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的碑刻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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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曹全碑》

■王嘉（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秦汉时期，隶书兴起。秦隶朴实，汉隶波磔，从秦统一六国之后算起，到东汉末年，前后400多年。这时隶书的发展变化，不仅时间久远，而且风格多样，在书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代洪适有《隶释隶续》27卷，收罗汉魏碑碣189种，并附录《水经注》、欧阳修《集古录》等书籍、碑目中汉魏部分，作为参考。自明清以来，对隶书的研究和传承更是广泛。比如明代初年出土的《张迁碑》以方笔为主，兼用圆笔，取势平直，遒劲灵动。明代万历初年在陕西出土的《曹全碑》以圆笔为主，结字匀整，方圆兼备。对后来的隶书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有意思的是，秦汉时期虽然漫长，但是，隶书名碑主要集中在东汉后期。严格地说，在公元156年至186年期间最多。在这相对集中的30年间，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精品备至。比如《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蔡邕等人把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抄刻成石书，一共刻了8年，刻成46块石碑，安置在洛阳太学。《熹平石经》隶书风格方平正直，规矩严整，现存8800多字，是隶书里的典范。

《礼器碑》刻于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约3600字，碑文记述的是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修孔子宅庙等内容。正文书法规矩严整，中宫紧凑，四体舒展。特别是在隶书最经典的“蚕头燕尾”线条表现力方面，笔画瘦劲，在雁尾处，以重笔顿挫出锋，写出粗壮的雁尾，堪称隶书里的典范。《礼器碑》的碑阴和碑侧，书法风格则是另一番特点，结构相对宽松，用笔自由奔放。碑文里还刻有104人姓名及捐款钱数。《乙瑛碑》刻于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史晨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与《礼器碑》属于同一时期的隶书作品。因为都在孔庙，被人合称为孔庙三碑。

《张迁碑》刻于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正文567字，明代初年出土。碑文记述的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人，追念张迁的功德，并讲述了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张迁碑》的隶书风格典雅，厚重稳健。大巧若拙。起笔横切，在方笔隶书里，堪称经典之作，深受明清书法家的厚爱。王世贞认为“典雅饶古意”，杨守敬认为“《张迁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

《曹全碑》刻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全碑共1165字，明代万历初年出土。碑文记述的是东汉王敞等人，追念郃阳令曹全的功德，并记述了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事件。因为出土晚，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在汉碑里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曹全碑》的隶书风格以圆笔为主，短画多直，长画多曲，风格飘逸，充满情性。清代郑簠认为，“《曹全碑》从中郎法度变出，别成一家。”康有为认为：“《孔宙》《曹全》是一家眷属，皆以风神逸宕胜。”

隶书碑刻，历史跨度大，品种多样，风格多样。早期的隶书名作，比如《群臣上寿刻石》，全文15字。参照赵之谦的考证，刻于西汉赵王刘遂二十二年（公元前158年）。虽然是篆书风格，但处处可见隶书的方折笔画，风格自然而充满野意。《五凤二年刻石》（公元前158年）、《莱子侯刻石》（公元16年）等，也属于“以篆为隶”的风格。到了东汉光武帝中元2年（公元57年）的《何君阁道碑》、东汉永平6年（公元63年）的《开通褒斜道摩崖》等，隶书方正的风格才鲜明突出。此后，汉隶名碑很多，比如《阳嘉残碑》（公元133年）、《景君碑》（公元143年）、《石门颂》（公元148年）、《郑固碑》（公元158年）、《封龙山颂》（公元164年）、《衡方碑》（公元168年）、《肥致碑》（公元169年）、《西狭颂》（公元171年）、《郙阁颂》（公元172年）、《张山子残碑》（公元174年）等，隶书风格，大放光芒。

书法品鉴

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广东省蓝态幸福文化公益基金会 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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