设立六部和文馆虽好，还应有总裁和经理之人，建议选二三人立为总裁，“于皇上大门以里，盖建内阁三间，令各总裁每日黎明入阁。凡八家固山、六部承政，有疑难大事，先赴内阁公议，务要便国利民，方得奏请圣旨，裁夺施行”。此即设立内阁的建议。马氏亦奏请设六科经理，以免耽误六部之事，以及设立八道言官主管纠察等。书房秀才杨方兴亦上奏建议五事，其中第二条是“编修国史”：

从古及今，换了多少朝廷，身虽往而名尚在，以其有实录故也。书之当代，谓之实录；传之后世，谓之国史，此最紧要之事。我金国虽有榜什在书房中，日记皆系金字，而无汉字，皇上即为金汉主，岂所行之事，止可令金人知，不可令汉人知耶。辽金元三史，见在书房中，俱是汉字汉文，皇上何不仿而行之，乞选实学博览之儒，公同榜什，将金字翻成汉字，使金汉书共传，使金汉人共知，千万世后，知先汗创业之艰难，皇上续统之劳苦。

可见，当时文馆已有用满文记录每日大事之例，形成了留存后世的满文旧档（即《满文老档》），杨方兴提议同时以汉字翻译和书写实录，这对后金而言意义重大，不过后来的历史证明，时人未将满文档案系统地译成汉文。顺治六年（1649），清朝开始编修《太宗实录》，范文程、宁完我等都在总纂官之列，直到乾隆朝才最终定本。其中很多针对后金与朝鲜和蒙古各部关系的用语，是入关前汉臣一直使用的，纂修时不过是信手拈来。这些汉臣早在天聪初期就在奏文中自称“臣”，且除循例称呼皇太极为“汗”外，在天聪五年六部建制之后开始普遍称其为“皇上”，并使用“皇衷”、“皇恩”、“圣意”、“圣哲”、“圣裁”、“圣恩”、“圣谕”等词汇，一如对明朝皇帝。换言之，在皇太极于1636年称帝前，范文程等汉臣早就已将其视为后金的君王、皇帝，他们的建策建言，也都是着眼于夺取天下与长治久安。

《太宗实录》中对朝鲜春秋信使的记载，足以体现当时后金对朝鲜的定位，与汉人臣工奏文中的表述毫无二致，更与崇德二年（1637）双方正式建立宗藩关系后的描述相符。如天聪六年九月初四，朝鲜信使朴兰英到达沈阳，满文史料记载：“朝鲜国王李倧派遣朴兰英，带着出产的物件作为秋季礼物送来并叩头。”《太宗实录》则记：“朝鲜国王李倧遣朴兰英来朝，贡秋季方物。”在汉文语境内，朝鲜遣使变成“来朝”，呈送礼物变成了“贡”，朝鲜礼物也变成了“方物”，上下等级立判、内外之别昭彰。同期蒙古阿禄部首领孙杜稜等率22匹马、3峰骆驼来皇太极前叩头以献，满文记为“对汗叩头”，而汉文实录称之为“来朝”。蒙古察哈尔梼纳楚虎尔率12名男子、6名女子和160匹马逃到后金，汉文实录则称以“来归”。类似满文白话记录在汉文文献中被更改、转换的例子有很多。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后金当年在使用满文记载时已明白区分gurun（音写“固伦”，即国）与aiman（音写“爱曼”，即部落），前者如朝鲜和察哈尔，后者如阿禄部。这种多边、多单元的关系描绘，为后金逐步构建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奠定了基础，并随着实力的日渐强大而变得更为明显，后金也变成了多民族政权，八旗融合了女真人、蒙古人、汉人和朝鲜人等。刘厚生曾就此提出：“从天命四年八月以后，直到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定国号为大清，这十七年间的《旧满洲档》，除个别几处外（后面将有分析），只能见到关于女真（jušen）的记述，而绝对没有女真国（jušen gurun）的记述。太祖朝一百五十余处和天聪朝九十多处，凡见jušen字样，皆不再和gurun连用，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现象。它反映了记述《旧满洲档》或整理、改窜、重抄时的观念。统一女真各部后向辽沈地区扩张的女真国，其成员构成上已经不仅仅是女真族人，有蒙古族人，更有大量的汉族人被纳入这个国家，它的国人（gurun）的概念，已经超出了女真（jušen）族的范围，其国（gurun）是由三种不同族属的国人（gurun）组成的，所以不能再用女真国人（jušen gurun）来代表这个国家的所有国人。只能用jušen（女真）monggo（蒙古）nikan（汉）来表示三种不同族属的国人。”在此背景下，后金逐步构建了一种多层次的管理体系，与元朝及明朝的多元治理已十分相似，同时还要树立起自身的正统观念，获取统治合法性，去除长久以来“夷”的身份，以便控驭多元社会，为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同期以后金为天下中心的话语建设中更重要的一环，是开始将明朝定义成南蛮，将明人视为“远人”。如在孔有德和耿仲明于天聪七年春投降后金后，正黄旗和镶黄旗的教书秀才黄昌、于跃龙在给皇太极的奏书中称之为“皇上仁明英武，远人来归”。所谓“远人”即指孔有德等人，而对明朝而言，“远人”指的是朝鲜和建州女真等。同年八月初九日，宁完我奏请参考《大明会典》设立六部通事，开篇即说：

我国六部之名，原是照蛮子家立的，其部中当举事宜，金官原来不知。汉官承政当看会典上事体，某一宗我国行得，某一宗我国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减，参汉酌金，用心筹思，就今日规模，立个金典出来，每日教率金官到汗面前，担当讲说，务使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之制。必如此，庶日后得了蛮子地方，不至于手忙脚乱。

所谓“蛮子家”和“蛮子地方”均指明朝，而模仿《大明会典》修金典的建议意义重大。宁完我曾在天聪四年作《行军律》，但达海认为不能行于后金而没有呈报皇太极。现达海谢世，宁氏希望后金可以多仿照明朝制度，以为长久之计。到了天聪九年正月，大凌河都司陈锦建议皇太极攻取北京，称“目今朝鲜受款，汉夷响（向）风，越海投归者接踵，插夷远来者络绎”。后金史官将此话译为满文，其中“朝鲜受款”被记为“朝鲜国朝贡”（Solgo gurun alban banjimbi），“汉夷向风”作“汉人越海来降”（Nikan edun i ici be tuwame mederi doomedahame jiderengge），“插夷远来”作“察哈尔蒙古远来”（Cahar-iMonggo gorokici jiderengge，“插夷”在明代史料中亦称“插汉”，系Cahar音译）。其中“汉夷”之说实属罕见，陈锦以一名汉官用此说法，足以表明当时汉官已开始提倡并建设后金的天下中心地位。

同年八月，据守皮岛的明将刘兴治决计投降后金，在给皇太极的密函中高呼“汗大一统之机会，不容一判失也”，表示“惟听汗令调遣，或攻山海，或征山东，仰赖弘福，共成大业。事成之后，莫言天无二主之说也”。天聪九年二月，新归附的生员杨名显、杨誉显、杨生辉也迫不及待地上书皇太极，请求攻取北京，其中提到“今皇上仁风远播，遐迩归心，诸国早降，四夷咸服，此人心顺而天意归，上帝不为不祐也”。此“四夷”一词无疑也有强烈的政治含义，蒙古各部、朝鲜、明朝归附之人均在其中，因此满文译为“四方之国的人都来归降”。天聪八年，皇太极改沈阳为“盛京”，次年底规定嗣后“国名为满洲”，不能继续用“诸申”等号。以此为契机，文臣将之前满文中的一些jušen（诸申、女真）改作manju（满洲），这也是现在《满文老档》等整理本中，“满洲”一词不断出现在1634年之前史实中的主要原因。长远来看，无论在满文还是汉文语境中，这些都是后金重新界定自身认同和去除“夷”之身份的重要一步，诸多汉臣也开始从各方面加强后金作为天下中心的话语建设。

（三）后金汉化进程的加快与朝鲜的作用

除话语建设外，汉臣特别注重实际生活中礼仪制度的建设。天聪八年，正白旗备御刘学成上奏“立坛郊社敬事上帝后土”，具体办法是：

我国门外设立堂子凡初一十五，汗驾亲去叩拜，岂不敬奉天地？这还是寻常的事，昧行天子的礼，还不为大敬。我汗既为天地宗子，须要象汉朝立天地坛，凡行兵出征，天年旱潦，汗当步行到坛祷祝，命道士设斋念经，每年冬至日郊天，用牛一只祭，夏至日社地，用猪羊祭，再把始祖神位入坛配享，道官唱礼，我汗当九升九奏，这便是天子敬天地的道理，朝廷当行的一宗要务。

即仿照明朝在盛京城外建天地坛，由“天子”皇太极每月朔、望前往祭拜，冬至、夏至宰牲祭祀，并将努尔哈赤等先祖配享，合之以太庙之功用，如此便可以“汉朝”之礼做好“天子敬天地”之事。从统治合法性的角度而言，刘氏建言的根本目的是，将皇太极这位满洲大汗塑造为传统意义上的“天子”。

一些学者认为此时后金主要是向蒙古汲取治国政治观念，而不是向汉人汲取，也有学者反对“汉化”（Sinicization）的观点。事实上，后金是多方位汲取治国之术的，其长期汉化过程历历可观。在入关前，力推汉化者是达海、宁完我、高鸿中、范文程等精通传统典籍和典章制度的满汉臣工，但并非完全照搬明制，而是进行诸多变通和改革，使之更符合后金的实际情况。如模仿明朝设置六部，但同时在各部之内设立4名启心郎，作为负责部务贝勒的顾问，启心郎这个职务就属于后金创制。也就是说后金的建设是一种超越某一族群的“治国之术”，此即马光远所谓之“治国抚民”。然而，“汉化”并不是后世史家赋予的历史叙述，而是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就已十分明显的历史趋势。努尔哈赤曾希望以山海关和辽河作为明朝与女真的分界线，并引辽、金、元三朝旧史来说明南下中原后遭到同化的危险：“昔日的大辽、大金、大元各不居住在各自的地方，进入尼堪之内地居住后皆变为尼堪了。尼堪在山海关开始那边居住，我等在辽东地方放居住，尼堪和诸申各自为国。”即汉文实录中的“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入处汉地，易世以后，皆成汉俗”。到天聪朝中后期，虽然皇太极也着意提醒满人不能“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但主要着眼于保持族群认同的角度。就治国理政层面而言，“效汉俗”不仅不可避免，而且需快速推进，此即“汉化”，或按满文字面意思解释为“尼堪化”（Nikanization）。就此而言，一些学者认为汉化理论（Sinicization thesis）“是20世纪汉民族主义对中国既往的解释”的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现存天聪朝赐马光远诰命一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清代治理理念与方式变迁的很好的切入点。该诰命用五色纻丝，满汉合璧，收录有天聪八年、顺治四年、顺治九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雍正二年（1724）、乾隆五年（1740）、乾隆三十七年、嘉庆十二年（1807）的册诰文，钤满汉合璧“制诰之宝/hese wasimbure boobai”之印。印文自天聪八年至雍正二年一以贯之，和册封朝鲜国王的诰命上所用之印一样，乾隆初年因统一满文篆字而重刻很多印玺时此宝亦改铸为篆文，所以此件诰命当系入关后重制，但其内容当与天聪八年的一致。册封马光远为一等子爵（即“一等京奇尼哈番”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诰命汉文曰：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尚德崇功，国家之大典，输忠尽职，臣子之常经。古圣帝明王戡乱以武，致治以文，朕钦承往制，甄进贤能，特设文武勋阶，以彰激劝受。兹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抚众，智以察微，防奸御侮，机无暇时，能此则荣及前人、福延后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怠。

马光远，尔原系故明参将，征北京时，取永平府后，尔率建昌城兵民来降，尔母及兄弟妻子仍在北京城内，尔遣人取至，故授为一等京奇尼哈番。

天聪八年五月十七日。

这篇诰命的满文曰：

abkai hesei forgonbe aliha han i hese。

erdemu be tukiyere,gung de karularangge, gurun i amba kooli, tondo mujilen i afaha weile beakūmburengge, ambasai jurgan。julgeienduringge han se, coohai horon i gurun be toktobuhabi。bitheierdemui doro be dasahabi。bi julge be alhūdame, gungerdemu be tukiyeme, bithe, coohai hafan ilibuha。ereejehe be gaiha niyalma, tondo mujilen i beye be yabubu。sainmujilen i geren be uji。mergen mujilen i majige ba bekimci, jalingga be sere。gidašara beilibu。beye be šolo umetucibure。enteke be mutebuci。kesi, ama, mafa de isinambi。hūturi, juseomosi de tutambi。beye boo enteheme wesihun banjimbi kai。ginggule ume heoledere。

ma guwang yuwan sidade nikan i c’yanjan bihe。bejingde cooha genehe mudan de yuing ping be gaiha manggi。jiyancani hoton i cooha irgen be gaifi dahaha。eme, ahūn, deo,juse, sargan bejing ni hoton de bihe。niyalma takūrafigajiha seme uju jergi jingkini hafan obuha。

sure han i jakūcianiya sunja biyai juwan nadan de。

将诰命满汉文本作一比较的话，可知此时虽然满文中皇太极仍称“汗”（han），汉文已用“皇帝”，满文“我”（bi）在汉文中为“朕”。另外，在描述马光远身份时，满文写为“尔原系尼堪参将”（si dade nikan i c’yanjan bihe），而汉文却称“尔原系故明参将”，其中“故明”与Nikan（尼堪）语意差别甚大，或系入关后修改。然而，马氏诰命足以说明，至晚在1634年，后金已建立了较完备、成熟的文武勋阶系统，投诚之人可以迅速补入这一系统内。

后金在学习、继承中国传统典章制度方面的长足进展，还表现在文书的系统化或体制化（documentaryinstitutionalization）。在这种背景下，天聪九年十二月，后金将文馆改为“内阁中书科”（Nei g’o Sung šu k’o），进而明官制、别服色、置官阶、用内监，整体的文官体制、军事体制、行政机构等建设再度大踏步前进。就在称帝不久前的天聪十年三月四日，皇太极设内三院，即国史院（Gurun i suduri ejere yamun，意即“记录国家历史的衙门”）、秘书院（Narhūn bithei yamun，意即“机密文书的衙门”）和弘文院（Kooliselgiyere yamun，意即“传递典例的衙门”）。这些机构的建立，进一步加速了文书的系统化及行政体系和官僚体制的建设。

后金迅速汉化的治理之术在与朝鲜的交往中体现得尤为清晰，在使臣交聘、礼仪往还、互市贸易和越境交涉等方面尤其如此。朝鲜信使抵达盛京时，后金设下马宴款待，觐见皇太极时行跪拜礼，离开之时又有上马宴，皇太极也对朝鲜国王、信使、通事等各有赏赐，这些大多模仿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宗藩礼仪。又如，信使对皇太极所行五跪五叩头礼，其实是朝鲜朝贡陪臣对明朝皇帝所行的最高等级的礼仪；信使与后金内院官员会面时所行四拜礼，也是朝鲜贡使对明朝礼部官员所行之礼，且稽首四拜亦是明朝百官觐见东宫（太子）和亲王之礼。再如，天聪四年五月十六日朝鲜信使离开盛京时，后金待之以上马宴，达海等陪宴，达海作为负责朝鲜文书往来事务的主要官员，在此场合相当于明朝负责外藩朝贡事务的礼部官员。天聪九年三月，史官记载，朝鲜“使者会见终了以后，款待以茶，于下马之衙门，以下马宴款待之”。此种接待礼仪相当正式，与清入关后的礼制没有太大差别。就朝鲜而言，他们称后金使臣为“金差”，与明朝使臣一样，由礼宾寺款待于慕华馆和南别宫，亦有下马宴、上马宴，并觐见国王等，相关礼仪也是参照宗藩制度，因此照样推行于1637年双方建立宗藩关系后，只是清使代替了明朝的“天使”而已。

在这一时期内，朝鲜继续遣使北京对明朝贡，后金对此是了解的，也未加阻拦，而朝鲜亦能灵活应对。如天聪九年夏，朝鲜赴明进贡使团一行34人在海上遇风漂到后金地界获救，六月十三日，朝鲜国王派义州通事崔马兔携致皇太极的书信前往盛京带回“本国进贡员”，国王在信中说“盖两国一家，我国之人即贵国之人，处置自当如此，然兄弟情好之笃，于此益甚”，足以反映双边关系是在家国理念之内运转的，而后金之后也不断对朝鲜使用同样言辞来强化这种家国伦理。

在此期间，皇太极在致朝鲜国王书信的用词与格式，遵照兄弟之国关系，将自己与朝鲜国王置于平等地位（表5）。但1627年后，后金也对形容朝鲜国王的满文用词作了调整，从之前的“朝鲜汗”逐渐统一为“索勒豁王”和“朝鲜国王”。后金书信在“天”、“贵国”、“先汗”等词的抬格标准上并不完全一致，但“金国汗”与朝鲜国王是一直并列的，书信一般以“金国汗致书朝鲜国王”开始。虽然皇太极自收兵以后，就在致朝鲜国王的信中时常称对方为弟，后者却并不呼前者为兄，甚至在天聪三年九月前，书信不写明收信人，试图规避将兄弟关系付诸纸面。在遭皇太极责问后，朝鲜国王在天聪三年九月十八日复信中以“微文小节固不足屑屑也”搪塞，同时开始使用“朝鲜国王答书金国汗阁下”开头，或曰“朝鲜国王奉书金国汗”，抬格平等，逢“天朝”（明朝）时抬格较后金和朝鲜国王略高，仍系朝鲜与明朝往来公文格式的体现。1635年底，后金曾诘责朝鲜为何将书信开头的“奉书”改为“致书”，朝鲜解释说“奉”和“致”“均为邻国相敬之称”。但双方芥蒂日深，在朝鲜就书信格式作出解释后不久，皇太极即改元称帝，后金与朝鲜矛盾终至无法调和，导致双方的第二次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