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洪泉、江嘉琳

如何妥善解决大量流动人口特别是流动劳动力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是推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进程中亟需解决的瓶颈难题。从已有研究看，现有研究提供了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半城镇化特点、社会融合具体具象和城镇化路径的理论探讨，也提供了城镇化不平等效应、社会融合程度测量和影响因素的经验证据。这些研究从宏观视角为中国城镇化社会融合问题提供了政府治理的宝贵经验。然而，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不仅仅是户籍身份的市民资格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市民身份的归属和认同问题。因而，现有研究还没有从微观视角回应这样一个话题：作为城镇外来人员特别是流动劳动力，应该具备怎样的技能才能更好地实现城镇化社会融合？

为解答这样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先明确社会融合的具体内涵。国内外诸多社会学和人口学学者为社会融合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泛的涵义，在他们看来，社会融合主要表现为人们认知其他社区成员、经常跟社区成员交流以及对社区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它是个体与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一种过程，或者说是社会某一特定人群融入社会主流群体，与后者同等获取经济社会资源并在社会认知上去差异化的动态过程。也有研究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行为和身份等多个维度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展开细致的评估和论述。这些研究丰富了学界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理论认识的同时，也引发了亟需后续研究解答的一个话题：既然社会融合内涵是一种动态变化过程，那么社会融合的多维度内容就不应该是同时并列而应该有先后次序，究竟哪些内容发生在前、哪些内容发生在后？此外，已有绝大多数研究倾向于从流动人口单方面阐述应该如何实现社会融合，但是忽视了社会融合本质上是外地人与本地人双向互动、相互认同的动态过程，因而亟需后续研究基于外地人和本地人互动认同视角在理论上和经验研究上提供逻辑自洽的合理解释。

众所周知，Akerlof和Kranton最早在经济学领域中把身份变量引进新古典效用模型，他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绿色红色”社会身份博弈理论模型表明身份会怎样影响个体互动。这一模型也被广泛用于解释工作场所的性别歧视、社会排斥或社会隔离、公共品供给等问题。我们认为，借鉴Akerlof和Kranton的社会身份模型可以解决我们上文所提及到的社会融合动态变化、外地人和当地人互动认同的理论问题。我们借鉴这一模型可以刻画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身份选择和社会认同过程。简要来说，作为无法用文字记载的地域文化载体的当地方言（以下简称方言），往往也是外地人和本地人在工作和社会闲暇生活中互动交流的重要媒介。外地人可以通过方言技能显示其未来身份选择的内在偏好。从个体微观视角来看，它会改变自身社会身份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而从群体视角来看，外地人群体身份改变会给本地人群体产生一种身份负外部性。具体来说，外地人身份改变对于个人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沟通交流、技能互补和合作机会，但是从群体层面来看，它可能意味着本地人群体身份及其行为规范的泛化、稀释或者模糊，以及面临公共资源享有机会减少、数量减少和质量损失等身份负外部性。这一身份负外部性会使得本地人做出抵触反应，影响外地人的社会认同感。

基于三个理论假论，我们利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筛选人户分离的微观个体样本，以方言技能作为流动劳动力改变身份标签的信号，实证检验方言技能能否作为社会认同的一种信号机制。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从个体层面看，方言技能会显著提高流动劳动力当地定居意愿。它会显著正向促进流动劳动力与居住社区的互助情况、邻里信任和交往频率等社会认同程度，后者又进一步强化流动劳动力当地定居意愿。而从群体层面来看，方言技能在群体层面上会抵制社会认同，进而影响流动劳动力当地定居意愿。经验研究结果印证了外地人－本地人社会融合的序贯动态过程，验证了方言技能可以作为社会认同的一种信号机制。为解决方言技能与当地定居意愿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三个不同流动距离范围作为工具变量并运用条件性混合过程模型（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简称CMP）的估计结果，印证了方言技能对于当地定居意愿的显著影响效应。进一步分析还排除了方言技能通过影响工资或工作或全职工作概率进而影响流动劳动力当地定居意愿的人力资本效应假说，间接印证了方言技能的社会认同效应。

本文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理论阐述和理论假说，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主要实证结果和结论分别为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动态过程的理论阐述和假说

（一）外地人-本地人社会融合理论阐述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是一个移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不仅仅是法律地位变化而且也是身份变化。因而，我们借鉴Akerlof和Kranton社会身份选择理论模型来阐述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过程的身份选择和社会认同过程。假设流动人口效用函数方程（1）所示：

其中，cj表示流动人口j选择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向量，c-j表示除了个体j之外的其他人选择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向量，Ij表示流动人口j选择成为当地人的身份变量。由方程（1）容易得知，身份变化可以增加个体效用水平。这也正是Akerlof和Kranton社会身份理论模型的创新之处。进一步地，假设身份变量Ij是消费向量cj和c-j、社会身份类别sj、不同社会身份类别S及其对应的理想规范N和自我特征oj的函数，如方程（2）所示：

结合方程（1）和（2），给定自己和他人消费水平，社会身份类别sj越高，自我特征oj与社会身份类别理想规范N越匹配，身份感越强，个体效用水平更高。由此可以发现：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过程，最关键的是改变身份标签、提高自我特征与该社会身份类别规范相匹配的社会认同过程。

对外地人来说，由移民变为市民的这一身份转变可以提高其效用水平，因而外地人会有动机进行这样一个身份选择过程。然而，这只是微观个体视角的结果。从群体视角来看，外地人身份选择可能会给本地人群体产生一种身份负外部性。它会弱化、稀释本地人群体身份的理想规范，也可能意味着更少的公共资源、更低的公共服务享受机会或更差的公共服务体验。这种身份负外部性可能使得本地人群体做出认同或者抵触反应，后者又会产生进一步的外部性，使外地人群体承受身份负外部性损失，影响外地人群体的社会融合意愿。基于这样一个逻辑，我们可以刻画出如图1所示的外地人－本地人社会融合过程。如图1所示，在外地人做出身份选择传递出其试图改变身份的信号之后，本地人可能做出两个反应：抵触或认同。抵触会使得本地人耗费一定的时间或精力去维护自己“本地人”身份特征及规范；它会使得外地人的身份选择努力落空，此时外地人群体和本地人群体处于社会冲突状态。如果本地人选择认同行动，外地人可以有两个选择：融入或者不融入。外地人融入可以使得本地人和外地人处于一种合作共赢的社会融合理想状态。与此相反，外地人的不融入决策则使得本地人和外地人处于社会分割状态。

简而言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过程关键在于身份选择和社会认同过程，它是一个外地人与本地人序贯博弈的动态过程。由于身份选择过程发生于社会认同过程之前，这也意味着外地人和本地人社会融合理想状态的实现过程，依赖于外地人选择什么样的身份信号用于提高自我特征与新社会身份类别规范相匹配。合适的身份信号选择，应该有助于降低身份负外部性，提高本地人的认同和外地人的融入行动。

方言技能能否成为这样一个有效的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身份信号”？“乡音到耳知家近”，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乡音”从古到今都代表着一方文化，同时作为当地人际交往重要媒介，有着彰显个体身份的有效作用。不少地方性方言体现着无法用文字记载的地域文化，对于流动人员来说，熟悉当地方言就能与当地人用方言交流，在弱化自身外地人身份之余，无疑能够提高与当地人社会身份类别规范的匹配程度。因而，从理论上来讲，方言技能熟练程度可以成为流动人员努力改变身份的显性“身份信号”。

为验证外地人与本地人社会融合的社会认同过程，我们利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的微观个体样本，以方言熟悉程度作为流动劳动力改变身份标签的显性身份信号，以地区熟悉方言的流动人口占比间接代表可能的身份负外部性，实证检验外地人与本地人社会融合的社会认同过程。在进行经验研究之前，我们提出3个相关的理论假说。

（二）理论假说

众所周知，移民会给人口流入地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压力。已有研究发现，相对于同质人群地区来说，由不同种族人口集聚形成的地区，往往具有更少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较少或较差公共品供给、较低教育成就、不发达金融水平甚至更低人均GDP增长率。这些负面经济绩效表明移民给当地人带来身份负外部性后果。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减少身份负外部性后果呢？Miguel的研究结果表明，语言政策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具体来说，他通过对非洲两个地理位置相毗邻但是建国政策截然不同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地区对比后发现，建国后由于坦桑尼亚采用非洲本地的斯瓦希里语替代英语成为官方语言，而肯尼亚依然采用英语、斯瓦希里语和当地语言混合。语言政策差异最终使得历史和种族构成特征相近的两个地区公共合作呈现截然不同特征：肯尼亚地区的种族多样化构成负向影响了学校基础设施和地区公共品供给；而在坦桑尼亚地区两者关系则显著为正。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语言成功改变了当地居民的国民身份而非部落身份意识，因而强化了不同部落合作，扭转了地区种族多样化构成负向影响社会合作的负面效应。

最新经验研究结果也同样提供了语言作为社会融合有效干预手段的具体依据。一方面，熟悉当地语言有利于移民者在刚到达流入地时更快获得当地人的支持与帮助；另一方面，相似方言的接触有利于移民者与当地人相互产生身份认同及维持。换句话说，从微观个体视角来看，方言技能有助于减少外地人融入当地的身份外部性损失，增加外地人当地定居的概率。为此我们提出假说1：

假说1：方言技能有利于提高流动劳动力当地定居意愿。

此外，作为一种外显的区域文化特征，方言往往是当地贸易和人际交往的重要媒介。熟练掌握当地语言，一方面可以使得方言相似的个体容易进行贸易往来，成员之间的交际活动会更加亲密，相互信任及认同程度会更高；另一方面它可使得外地人和本地人进行更加方便和友好的交流和往来，相互之间更愿意进行互助和帮助。这些正外部性明显有助于减少外地人给当地人带来的身份负外部性或者身份稀释效应。因而从微观个体视角来看，方言技能可以有助于促进外地人与本地人的互助情况、邻里信任和交往频率等社会互动，形成本地人认同外地人融入的社会融合理想状态。基于此，我们提出所要验证的第2个假说：

假说2：方言技能会正向影响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互助情况、邻里信任和交往频率等社会互动。

从微观个体视角看，移民身份变化给个体带来正效用。而从群体视角看，当方言技能作为外地人群体改变自身身份标签显性信号时，它可能会给当地人带来身份负外部性或身份稀释效应，以及由于本地人对身份负外部性做出反应而给外地人带来的身份外部性损失，我们把这些都统称为身份负外部性。随着外地人熟悉方言比例越高，外地人方言群体规模越大，身份负外部性越高，它会负向影响本地人认同和外地人融入，降低外地人的当地定居意愿。依此逻辑，我们可以得到假说3：

假说3：从群体层面来看，方言群体规模越大，身份负外部性越高，它会负向影响流动劳动力的社会互动和当地定居意愿。

三、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该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聚焦于调查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具体将中国（不含西藏自治区、海南省和港澳台）2282个区县单位作为初级抽样单元（PSU），并对被抽中的被访者进行问卷调查。2014年CLDS是该项目的第二次调查，包括追踪劳动力个体问卷14419份及新增劳动力个体问卷9093份，调查对象为15至64岁的劳动力，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本文所指的流动劳动力，是指劳动力中人户分离的人口，即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劳动力。而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则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本文根据问卷中“您的户口是否在本县（县级市、区）其他乡镇街道或者本县区外?”和“您离开您的户口所在地有半年吗?”两个问题筛选出非本乡镇（街道）户籍、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的被访者，并剔除其他微观个体特征数据缺失样本。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合并了村居层面的人口数量数据，以及宏观层面的GDP和城镇化率。村居层面的人口数量同样来自CLDS调查数据库，宏观层面的数据则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为验证本文三个假说，本文构建以下三个概率回归模型：

为控制可能影响个体当地定居意愿的其他因素，本文控制变量（Control）由个体特征和宏观变量构成。其中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流动劳动力类型、性别、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生活满意、社会信任和朋友数量等。宏观变量则包括当地GDP增速和城镇化率。模型中各个具体变量具体符号和定义如表1的变量定义表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实证回归结果

从表2可知，流动劳动力当地定居意愿处于不确定和比较可能之间，互助情况在一般和比较多之间，邻里信任更接近于一般状态，交往频率更接近于有时。方言技能平均达到掌握大部分。从社会地位的自评结果来看，流动劳动力的平均自评结果处在10个等级一半之下，流动劳动力的社会地位获得感低。生活满意度均值为3.615，社会信任均值为2.743，朋友数量均值为2.656，这表明流动劳动力的生活满意度平均处于一般和满意之间，社会信任则更偏向于同意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看法，而流动劳动力的平均朋友数量位于1—10个之间。此外，流动劳动力男性大约占46%，女性为54%；少数民族大约占9%，汉族大约91%；有宗教信仰的占10%，没有宗教信仰的占90%。

从表3可知，流动劳动力在当地定居意愿，比较可能和非常有可能的比例占55.4%。在方言技能中，58.9%和14.6%的流动劳动力分别表示完全掌握和掌握大部分当地方言。从互助情况来看，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所在社区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的互助比较少，36%的人认为互助水平一般，五分之一的人则认为互助比较多。从邻里信任来看，将近一半的人对所在社区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信任水平一般。从交往频率看，偶尔与居住社区的当地人进行交往的频率占36.4%，而5.6%的流动劳动力表示从来没有交往过，与此相反，有近三分之一的流动劳动力则经常与当地人有进行交往。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方言技能和当地定居意愿、互助情况、方言技能和邻里信任以及方言技能和交往频率依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chi2=798.49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