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胤宗丨关于版刻仿宋体与宋体字几个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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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胤宗丨关于版刻仿宋体与宋体字几个问题的讨论

2024-06-16 02:13|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学者对嘉靖本字体与万历以后宋体字之描述[5]

（1）很多学者将嘉靖本与万历后刻本之字体统称为为“方体”“硬体”“匠体”等，而事实上嘉靖本字体与万历以后刻本之字体毕竟有异，因此此类学者多称嘉靖本字体为万历以后字体之过渡。比如，曹之称万历以后之字体为匠体，而称嘉靖本字体为“赵体转向匠体的过渡阶段”，描述其字体特征为字形趋向长方，笔画向横平竖直发展；[6]严佐之并未称嘉靖本与万历以后刻本之字体为何体，唯总结嘉靖本字体为“横平竖直，横细竖粗，撇捺直挺，整齐严谨的长方形字体”，而万历本字体仅对此有所发展，“这种特征愈发突出而规范，千本一面，个性消失”。[7]魏隐儒、李致忠等学者略承传统观点，认为嘉靖本与万历以后之字体远绍宋本而更为方整、标准，因此称其为仿宋体或印刷体。魏隐儒、王金雨云：“从正德年间开始，字体仿宋而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笔画挺硬。至万历以后，字形由方而长，字画横轻竖重。这种字体，后来叫做‘仿宋体’，于此，‘印刷体’形成了。”[8]李致忠称明代正德以后之刻本“在版式风格、款式字体上亦全面仿宋”，其字体为“横轻竖重、方方正正的仿宋字”，万历后期至于明末，此种仿宋字形体变长。[9]魏隐儒、李致忠称万历以后之字体与正嘉本字体皆为仿宋体，与传统称万历以后之字体为“宋体”者不类。李清志强调嘉靖本与万历以后刻本字体方硬之特征，称二者为“硬体宋字”，他总结嘉靖本字体之特征为“横轻竖重，横平竖直，撇捺直挺，字形方整，棱角峻厉，板滞不灵”，称万历以后刻本之字体出自嘉靖版，但横细直粗之差距更为明显，更为硬直、斩方、呆板，已成机械图案。[10]毛春翔称正嘉以后之刻本：“字体亦一变而为方体字，僵硬呆滞，劣者如枯柴，很不美观；万历以后，字体又一变而为横轻直重，颇类颜体字，其气派与嘉靖本有全不相似。”[11] 实则认识到万历以后字体具有颜体特征，与嘉靖本不同，但《古籍版本常谈》一书仍然将二者统称为方体，归为一类。以上学者之观点有两方面之问题：其一，以上对于嘉靖本字体特征之描述不甚准确，比如多称嘉靖本字体具横平竖直、横细竖粗之特征，这其实并非嘉靖本字体之特征，详见下文所辨；其二，版本学界一般将明代中叶以后较为流行之程式化、方整规范之字体泛称为“匠体”“方体”“硬体”等，而将更具书写意味之字体称为“软体”“写体”等，从这个角度讲，混称嘉靖本与万历以后刻本之字体为“匠体”等本来并无问题，但或许由于称名之不清，致使学者对二者关系之认识不甚明了，则颇不利于对于版刻字体之研究。

（2）黄永年等学者明确称嘉靖本与万历以后刻本之字体不同，嘉靖本字体乃仿南宋浙本字体而来，有浙本之余韵，只是更为规范化，更显呆板而已；而万历以后刻本之字体才是前人称为宋体、方体者。黄永年称嘉靖本“仿南宋浙本用欧体字”，“南宋浙本的欧体完全是书写体，这时（指嘉靖本）的欧体却比较方板整齐，趋向规范化”，而万历以后之宋体字，“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12] 杜泽逊继承黄永年之说法，称嘉靖本字体仿宋浙本作欧体，只是较宋刻欧体字更板滞，笔划更硬，而万历以后之宋体字体则明显横细竖粗，与欧体相去甚远。[13]二者皆指出横细竖粗为宋体字之显著特征，较以上诸家描述更为准确。

（3）李开升大致同意黄永年等人认为嘉靖本字体源于南宋浙本之说法，亦同意万历以后刻本之宋体字与嘉靖本有所不同之观点。与黄永年不同之处在于，李开升认为嘉靖本字体已经与宋本有了较大变化，嘉靖刻本字体“已经很明显地匠体化，离自然书写体较远，与欧体、颜体差距较大”，[14]因此，似乎并不同意黄永年等人称嘉靖本字体称为“欧体”或“仿宋欧体”之类，而是同意毛春翔、李清志等人的看法，认为应该称嘉靖本字体为万历宋体之源头，其书中即沿袭毛春翔等人称嘉靖本字体为方体或者匠体，基于此，李开升强调：“苏式本在明代版刻史上前无所承，它的出现是一个全新的现象。”[15]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恐怕是因为部分学者对于南宋浙刻本欧体字之认识不够全面。两宋浙本之字体虽然宗欧，但为欧体字刻本化之结果，已与欧体原本面貌不同，且两宋浙本欧体字亦有前后之变化，嘉靖本所仿者为何，黄永年、李开升等多数学者皆未明言，而对此看法不一则会影响对于嘉靖本字体渊源之判断。

（4）目前关于嘉靖本字体之特征，以屈万里、昌彼得等人的描述最为准确，程千帆、徐有富等学者皆用其说。[16]屈万里、昌彼得《图书版本学要略》云：“正德中叶以后，覆刻宋本之风渐盛。而尔时习尚，最重诗文。唐人诗集，宋时以临安陈氏书籍铺所刻最多，故正嘉间覆刻唐人诗集，率祖书棚本。书棚本字为率更体，翻刻时亦效其体，于是风气一变。”[17]。据其文意，嘉靖本似多为覆刻或翻刻宋本，而实则嘉靖本中翻刻、覆刻宋本仅占一部分，新刻亦复不少，甚至还有很多嘉靖时期翻刻嘉靖新刻本者。[18]新刻之风格乃仿照南宋书棚本之字体行款，因此，严格来讲，应该是仿宋刻本。日人长泽规矩也称，明代嘉靖体系模仿自南宋末期“临安书棚本”的字样而来，[19]此亦是有得之论。以现存南宋书棚本实物而论，书棚本之欧体字已经与南北宋监本之朴素样貌有所不同，字体较为斩方，字形稍长，笔划更细、更直，且微有左轻右重之感，应是坊刻标准化生产之结果，可视其为后世方体字之远祖。嘉靖本字体相对于书棚本更趋标准化，更显呆板，但却较不如万历宋体字方正、机械。下文将结合书影对此略作讨论。

二、“嘉靖本”与“仿宋体”

一般统称两宋浙本系统使用欧体字，实则其字体并非一成不变。北宋监本今日流传较少，难知其全貌，然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本《御注孝经》、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北宋本《通典》（图1）、日本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所藏北宋本《史记》、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北宋本《汉书》等而论，北宋浙本之欧体字字形方正，[20]虽有小字大字之分，然皆舒朗齐整，颇存唐碑风韵。据《旧五代史·后唐明宗纪》、王溥《五代会要》所载，《九经》最初之刻板，乃是“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21]北宋监本《九经》多为翻刻或覆刻五代监本而成，南宋监本又依北宋监本翻刻、覆刻。两宋浙本之字体风格以欧体为主，或因其最早刊刻之儒家经典继承自唐代石经，遂亦同时继承了唐石经欧虞体之风格而因木刻之特性而稍有变化。这种传承有序的字体风格，构成两宋浙本之基本面貌。[22]整体而言，北宋与南宋前期之浙本字体较为古朴，手写之意味浓重。

自南宋中晚期始，临安等地书坊所流行之欧体刻本，其字体已经与北宋至南宋前期之欧体有所区别。以上海图书馆所藏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才调集》、国图所藏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刊本《朱庆余诗集》、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唐女鱼玄机诗》、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刻本《画继》、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续幽怪录》等来看，书棚本之字体以欧体为基础，但将笔画稍微拉长，起笔稍轻，落笔稍重，横笔右端形成上凸之三角形状，同时捺笔短促而亦呈三角形状，整体看来字形更加挺拔秀丽。因其挺拔，故有学者称其“实应归入柳法之中，而间带欧体笔意”，“极逼近柳体”[23]，而实则其字体与柳体相隔悬远。南宋书棚本刻书不少，而以所刻唐人集较成系统，目前国图藏有临安府陈宅经籍铺刻本《朱庆馀诗集》《周贺诗集》《唐女鱼玄机诗》《李丞相诗集》《甲乙集》，上图藏有《才调集》，南京图书馆有《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唐僧弘秀集》等等，版式行款一致，皆为十行十八字，左右双边且外边较粗，字体亦皆为此种书棚本欧体字。南宋中后期书棚本风格亦影响到了浙刻之官刻、私刻系统，比如国图所藏嘉泰四年（1204）新安郡斋刻本《皇朝文鉴》、咸淳间廖氏世彩堂刻本韩柳集（图2）等，字体亦为书棚本欧体字。

嘉靖本之字体所仿者即为此种南宋书棚本的欧体字。李开升称目前可见最早的“嘉靖本”为国图藏明弘治十五年（1502）吴江刘泽刻本《松陵集》，其字体风格实即类似于上述南宋陈宅经籍铺所刻之《朱庆余诗集》，国图所藏明正德十四年苏州黄氏文始堂刻本《申鉴注》（图3）之字体显系脱胎于南宋世彩堂刻本韩柳集或其类似南宋书棚本之字体。目前可知存世嘉靖本有三千余种，[24] 各本之字体风格容有小异，但整体而言其字体确由南宋书棚本演变而来，只不过较书棚本稍显呆板，不复其挺拔峭厉。书棚本本就是欧体之更便于刊刻之变体，嘉靖本仿宋字只不过较之更便刊刻，因此也更为方硬呆直。前述屈万里、黄永年、长泽规矩也等人之说法是比较正确的；曹之称嘉靖本“专从形式上模仿宋本字体。结果是邯郸学步，适得其反，与真正的宋本字体相去日远”[25]，此类叙述与事实不符，且对明本一味贬低，恐非学者应有之态度。李开升称此类字体仿宋欧体字之嘉靖本为“苏式本”，以与嘉靖时尚存之“京式本”、“建式本”相区分，并称“苏式本在明代版刻史上前无所承，它的出现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如果从版刻风格尤其是字体风格着眼的话，可以将版本史划分为楷体字时期和宋体字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点，就在嘉靖时期。这不仅仅是因为嘉靖苏式本的方体字为后世宋体字的源头，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嘉靖年间，苏式本由一种地方性版本发展成全国性的版本，成为宋体字时代之先声。”[26]此说有其合理之处，但仍有问题：首先嘉靖仿宋本所仿者为南宋书棚本之欧体，南宋之欧体实已开后世仿宋字与宋体字之先河，很难将其与版刻之赵体、颜体等同称为“楷体”；其次，明清时期，各类赵体字刻本、仿两宋欧、颜体刻本仍然大量存在，径称其时为“宋体字时期”恐会滋生误解。总之，将版刻字体截然二分为楷体和宋体，并根据字体将版刻史划分为两个时期，恐难反映版刻风格之继承性与版本发展之复杂性。

将明清版刻字体二分为宋体（硬体、方体、匠体等）与写体（软体、楷体等），为目前学界通行之观念，此一观念最大的问题也在于对嘉靖仿宋书棚本欧体字以及清代覆宋本欧体字之认识有所不足。举例而言，如前文所言，毛春翔、李清志等学者将嘉靖本之字体与万历以后之宋体字归为一类，则在其观念之中，嘉靖本字体自然是方体或匠体字；而一般学者多称清代覆宋本之字体为写体，清人覆宋本中多有覆宋欧体者，与嘉靖本字体极为类似，如黄永年所称清代写刻字体之第一类，“字的点划方劲，稍有点近乎南宋浙本和明嘉靖本”云云，[27]此种类似于嘉靖本字体的仿宋欧体字却又被称为写体甚至软体，与前一说法相抵牾。事实上，清代版刻中有大量仿宋书棚本欧体字，足与宋体字、软字体（以赵体、馆阁体等为代表）三足鼎立，因此有学者称应打破明清版刻字体二分之观念，建立宋字、欧字、软字三分之法，其说大致可从，[28]唯明清时期程式化之欧字该如何定名，本文有不同看法。

图1 北宋本《通典》，原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

图2 宋咸淳间廖氏世彩堂刻本《河东先生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3 明正德十四年苏州黄氏文始堂刻本《申鉴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嘉靖本（即李开升所称之苏式嘉靖本）虽翻刻宋本或仿宋欧体字本刊刻，然明代罕有称其为“仿宋”者，明人翻刻宋本时多称“照宋本梓刻”、“精类宋籍”等，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孔天胤刻《集录真西山文章正宗》书前江晓序称：“以书镂则鸠诸吴，俾精类宋籍。”[29]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简称“丁《志》”）卷二八录明本《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刊刻识语曰：“明吴郡顾氏于崇祯乙亥春照宋刻寿梓至中秋工始竣。”[30]卷三八录明吴郡袁氏仿宋刊本《六家文选》刊刻识语曰：“余家藏书百年，见购鬻宋刻本《昭明文选》有五臣、六臣、李善本，巾箱本，白文小字大字，殆数十种，家有此本，甚称精善，而注释本以六家为优，因命工翻雕，匡郭字体未少改易。刻始于嘉靖甲午岁，成于己酉，计十六载而完，用费浩繁，梓人艰集，今模搨传播，海内览兹册者毋曰开卷快然也。皇明嘉靖己酉春正月十六日吴郡汝南袁生褧题于嘉趣堂。”[31]

“仿宋”一词多见于清人著作之中，如前述《鸡肋集》，丁《志》称为“明仿宋刊本”，前述《六家文选》，丁《志》称为“明吴郡袁氏仿宋刊本”等。丁《志》又称明弘治仿宋刊本《孟东野诗集》云：“此本亦前有目录，后有宋敏求题，每叶二十行，行十八字，惟无‘临安府棚前’一行耳，其为翻雕棚本无疑，重刊序已缺一叶”云云；称明仿宋刊本《唐求诗集》：“黄荛圃《士礼居藏书记》有云：延令季氏宋版目中载之，书仅八叶，计诗三十五首，与《韦苏州集》同一行式，皆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者，此本无不吻合，殆仿书棚本覆刊也。”[32]则明确指出嘉靖本翻刻宋书棚本之事实。盖丁《志》中称明翻宋本皆为“仿宋”，其中以正德、嘉靖所刻之仿宋欧体本为多。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五载明本《礼记》“金坛段氏谓嘉靖间仿宋刻本”，卷十九载明刊《樊川文集》“嘉靖刻本，全仿宋本，楮印亦精好”云云，[33]皆称嘉靖翻宋本为“仿宋”本。

然清人所谓之“仿宋本”，并不局限于嘉靖之仿南宋书棚本欧体字本。清代盛行照宋本原式翻刻之本（或称覆宋本、影宋本），清人一般所谓之仿宋本实则指翻刻（或覆刻、影刻）各类宋本。有如嘉靖本一般仿宋欧体字者，比如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本《御定仿宋相台岳氏本五经》即尽量模仿原本风貌，只不过其字体如嘉靖本一般更为呆滞。有仿宋蜀刻颜体字本者，如清康熙间吴郡张士俊泽存堂仿宋刻本《泽存堂五种》（包括《宋本广韵》《宋本玉篇》《群经音辨》《字鉴》《佩觽》等），其字体点画方劲，充格较满，撇捺较长，中正舒展，仿宋蜀本风貌，但颜体风格已经淡化，整体有向欧体过渡之趋势。又如南宋绍熙间四川眉山程舍人宅刊本《东都事略》本为颜体字刻本，清代多有覆刻，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称“吾藏五松阁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王称《东都事略》”，[34]是有五松阁仿宋刊本，现存又有国图藏清振鹭堂覆宋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宝华堂覆宋本，将覆刻本与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刻元修本相较即可发现，清代之覆本字体皆有向欧体字过渡之趋势，此或为受嘉靖本与宋体字本影响之结果。[35]《书林清话》卷九“乾嘉人刻书之优劣”条云：“近年贵池刘世珩聚学轩刻丛书及仿宋本书，兰陵徐乃昌刻《积学斋丛书》及《随庵丛编》，仿宋元本书，南浔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刻丛书，均缪氏主持，胜于杨氏（杨守敬）所刊远矣。”[36]此处所提到的清代仿宋刊本，包含各种风格，不限于欧体字本。

清人亦称元、明时期之翻刻宋本与新刻仿宋体式之本为仿宋本，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五称元刻本元人胡一桂所撰之《周易本义启蒙翼传》“是书字体版式规仿宋椠，亦元刻之佳者”，[37]称元刻《大学衍义》“此本规仿宋椠，摹印俱工，实元版之最佳者”，[38]卷六称元刻《东坡集》“系仿宋巾箱本式，欲以之乱真者。当属元初人所为，始克有此形似”[39]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仿宋”在清代已成为一种较为通行的版刻概念，一般指仿照宋本字体、版式以刊刻之版本，因宋本字体有多种，所以清人所谓仿宋本之字体亦不拘于一格。

以“仿宋体”为南宋书棚本与明嘉靖本欧体字之专名者，殆始于晚清民国时期。徐珂《清稗类钞·鉴赏类》“丁善之论仿宋板”载丁辅之、丁善之兄弟据宋刻欧体以创制今日通行仿宋体之事甚详，现录之如下：

丁善之二尹三在家富收藏，其祖竹舟主政、叔祖松生大令刻书甚多，濡染既久，故于刻书之仿宋法，日夕研究，深有所得。尝曰：“中古书契之作，手续繁而功用简，刻竹以为记载，汗简以蕲保存，至不便也。自隋开皇时，雕撰遗经，镂版以始。唐、五代因之，至北宋而其道大备。其时刊本，率由善书之士，誊写上版，故字体各异。元以降，赵松雪之书盛行，刻书者多仿其体。明隆、万间，乃有专作方体之书工以备锓版者，即今日盛行之宋体字也。

北宋刊本之以大小欧体字刻版者，为最适观，以其间架波磔，秾纤得中，而又充满，无跛踦肥矬之病。乃阅时既久，欧体寖失，遂成今日肤廓之字样，好古者遂有欧宋体字之倡导，非矫同，实反古也。

高宗稽古右文，尝从侍郎金简之请，令于武英殿校刊古今书籍，曰聚珍板，乃枣木所制也。旋又有泥字、瓦字、锡字、铜字各种之制作。及海禁既开，西洋输入铅制活字及机器印书之法。始由香港教会制我国字，专为排印教会书籍之用，时称香港字，其分寸若今之四号字。未几，而日本推广大小铅字七种，以供我国印书之用，谓之明朝字，人咸便之，活字印书之业乃大盛。今之号称能自制活字以应印书之求者，特由日本所输之字转制以成，非能写刻字样以为之也，故字体所限，仅为肤廓之宋体字一种而已。

板本之所以贵乎北宋者，非徒以其古也。其字体之端严，刊刻之精良，实为各种刊本之冠。今人有鉴于此，因制为欧宋体活字焉。其法，刻木模蜡笵铜浇铅，经种种手续，而成方体字七种，长体字三种，扁体字三种焉。”[40]

丁氏明言其所创制之仿宋字体乃“欧宋体”，并称有感于肤廓宋体之流行，因此“好古者遂有欧宋体字之倡导，非矫同，实反古也”。丁氏兄弟所造之欧宋体活字又称为“聚珍仿宋体”，其字铸成之后，丁善之在上海创设聚珍仿宋印书局，排印《大观录》《习苦斋诗集》《居易堂集》等书，因与明清流行之宋体字不同，因此当时有“古雅可与宋刊相埒”之赞誉。[41]后丁氏之仿宋铅字归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以之排印《四部备要》等书，[42]其字体渐渐大行天下，今日大陆所使用之“仿宋体”即源于此。丁氏之仿宋体虽称仿于欧体，但其实字形更近于南宋书棚本与明嘉靖本之字体，整体而言较欧体棱角、转折之痕迹较少，亦不如欧楷之险峻，却较欧楷更为紧凑、方正、程式化，是一种规整的印刷字体。非将其置于刻本欧体之发展脉络中，难以见其渊源。若称“现代人所谓的仿宋体，实际并非仿宋，而是仿明代的翻宋”云云，[43]实则并不准确。

今日，“仿宋体”之名已极为常用，仿宋体与宋体、楷体、黑体等并称，为中国大陆最常用的基本字体之一，而且此一字体本就是从南宋书棚本、明嘉靖本字体演化而来，因此称明代嘉靖本字体以及清代的仿宋欧体字为仿宋体，应该是较为合适的选择。

三、“宋体字”的形成

关于“宋体字”产生之大致时间、形成原因以及字体特征等问题，现今版本学界已有较为统一的认识，此处无需再论。但是此种字体之渊源、命名等问题，似仍有可议之处，现稍作说明。

现一般认为大致从万历时期始，由嘉靖本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版刻风格，其字体之演化至为突出，即产生了所谓“宋体字”刻本，李开升甚至称自此中国版刻史进入了“宋体字时期”；[44] 宋体字虽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各式各样的不同类别，但其基本样貌比较一致，即较之前所有字体皆更为方正整齐，有比较严格的横平竖直，横细竖粗，且横、竖笔皆较直而无变化，横笔末端一律有小三角形修饰性顿笔，撇捺弯度不大，粗细均匀，字形整体看来极为规整，可称为一种标准化的字体；因字形方整标准，因此便于施刀，且可密植而不显拥挤，字号亦可较宋元本小一些，从而节省纸张，降低成本。学者多引用康熙时期所编《明文在》之凡例以及题为蒲松龄所著之《聊斋笔记》等材料，以说明晚明清初之人多称此种字体为“宋体字”，并斥之为“肤廓字样”，即由专职写样工人所描画的呆板字样；因其平直硬挺，刻工可以“左手按尺，右手持刀”，直切而入，先直再横，后刻撇捺；[45]无论写样还是刻字，皆易刻速成。

宋体字粗看起来，的确与以前之字体，特别是宋元本字体，有较大差别，因此有命名之问题，很多学者称其为“方体字”或“匠体字”，张秀民说：“这类肤郭方笔字，当时称宋体，或者宋板字，或称宋字样，又称匠体字。其实它与真正的宋板字毫无相同之处。笔者曾翻阅了现存宋板书近四百种，从未发现此类呆板不灵的方块字。”[46]黄永年称：“其实它和宋刻本的字体——无论浙本、建本、蜀本都不像，并无关系，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这样叫了起来，严格点还是应该称它方体字合适。”[47]还有一些学者将其与嘉靖仿宋体一并称为“方体字”、“匠体字”或“硬体宋字”等。[48]实则“方体”“匠体”“硬体”等术语所可涵盖之范围过于广泛，似不适于以之为一种字体类型之专名。张秀民还提到，此类字体因不类宋板字体且产生于明朝，“所以改称明体字或者明朝字，比较名副其实”[49]。而自晚清时期宋体字传入日本始，日本即称之为“明朝体”，今日港台等地亦或称之为“明体”，此一称呼的确更显合理。但称之为宋体，是明代以来之旧习，明清以来之人皆知其所指，沿其旧名即可。

需要说明的是，宋体字并非与宋刻本字体毫无关系。宋体字应有两个来源，且皆与宋刻本字体有关联。首先，宋体字当为嘉靖仿宋欧体演化之结果，嘉靖本字体仿自宋本欧体，则宋体字远承宋刻字样。关于晚明宋体字刻本之产生及其所从来，一般版本学家之解释稍显含混，比如，黄永年称：“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征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50]并未言明此种新字体之来历。屈万里、昌彼得在其《图书版本学要略》中先行介绍嘉靖本，而后云：“梓人为便于施刀，渐变而成横轻竖重，版滞不灵之匠体字，即今人所谓宋体字者。”[51]观其文意，则宋体字产生于刻工对于嘉靖本字体之改造。后李清志、李开升等学者将此意表达得更为明确。李清志称：“万历版硬宋字出自嘉靖版，比较之下，其横细直粗之差距较嘉靖版明显；字画之硬直，字形之斩方，以及横画右端之三角形，皆比嘉靖版更呆板，已成机械图案。”[52]李开升称：“从嘉靖四十四年至万历二年，大约八九年，这段时期，应该是苏式本的方体字向万历字体过渡演变的时期。……万历以后的宋体字直接来源于苏式嘉靖本方体字。”[53] 李开升不仅说明嘉靖仿宋体为宋体字之源头，还称嘉靖本之通行天下为其后宋体字本之通行天下打下了基础，此对宋体字之产生与迅速流行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

据目前易见之书影来观察，晚明之宋体字刻本的确应该是在嘉靖仿宋本的基础之上演化出来的，其演变经过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且大致开始于嘉靖晚期，或许比李开升所云之“嘉靖四十四年”要稍早一些。比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无锡顾氏奇字斋刻本《类笺唐王右丞诗集》（国图、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等地皆有藏本，图4），其字体较之于一般嘉靖本横更平，竖更直，横画大部分已经变得比较纤细而皆在右端有向上之三角形凸起，捺笔虽仍呈三角形，但整体弯度变大，捺笔起首的顿笔开始变为极细的短横，不复嘉靖仿宋体之凌厉有力，此皆为宋体字之新特征；但其字体之整体风貌仍不如万历宋体字之方整，捺笔起首仍有一些较短的顿点，竖弯钩之弯钩仍呈外方内圆之状貌，多数点、折方峭而不够圆润等，此皆仿宋字之基本特征。此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具有明确宋体字意味之刻本，其文字介于仿宋与宋体之间之面貌正说明梓人为便施刀，在嘉靖仿宋体之基础上渐渐演化出新的更为方正板直之宋体字。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嘉靖四十五年项笃寿刻本《今言》、国图藏隆庆元年巡按福建监察御史胡维新刻本《文苑英华》、隆庆五年苏州地区豫章夫容馆刻本《楚辞章句》等，其仿宋字向宋体字过渡之意味更为明显。此一隆庆本《文苑英华》黄永年以之为嘉靖本向万历本过渡之例证。[54]此一过渡之趋势在闽刻本中或许更为突出，此则涉及到宋体字的另一来源。

万历宋体字的第二个来源为宋闽本之字体，前人或因其字体略有颜体特征而称其为颜体，实则其字体来自于中古写手惯用之写经体，此须另文详述，此处不再辨析，但为免除称谓之混乱，下文径称其为宋闽本字体。毛春翔称：“万历以后，字体又一变而为横轻直重，颇类颜体字。”[55]文字学家唐兰称：“明以后又专有一种由颜字变来的印刷体，横画瘦而右侧尽笔时微顿，直笔多肥，撇上肥下瘦，捺上瘦下肥，千篇一律。”[56] 皆认识到宋体字有颜体之特征，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与闽本字体之固有特征有关。闽本字体皆横轻竖重，横平竖直，横笔末端有突出的顿点，点、折、向右之弯钩、向左之竖钩皆较为圆润饱满，此类特征皆万历宋体字所有，则很有可能隆庆、万历之书工、刻工在创制宋体字时，不仅受到嘉靖仿宋本之影响，亦受到由宋至明盛行不歇的闽刻本之影响。

图4 明嘉靖三十五年奇字斋刻本《类笺唐王右丞诗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闽刻本自宋以来即自成系统，其字体版式直到嘉靖前期仍为与其他各地不同的独特风貌，嘉靖中期始受到仿宋本之影响而发生变化。[57]此一变化以三种方式进行：部分嘉靖闽刻本（以官刻居多）完全仿照苏式嘉靖本，与一般所谓之嘉靖仿宋本并无二致，比如李元阳所刻诸本；一部分嘉靖闽刻本则一仍其旧，为元明以来闽本之固有面貌，比如天一阁所藏嘉靖十二年余氏自新斋刻本《新刊标题明解圣贤语论》（图5）；一部分嘉靖闽刻本则开始向仿宋本过渡，旧闽本文字之锋芒与牵丝渐消，笔画渐趋平直、单调、方板，比如苏州图书馆藏嘉靖三十一年余氏自新斋刻本《新刊宪台厘正性理大全》（图6），其文字显系旧闽本圆活重浊之字体变为方体字之形貌，与苏州等地由南宋书棚本欧体字演变而来的仿宋字有一定的区别。同时，由于旧闽本字体本来就有横轻直重、横平竖直且横笔末端有装饰性顿点等特征，因此演变为方体字之后，自然极易变为万历宋体字，即如上述之《新刊宪台厘正性理大全》，已略有向万历宋体字本过渡之趋势；又如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嘉靖三十九年刘氏安正堂刻本《礼记集说大全》，亦呈旧闽本变为方体字之面貌，文字更近万历宋体字。

图5 明嘉靖十二年余氏自新斋刻本《新刊标题明解圣贤语论》，天一阁藏。

图见李开生《明嘉靖刻本研究》，第319页。

图6 嘉靖三十一年余氏自新斋刻本《新刊宪台厘正性理大全》，

苏州图书馆藏。图见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第134页。

万历后之宋体字对旧闽本字体之继承，还体现在对于闽本大字与小字之轻重悬殊之上。闽本自南宋中期开始，即多见一种风格，其大字极大、极饱满，视觉效果也极为庄重肃穆，而其小字却很小、笔画极细，视觉效果相对微细，代表性版本如国图所藏南宋绍熙二年建阳余仁仲万卷堂刻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此或为《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著录之“建余氏本”）、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所藏南宋绍熙中建安黄善夫刻本《史记》（图7）、日本松元文库所藏明洪武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东山秀岩书堂刊本《韵府群玉》（图8）以及上述《新刊标题明解圣贤语论》等。万历早期之宋体字刻本之中即可见此一风格之延续，其较著者如台湾“国家”图书馆藏万历十一年吴兴凌氏刊本《汉书评林》（图9），在小字的衬托之下，大字显得庄重肃穆。清康熙年间内府刊本《康熙字典》亦为此一风格之宋体字刻本，其大字方整典丽、端庄磅礴，为宋体字刻本之佳者。晚明至清末三百余年间，刻本中之宋体字又发展出长、方、扁等各式风格，且各地域之宋体字亦不尽相同，形成了极为复杂多样的版刻系统，足见宋体字本身亦有广阔的开拓空间，值得学者做更为细致而深入的研究。

图7 南宋绍熙中建安黄善夫刻本《史记》，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藏。

图8 明洪武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东山秀岩书堂刊本《韵府群玉》，日本松元文库藏。

图9 明万历十一年吴兴凌氏刊本《汉书评林》，台湾“国家”图书馆藏。

四、结语

明代正德、嘉靖时期，脱胎于南宋浙刻欧体字之仿宋体刻本由苏州风行全国；嘉靖晚期至万历，此种仿宋字刻本又演变为宋体字刻本，并迅速生出各种子类，成为晚明、清代版刻风格之主流。基于此，学者们认为嘉靖至万历时期“方体字”之产生拉开了中国版刻字体程式化之序幕，是为中国版刻字体之一大变局。此一对于中国版刻史之描述基本合理，但其间涉及几个问题，学界对其认识还有所未周，因此本文对此进行了讨论。

本文认为，嘉靖仿宋本所仿者为南宋书棚本欧体字。书棚本字体整体而言不如欧楷之险峻，却较欧楷更为方正、板直，是一种标准而规整的印刷字体，可以说，南宋书棚本字体其实已开版刻字体程式化之先河。嘉靖仿宋体继承书棚本欧体字，仅在细微之处有所调整，风格更趋方斩、规整，并未有根本性变化，因此称之为“仿宋体”较为合适。清代版刻中，除宋体字刻本之外，软体写刻本、覆宋仿宋本亦较为兴盛，后两种刻本中，仿宋欧体字刻本数量较多，影响较大，晚清时期又产生了据宋刻欧体而创制之仿宋字，足与其时流行之软体字、宋体字鼎足而立。此为版刻欧体字之发展历程，亦是仿宋字产生之大致过程。明乎此，可知明代中晚期之版刻大变局，实则是在继承前代风格基础之上所开之局面，而且此一变局之形成，应以万历宋体字之形成与发展为主。

宋体字形成于嘉靖晚期至万历时期，其风格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为嘉靖仿宋体，其二为闽刻本字体。宋体字大致取前者之规整板直、笔画匀称，取后者之横平竖直、横轻竖重以及横笔末端之装饰性顿点、点画之饱满圆润、大字之方整肃穆等特征。晚明清代一般刻本之字体大多为宋体，今日出版书籍报刊最常用之字体亦为宋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可称嘉靖晚期至万历时期“宋体字”之诞生为中国版刻史上之一大变局。但须知，宋体字亦为宋浙本、闽本字体演变之结果，并非与宋刻本之字体断然无关。

注释：

[1]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

[2] 屈万里、昌彼得著，潘美月增订：《图书版本学要略》，台北：中华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年，第78页。

[3] 李开升称其为“苏式嘉靖本”，以将其与嘉靖时期风格不同之建本、京式本等相区别，见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按，李开升所称的确更为准确，但一般版本学界所称之“嘉靖本”，特指与与前代风格变化较大之苏式嘉靖本，因此本文仍用“嘉靖本”之名，以免繁复之累。

[4] 本文所称之字体，指的是版刻文字之视觉形态，有学者称为“字样”、“字型”等，或更为准确；但版本学家长期以来使用“字体”一词称之，学者知其所指，因此本文沿用之。

[5] 材料来源：毛春翔：《古籍版本常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8页；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39页；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魏隐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40页；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15-116页；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第73-75页；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7页；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37-38页；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变》，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72页；屈万里、昌彼得著，潘美月增订：《图书版本学要略》，第78页；

[6]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39页。

[7] 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

[8] 魏隐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40页。

[9]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15-116页。

[10] 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第73-75页。

[11] 毛春翔：《古籍版本常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8页。

[12]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13]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27页。

[14] 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37页。

[15] 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38页。

[16]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变》，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72页。

[17] 屈万里、昌彼得著，潘美月增订：《图书版本学要略》，第78页。

[18] 参见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139-147页。

[19] 长泽规矩也：《刊本汉籍の字样について》，《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一卷，东京：汲古书院，昭和五十七年（1982），第426页。

[20] 北宋首都汴京亦为刻书之重镇，监本影响巨大，但汴京刻书多交付杭州代刻，亦可算作浙本系统之内。

[21]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四十三《后唐明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88页；王溥：《五代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

[22] 北宋首都为汴京，但刻书多交付杭州代刻，亦可算作浙本系统之内。

[23] 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24] 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140页。

[25]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39页。

[26] 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38、152页。

[27]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44页。

[28] 郑幸：《从两分到三分：清代版刻字体的程式与分化》，《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1期，第60-75页。

[29] 转引自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第73页。

[30]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八，《续修四库全书》据清光绪二十七年钱塘丁氏刻本影印本，第927册第487页。

[31]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八，《续修四库全书》据清光绪二十七年钱塘丁氏刻本影印本，第927册第632页。

[32]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五，《续修四库全书》据清光绪二十七年钱塘丁氏刻本影印本，第927册第451，454页。

[33]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8，517页。

[34] 叶德辉著，漆永祥点校：《书林清话》卷二，第50页。

[35] 清代中期之覆宋本除覆宋浙本外多不类原本，说亦见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第152-155页。

[36] 叶德辉著，漆永祥点校：《书林清话》卷九，第307页。

[37] 于敏中等撰，徐德明标点：《天禄琳琅书目》卷五，第120页。

[38] 于敏中等撰，徐德明标点：《天禄琳琅书目》卷五，第128页。

[39] 于敏中等撰，徐德明标点：《天禄琳琅书目》卷六，第190-191页。

[40] 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296页。

[41] 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63页。

[42] 关于丁氏兄弟与其聚珍仿宋体，参看王火青：《杭州丁氏聚珍仿宋体的创制与贡献》，《文献》，2012年第2期，第176-181页。

[43] 昌彼得：《我国历代刻版的演变》，见乔衍管编：《图书印刷发展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第263页。

[44] 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152页。

[45] 卢前：《书林别话》，《中国现代史料丁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30-631页。

[46]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9页。

[47]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第128页。

[48] 比如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8页；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第74-75页。

[49]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9页。

[50]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第128页。

[51] 屈万里、昌彼得著，潘美月增订：《图书版本学要略》，第78页。

[52] 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第74-75页。

[53] 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第153页。

[54]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第124页。

[55] 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第48页。

[56]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

[57] 关于嘉靖建本之演变，参见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第120-138页。

【作者简介】

韦胤宗，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书籍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