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丽华：曹魏邺城都城空间与葬地初论

图一 曹魏邺城都城空间与墓葬分布图

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时期邺县除邺城外，还有四座城池，分别是汙城、平阳城、武城、九侯城。《水经注》卷十：“漳水又东迳三户峡为三户津。…在邺西四十里。又东，汙水注之，水出武安县山，东南流迳汙城北。…汙水东注于漳水。漳水又东迳武城南，…漳水由东北迳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漳水又东北，滏水入焉。漳水又东迳梁期城南，…又迳平阳城北。”[11]从《水经注》的记载来看，汙城、武城、梁期城、平阳城大致呈东西分布。汙城最西，距邺城不足40里，约相当于今峰峰矿区南侧至观台镇一带；梁期城位于邺城北约50里处，相当于今邯郸市南侧；平阳城位于邺城东北，大约到了今肥乡、广平一带。上述三座城池现地表均已无存，仅武城仍保存有较高大城墙，武城位于邺北城西约5公里处[12]，现名讲武城，传说与曹操讲武有关。据调查，讲武城平面大致呈方形，东西宽约1.1、南北残长约1.15公里，仍保存有北墙、西墙大部、东墙北侧一段，南墙完全为漳河冲毁。城垣现存最高处约6、墙基最宽约12米。[13]在讲武城西北约1公路的双庙村至东小屋村一带也曾发现较为集中的汉魏时期墓葬分布[14]。（图一）讲武城规模较大，距离邺北城仅5公里，这两座城的使用上限都至少能追溯到战国时期，两汉至北朝沿用[15]，至唐初才废弃，那么这两座城池在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的关系值得深思。

二、曹魏邺城的都城空间

有关曹魏邺城都市建设的文献记载较少，主要见于《三国志》、《魏都赋》、《水经注》及《嘉靖彰德府志》等。根据《三国志·武帝纪》和《三国志·文帝纪》记载，曹魏时期邺城的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州治时期，建安九年（204）至十七年（212），曹操称魏公之前。

建安九年八月，曹操占据邺城。九月，汉献帝命曹操领冀州牧。

建安十三年春正月，作玄武池以肄舟师。夏六月，曹操为丞相。

建安十五年冬，作铜雀台。

建安十七年，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钜鹿之瘿陶、曲周、南和，广平之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

（2）王都时期，建安十八年（213年）至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称魏公直至去世。

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昔在周室，毕公、毛公入为卿佐，周、邵师保出为二伯，外内之任，君实宜之，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锡，其敬听朕命。……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

建安十八年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为东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

建安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献帝起居注曰：使行太常事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与宗正刘艾，皆持节，介者五人，赍束帛驷马，及给事黄门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贵人于魏公国。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庙授二贵人印绶。甲子，诣魏公宫延秋门，迎贵人升车。……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头，宫殿设锺虡。

建安二十一年三月壬寅，公亲耕籍田。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八月，以大理锺繇为相国。

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五月，作泮宫。……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

（3）五都时期，黄初二年（221年）至咸熙二年（265年），曹丕称帝至曹魏灭亡。

黄初二年，魏略曰："改长安、谯、许昌、鄴、洛阳为五都。”

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邺城作为都城进行大规模营建主要是集中在第二个时期，并且应当是以王都的级别进行建[16]，如都城中建有社稷宗庙，但仅有泮宫而无辟雍[17]，以示不越天子之制。

邺城在曹魏之后，又先后为十六国的后赵、冉魏、前燕沿用，至东魏北齐时新建邺南城，邺北城仍在使用，且不乏大规模建设。北齐为北周灭亡之后，邺城被彻底摧毁，人口南迁至安阳，至唐代虽又恢复为邺县，但原来的都城建筑已被严重破坏。元代迄明清，漳河逐渐失治，不断南移，至清代乾隆年间始固定到现在的位置。漳河从原本在邺城西北的西南-东北流向改道成东西流向，整个邺北城被漳河扫荡多遍，即便是高大如铜雀三台者也仅剩最南侧的金虎台，据勘探金虎台周围在古代地面之上至少覆盖着5～7米的流沙层。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经历过无数次洪水扫荡的历代层叠型都市，在地表几乎无迹可寻的状况下想要探索原来的都市格局，其难度可想而知。

在正式考古工作开展之前，对曹魏邺城进行复原的主要有依据文献记载，如杨守敬绘制的《水经注图》之“邺城图”[18]（图二）、日本学者村田治郎在《邺都考略》中发表的邺城平面图（1938）[19]，以及1963年俞伟超根据踏查绘制的邺城城垣复原图[20]等。1990年，邺城考古队基于对邺北城进行的多年系统勘探和试掘，发表了简报及勘探实测图[21]（图三）。根据勘探了解到城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信息：

图二 邺城图（杨守敬）

图三 邺北城遗址实测图

（一）从城墙和城门分布了解到城市形状和规模

邺北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东墙至金虎台）长2400米，西墙南段向外突出，东西最宽处达2620米，南北长1700米。南城墙位于今漳河北岸，大部分探出，发掘的一段宽15.35米，由于地下水位较高，未发掘至底。东城墙探出1300米，宽15-18米，发掘一段宽15.35米。北城墙只在显王村西探出长350米一段，宽度为16米。城墙整体保存不好，有的地段只剩下夯土墙基槽，有的保存高度1-2米。城墙角仅探出东南角。发掘表明，城墙营建于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22]，十六国和东魏北齐有重建或修补。城门仅发现两处，东墙距东南城角800米处发现一座门址，门道宽约22米，门道外有瓮城；北墙中部发现一座门址，门道宽20米；南墙未发现门址。

（二）城内主要道路勾勒出的城市格局

据实地勘探，发现道路六条。东西大道一条，探出2100米，路面宽约13米，发掘发现两层路面，早期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修建，沿用至十六国时期，晚期东魏北齐修建使用。东西大道以南，南北大道三条。当中大道长730米，宽17米，路土厚0.5-1米，修建于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西侧大道长800米，宽13米，发掘发现两侧有沟，宽0.6-1米、深0.55-1.1米，两层路面，早期路面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晚期路面下限东魏北齐时期。东侧大道只探出南北长150米的一段，路面宽13米。东西大道以北，有南北大道两条。其中东侧大道探出长450米一段，宽约13米。西侧大道探出长70米的一段，宽10米。

（三）核心建筑基址分布区

在东西大道北侧中央部位，勘探发现十处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较大的有东西57米、南北35米，东西39米、南北60米，东西45、南北75米的几处。比较遗憾的是，在建筑基址周围未发现宫墙遗迹。在东西大道以北的西侧大道西部勘探发现四座夯土建筑基址，其中最大的东西70、南北40米。在东西大道以北的东侧大道东部未发现夯土建筑基址。

基于考古勘探成果，徐光冀[23]和傅熹年[24]等分别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对曹魏邺城进行了平面复原，两者所绘制出的平面图虽略有差异（图四、图五、），但仍不失为目前为止最为深入的复原成果。

图4 邺北城平面复原图（徐光冀，1993）

图5 曹魏邺城平面复原图（傅熹年，2001）

徐光冀通过复原研究总结出曹魏邺城平面布局的几个特点：（1）金明门和建春门之间的东西大道，将全城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大于南区，以北区为主体，北区中部集中为宫殿区（包括重要衙署），西边是铜爵园和三台，东边是戚里，南区为一般衙署、里坊等；（2）城中间的中阳门大道，正对止车门、端门、文昌殿，形成全城的中轴线，并与广阳门大道和凤阳门大道、广德门大道和厩门大道平行对称。（3）单一宫城、中轴对称的格局改变了汉代以来都城宫殿区分散的布局，中轴线的形成，使平面布局更为对称和规整。

傅熹年与徐光冀的复原最大的区别在于如何处理宫城以及大朝与常朝的问题。傅熹年认为“从邺的总体布局来看，宫城在北半城的西部，背倚西、北二面城墙，并不居全城之中，但在规划中，却通过使宫内主建筑群之一与干道相对的布置，形成纵贯全城的南北中轴线，使宫城和整个城市有机地联系起来”[25]，这样的提法确实比较新颖。傅熹年将宫城设置于整个城市的西北部，并将宫城分成了左中右三区，中区以主殿文昌殿为中心，是进行国事和典礼活动的礼仪性建筑群；右区（西区）为内苑，即铜爵园；左区（东区）司马门至听政殿一线为常朝所在，放置在全城中轴线之上。对于中轴线建筑的设置，傅熹年在注释19中指出“但据近年发掘证实，中阳门内大道不对文昌殿而对听政殿”，并因此否定了《邺城宫室志》的记载，但是却又肯定“止车门至文昌殿是邺城宫城的主要轴线”，其中“据近年发掘证实”一说不知何据，可能受到误导，事实上以目前考古勘探和试掘的结果，尚无法形成对文献记载的否定。当然如何看待铜爵园与宫城的关系，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徐光冀的复原是将止车门至文昌殿一线（外朝）放在了整个城市的中轴线上，将司马门至听政殿一线（内朝）放在外朝东侧，究其原因在于考虑到东西大道以北的勘探发现的两条南北大道之间宽度不及400米，过于狭窄，文献记载的外朝、内朝多项建筑无法设置。郭湖生曾纵览三国曹魏邺城至唐末五代东京汴州都城建置的发展演变，并将之总结为“邺城制度”，指出要点：（1）宫前东西横街直通东西城门，划全城为二，宫城在北且与北城垣合，坊里、衙署、市在南。（2）礼仪性的大朝与日常政务的常朝在宫内并列；形成两组宫殿群，各有出入口；大朝区为文昌殿、阊阖门；常朝区为勤政殿、司马门。（3）大朝门前形成御街，直抵南城门。在邺城，为南城垣中央的中阳门。[26]因此，从整个中古时期都城制度的发展演变而言，还是应将文昌殿一线的大朝部分置于全城中轴线之上，至于司马门至听政殿一线的常朝部分究竟置于何处，还需要探讨。

再扩大到邺北城的外围，曾有学者提出曹魏邺城可能存在外郭城[27]。一方面，无论是西汉长安城还是东汉洛阳城，都是内城（宫城）外郭（外城）形态，在外城外可能会形成郭区，在重要路口设有郭门，但是并无城墙包围[28]；另一方面，在邺城历年考古工作中，我们在邺北城正南和西南方向不远处（最近的不足1公 里）均发现有较为密集的墓葬分布（图一），并且未发现汉末至曹魏时期夯土墙的迹象。因此目前来看，曹魏邺城可能并不存在外郭城，但是不排除设置有外郭区的可能。

三、邺城周边魏晋墓葬的分布与特征

历代文献中记录埋葬在邺城周边的曹魏墓葬主要有魏武帝高陵（也称西陵）[29]、甄妃朝阳陵[30]、曹奂墓[31]等，其中可能和西陵有关的考古发现是安阳西高穴二号墓，传甄妃朝阳陵位于临漳县习文乡芝村，而传为曹奂冢的遗迹已经考古发掘确认为东魏北齐时期佛寺塔基[32]。在邺城历年考古工作中，曾发现不少东汉晚期至西晋十六国时期墓葬，但正如一些先生所指出的，曹魏一般墓葬与东汉晚期墓葬较难区别[33]，截至目前为止，邺城地区发现的可明确为曹魏时期墓葬的极少，但不少兼具东汉晚期至曹魏或曹魏至西晋时期特征墓葬的发现为探索邺城地区曹魏时期埋葬制度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线索。（参见图一）

（一）墓葬发现与分布

1、大型墓葬

邺城地区发现的规格最高的魏晋墓葬应仅西高穴二号墓一座。该墓相对孤立的位于邺北城西南约13公里的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2008年12月至2011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墓葬进行了清理，同时对在该墓北侧发现的一号墓及陵园遗迹进行了勘探与发掘[34]。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联合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对陵园及建筑遗迹进行了发掘[35]。

根据考古工作了解到，二号墓平面呈甲字形，坐西朝东，为多室砖室墓，墓葬全长近60米，由阶梯状斜坡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前后室两侧分列的侧室组成（图六）。该墓虽曾被多次严重盗掘，但仍出土了金、银、铜、铁、陶、石等各类遗物约400件。基于墓葬内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内容的圭形刻铭石牌的发现，发掘者认为该墓为魏武帝曹操高陵[36]。二号墓北侧的一号墓则仅有墓圹，没有实际营造墓室的迹象。在2008～2011年的勘探与发掘中，曾发现陵园的迹象；2016～2017年对陵园遗迹做了较为系统的工作，指出陵园残存平面大致呈长方形，由内、外两周基槽组成，南北宽93.4、东西残长70米，东侧为取土破坏无存；陵园以二号墓为中心，东侧正对二号墓墓道处留有约5米宽的迹，北侧亦发现约3米宽的缺口，在二号墓东侧还发现有密集夯土柱础组成的建筑遗迹。同时基于陵园北墙西段打破M1墓坑北边，判断一号墓的时代早于陵园，与二号墓并非同时期墓葬。

图六 西高穴二号墓平面图

2、中小型墓葬

20世纪70年代，邺城考古工作正式开展以前，在邺城周边曾发现一些较大型墓葬，引起地方学者的关注，如东太平汉墓、习文村北墓、板堂汉墓等，不过这些墓葬都未经正式发掘，墓葬形制不清，只是将出土的部分器物收集到县文保所。其中东太平汉墓情况略为清楚，兹介绍如下：该墓于1971年在“农业学大寨”时发现，墓葬东西向，由前、中、主、南侧室等部分组成，墓葬内出土陶鼎、罐、碗、盘、案、耳杯、绿釉陶灶、铜鼎等各类遗物50余件[37]。

1993～1995年，为配合京深高速公路（现为京港澳高速公路）建设，邺城考古队在邺北城西南的邻近区域勘探和发掘发现了一大批墓葬，其中东汉、曹魏墓43座，东汉、曹魏墓多为带墓道砖室墓，因墓葬早年被盗扰，大多数墓顶无存[38]，这批墓葬墓葬形制主要包括单室墓、双室墓和多室墓三大类，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单室墓如M510、双室墓如M400、多室墓如M1207等[39]。2012～2013年，为配合该高速公路的拓宽工程，邺城考古队在公路沿线又发现一批墓葬，其中亦包括魏晋时期墓葬7座，均为斜坡墓道多室砖室墓[40]。下面择略简要介绍各类型墓葬典型墓例情况。

M510为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室墓，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葬总长约7.5米。墓葬坐北朝南，方向为186°。墓道位于墓室南侧中部略偏东，长4.1、宽1.2、深2.8米。墓室平面呈弧长方形，内壁长2.64、宽1.84米。墓室四壁略外弧，残高1.6米，墓顶大多破坏无存，从残状推测为四角攒尖顶。该墓因盗扰破坏严重，墓室内葬具和墓主人骨殖均已无存，墓室西南角出土陶瓶和陶罐各1件，东南角出土铜弩机和锈蚀长条形铁器各1件。（图七）

图七 M510平剖面图

图八M400平面图

M400为长斜坡墓道带耳室前后室双主室墓，由斜坡墓道、前甬道、前室、南甬道、耳室、后甬道和后室七部分组成。墓葬座西朝东，方向为99°。墓道位于墓室东侧，未完全清理。前室平面呈弧方形，内壁长2.8、宽3.26米，墓顶塌落无存，推测为四角攒尖顶。耳室平面呈弧长方形，内壁长2.74、宽1.75米，残高1.4米。后甬道和后室砖壁均破坏严重，仅后室东北角残存两层砌砖。后室土圹长3.1、宽2.16米。该墓被盗扰严重，葬具无存，墓主人骨殖也被扰乱，从出土骨殖判断至少有两个成年个体，且其中之一应为女性。且出土遗物均较为破碎，主要集中于前室东南角残存的铺地砖上，包括陶罐、陶奁、陶案等日用生活器，以及陶俑、陶狗、陶鸡、陶磨、陶灶等模型明器和铜盖弓帽、五铢、玉石饰件等共计30余件（图八）。

M1207为长斜坡墓道多室砖室墓，由斜坡墓道、前甬道、前室、中甬道、中室、双后甬道和双后室九部分组成。墓葬坐南朝北，方形为0°。墓道位于墓室北侧，勘探长8.3、宽1.1、深3.2米。墓葬整体破坏严重，大多仅存下半部砖壁，墓顶均塌落无存。前室和中室平面均呈横长的弧长方形，前室内壁长3.1、宽2.1、残高1.26米，中室内壁长3.9、宽2.65、残高1.8米。西后室和东后室平面均呈纵长的弧长方形，西后室内壁长3.2、宽1.9、残高0.94米，东后室内壁长2.6、宽1.4、残高1.9米。该墓被盗扰严重，葬具与墓主人骨殖均破坏无存，出土遗物也散落于填土中，主要包括陶罐、绿釉陶壶、陶方案、陶圆案、陶尊、陶碗、陶盘、陶勺、陶耳杯、陶魁、陶熏炉和陶灯等日用生活器，以及铜环、铅饰、琥珀、玉棋子和“五铢”铜钱等共计70余件（图九）。

图九 M1207平剖面图

（二）、墓葬特征分析

综合前文所介绍的考古发现而言，无论是大型墓葬如西高穴二号墓，还是中小型墓葬如M510、M400、M1207等，均为砖室墓，墓葬形制主要包括多室墓、双室墓和单室墓三大类。

多室墓属于邺北城临近区域内发现的规模较大墓葬，其中又以前中后三室墓葬最为特殊，如M1207。该墓由长斜坡墓道、横长的弧长方形前室、中室和两个纵长的弧长方形后室组成。该类墓葬在邺城地区已发现数例，属于较特殊的墓葬形制。虽然目前在邺城以外地区并未见到完全一致的墓葬材料，但是自东汉晚期开始，黄河流域的诸侯王、列侯、二千石以上官吏和地方强宗豪右等都普遍流行前、中、后三室墓葬[41]，M1207与东汉晚期流行三室墓[42]相比仍保持前、中、后三室的组成，以及中室横长方形、后室纵长方形的主要形态，主要区别在于减少了甬道两侧耳室的设置、前室由纵长发展为横长和墓室四壁均呈现弧形特征。从出土遗物来看，绿釉陶壶、陶方案、陶盘、陶尊、陶勺等均保持着东汉晚期特征，而陶奁、陶灯等则开始出土西晋特征。M1207墓葬座南朝北，亦属于较特殊的类型。基于这些来看，M1207所呈现的这些特殊性或许正是曹魏前期墓葬在逐步摆脱汉制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因此，墓室数量多少应该存在一个时间上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理解为自东汉晚期以来盛行的多室墓向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单室墓方向发展。

双室墓应该是曹魏时期墓葬的主流，西高穴二号墓尽管前后室两侧均设有侧室，但仍应属于双室墓系统；多室墓时代略早，属于东汉的遗绪；单室墓则开启了晋墓的先河，可以说曹魏时期墓葬类型的多样性为“晋制”[43]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前后双室墓墓葬中存在前后室间的大小关系，虽然目前并无资料能证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发展演变关系，但是从墓葬形制整体发展趋势而言，洛阳地区在曹魏时期多为前横长、后纵长的墓葬，而西晋时期则流行前后均为方形且大小相当的墓葬，当然邺城地区是否也遵循同样的规律暂时还无法确定。双室墓中耳室有无更多体现的是墓葬功用，而与墓葬年代关联不大，一般主要具有两种用途：承袭东汉传统作为储藏室、作为祔葬墓室。

从墓葬结构组成而言，邺城地区砖室墓形制与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基本保持一致，但是墓室四壁呈弧方形或弧长方形的特点则多见于邺城地区，洛阳地区只有元康九年（299年）徐美人墓[44]、新安西晋墓C12M262[45]和西郊58LSM3088[46]等少数几座墓葬具有这样的特征。这一点以往也曾为学者所注意[47]，但却未引起重视。与中原地区少见弧形砖室墓相对的是，在山东、江苏、湖南等地区则有较多这类墓葬发现，如山东诸城M1、M2、江苏宜兴周氏家族墓、湖南常德元康四年（294年）墓、长沙永宁二年（302年）墓等。因此，李梅田对此曾做进一步深化，指出：“弧壁砖墓作为魏晋南北朝墓葬的一类特殊形制，其发展、流变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可能兴起于朝鲜半岛北部的乐浪地区，汉末受公孙氏割据政权的影响传入山东地区；西晋时期自山东向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地区扩散……。”[48]东汉建安九年（204年）官渡之战后，曹操就逐步开始将邺城作为王都进行经营建设，并以此为中心发号政令，开始统一北方的进程。至建安十二年（207年）以前，曹操主要征战的目标就是冀州以北袁绍残部和占据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的乌桓，因此在曹操统一北方的进程中，将乐浪、辽东地区的丧葬习俗引入中原也不无可能，魏晋之后乃至北朝所流行的弧形墓室得以在中原地区生根发展恐怕与曹魏时期在邺城地区的推广有着很大关联。

与东汉及西晋十六国墓葬相比，邺城地区曹魏墓葬在墓向也存在较大特殊性。东汉及西晋十六国墓葬均为座北朝南，而曹魏墓葬墓向多为座南朝北，少量为座西朝东[49]。究其原因，西高穴二号墓座西朝东应当一方面受到太行山以东地区地势西高东低的大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则与邺城位于墓葬东侧有着较大关系：同理邺北城西南墓葬座南朝北，应当也是受到邺城都城空间位置的影响。

四、都城空间与葬地之间的布局关系

都市与葬地在空间关系上有着极强的关联与依附性，正如张学锋所指出的“单凭城墙圈内的城市空间，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维持一座城市的正常运转的…盐泽（裕仁）认为，所谓都城，其实存在着由城郭中的小城、大城构成的‘郭域’，由‘郭域’之外陵墓、苑囿、郊坛等构成的‘郊域’以及确保都城物资供给的卫星聚落‘境域’等不同层次，都城圈实际上就是由郭域、郊域、境域这三个同心圆空间的扩展所构成的。”[50]对应中国古代史上的概念，都城圈对应的应即以都城城墙圈围的空间为中心，涵括都城墙之外的郊、野（乡村）空间以及周围县域的京畿范围。不过基于有限的考古和文献资料，我们并不能准确的划分出除了都城墙以外的其他空间的准确范围。

目前而言，邺城地区曹魏时期考古工作开展并不是很充分。邺北城本身因历代反复沿用、漳河的泛滥破坏以及现代村庄的占压，使得考古工作较难开展，自1990年以后邺北城基本就没有开展太多考古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认知主要还是基于1990年以前的勘探调查。2008年和2014年曾分别在邺北城西墙中部和北墙中部进行探沟发掘，由于现代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发掘工作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变得可行，也因此我们获得了不少关于城墙结构、城墙内外侧古代地面深度等方面新的信息。这也让我们发现了曙光，新的考古工作证明邺北城大部分只是被流沙给不断覆盖起来，历史遗迹的保存状况要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就现有材料而言，如前所述，我们基本可以确认曹魏时期邺城的位置和平面布局，但是曹魏邺城与汉末郡治冀州乃至邺县之间的关系暂时还无法厘清。

从邺北城周边墓葬的分布情况而言，目前所了解到的墓葬时代最早为战国中晚期，集中分布于邺北城西南的上柳村和马辛庄村之间，在该区域南端有少量秦至西汉初年墓葬，在板堂村东南也发现少量秦至西汉初年墓葬，西汉初至中期墓葬穿插分布在战国墓群之中。在邺北城正南约1公里、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区北部发现较多墓葬，墓葬年代基本集中于两汉之交的新莽时期。东汉中晚期至西晋十六国时期墓葬集中分布在邺北城西南的板堂村西至芝村村东一带，墓葬多呈几座一组的形式分布，但不同组群之间尚无规律可循，在该区域最南端和最北端均有可推测为曹魏时期墓葬分布。讲武城西北发现的汉晋墓群应与该城有关，这符合两汉以来城市与葬地的一贯对应关系。[51]

西高穴二号墓相对孤立的分布在邺北城西南约13公里处，虽然西高穴二号墓暂时还无法确定为魏武帝高陵，但是其所在属于高陵范围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此若从地理形势和历代帝陵区与都城间的对应关系去分析，可以发现西高穴二号墓的位置选择是符合历史特点的。曹操与袁尚在邺城的争夺中经历了将近半年时间，建安九年二月，曹操军由南向北行进，途中经过了洹水；至夏四月留曹洪继续攻邺，曹操转而攻武安、邯郸，这次自北向南进军，并决漳水灌城；至秋七月，袁尚自北向南沿西山来援邺，临滏水为营，不久即为曹军所破，败走中山，邺城也因此崩沮；八月，审配兄子荣即开邺城东门投降，邺城随之平定。[52]由此可以了解到，邺城周围有几条大型河流，北侧有滏水和漳水、南侧为洹水，西侧为西山（即太行山脉）。这几条大型河流和西侧连绵不断的太行山脉所围合而成的山前冲积平原的特殊地理形势从根本上决定了邺城都市与葬地之间的空间关系。曹魏邺城将帝陵区设置于都城西侧的岗坡地带，一方面取决于风水形胜，从地理空间而言，西高穴二号墓所在恰处于100米等高线三面环绕区域，背山面平原，朝向邺城。曹操生前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六月即下令，规建寿陵,“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所谓“瘠薄之地”亦可理解为高亢之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去世于洛阳后，即“奉梓宫还邺”[53]，葬于高陵。另一方面，应当也受到两汉古制的影响，“从西汉开始，古代都城址往往选择在一个大型盆地中的平原地带，附件有多条大型河流作为都城的供水系统，而皇陵区规划在都城西北或北侧的高原或岗坡地带，一般与都城以大河或外郭为界。”[54] 目前在西高穴二号墓周围未发现东魏北齐墓葬，东魏北齐时期帝陵区设置到漳河北岸与滏阳河之间，中下层官吏与平民墓葬则安置在西高穴二号墓以东略平坦区域，这可能是受到曹魏时期墓葬空间挤压的结果，但同时也可以看到东魏北齐时期无论是都城空间还是葬地分布，整个境域都有进一步扩大。（图一0）

图一0 曹魏邺城都城、葬地与东魏北齐邺城都城、葬地分布关系

总体而言，曹魏邺城都城位置的选定受到东汉晚期冀州州治的影响，曹操称魏王后，对邺城进行了较大规模改建，开创了单一宫城、中轴对称都城制度的先河；帝陵区遵循历史传统选择了形胜之处，一般官吏墓葬集中分布在邺城西南区块，这应受到战国至东汉中晚期墓群分布的影响，这样的分布规律也与曹魏政权中不乏土著士人有关，一般官吏墓葬中可能存在以家族为单位集中埋葬的特点。另外，在都城临近区域还设有卫星城（武城），对都城起到拱卫和支援作用，并在临近区域自成独立墓地。

注释

[1]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

[2]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黄初二年）魏略曰：改长安、谯、许昌、鄴、洛阳为五都。”

[3] 东汉初期，冀州治所不定，延光年间治高邑，中平年间迁治邺城，初平二年（191年），袁绍逐韩馥自领冀州牧。东汉晚期，邺城亦为魏郡郡治所在。见《后汉书·袁绍传》：“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干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郡守。”

[4] 《三国志》卷六《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沮授说绍曰：“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鄴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资治通鉴》胡注或源于此。

[5] 张之：《邺之初筑是否在故邺城处》，《历史地理》第九辑，1990年；《邺下古渠考（一）》，《中原文物》1994年第1期；《关于邺城古址之讨论——答邹逸麟同志》，《中原文物》1997年第1期。

[6] 邹逸麟：《春秋秦汉邺城古址考辨》，《殷都学刊》1995年第2期。

[7] 贾金标、赵永红：《邺城遗址及墓群的发掘》，《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8] 沈丽华、郭济桥：《临漳县邺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9] 沈丽华、何利群：《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发掘与收获》，《中国考古学年鉴·2018》待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10] 何利群、沈丽华：《临漳县邺城遗址邺北城北城墙中段勘探和试掘》，《中国考古学年鉴·201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11]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57～260页。

[12] 武城不仅见于《后汉书·郡国志》，亦见于《魏书·地理志》“邺县”条。

[13]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磁县讲武城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第7期。

[1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管理局、河北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北省文物局：《磁县双庙墓群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15] 十六国后赵时期，讲武城可能曾作为供应邺城的重要手工业生产区域之一。2006年和2010年，邺城考古队曾在将武城西侧南水北调干渠穿越位置调查发现多处烧制砖瓦等建筑材料的窑址，并采集到如“大赵万岁”瓦件、半人面饰件等具有典型十六国特征的建筑材料。资料现存邺城考古队，部分遗物在邺城博物馆有展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临漳县文物旅游局：《邺城文物菁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58页。

[16] “邺城应为王都，而非帝都”，早有学者提出，“拥有人万余口（杜襄传）的曹操居城——邺城，在规模与构造等方面，都是特异的存在。其原因，或许是因性质不像帝城，反而像是顺位较低之公城或王城之故。”见上田早苗：《后汉末期的邺地与魏郡》，《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京都玄文社，1989年，第24页。

[17] 《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18] 清·杨守敬等编绘：《水经注图（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9] 村田治郎：《邺都考略》，原载《建筑学研究》第89号，1938年，后收入《中国の帝都》第二章，綜芸社（京都），1981年。

[20] 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期。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

[22] 2000年在洪山村西，发掘邺北城和邺南城残存夯土，城墙宽约24米，解剖发现有东汉至北朝多时期夯土，最早夯土可能早至战国。再以2008年和2014年在西城墙和北城墙的发掘来看，早年的判断因受地下水干扰，可能存在一定问题。

[23] 徐光冀：《曹魏邺城的平面复原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

[24] 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2～7页。

[25] 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3页。

[26] 郭湖生：《论邺城制度》，《建筑师》第95期，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

[27] 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3页。

[28]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8～143页。

[29] 《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丁卯，葬高陵。”《三国志·明帝纪》“（太和四年）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资治通鉴》卷六九（胡注）：“高陵，在邺城西。操遗令曰：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

[30] 《三国志·明帝纪》：“（黄初七年夏五月）癸未，追谥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太和元年春正月）辛巳，立文昭皇后寝庙於鄴。……（太和四年）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阳陵。”《嘉靖彰德府志》卷二《地理志》：“甄皇后陵在灵芝村。”元·纳新：《河朔访古记》：“在临漳县邺镇东北九里，即魏文帝文昭皇后朝阳陵也。”

[31] 《嘉靖彰德府志》卷二《地理志》：“魏元帝陵，在县西南彭城村。”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佛寺塔基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3年第10期。

[33] 杨泓：《中国汉唐考古学九讲》，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3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2010年第8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曹操高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3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管理委员会：《安阳高陵陵园遗址2016-2017年度考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8年第1期。

[36] 学界关于二号墓及附属陵园遗迹是否即为曹操高陵的讨论颇多，详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基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分析，西高穴二号墓为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墓葬，学界并无争议；争论的焦点只在于墓主人是否即为曹操。正如一些先生们所指出的，二号墓的墓葬规模虽然比较大，但通过与之后在洛阳发现的曹休墓对比，以及西门豹祠、鲁潜墓志都缺乏坐标意义来看，安阳西高穴二号墓的发现对于探索魏武帝高陵无疑确属重要发现，但是要解决这一学术课题还有待考古学者继续努力。

[37] 张子欣：《邺城考古札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85～190页。有学者基于该墓发现7 个陶鼎而推测该墓为曹操墓，见张之、乔文泉：《曹操墓何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不过2012年笔者在为邺城博物馆策展梳理该汉墓出土遗物时发现，所谓七鼎实仅六鼎，另一应为陶尊，若依纪年来论，该墓出土的铜鼎折沿处阴刻铭文“建初四年…”，结合绿釉陶罐和灰陶小平底罐来看，墓葬年代应为东汉晚期。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临漳县文物旅游局：《邺城文物菁华》，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35-41页。

[38] 邺城考古队：《配合京深高速公路建设，邺城考古勘探又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10日第一版，又见《磁县邺城曹魏北朝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贾金标、赵永红：《邺城遗址及墓群的发掘》，《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83～1994）》，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待出版。

[40] 沈丽华、郭济桥：《临漳县邺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41] 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晋制”的三阶段性》，收入《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42]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73年11期。该墓被推测为中山王刘畅墓。

[43] 齐东方：《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考古学报》2015年第3期。

[44]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4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西晋墓（C12M262）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2期。

[46]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晋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第11期。

[47] 韩国河、朱津：《三国时期墓葬特征述论》，《中原文物》2010年第6期。

[48] 李梅田：《魏晋南北朝墓葬中的弧壁砖室现象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7期。王培新通过对乐浪墓葬的研究，也曾提出相似观点：出现于东汉末期，流行于汉末公孙氏割据势力范围，即西北朝鲜（乐浪地区）、辽东和山东半岛北部地区。见《乐浪文化——以墓葬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49] 以往学者基于西高穴二号墓、曹休墓和西朱村大墓的方向，提出曹魏以东为尊的观点。这种提法可能存在问题，墓向的选择首先是受地形地势的影响，其次才是葬俗葬制的体现。笔者在河北赞皇参与发掘的赵郡李氏家族墓群均为座西朝东，一方面与其所处岗坡地西高东低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其送葬路径相关，赵郡李氏郡望在赞皇东面的高邑、元氏至赵县一带。而时代相近的李希宗家族墓群因所在区域地势较为平坦，墓向则均为座北朝南。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赞皇县北魏李翼夫妇墓》，《考古》2015年第12期。

[50] 张学锋：《吴都建业的都城空间与葬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51] 金秉骏：《汉代墓葬分布与县城的位置关系：以山东地区为中心》，《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

金秉骏：《汉代聚落分布的变化——以墓葬与县城距离的分析为线索》，《考古学报》2015年第1期。

[52] 《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九年）二月，尚复攻谭，留苏由、审配守邺。公进军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为土山、地道。……五月，毁土山、地道，作围巉，决漳水灌城；城中饿死者过半。秋七月，尚还救鄴，诸将皆以为“此归师，人自为战，不如避之。”公曰：“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来，临滏水为营。……八月，审配兄子荣夜开所守城东门内兵。配逆战，败，生禽配，斩之，鄴定。”

[53] 《三国志·魏书·贾逵传》、《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晋书·宣帝纪》。

[54] 沈丽华：《邺城地区东魏北齐墓群布局研究》，《考古》2016年第3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