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侵华日军“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建构

作者：潘洵，高佳

摘要：无差别轰炸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争暴行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对中国除吉林、新疆、西藏等地之外的几乎所有行政区域实施了无差别轰炸。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制造的非人道暴行之一，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在战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曾是一个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事件。而在战后，由于东京审判的误导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重庆大轰炸记忆曾几乎湮灭不闻。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日关系的紧张，重庆大轰炸的“战争记忆”才得以重新唤醒并重构。差异化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记忆背后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但历史的真相不应被遗忘，更不能被掩盖，只有当重庆大轰炸这样的非人道暴行记忆上升为人类的共同记忆，战争悲剧才不会重演。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庆大轰炸；轰炸记忆；演变与建构；历史认同；

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罪恶，而轰炸、尤其是无差别轰炸更是对人类宝贵生命的漠视，对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认可的国际法规的践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彼此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轰炸，既有日本、德国等国为扩大侵略战争对中、英等国的轰炸，也有英国、美国等国为制止侵略战争对德、日等国的轰炸。这些轰炸给被轰炸国尤其是无辜平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持久的伤痛。然而，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由于没有区分轰炸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实际上采取了“彼此同犯不究”的原则，对轰炸暴行并未予以起诉和追究，深刻地影响了不同国家对轰炸性质的不同认识，从而导致不同各方对轰炸记忆的不同建构。

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城市无差别轰炸的始作俑者。侵华日军对中国的无差别轰炸，开始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对锦州的轰炸。１９３２年，日军又对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实施了无差别轰炸。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进攻的同时，即开始对中国城乡滥施轰炸。据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３７年７月到１９３８年５月，日军的轰炸即遍及中国１６个省的２７５个城市及交通线路，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损失惨重。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重点即转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据最新研究表明，在中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１－１９４５年），当时的中国行政区中，除吉林、新疆、西藏外，其他所有的省份均遭受过日军的无差别轰炸，被炸城镇超过１０００个。

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制造的与南京大屠杀、７３１部队细菌战同样血腥的非人道暴行之一，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的首位，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无差别轰炸的新纪录。在战时，由于重庆战时首都的地位，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曾是一个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事件，在当时的国内外影响甚至超过了南京大屠杀、７３１部队细菌战等其他侵华暴行。而在战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重庆大轰炸的“记忆”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本文拟从记忆史学的视角，探讨和分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庆大轰炸”的“轰炸记忆”的演变与发展，以期深化对“战争记忆”建构的认识。

三、新时期“无差别轰炸记忆”的唤醒与重构

战争记忆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同时也是现实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伴随着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兴起，“重庆大轰炸记忆”得以重新唤醒和重构。

（一）“轰炸记忆”唤醒与重构的时代背景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与重构，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冷战时期的结束，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局部热战时有发生，城市轰炸仍在继续，战争悲剧需要反思。二是中日关系的变化。８０年代中期，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及其内阁大臣“失言”等一系列事件是中日关系由“友好”到“冰冷”的转折点。在此背景下，追究日军侵华暴行的战争责任问题再次被提出。对于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历史记忆更加突显。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时代的潮流，不仅开创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时期、也带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了抗日战争及其遗留问题的研究。

除此之外，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提出，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昨天，特别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转折时期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更加关注，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历的苦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有了新的认识，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牛津大学拉纳·米特（ＲａｎａａＭｉｔｔｅｒ）教授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ｌｌｙ：Ｃｈｉｎａ’ｓ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ＩＩ．１９３７－１９４５），该书在第三部分“孤军奋战”中还专章介绍了惨无人道的重庆大轰炸。

（二）中国“轰炸记忆”的重建

战后国内最早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开始于抗日战争胜利４０周年前夕的１９８４年，经中宣部批准，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历史系承担了这项任务，并于１９９２年出版了《重庆大轰炸》一书。此后，重庆大轰炸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西南师范大学还于１９９８年成立了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

１９９８年，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向重庆市政协提交《挖掘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为我市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提案，随后又向全国政协提交《建立重庆大轰炸纪念馆》提案，引起地方和中央媒体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当年暑期，在全重庆市开展的“重回烽火岁月，山城青少年在行动”寻访活动，受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国内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尘封了多年的重庆大轰炸记忆开始被唤醒并走向公众。此后，西南师范大学又组织“重庆大轰炸寻访团”，大范围寻访大轰炸的幸存者和见证人，组织了“重庆大轰炸难友会”。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和重构，首先得力于学术研究的开展。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重庆大轰炸的学术研究持续推进，先后出版了徐朝鉴、王孝询主编的《重庆大轰炸》、罗泰祺主编的《重庆大轰炸纪实》、曾小勇等著的《１９３８－１９４３：重庆大轰炸》、李金荣主编的《烽火岁月：重庆大轰炸》、潘洵等著的《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轰炸研究》以及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史料丛书》，为大轰炸记忆重构奠定了坚实的史实和学理基础。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和重构，还得力于新闻媒体的广泛传播。有学者通过对《重庆日报》《新华网》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５年重庆大轰炸的纪念性报道分析认为，大轰炸的纪念性报道以“受害者”作为主导性话语叙事，再现“重庆大轰炸”这一创伤性事件。新闻文本通过叙事者、标题与词语等选用强调施害与受害关系，凸显罪行见证的话语策略，建构重庆大轰炸的意义；通过对纪念日和遗址纪念仪式报道的常规化，对死难者数据和亲历者对日军暴行的口述的有机结合，引导公众对历史事件的认知和理解，实现对创伤记忆的重构。一方面，将其建构为中华民族的“国耻”，通过整合“创伤记忆”的悲愤之情与“振兴中华”的精神资源，以一种共同的根基情感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将这一历史事件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超越地方性、民族性而叠加以全人类普适性意义，塑造国际认同。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和重构，还得力于影视与文艺作品的诠释。无论是《重庆之眼》《重庆！重庆！》等长篇小说，还是《抗战影像志之重庆大轰炸》《重庆大轰炸》《不屈之城》《大后方》《记忆之城》等影视作品，以及轰炸亲历者、受害者的口述回忆，都通过文学形式的创伤叙事，特别是拍摄于战争时期曾获奥斯卡奖的记录重庆大轰炸的纪录片《苦干》的引进，真实记录了日军实施“空中屠杀”那段难以忘怀的灾难岁月，描写长期被日军轰炸下的民众日常生活及情感状态，并将这种创作体验传达给广大受众，从而形成重庆大轰炸的创伤认同与集体记忆。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和重构，还得力于轰炸受害者民间诉讼的追问。从２００４年开始，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及其遗属，对日本政府提出了民间索赔。从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０日首次提起诉讼开始，经历了东京地方法院先后共３１次的法庭陈述与辩论，到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５日一审判决败诉。随后，重庆大轰炸对日索赔案原告继续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１０余年的漫长诉讼，受害者的苦难记忆，索赔诉讼的艰辛历程，从罪行揭露到法律维权，一次又一次唤醒和建构民众对重庆大轰炸的记忆。

重庆大轰炸记忆的唤醒和重构，还得力于政府对大轰炸历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对历史遗址的保护，既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更是延续历史记忆的有效途径。１９８７年７月，重庆市政府在１９４１年６月５日发生大轰炸窒息惨案的原址上建成“日本侵略者轰炸重庆纪事碑”，２０００年９月７日，将磁器街洞口“六五隧道惨案遗址”确定为直辖后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个小小的防空隧道出入口，成为重庆维持重庆大轰炸记忆的为数不多的遗存。从１９９５年开始，重庆举办了重庆大轰炸文物资料展，２００５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设了重庆大轰炸半景画，并在基本陈列“抗战岁月”部分常年展出重庆大轰炸的历史。１９９８年，重庆市政府决定在每年的６月５日“重庆大轰炸纪念日”，在全市试鸣放防空警报。无论是每年如泣的防空警报，还是狭窄简陋的轰炸遗址，以及重庆大轰炸的展览，都时刻提醒人们要永远记住那段历史，要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三）日本民间力量客观记忆的努力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日本的一批良心派学者和法律、媒体人士开始在日本重建重庆大轰炸的记忆。最初把重庆大轰炸作为“不为人所知的现代史的断面”，并以“重庆抗战的悲惨”为主题所报告的是广岛大学小林文男教授。与此同时，军事评论家、东京国际大学前田哲男教授撰写的《战略轰炸的思想》则系统建构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记忆。通过两次到重庆、成都、武汉等地的实地采访和查阅资料，他撰写了以重庆大轰炸为中心的无差别轰炸的研究报告，并于１９８７年在朝日新闻社社刊《朝日杂志》周刊共分５０回连载，１９８８年结集出版单行本。此后又多次到重庆访问与查找资料，于１９９７年在东京社会思想社出版增补本。该书认为，重庆大轰炸是“以城市为对象，非人道的残忍的攻击意图”“屠杀者和被屠杀者目光并不对峙、是一种机械的、无知觉的战争”“为实现‘空中恐怖’，在战术上使用了２０世纪的新技术———轰炸机、燃烧弹”。伊香俊哉教授在《战争的记忆—日中两国的共鸣与争执》一书中，专门研究了从战略轰炸到原子弹和战斗详报记述的重庆轰炸，用翔实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论证了攻击重庆时使用的无差别轰炸战略，揭示了扩大的“军事目标主义的虚妄”。２０１６年３月，岩波书店出版了潘洵的《重庆大轰炸研究》，该书“遵循‘自地面回看’得来的记录与考证，从被害者民众的视角出发凝视这场‘空中的侵略战争’，它的出现也为‘加害者的空袭观’带来振聋发聩的发问”。这些著作因与战时的“大本营发表”意识倾向不同，由此传达了都市无差别轰炸的实态，给予日本社会一定的反响和冲击。

使重庆大轰炸被日本社会广为人知的事件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及其遗属２００６年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的“重庆诉讼”。在诉讼的１０余年中，日本的有志者组成了“重庆轰炸受害者连协会”，并对诉讼予以支持，每次开庭时都有近１００人到场旁听，赴日的受害者与东京空袭的受害者开展交流。这些事件的报道逐渐向日本社会传达了重庆大轰炸的事实。《东京新闻》等媒体还将重庆大轰炸与东京大轰炸联系起来进行报道，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连协会连续召开了４０余次学习会，支持“重庆诉讼”的法律和研究人员每两月举办一次“空中轰炸研究会”，多次举办“你知道重庆大轰炸吗？”的重庆大轰炸图片展览，通过多种渠道，介绍重庆大轰炸的历史，重构民众对重庆大轰炸的记忆。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２日和２８日，日本电视台首播和重播了该台制作的反映重庆大轰炸真相的纪录片《战争的开始———重庆大轰炸招致了什么》，尽管也遭到不少右翼势力的攻击，但非常多的观众反映“完全不知道重庆大轰炸这回事，虽然是让日本人感觉到非常难受的内容，但是非常重要”，这也是日本的电视台首次制作并播出重庆大轰炸真相的节目。８月１２日，日本最大电视台ＮＨＫ播出的《本土空袭全记录》，提到了日本遭受空袭的原因：日本从１９３８年开始对中国各地尤其是重庆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遭受的轰炸就达２００余次，至少造成１万多无辜平民死亡；日军偷袭了珍珠港，造成美军２０００余人死亡。这在以往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并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