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活得光鲜亮丽一些，这样有错吗

西尔维娅·普拉斯，在短暂的一生里，她非常文艺地攻读英语文学，非常文艺地待过精神病院，非常文艺地邂逅并嫁了泰德·休斯这个英伦元稹，非常文艺地创作了足以流芳百世的诗歌，非常文艺地在叶芝故居吸煤气自杀，非常文艺地在身后被追奉为女性独立的先锋和旗手。

《钟形罩》中的艾丝特·格林伍德即是普拉斯的化身，这个十九岁的女孩既渴望挣脱传统和家庭的束缚，去追逐喧嚣人世的浮华富丽，却又希翼着纯净平和的心境；外表骄傲世故，内心却胆怯稚气；想要挥霍青春以体验自由和放纵，但总有些时候不得不循规蹈矩；理想的情人只可远观，等走近前来却发现全不是那么回事；未来可选择的道路太多，犹豫迷惘间前方便隐没于无边黑暗中……

艾丝特她的成就甚至令人羡慕：成绩优异，“十五年来门门功课拿优”；男朋友英俊、正派、聪明，“终有一天会成为美国医学会的会员，挣大把大把的钞票”；才华横溢，做过镇报记者，是校文学杂志的编辑，并且作为在某次时装杂志征文比赛中获奖的十一个女孩子之一，获得了一个免费到纽约见世面长见识的机会。一切都似乎表示，她将过上体面的生活。

但体面的生活与她想象的完全不同，透过女伴放纵糜烂的生活，让她看清了现代生活的虚伪和浮华。她本能地希望求真，找回真实的自我，她将自己泡在热水里，希望能够忘掉一切，纯洁如同新生的婴儿。在纽约的最后一个夜晚，埃斯特彻底地告别她所厌恶的生活，她将所有时髦的衣服都一件件扔在了风中，黑黢黢的纽约城在她的脚下如同一片坟墓，一同埋葬的还有她迷失的自我。

回到家乡，一切又变成另一幅模样，传统的小城镇价值观要求女人结婚生子，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犹如过年回家被催婚的大龄青年，对于这种要求，埃斯特无法认同，她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种窒息感和束缚感。两种生活都令她窒息，在大城市犹如货品，在小城镇则是死灰。

《钟形罩》中，女性都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玻璃罩里已经死亡的标本。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玻璃罩中，呼吸被处以绞刑，自由被斩首，甚至连自杀这个最极端、最能凸显自我意识的行为都不再可能，唯一的选择是慢慢地窒息而亡。埃斯特在经历了那个噩梦般的夜晚之后心灰意冷，一度无法读书、无法入睡——无法进行任何与自我主体性相关的活动。甚至连写字这个对于文学女性来说最重要的表达自我的行为她都做不到了。于是，她决定去死……

【书名】钟形罩 （Bell Jar）

【作者】[美] 西尔维娅·普拉斯 （Sylvia Plath）

【译者】黄园园

作者简介

《钟形罩》是美国著名女诗人和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该书1963年在英国出版，1971年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和广泛的社会反响，1979年还被拍成电影。

主人公艾丝特·格林伍德就读于东部名牌女子院校，因刻苦读书在学校总是受人挤兑。她和准医生男友巴迪的感情已是明日黄花，却找不到机会分手。在某时装杂志的写作比赛中获奖后，她得以前往纽约该杂志社工作一个月。在这个月里，她遭遇了杂志社“穿Prada的恶魔”式的女编辑上司、同在杂志社工作的聪明不羁的女友多莉安以及英俊倜傥的联合国同声译员康斯坦丁等人，充分体验了纽约大都市的浮华富丽和光怪陆离。

杂志社工作结束后，她回到波士顿郊区家中，面对家人和邻里枯燥单调的生活方式终日抑郁不已。这时她开始了精神崩溃的过程，分不清真实和幻象，屡次试图自杀，还经受了荒唐的电击治疗并辗转于精神病院之间。后来在诺兰医生的帮助下，她终于恢复了正常，做回了自己身心的主人。

作者简介

西尔维娅·普拉斯（1932-1963），著名女诗人、小说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是继艾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肖普之后最重要的美国女诗人。1932年10月出生于波士顿，幼年丧父，由母亲和外祖父母抚养长大。以最优秀毕业生荣誉毕业于史密斯学院，由富布莱特项目资助在剑桥大学纽汉姆学院修习英语文学。1956年与后来成为英国桂冠诗人的泰德·休斯结婚，婚后育有一女一子。普拉斯长年受抑郁症困扰，一度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1963年2月，在婚姻破裂、独力抚养孩子、文学创作等多重压力下，她在伦敦寓所中开煤气自杀身亡。

普拉斯是自白派诗歌的主将，最著名的诗集是《巨人及其他诗篇》、《艾瑞尔》，另有《渡湖》、《冬树》、《普拉斯诗全集》等，其中《全集》于1981年获得普利策奖，普拉斯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去世后获得普利策奖的人。她还以笔名维多利亚·卢卡斯发表了唯一一部小说《钟形罩》。普拉斯去世后，泰德·休斯为其整理诗稿出版，她的母亲为其整理日记和书信出版。她的作品在六七十年代被视为女权主义的指路明灯，而她本人也被奉为女性意识觉醒和女性文艺创作的先驱。

精彩段落

那是一个诡谲而闷热的夏天，在那个夏天罗森伯格夫妇被押上了电椅，而我在纽约浑浑噩噩地活着。我对死刑有些傻气的想法。被处电刑的念头着实让我恶心，但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全是这个——每条街转角处、每个闻起来尽是霉味和花生味的地铁入口，都贴着这样的大幅标题圆睁着眼瞪着我。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我还是忍不住设想，活生生地全身被电灼火燎是什么感觉。

我想那必然是世上最糟的事了。

其实纽约城就已经够糟的了。不到早上九点，那矫揉的、乡村般潮湿的新鲜空气——它在夜间不知怎地就渗了出来——就已像美梦的结尾那样蒸发殆尽。在两边楼房夹道形成的花岗岩峡谷底部，海市蜃楼般灰蒙蒙的热气氲氤着；炙热的街道在烈日下摇摆不定，白晃晃的车顶被烤得咝咝作响，干涩的煤渣吹进了我的眼睛和喉咙里。

在收音机上，在办公室里，我总能听到罗森伯格案的报道，直到它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这像极了我第一次看见死尸的情形。看到死尸后过了几周，尸体的头颅——或是其他什么残余部位——仍时时浮现在我早餐的鸡蛋熏肉背后和巴迪·维拉德的面孔后面。而我之所以能看见那具死尸，也全拜巴迪所赐。很快，我就觉得自己似乎到哪儿都被一根绳子和那具死尸的头颅拴在一起，它仿佛某种没鼻子的黑色气球，散发着酸臭味。

我当然知道那个夏天自己有点不对劲，因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罗森伯格案，以及自己是多么愚蠢地狂购那些价格昂贵、穿着却受罪的时装，它们挂在我的衣橱里，好似一条条没精打采的鱼；还有我在大学里踌躇满志积攒的小成就是如何在麦迪逊大道光滑的大理石路面上和玻璃橱窗前化为乌有的。

按理说，我正当年。

按理说，全美国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女大学生都会对我艳羡不已：我仅用一小时午餐时间就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店买下了尺码为七号的漆革皮鞋。而其他女孩追求的无非就是踩着这样的靓鞋，再搭配黑色漆革皮带和黑色漆革手袋，然后威风出行。在我的照片里，佳人啜饮马丁尼酒，衣衫轻薄；裙子的紧身上衣饰有仿银箔片，下摆则是一大团云朵似的雪白轻纱；身处高楼天台，头顶星光璀璨；还有几个拥有典型美式健壮身材的陌生男子环绕四周，尽管他们可能只是临时雇来或者租来充门面的。当这照片在我们十二个女孩工作的杂志上刊登之后，人人都觉得我当时真是风头正劲。

他们总会说，看哪，美国遍地是奇迹。在一个偏远小镇呆了十九年的乡下姑娘，穷得买不起一本杂志，却有幸得到大学的奖学金，到处拿奖，最后居然还像开着自家车一样玩转全纽约。

可惜我连自己都玩不转，更勿论其他了。我就像一辆懵懂呆滞的电车，从旅馆晃悠着驶向办公室，从办公室晃悠着驶向酒会，又从酒会晃悠着驶回旅馆和办公室。我想也许自己应该像其他女孩那样快活，但就是提不起劲。我感到生活像一潭死水，空空落落，又好似平静的风暴眼，在四周巨大喧嚣的包围下木然前行。

我们十二个人都住在一家旅馆里。

我们靠着写散文、小说、诗歌和时尚简讯在某时尚杂志举办的比赛里获了奖，奖品就是在纽约这家杂志社工作一个月，费用全免，还有不少免费福利，比如芭蕾舞剧门票、时装发布会入场券、在名牌沙龙做头发、与我们感兴趣的领域的成功人士会面，还有专人指导我们根据肤色上妆打扮。

我现在还留着当时他们给我的化妆盒，是专为有着棕色眼睛和棕色头发的女士设计的。盒里有：一管棕色睫毛膏，顶端有个小睫毛刷；一圆盒的蓝色眼影，大小刚够你把指尖蹭上去；另有三支口红，颜色从粉红到朱红；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精巧的镶金小盒里，盒子内里还嵌了面小镜子。我还有个白色的塑料太阳镜盒，上面缀着彩色贝壳、亮片和一个绿色的塑料海星。

我意识到这些堆积如山的小礼物其实是在为那些公司做免费广告，不过这也没啥好挑剔的。这些从天而降的免费馅饼也曾让我乐不可支。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它们藏了起来，但过后等我感觉好一些的时候，我又把它们找了出来，而且现在还摆在家里各处。时不时我也用用那些口红，上周我还把太阳镜盒上的塑料海星剪了下来给家里的小婴儿玩。

言归正传，我们十二个女孩住在旅馆里，而且住在旅馆同一侧同一层，一人一间，房间全挨着，这让我想起了大学宿舍。这旅馆有点不正常——按说一个正常的旅馆至少得在同一层里混住了男男女女吧。

这家旅馆名叫亚马逊，只接待女客，住客也大多是与我同龄的富家千金，父母们只想确保自己的宝贝女儿住在登徒子们不能染指和诱骗她们的地方。小姐们要么准备就读像凯蒂·吉布斯这类时髦的秘书学校，在那儿上课必须严整地戴帽子、穿丝袜、戴手套；要么就是刚从凯蒂·吉布斯这类学校毕业，当了老板们的秘书，每天无非就是在纽约城里闲逛，等着嫁一个青年才俊。

这些女孩在我看来真是无比乏味。她们在日光浴天台上打着哈欠，涂着指甲，想方设法保持在百慕大晒出的古铜肤色，看起来无聊得要命。我曾经和其中一个姑娘聊了一会，发现她觉得乘游艇没劲，坐飞机旅游没劲，圣诞节去瑞士滑雪没劲，连巴西帅哥都没劲得很。

原标题：《我只想活得光鲜亮丽一些，这样有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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