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事：老昆明城的“外排”与“内堵”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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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老昆明尽管只是个城堡，毕竟还是一个人工系统，不管如何封闭，总要从外界获得水、食品、燃料和其他生活物资，总会产生不少废物，需要一个“外排”系统。当“城堡”向“城市”转换时，人流、物流膨胀，同样会引发交通拥堵，昆明最早的“解堵”，从清代就开始了。

图 | 民国初期状元楼下的阳沟

“清道夫”和“渣柜”

早年昆明城也有清洁工，被称为“清道夫”。清洁“装备”的标准配置是一把扫帚，一对挑箩，一把铁铲。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就是清扫垃圾，铲进竹箩，然后挑走。民国时期，昆明城区正义路、三市街、金碧路、长春路、护国路、南屏街等50多条大小街道都由清道夫清扫，清扫面积为36万平方米。

从清末到民国，昆明街巷也设置有垃圾桶，被称为“渣柜”，又称“垃圾柜”。这些“柜”都用木头制成，设置在各街巷的僻静处，供居民倾倒垃圾。因垃圾种类庞杂，有的含水量大，堆积“柜”中，极易发酵、发霉，腐蚀木质箱体。加上“渣柜”都是露天置放，日晒雨淋，天长日久，就易腐烂，并不实用，到20世纪40年代末，全市几乎没有一个完好的“渣柜”了（2002年版《昆明市志》）。

早年昆明城区的垃圾，多由清洁工人赶着牛车、马车，沿街摇铃收集，收来的垃圾大部分倒进城郊污水沟塘里。部分垃圾而由城郊农民进城收集，运到田间作为肥料。由于一般街巷缺人打扫，垃圾外运力量不足，运不走的就乱堆乱放，不少街巷空地常年堆有垃圾。而在倾倒垃圾的城墙脚下、臭水河边，更是垃圾成堆，蚊蝇滋生，成为一害。有民谣唱道：粪草堆成山，到处臭水塘；路面多坑洼，雨天烂泥滩。

1929年7月11日，军阀混战，昆明危急，守城者将北门外商山寺中所藏大批火药运到城中北门街江南会馆，因火药沿路泼洒，为防止意外，当局派两个警察“督率”二男二女共四个“清道夫”一路清扫。

后发生惨烈爆炸，昆明北城伤亡惨重，两位男清道夫被炸死，两位女清道夫被炸倒的墙压死，两位警察也被炸死。事后两警察各得抚恤金100元，又给遗属抚恤每年50元，共发5年——四位“清道夫”则不在此例，可见当时“清道夫”地位。

“茅司”“官厕”和“粪霸”

人有“三急”，于是昆明有童谣：东寺街，西寺巷，茅司拐拐小楼上。

这个“茅司”又叫“茅斯”，就是厕所，所谓“茅厕”是也。旧时昆明茅司稀有，竟成为一个地标，从这首童谣也可以看出来。

早年老昆明家有私厕的不多。大户人家以一侧院为一厕，自然清爽干净，小户人家的厕所就挤得多。原先没有化肥，大粪成为稀缺“农用物资”，可以卖钱，大多包给近郊农民，谈好价钱，隔段时间就来掏运一次。

有时农民也不需付钱，来掏粪时带点瓜菜之类送给主人家就行了。昆明老篆塘边有接驳从大观河运来粮草的马栈和交易市场，称牛市街，附近农民常来此运粪，后改称大惠农巷和小惠农巷，表示“有惠于农”。

旧时老昆明街巷里也有公厕，叫作“官茅厕”，简称“官厕”。清末“官厕”极为简陋，罗养儒在《纪我所知集》（《云南掌故》）有段记录：“三牌坊下之景象，以观视上则极其厌人——牌坊下支有木屌桶成十只，一般行人多就此拽裤而溺，丑极。”清末昆明街口的“栅子”有夫役守望，其一大任务就是“防人溲溺”——防止有人大小便，可见当时随地大小便也是常事。

早年官厕归警察局管。那时大粪是农家的看家肥料，厕所掏粪就成了“肥缺”。每年初春，警察局就要搞招标，谁出钱多就让谁承包，从此又出了不少“粪霸”。公厕的修建也由警察局负责招标，不少人以低价中标，又以高价转包给承建者，公厕修建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厕所电灯安装也由警察负责，但灯泡常常被盗，厕所卫生极差，多半肮脏不堪。1930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来到昆明，就受不了“街上的臭气”：“我的上帝，那真是要命。不过，用不了多久，人们也就习惯了，随身带上一块手帕就可以抵御臭气的突然袭击。”（《马帮旅行》）。

民国初期，公厕清扫由清扫街道的“清道夫”兼顾，1923年成立第一个清洁队，专门负责公厕清扫保洁。到20世纪40年代末，昆明城区有官厕44座，每厕蹲位三四个不等，按当时城区人口计，平均每4380人才有一个官厕。

这些官厕“除两座为砖木结构处，都为半露天式土坯木结构，蹲坑用木板或条石拼搭，无门窗，雨季需张伞入厕，大多没有电灯照明，加上包租粪便的农民掏运时不注意卫生，甚至相互偷粪，破坏设施，粪便泼洒遍地，使人难以入厕”（2002年版《昆明市志》）。

即便如此，公厕对市民仍然非常重要。著名作家汪曾祺就提到，早年西南联大一位研究生“爱到处溜，腿累了就走进一家茶馆，坐下喝一气茶。全市的茶馆他都喝遍了。他不但熟悉每一家茶馆，并且知道附近哪是公共厕所，喝足了茶可以小便，不致被尿憋死”（《七载云烟》）。

图 | 昆明郊区农民挑粪下田

“阳沟”原为排灌渠

早年昆明城内外街道铺的多是条石，至于小街小巷，就铺上碎石泥土了事，有点儿像如今的泥结石路面。多半凸凹不平，或宽或窄，或曲或直，并无定制，有路便可。晴天一路飞尘，雨天一路烂泥。

直到20世纪40年代，昆明城区只有几条大街有行道树，稀稀疏疏，约300棵，品种有刺槐、蓝桉等，街道绿地就谈不上了。全城路灯有150多盏，全靠摊派“街灯捐”维持，都是白炽灯，不到60瓦，灯光微弱，上街往往还得打手电。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城市排水，只有正义路、文庙街正儿八经地有条简易的排水阴沟，用片石砌衬、条石覆盖了事，还有不少是陶土管，其余都是明渠，民间叫作“阳沟”。排水系统当然谈不上完整，加之河道淤塞，堤岸失修，每逢雨季，常遭洪涝灾害，绿水河、书林街一带更是下雨必淹。有人形容当时的情景为：旱季污水乱流，雨季滥泥及踝，暴雨立即成灾。

据一些老人回忆，光绪十二三年间，昆明城外金马路至相公堤外（今拓东路一带），街道上除了一些零散的铺面外，就是荒地。一条太和街，当街只有一座穿心鼓楼，剩下的地面还都种着杂粮，城内如北门街、大西门、小东门和五华山后皇河一带，还有绿水河、篦子坡、水塘子等处，直到启文楼下、玉龙堆附近等许多地方，不是蔓草荒烟，就是积水淤泥。这些早期的街道并无排水设施可言，使用的只是原来田间的排灌沟渠面已。

排水不畅，污水横流，街不成街，当街道繁华到一定程度时，这沟就非修不可了。昆明街道有沟始于何时，已难查考。光绪二十九年年底，昆明修筑从西辕门到大行宫正门之路，开工后先要筑沟，刚刚下挖几寸，忽然发现一条暗沟，石板、沟墙都很完整。

工匠喜出望外，立马飞报工务局，查勘的结果皆大欢喜：“只需挖去淤泥，即与新筑无异。”不知何人修筑阴沟，却埋没无闻，可见是有些年代了。这当然是喜出望外之事，只是千万别让贪官中饱私囊。当时的《滇南钞报》报道此事时，也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将来工竣报销，似应较原估大减也。”

修路开沟，历来是一件大事。1930年，昆明市政当局将正义门以东至护国门以西一段城墙完全拆除，修建南屏街，又修两条大沟，位于新街南北两廊步道之下，以流泻东面护城河及东南城内街面之水。此沟修得较为完整，每沟20丈镶砌沉淀池一个，上罩钢网，以排除沟中淤泥。两沟之间筑为砌石马路，车道3.6丈，步道每边1丈，共5.6丈，这算得是当时的“现代化”大街了。

图 | 清代昆明大东门门洞立碑解堵

清末的“解堵”

清代昆明街道狭隘，商业繁盛之区，更形逼窄。主要街道仅有南门、大东门、小西门内的三条，也不宽展。清末滇越铁路开通，昆明商埠开放，市面迅速繁荣，人口大量增加，从马市口以南，通过四牌坊、三牌坊、南大街至城外三市街，城里有菜市，城外有粮市，内外早晚拥挤不堪，南城门大小瓮洞本来就不宽，两旁又摆设杂货摊，就更难通行——交通拥堵就成了大问题。

据老人们回忆，当时的昆明城是猪狗满街跑，粪尿遍地撒。垃圾成堆，为老鼠粮库；食摊成排，为苍蝇乐园。大街之狭，行车不能掉头；小巷之窄，挑担难以换肩。民房屋檐，高不过县太爷的轿顶，府台大人的红伞，常挂在屋角之上。南城门口，天天争路抢道；逼死坡头，日日翻车伤人；顺城街上，马帮时时阻碍交通；三牌坊下，菜市朝朝摊贩争地。娃娃街头戏耍，更酿成事故。

清宣统元年，云南府巡警道员（警察局长）杨福璋发布“云南巡警扬示（告示）”，被称作昆明的第一部交通规则：滇省街道逼窄，轿马往来不停；乃有居民小孩，成群游戏街心。家长亦复听任，不顾轿马伤身；一经磕碰伤擦，期时后悔何能？为此出示晓谕，家长各有责成；以后勤加管束，勿令任意游行。倘再仍前疏略，定予查明究惩；本道责在保安，尔民其各禀遵。

当时的三牌坊是老城内最热闹的街道，终日人声鼎沸，轿马拥挤，警察用警棍驱逐，不能维持交通。后来官府让三牌坊菜市搬到藩台衙门的辕门以内（今威远街西口），俗称藩台衙门菜门，这是旧时昆明城一大解堵举措。

当年为便于军事防守，昆明城门洞仅有一丈多宽，外侧还建有瓮城，不少人又在里面建起铺房，空地上则挤满摊贩，加上驮马、牛车、轿子，交通更加困难。在大东门老照片中，可见早年瓮门正中立有一块大碑，据说作用就是阻拦牛车、马车进城，也是一种交通管制措施。

（文图资料见《老昆明旧话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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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朱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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