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如何论析“斯科比事件”

然而，从1944年底至1945年初，欧洲战场胜局已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日趋明朗，美国逐步放弃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打算。1945年2月，美军驻华司令魏德迈宣布，美国军队奉命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而对中国战场内的任何个人、行动和组织都不予支持；同年4月，赫尔利也在华盛顿宣称，美国政府将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不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随后，“美亚事件案”（“美亚事件案”指的是，1945年6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和纽约，以通共间谍罪逮捕主张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前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及其他相关五人一事。该事件反映了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的重大分歧及其激烈争论的表面化，体现了美国走向“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爆发，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向。从这些变化再联系到此前发生的“斯科比事件”，毛泽东判断出之前对谢伟思的“抱怨”——“美国的政策在有了良好开端之后看来又摇摆了”（〔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赵仲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31页。）已经成为现实，并且有可能与之前的“良好开端”渐行渐远。据此，毛泽东开始担心他早在1940年底就提出的“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虽然该假定当时并未立即化为现实，但也说明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共与美国关系走向的忧虑。对历史的省思与对现实的考量，使毛泽东愈加警惕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情况的出现，最终作出“对中国的斯科比估计得严重些好”的判断。

由此可以理解，尽管七大召开时“斯科比事件”已经过去数月，但它依旧成为了毛泽东论析国内外局势的“即时性”的参照。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不仅要在宏观维度“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规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也要就如“科斯比事件”这样有重要寓意的微观典型作出说明，防止其在中国重演。为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郑重提出：当前中国的联合抗战实际存在着两种路线和两个战场，未来中国亦存有光明的和黑暗的两个前途。其中“黑暗的”前途，是源于“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准备“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发动内战而造成的。当前中国的国民党当局尤为“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45页。）。这实际上是在借“斯科比事件”来警示全党和全国人民：国民党政府有可能走希腊反动政府的老路，借助于美国的力量来取消根据地、解除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最终走向独裁政治。基于上述分析判断，针对国内情况，毛泽东提出中共应坚持一条根本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4—105页。）。其中，“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6页。）。因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更是中国“油水”最多的阶级。日本人和蒋介石发动战争都是要刮农民的油水，所以“要注意中国将来会有斯科比老先生来刮油水。在希腊，斯科比就是代表英国刮希腊人民身上的油水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2—123页。）。有鉴于此，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共唯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5页。）的政治路线，才能切实完成坚持团结民主、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三大历史重任，真正防止美国来刮油水。针对国际形势，毛泽东也特别指明：苏联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而对英、美、法等其他几个大国，虽然“要坚决地联合他们；但是他们搞得不对的地方，也要斗一下”，“他们要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给蒋介石撑腰的那些外国人，他们的脸也不好看，有些装着天官赐福的样子，还是不好看，我们要警觉”。（《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3页。）可见，尽管此时毛泽东仍从维护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团结的高度出发，肯定“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有苏联参加的反法西斯阵线的团结，主要是英、美、苏三国的团结”，并认定此种团结是能够“统治一切”的，但也对美国“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603页。）的野心有所防范。所以，毛泽东指出中共当前工作应坚持两个基本要点：一是要继续巩固国内、国际两个统一战线；二是要采取谨慎而又务实的对美政策，“由争取友好合作的战时政策转向以防范为主的战后政策”，借以“防止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防止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防止美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章百家：《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

那么，毛泽东的上述判断是不是危言耸听呢？当然不是，因为在抗战胜利后中国“斯科比事件”是确有可能出现的，历史也很快印证了这一点。1945年7月，美国政府曾设计“和平来临时，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完全摆脱牵连；二是援助国民党彻底击毁共产党；三是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确立在中国的权力，尽力避免内战发生”（《中美关系史料汇编》第 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6页。）。对此，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认为：第一种选择“完全无法做到”，因其有悖于美国国家利益；第二种选择是“不太可能实现的”，由于国民党日趋衰败和不得民心，而共产党则又较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第三种选择则是“协助安排一个既可避免内战又可保持国民政府的临时办法”。随着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最终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所以，当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以后，从太平洋方向蜂拥而来的美军士兵，不仅成为帮助国民党抢占地盘的先遣队，同时也成为打压中共的帮凶。正如一位美军士兵在致美国参议员的信中所言：美军中国之行的根本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蒋介石的利益和镇压中国可能出现的共产党起义，并尽其可能“或直接或间接地迫使共产党屈服”（〔美〕麦克·沙勒：《20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蒋介石也在二战局势逐渐明朗后，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毫不含糊地宣布：“今后之中心工作”和“任务”，是为消灭“国内的敌人”，而靠的就是“以美国援助的武器来对付”。(转引自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基于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明确提出“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35页。）的完整说法。这可以看作“斯科比事件”在中国的另一个政治代名词。

二、政策应对：“如果发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

既然如此，一旦在中国真正发生“斯科比事件”，中共应该如何具体应对呢？事实上，在长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战争的历程中，毛泽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统战思想和斗争经验，能够审慎而务实地应对“东方斯科比”的出现。

坚持三条基本原则。即以毛泽东所称的“老子主义”“晋文公主义”和“孔夫子主义”，来应对美国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其中，第一条原则取自《老子》“不为天下先”的思想，就是不打第一枪，采取“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的策略；第二条原则是“退避三舍”，主要借鉴晋文公在城濮之战所运用的政策，既不主动与人相争，但也不惧怕与人相争；第三条原则是“礼尚往来”，取自《礼记》“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的思想，言下之意是，人不犯我则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则我必犯人。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一点：“不打第一枪这个原则我们要谨记，从一个时期来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很有利的。当然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唯有如此，才能妥善应对“东方斯科比”的危险，以及蒋介石政府“搞两面作战”这一招。总而言之，力求规避冲突的出现，但如果事与愿违，“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194—195页。）

采取四项具体措施。其一是对英美等大国发出警告：“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83页。）其二是借助报刊进行揭露批判。1945年 7月 10日、12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了《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的政策的危险》两篇评论，严厉谴责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前一篇评论中，毛泽东郑重指出：赫尔利与蒋介石“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585页。）；在后一篇评论的开头和结尾之处，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点明：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这是一种“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以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册，第587、588页。）其三是暂时中止中共单方面向美军提供的军事合作。先是采取限制美方人员活动范围的防御性举措，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236页。）；后是拒绝美军提出的军事要求，主要包括在解放区建立机场、通讯网，在敌后增加地上救护及气象工作人员，在晋绥增加气象台，以及在南泥湾建立对日侦查电台等，以便“警惕其反动阴谋”、“逼迫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册，第 582页。）；最后是降低中共向美方提供情报的等级，“只能给予少数的一般的敌军情况材料，凡属机密性的情报停止供给”（《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册，第 583页。）。四是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巩固自身实力。中央明确指示：美国的扶蒋抗日反共政策、蒋介石的内战方针都是确定的，“因此，我们除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并派兵建立华南战略根据地外，在大后方，应着重农村武装斗争之积极准备及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册，第 570页。），以便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中进退有据。

要求全党做好充分思想准备。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围绕时局问题阐明：未来“两三年中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因为“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来了一个‘特殊繁荣’的美国，它现在控制着国民党”，“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0、192页。）对于目前国内外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既要看到光明的和有希望的一面，“但是我们更要准备困难”的局面，特别是真的“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这种情况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如果发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194页。）在斗争中，还需要准备应对一个特别的“困难”，就是“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5页。）对这些，全党都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无论是“前门是日本人守着，后门是蒋介石守着”，还是美国人立于旁边虎视眈眈，一旦在中国发生“斯科比事件”，都应能够稳妥应对、进退裕如。此外，毛泽东还特别补充说明了一个问题：未来时局，中共有可能是“暂时吃亏，最终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信的“原则”；“此处失败，彼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但“我们总是有路的”；“今天有一些人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难的人又来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8页。）这些论述揭示了东方“斯科比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实事求是地预计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并指明了“最终胜利”的光明前景，为全党应对东方“科斯比事件”统一了认识，做好了思想准备。

可以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确立的应对中国“斯科比事件”的举措，既坚持了政治上的原则性，又具有策略上的灵活性，为中共应对时局变化以及制定对外政策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历史省思：“斯科比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

1945年 8月 11日，毛泽东在其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指示》中指出：中国“斯科比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册，第 608页。）。以此告诫全党，即使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时刻，仍然需要对斯科比性质的事件保持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这个防范于未然的警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七大以后中共对美政策乃至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而且对今天应对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仍有警示意义。

纵观“斯科比事件”发生前后的史实可以发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多次向美方传达善意的告诫，借以寻求建立与美的合作关系，并警示美方切莫干涉中国内政。如 1944年 8月，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就表达了中共的期待：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美进行战时及战后合作，尤其是在军事和经济层面上。“（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给予合作。我们应当合作。”（《1944年 8月 27日的报告》，《亚美文件：中国大变动的线索》，美国国会 1970年，第 787页。)11月 8日，毛泽东在同赫尔利的谈话中也提出：“希望经过赫尔利将军的努力帮助，中国局势能有一个转机”，就是“从破坏团结、破坏战斗力、破坏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不好的方向”上面彻底地转变过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1册，第 601页。）即便赫尔利采取了更倾向于蒋介石的做法，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忘告诉美方：“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也“希望美方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去做违背中共原则立场之事，即“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1册，第 648页。）及至 12月 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讲话中，仍然将配合美军登陆中国沿海作战、“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作为 1945年“我们唯一的任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1册，第 657页。）在谢伟思回国之前，即 1945年 3至 4月间，毛泽东在与其交谈中再次论及两点：一是如果中国真的爆发内战，希望美国奉行不插手政策，对国共两党中任何一方都应如此；二是表达中共仍愿与美国开展长期合作，哪怕是得不到一枪一弹的援助亦可。（参见〔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 337页。）然而，毛泽东和中共的上述诚意表达，美国方面置若罔闻，在雅尔塔会议之后迅速调整对华政策，进一步强化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将其作为“决不会退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 603页。）的既定方针。

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国际国内局势又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要求和谈，美国则不断介入中国内政和军事，并于 1945年 9月至 11月间与中共发生多起冲突。这些都进一步影响了中共对美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共先是强调对美“极宜谨慎”，坚持“避免与美军冲突”的方针；又提出以“欢迎友好态度”对待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但“如有反我行动”，则速告中央以采取对策；接着，“强硬拒绝”美军登陆，并“采取强硬态度”“压制美军的无理干涉”；最后，则是视美方是否尊重我方利益，决定对其或欢迎合作或拒绝制止。11月 28日，“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的“中立美国”政策终于出台，即“对美采取不挑衅的政策，以减少美国寻隙借口”，但对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应持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批评和坚强的抵抗以反对之”。（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册，第670、707、716、770、826、870页等。） 1946年 6月 14日，美国国务卿向国会提交了《军事援华法案》，选择支持蒋介石政府，露出“东方斯科比”的政治面目。一周以后，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声明中对此进行了严厉谴责，直陈“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314页。），中国人民坚决拒绝、坚决反对。中共与美国关系再一次转向，中国内战也在时年 7月全面爆发。毛泽东感慨地指出：“在党的七大时我们就估计到，在日本投降以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的阴谋和中国出斯科比的危险，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后来证明七大的估计还是正确的。”（《毛泽东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96页。）

至此，中共对美国和蒋介石“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中共“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的中心问题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34页。）而现实的局势异常复杂，既有美国全力支持下的蒋介石发动的直接战争威胁，又有美苏两国的争夺与对抗，更有国内的惧美之声以及各种错误、模糊的思想认识。为此，从 1946年起，毛泽东通过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及其他系列文章，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和“两大阵营”理论，一方面回答了美国发动反苏战争的可能性及其争夺“中间地带”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区分了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并将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纳入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在具体的对美政策方针上，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中共中央发布对美外交斗争策略指示，强调既要克服不敢斗争的右倾思想，也要克服盲目斗争的“左”倾思想，还要动员全国人民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进入 1949年后，中国内战形势已然明朗，中共对美政策的中心变为防御美国直接干涉与实施“内部破坏”政策。此时，毛泽东一方面提醒全党要做好军事上和思想上的反干预准备，另一方面又强调对外关系的发展“不应急于去解决”（《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55页。）。4月 30日，也就是南京解放一周后，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声明中提出：愿意考虑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此时，中美外交关系似乎又出现了转机。然而，在司徒雷登与中共的接触中，中美双方的巨大分歧、意识形态的鸿沟以及美国不愿立即承认新中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最终使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表达了鲜明的外交关系立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473、1475页。）可见，经由抗战以来的“中美合作”到“中立美国”，直至新中国“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走了一段曲折而又复杂的历程。而在整个过程之中，“斯科比事件”成为中共审视对美外交政策的重要坐标。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斯科比事件”的论 析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客观而谨慎的。它犹如一面历史的棱镜，在折射出中共七大前后毛泽东和中共对美态度、政策和策略重要转向的同时，也映照出美国对华政策乃至中美、中苏之间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斯科比事件”发生距今虽已逾70 载，但其历史镜鉴价值却是历久弥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