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与文学、史学、哲学的关系

刘彦章

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在中国发轫较晚。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最初出现在清末的洋务运动中。之后，经过一系列实践，催生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承载时代风云、参与社会变革的近现代化报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了北京广播学院培养广播电视记者外，高校中开设新闻学专业的只有北大、人大、复旦几所大学。新闻人才培养可谓少而精。新闻学发扬壮大渐成显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独立成军的。也即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闻学逐渐从文学院系独立，或从文史哲文博学院独立成新的专业，之后迎来大发展时期。此后，新闻学专业越分越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主持、传播学、新闻史、舆论学、广告学、网络舆情、媒介管理、机器人写作等纷纷另立门户。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作为广泛融入当代社会生活的新闻学，由于时代的需要，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一时间盖过文学、史学、哲学专业，受到学生和社会的追捧。

新闻见证历史，记录历史，反映生活，易碎而新鲜。但在新闻业界，广泛存在一个说法——“新闻无学”。这种观点的存在，反映出新闻学科建设及新闻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虽然偏颇，但有一定的道理。应该说，新闻有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是相对于文史哲更能直接影响干预社会生活的重要应用型人文学科。从新闻史到新闻实践、新闻理论、新闻写作，新闻学本身具有自己独特的专业范畴和研究范围，是当下社会科学门类中的热学、显学。

但从新闻实操实践来看，仅仅掌握新闻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往往，有专业知识背景的非新闻类记者或媒体工作者，更容易成为名编名记名评论员，其新闻作品更加深刻生动、更具有感染力，这类人才成长快、后劲足。相对于新闻学专业毕业生上手快、后劲乏力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现在省级以上综合类报纸或专业性新闻机构，甚至个别的广电网络媒体，更喜欢招收具有专业背景（如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复合型人才，为自身媒体适应社会和受众需求发展招才引智。因为，他们也许认为，新闻采访及写作技能，年轻人在新闻单位待上三年两载，都能熟练掌握。但记者编辑的后劲和思想深度及表达能力，必须依靠专业知识背景支撑。特别是文史哲相关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更有思想深度与思想厚度，其文字驾驭能力也更强，其新闻作品更具哲理性和感染力，更能反映一家媒体的实力。因此，一些大报甚至明确规定，只招收文史哲政治等专业的毕业生。

那么，新闻学与文史哲到底是什么关系？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该如何弥补自己文史哲专业的不足与空虚？

新闻学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是新闻的翅膀

我国历史上，秦汉之前，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文史哲分类是在汉兴之后。我国最早的典籍，内容虽有侧重，但并没有分门别类。其含混包容模糊大一统的学术系统和内容，却最显著地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特征：兼容并包、和合万统。

若说文学与新闻的关系是什么，应该说新闻从属于文学。人类最初对生活的反映、对生产的反映、对宇宙自然的认识观察成果，应该是从文学开始的。最早的民歌或类似的口头文学，里面记录着先民的思考认识和上古历史。但在文字出现之前，这类的口头文学或口述历史，在我国成规模、成规范的，似乎只能从孔子删订的四书五经开始认识，特别是《诗经》这部最早的诗歌总集。其记录的上限，恐怕也是东周到春秋期间，最早也许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夏商的历史文化典籍，在孔子之前基本失传，现在的断代及其认知，是建立在现当代考古发掘基础上的。

现在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而对于新闻的记录，或者说重要历史事件的口头或文字记载，就应该是最早的新闻。在上古时期，没有专门的新闻职官。也许中国自古至今设置的史官，就应该是最早的记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种制度设计，应该从夏朝甚至更早就开始了。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曾为周天子的“柱下史”，应该就是史官，或者同时负责国家档案藏书的管理。当然，史官职位的设置，不仅是为了传播天子诸侯的德政恶行，也是为了监督监察，好让当政者特别是主要领导人有所敬畏戒惧，从而开门纳谏、多行仁政。而这种秉笔直书、不隐恶、不溢美的史官品性，就类似于现在“铁肩担道义”的公民记者。当然，几乎是世家世袭的史官，除了具备累世祖传的专业知识外，也都是文学高手。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弑君、篡夺、谋逆，一字含褒贬、记忠奸，其所含的文学技能，可谓谨而备矣！

中国最早的政治、历史、科技等，都包含在文学著作中。一部《诗经》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一切门类的知识，诸如政治、军事、历法、音乐、植物、动物、气候学等等。可以说，新闻与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文学记录历史事实，其实就是记录当时的新闻。新闻的表达，最初只有依靠文字记录，文字是唯一的媒介手段。至于声像，那是很晚的事了。因此，清代以前的先民发音和实物景象，我们都难以想象。更早的，也许只有绘画或者美术、建筑才能给我们留下些许先辈的生产生活图景。

新闻借助于文学，让历史事件和人物鲜活不朽。因此，中国浪漫主义之外的文学，几乎都接近于新闻。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是文学史诗，也是当时的见闻记录，并且体现出了时代的真实，是真正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新闻；清代方苞的《狱中杂记》，就是对当时黑暗监狱制度的见闻录，虽是散文，却具有超越时空的真实性，应该也可以看作当时的新闻；还有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甚至韩愈、欧阳修的古文运动，都是言之有物的，近于新闻写实或时政评论，都可以作为时代与社会的记录。

新闻脱胎于文学，也源于中国文学的使命。“文章千古事，仕途一时荣”，文章如精金美玉，可载治道兴亡，可现世道人心，可激浊扬清，可使乱臣贼子惧。因此，中国的文学历来言之有物、言之有道、言之有德、可读可诵，这也为后世新闻承载道义担当，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从选材上讲，文学的范围也许更广泛，大到历史兴亡社会变革、宇宙自然沧海巨变，小到家事恩怨庶民悲欢、一草一木、一歌一哭，都可入诗成文。而后继者新闻，其题材多是受众关心的新闻信息的报道，其功利性明显高于文学性。因此，新闻的视角和选材要比文学窄狭。从体裁上讲，文学的样式更是种类繁多、无所不备，比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仅仅诗歌大类中，就有近体诗、古体诗、乐府诗，甚至元曲、宋词，散文大类中更是多如繁花，骚体、赋体、骈文、手札、题记、序跋、墓志、传记、策问等等，博大精深，消息、通讯、评论等主要新闻体裁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另外，从表现手法上讲，文学更是千古积淀、厚积薄发，从《诗经》的赋比兴、风雅颂，到后来的比喻、排比、议论、抒情、设问、反问、通感、想象、描写、回环、顶针等等，不论是艺术手法或表现技巧，皆不胜枚举。而新闻作品大抵以写实为主，文学手法的运用，只能适可而止。作为后来者，新闻的选材、体裁及表达方法，很难望其项背。因此，新闻必须从文学母体中吸收借鉴，才能让自己更快地成长，积量变为质变，久久为功，以期发生“女大十八变”的跃升。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因此，现当代的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必须吸收中国传统文学的丰厚滋养，从传统文学中汲取营养，师法文学、借力文学，让新闻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到语言，更加生动可观，传播力更强。思想借助于文学，新闻效率倍增。现当代，几乎所有有影响的新闻作品和名记大家，诸如穆青、范长江、郭超人等，都是让新闻借助文学的翅膀，飞得更高更远！

新闻学与史学的关系

——史学是新闻的良心

我认为，新闻学与历史学，从文化基因上讲，也许是最相近的。

“一切古代史都是当代史！”而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因此，真正走入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在当时几乎都具有新闻价值。因此，新闻天然与历史基因相似，两者的价值判断与题材选择具有天然相似性。

当然，中国历史的修订，都是后朝修史、后代修史，盖棺而后论定。这就涉及到历史的真实问题。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子父互隐、兄弟互隐，历史记载是经过选择的。这里就可能出现对历史事实的篡改、隐匿、美化、嫁接等。因此，著名文化学者王立群有个很有趣味的观点——历史分为四个层次：真正的历史（谁也不知道）；国史被称为信史，如官修二十四史，严肃、准确、可信，但已经经过选择和过滤；个人修撰的所谓野史，往往认为不可信，但反而包含部分历史真相；读者心目中的历史（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王熙凤），就涉及到各自的理解、学识、经历了。但总体来讲，国史是最可靠、可信的。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设置有严格的史官制度。史官的职责、道德、人品，所谓“史才史德史识”是过硬的。历史学家往往都能秉笔直书，丹心著青史，不少人为坚持真理而被杀被刑却义无反顾。

从选材角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规定了中国古代史官的职责，就是记录天子诸侯的言行，其关注的多是国之大事，如祭祀与战争、王位更替、政治得失、货殖经济、丰登与饥荒、天灾与人祸、天体异象等等。至于民间疾苦琐事，多是文学的范畴。这与现代新闻学选材要具备题材的重要性，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这些重大新闻不是为了传播，不是为了让大众知悉了解，从而参与监督等等。当然，当时的传播手段与介质也不允许大范围实施传播。

而史官之外的社会新闻，我以为在古代就靠道听途说、口耳相传，有的逐渐成为了故事或传说，有的进入文人的视野，载入诗经、笔记、小说，而大多散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毫无印迹。当然，这与史官数量极少有关系，与当时传播手段落后有关系，与当时的文化普及也有关系。因此，历史学自古就居于大雅庙堂，除了史官之外，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国家古籍典藏，平民百姓无资格更无能力看到，也看不懂。

新闻记者要学习历史记录者即史官的品德，求真、求实、求信，真正让历史成为信史。为追求真理和事实真相，不畏权贵、不怕杀头，不迷信、不盲从，更多时候是身到心到，实地考察，“上穷碧落下黄泉”，访问父老，求真去疑，存真去伪，秉笔直书。如司马迁写《史记》，几乎跑遍了当时的半个国土，去舜帝的陵墓、刘邦的龙兴之地、韩信的家乡、张良的故里等等，不放过一丝疑惑。因此，《史记》很多名篇都具有很强的现场感，极具文学感染力，因而被公认为中国历史著作中最有价值、最具权威的“史家之绝唱”。

新闻记者还要学习史官的博学。司马迁继父之志，皓首穷经，参化天地，博古通今，了然当世，几乎掌握了他那个时代所有的知识。因此，他才能写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学巨著。司马迁在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地理学、天文历法、哲学、中医学、文学等几乎所有方面，都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记者就要向史官学习，向史书学习，了解中国和世界历史，品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以历史为老师，知兴替，证得失，观社会，从而提高自己思维的深度，学会以历史眼光分析问题，学会以史官的严谨公平，采访创作新闻作品。

以历史为老师，还要学习历史著作的精彩呈现。中国历史不论编年体还是纪传体，都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其中的名篇文采飞扬、荡气回肠，让人击节赞叹、扼腕叹息。不论悲喜，优秀历史传记强烈的文字感染力，对当时社会深刻的洞察，对人物性格入骨入魂的刻画，都使之成为最美的散文或文学作品，为后代的各种艺术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和巨大的资源宝库。新闻记者，就要学习以历史的眼光、以文学家的巨笔、以哲学家的情怀，再现历史，写出典型时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从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让作品成为史诗一样的不朽作品。这应该成为新闻工作者最高的理想和追求。如现当代的新闻学巨著艾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都成为记录历史真实的新闻学名著。

不知道昨天，就不知道今天和未来。新闻记者想让自己的学识和表达变得更加深邃精到，必须学习历史——以历史眼光深入思考关照当世，以史学笔法再现表达，这样的记者，绝不会是“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

新闻学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新闻的眼睛

新闻观察事实、记录事实、报道信息，哲学就是新闻的眼睛。对于新闻的选择、思考、切入角度、表达深浅，都取决于记者的哲学训练。换句话说，能写好取决于文学，要写深取决于思想，取决于哲学积累。

我总认为，先有思想，后有表达。文章千古事，立意为灵魂。所有流传后世的作品，不论是何种门类，思想深刻是第一位的。古人讲的“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立言就是成一家之言，言人之未言，道人之未道，这才体现出思想的独创性，才能推动人类思想的不断进步。否则，语言没有思想，文字缺乏附丽，再优美的文字也是无病呻吟。因此，新闻写作，首在立意。而要拥有洞若观火的能力、从熟视无睹中发现人之未见，就必须学习哲学。

什么是哲学？简单讲就是智慧之学，就是研究世界的本质、社会的本质、人的本质，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问。哲学讲究理性，哲学探究大道。因此，哲学家最智慧，哲学家最长寿。平常事，用哲学的视点关照，也许已不是寻常事，也许还是寻常事。正如佛家所言：见山还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这就体现了人的思维的深度与维度。有些人能够见微知著，靠的就是其哲学思想的广博、深刻与敏锐。

新闻必须真实。但具体的真实不一定是一般的真实，局部的真实不一定是全局的真实。如同文学典型人物的塑造，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判断新闻真实要注意从全局观点用发展眼光，思考认识新闻的真实程度，判断新闻事实的价值及其是否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时代性。要运用哲学的思考方法，能够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因此，平常所谓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未必正确。有时，眼见的局部的真实未必是全局的真实，现在的呈现未必代表未来的方向。何时表达？如何表达？怎样把握新闻报道的时、度、效，避免以偏概全，真正让新闻发挥正面的社会效果，这都需要哲学的观察和思考。

新闻讲究时效，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新闻，所谓柴米油盐、风花雪月之类，这些时效性无关紧要。但涉及敏感新闻，如何选择报道时机，如何把握切入角度，如何确定传播对象范围，都需要从全局的角度去衡量研判，体现“政治家办报”的党性原则。即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新闻自由，对于涉及国家安全核心利益及重大政治社会敏感新闻，也会实行审查管制。因为，新闻作为大众信息产品，对社会思潮、民心向背、主流价值观、社会安定影响巨大。因此说，舆论引导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引导失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对于相同的新闻素材，如何发掘其新闻价值，这既是确定新闻采访策划的起点，也是考验记者思想深度的试金石。因此，往往同样题材的集中采访，新闻报道却有浅有深有差有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对于中宣部或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同样一个人物或新闻事件的集中采访，作品呈现千差万别。除了表达手段即语言技术功力有差异之外，思考的深度、角度，即作品的立意和视角，就成了判断“同题作文”高下妍媸的准绳。好的记者，有思想的记者，初步接触新闻人物或事件，就能立即做出判断，采访并创作出属于“这一个”独具一格的独家新闻作品。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新闻从业者哲学的学习修养路径，首先要掌握基本的哲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了有所对比，唯心主义甚至宗教哲学等相关流派观点也要有所涉猎。其次，要研读经典哲学著作，古希腊和德国古典哲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论著，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理论、论述、著作，这些看似枯燥的哲学理论著作，其实真的与人生紧密相连，对于指导人生、思考社会，会无形中发挥作用。有的哲学著作，文学性很强，思辨性很强，可读性很强，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中的名篇等等。当然，除了纯粹的哲学著作之外，中外文学名著、历史学名著、军事学名著等等，其中都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反映出作者对宇宙、对人生深刻的关照思考，以及对社会自然悲天悯人的道义情怀、对普通民众深沉的人文关怀。这些作品，不仅让我们醍醐灌顶，而且让我们富有同情心。除此之外，哲学作品还能让我们更好地感受语言的魅力，能够增强我们驾驭语言的能力。

总之，新闻脱胎于文学，新闻借助文学的翅膀可以飞得更高更远，新闻吸收文学的表达可以让新闻面目可亲可爱；新闻近似于历史，借鉴历史可以让新闻更加深沉，继承信史传统可以让新闻更有权威、更加高尚；新闻借脑于哲学，哲学可以让新闻更加清醒理性，哲学思考有助于新闻关照时代、反映大局、揭示本质。新闻与文史哲如同伯仲叔三兄弟，同属社会科学近祖，亲如手足不出五服。新闻学要从学术、历史、社会判断、专业建设方面与文史哲平起平坐，必须互参互学、相互滋养。相对于文史哲博大精深、深耕细作，新闻作为后起之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新闻作为时代宠儿，其前途是光明璀璨的。特别是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铿锵到来，新闻传播肩负着中华文明跨国别跨文化输出的巨大重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承担着其他社会学科不可替代的艰巨责任。

（作者单位：周口报业传媒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