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东欧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二十年东欧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孔寒冰 项佐涛

[内容摘要] 转轨20年来，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赋予了东欧社会主义新的内涵，使其呈现出思潮多元化和运动形式多样化的特点。社会主义思潮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垄断局面被内涵各异的多种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存取代。社会主义运动形式的多样化则表现为共产党一党独大的格局转变为以社会民主党为主、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并存；同时，各国工会也改变了社会主义时期依附于共产党的局面，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东欧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问题是共产党需要使自己的主张更贴近实际，更有可行性；社会民主党需要明确身份定位，解决代表什么人、代表什么理念以及代表什么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 东欧 社会转型 社会主义

东欧近20年来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明显地带有社会转型的色彩。在转型过程中，东欧各国的社会发展模式离苏联模式越来越远，而与西欧的发展模式越来越近。与之相适应，各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越来越远，而与西欧式的社会主义越来越近。同时，东欧的社会转型又是一个“向欧洲看齐”的持续的过程，尽管总的方向一致，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民主化程度、文化和宗教传统与西欧国家有着较大不同，东欧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同西欧的社会主义也有所区别，蕴含了许多转轨赋予它的新形式和新内容，从而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内涵。

多元化：东欧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

在东欧剧变过程中，随着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面对社会宏观环境的巨大变迁，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要提出在新形势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方案。由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内涵、实现社会主义方式以及对过去社会主义实践等方面的不同诠释，东欧的社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①]和共产主义两大类。

东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大体是直接从西欧导入的舶来品。剧变之初，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直接按照西欧的模板制定了自己的纲领主张。但是，它们很快便认识到简单的照搬是不够的，必须根据转轨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来调整某些的主张。因而，东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一些方面又不同于西欧。

东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一致的，认同社会党国际和欧洲社会党倡导的自由、民主、团结、社会公正等价值观；提倡思想来源的多元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众多思想来源之一。与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同的是，东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更加强调吸收本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优秀成分和爱国主义的成分，撇清与过去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同斯大林主义及其变种划清界限。与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一样，东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放弃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取代，而接受各国已经回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把“驯服”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己任，但在“驯服”资本主义的做法却略有不同。

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力垄断，提倡建立一个多元主义的民主法治国家。第一，法治的原则。宪法和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机构、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第二，民主的原则。国家的权力机构必须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选举权、知情权和监督权是公民天赋的权利；实现政治多元化，建立多党制，各政治组织和派别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竞争；建立强大而独立的公民社会机构是政治民主的不可或缺要素。第三，分权的原则。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应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各类组织之间也应该合理分工，防止权力过于集中。

在经济上，反对右翼力量推行的极端自由主义的转轨战略，反对完全抛弃国家作用而由市场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倡导通过“渐进转轨”的方式建立社会的和生态导向的市场经济。第一，社会市场的原则。市场不能完全代替国家执行经济政策，市场经济必须同国家干预和国家承担社会福利责任相结合。第二，混合所有制的原则。摒弃只有私有制才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和只有私有制才能取得最高的经济效益的教条，通过法律来保证各种所有制形式，使各种所有制自由竞争。在所有制改造过程中，不能剥夺职工参与决定的权利。第三，生态导向的原则。在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应把生态优先放在首要地位，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

在社会政策上，奉行社会公正的原则，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不能剥夺人们享受社会福利和安定生活的权利，各种社会集团和个人应当合理分担社会变革的代价。第一，社会公正的原则。国家必须实行积极的、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和促进生产的社会福利政策，经济变革不能让依靠劳动收入维持生计的人们付出代价。第二，平等的原则。保证所有公民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关爱年轻一代，为年轻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为妇女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提高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实现各民族间的平等、和睦和团结，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

在外交上，拥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通过外交努力建立民主、和平、安全和有利于合作的国际关系，提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加强各国人民间的交流、团结和友谊以共同对付当代的全球性挑战；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新的成员国应当在平等基础上积极参与欧盟政策制定和所有其他领域的活动。

在党际关系上，倡导加强世界上的包括改革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左翼政党之间的合作，特别是与同西欧的左翼政党、以及东欧国家改革的左派党之间的合作；发展与其他一切民主的和负责任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尊重进步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为和平、民主和平等经济关系所作的努力，寻求在可能的领域同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开展合作。[②]

与民主社会主义相比，东欧的共产主义不仅与西欧的共产主义较为疏远，而且内部差异性则更大，可分为新共产主义和传统的共产主义两大类。

新共产主义在思想来源上接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有关社会人道主义的思想家的学说，并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己任；同时，继承本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中民主的优秀的传统。例如，前南地区的新共产主义还加进了铁托主义的内容，认为铁托主义是一种与斯大林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前南地区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自身出路的一种尝试。[③]

在历史问题和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新共产主义认为对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要采取两分法，反对进行任何不尊重历史、为一时政治需要服务的片面评价。应当既肯定社会主义时期取得的成就，如实行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社会—集体所有制，建立合作社经济，改变工农业落后面貌，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等进步的方面；同时，又要看到苏联模式中存在的滥用权力、大搞特权、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等错误。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缘由不复存在，相反，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新的问题仍在层出不穷，更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虽然没有在短时期内灭亡，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已使它危机四伏：在一国范围内，失业大量增加，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贫压迫不断加剧，生态和社会问题已成为灾难性问题；政府放弃了对福利、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责任，福利社会的幻想已经幻灭。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成为发达国家剥削和压迫落后国家的新殖民手段。跨国垄断资本的增长、全球资产阶级的出现已经造成国际社会两极分化，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威胁世界人民的生活环境，甚至引发了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动荡和战争。

新共产主义坚决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认为这是历史的倒退。资本主义的复辟已经在各国造成人道的灾难，造成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危机。私有化使大部分国家财富控制在少数人手中，结果是广大民众的生活标准降低，社会保障消失，失业和犯罪增加，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德遭到破坏。共产主义的政党是代表和保护社会最广泛阶层利益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政党，应当为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方式，但多党议会民主制、市场经济转轨等现实因素使得“在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为社会主义未来而斗争”是必须和必要的。在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共产主义的政党应当采取和平的斗争方式，一是要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建设强大的社会福利国家和团结的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二是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可能提供的一切方法揭露资产阶级的本质，说服和动员人民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奠定实现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三是要通过参与议会选举、参与福利国家建设、通过游行和示威等方式为争取和保护工人阶级的当前利益。

传统的共产主义与新共产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待大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活动方式上。传统的共产主义认为斯大林主义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模式，苏东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背离了斯大林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才遭受失败。传统的共产主义主张采取与资本主义制度毫不妥协的态度，强调斗争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唯一方式。历史上工人阶级所有权益的取得都是通过武装斗争，指望资本家拱手交出政权只是幻想。因而，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惟一方式是通过武装斗争来唤起公众夺取政权的意识”。当社会总危机到来时，资产阶级就会放弃和平的假面具，对工人阶级进行武装镇压，那时无产阶级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就会成为可能。[④]

多样化：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征

社会主义政党既是社会主义思潮的载体，也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行为体。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多样化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各种社会主义政党力量大小的不同，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在各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有的政党想方设法保持住自己的执政地位，努力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念付诸实施。有的政党根据本国的政治发展制定或调整自己的纲领和路线，力争在大选中获得更多的选票以便执政或参政。有的政党处境十分困难，正在为生存和发展而拼搏。

社会民主党是东欧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原执政的共产党演变而来的“改建党”，如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党、斯洛伐克民主左翼党、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党、保加利亚社会党、阿尔巴尼亚社会党等。第二类是二战前的老社会党重建或恢复活动的“重建党”，如捷克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等。第三类是剧变后新成立的“新建党”，如波兰劳动联盟等。在这三类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中，“改建党”力量最大，“重建党”次之，“新建党”最小。

在反共浪潮高涨的剧变初期，社会民主党的处境非常艰难。台上的右翼政党无一例外地把反共作为维护自己统治、赚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即便是改弦更张的社会民主党也因和共产党的历史联系而被作为打击的对象。它们虽然获得了合法地位，但右翼政党在竞选过程中总是抓住它们的“历史债务”不放，借反共来降低后继党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同时，伴随着共产党的垮台，许多原共产党员怕与共产党扯上任何关系而没有加入后来的社会民主党，造成了各党党员的大幅度流失，基层组织瘫痪。不过，社会民主党的境况随着民众狂热情绪的退却发生了变化。转轨产生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混乱。在痛苦的现实面前，人们对政府评判的标准开始从感情上的好恶转向看重经济上的成绩。面对右翼政党治国无术、发展经济乏力的事实，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各国社会民主党抓了这个机遇，逐步明确自己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并有别于自由主义政党政策主张，逐渐赢得民众的支持。它们注意消除和避免前共产党的不良影响，强调意识形态、经济形式和政治制度的多元性、民主性和宽容性；赞成社会主义，但不当传统社会主义的卫道士；主张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但不做照搬西方社会的倡导者。最终，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从1993年开始相继执掌政权，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左翼的回归[⑤]。此后，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又多次获得执政的机会，占据了各国政坛的半壁江上。“新建党”的波兰民主左派联盟两次执政(1993～1997 年、2001～2005 年)，匈牙利社会党三次执政(1994～1998 年、2002～2006 年、2006 年～2010 )，保加利亚社会党三次执政(1990 年～1991 年、1995 年～1996年，2005～2009)，阿尔巴尼亚社会党两次执政(1997～2001年、2001～2005 年)，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党（2008年~ ）。“重建党”的捷克社会民主党两次执政 (1998～2002 年、2002～2006年)，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两次执政(1992～1996年、2000～2004年，2008～2009年)。在执政期间，社会民主党实践其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纲领，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转轨步伐，把实现经济的稳定摆在首位；尽量采取一些旨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减轻民众痛苦的措施，减少改革的社会代价；积极推动各国加盟入约的进程，各国加盟入约的许多重要谈判就是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完成的。

东欧的共产党数量很多，大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剧变中更名为社会民主党后，部分不满此举的共产党员不愿意放弃共产主义原则，延续而来的共产党。比如，捷摩共、斯洛伐克共产党、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保加利亚工人的社会主义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等。第二类是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剧变中被禁止了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共产党活动合法化后，部分共产党重新恢复了的共产党。比如，波兰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类是由共产党更名而来的社会民主党党内的左翼由于意识形态或具体主张上的分歧分离出来组建的新共产党，它们否认与原共产党有任何历史联系。比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党。第四类是新建的共产党，这类党与原共产党没有历史渊源。比如，保加利亚新共产党和“前进！斯洛文尼亚马克思主义派”。

这些共产党在本国政坛上的影响比较小。有的共产党否定现存的社会制度，也拒绝注册，它们的活动方式是秘密的。有的共产党拒绝参加议会选举，它们的主要活动方式是直接向工人宣传自己的理论主张，或者通过游行和集会抗议当局的某些政策来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有的共产党则参加议会选举，但由于获得议席的机会不大，它们往往把选举作为向民众宣传自己的主张的一种方式。在这些共产党中，捷摩共是个例外。首先，捷摩共是东欧各国共产党中唯一凭借自己力量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议席、能够在议会中表达自己声音的党[⑥]。1996年捷摩共作为单独的政党参加议会大选，获得了10.33％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三大党。自此，捷摩共在议会大选中一直保持着10％～20％的得票率，站稳了议会第三大党的位子。其次，捷摩共是捷克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截至2010年，拥有党员66,627人。[⑦]捷摩共拥有很高比例的固定支持者，他们大多是在1945～1948年入党的人。1997年后，随着捷克经济形势的恶化，许多改革的受害者、被边缘化的人加入到捷摩共的队伍中来，成为捷摩共的新生力量。[⑧]最后，捷摩共是捷克组织最为庞大的政党，截止到2010年共有支部4，039个。捷摩共的各级党组织之间是一种垂直的上下级关系，同时，上级党组织又注重与下级之间的对话和协商。这种集中与民主结合的政党组织方式防止了党员的流失，保证了相对稳定的选票来源。[⑨]

东欧社会主义运动多样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工会的独立发展。在社会主义时期，东欧各国的工会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惟共产党的“命”是从。剧变之后，东欧的工会有了独立发展的机遇。尽管工会的覆盖率不像社会主义时期那么高，但工会的活动更为积极。从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到组织工人罢工，工会力图在劳资关系中扮演工人利益捍卫者的角色。根据2008年的一份报告，在较早加入欧盟的几个国家中，工人签署集体协议比率（Collective Bargaining Coverage）达到30%左右，最高的是斯洛文尼亚达到100%，最低的是捷克为27.5%，参见表1。

表1 部分东欧国家的集体协议覆盖率

国家

集体协议覆盖率

斯洛文尼亚

100%

斯洛伐克

48%

波兰

40%

匈牙利

34%

捷克

27.5

资料来源：Anna Baranowska, Michael Gebel, “Temporary Employ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dividual Risk Pattern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Arbeitspapiere – Working Papers, No. 106, 2008.

然而，东欧的工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却远没有西欧的工会那么大。在转轨过程中，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是各国的既定政策，左翼政府和右翼政府的区别只在于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方式和进程；同时，为了吸引经济转轨所需要的资金，各国政府纷纷为外资融入打开方便之门。在要发展还是要维护工人权益之间，政府倾向于前者。在这种客观背景下，工会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必然处于被动地位，取得成效并不大。[⑩]从剧变至今，东欧的工会走的是一条下坡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的工会密度（Trade Union Density）逐渐减少，参见图1。从1993年到2003年，其他国家的工会规模也大幅缩小。保加利亚独立工会联盟（CITUB）的人数从1,426,000减少390,000，减幅达72.7%；劳动者联盟（CL Podkrepa）的人数从500,000减少到109,000，减幅达78.2%；其他工会的人数也由266,000 减少到了11,000，减幅达95.9%。在罗马尼亚，国家工会联盟（Cartel Alfa）的人数从1,200,000减少到1,000,000，减幅达16.7%；国家自由工会联盟（CNSLR）的人数从1,284,000减少到798,000，减幅达37.9%。[11]

图1 部分东欧国家工会密度的变化（1995年和2006年）

资料来源：Heribert Kohl, “Where Do Trade Unions Stand Today In Eastern Europe? Stock- taking After EU Enlarge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operation BRIEFING PAPER, N° 5 / 2008.

东欧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转型因素

社会思潮的演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实践活动，总是以社会环境的变迁为土壤，带有时代的印记。东欧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就与它所处的转型时期密切相关。当东欧的社会发展总方向由苏联模式转向西方模式时，便锁定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实践的基本内涵。

在经济方面，在转型时期“可供东欧国家选择的西欧模式是相同的，无论是瑞典式的社会市场经济还是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都具有完善的私有制、发达的私人金融市场和活跃的劳动力市场等市场经济共通的东西。东欧经济体制转型的最基本目标就是建立这样的市场经济”[12]。面对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单一的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提法已经不再合时宜，社会主义政党必须顺应形势调整自己的主张。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经济主张转变为提倡混合所有制，弱化政府干预。它们与右翼政党不同之处是反对将私有化和放松控制推至极限，更强调在经济转轨中更多的要考虑中低收入者的利益。与社会民主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倡导的以国有经济为基础的混合经济的主张对选民来说则显得比较保守，因而没有获得上台的机会。同时，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分配方式、组织形式等的多样化推动了社会阶层的新变化，有的民众向往西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有的民众则留恋昔日的共产主义，有的民众则要建立一种不同于前两者的新共产主义，这些民众便成为了不同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基础。社会主义政党活动过程中要选取不同的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作为自己要争取的选民对象，在活动中代表它们的利益。因此，它们也就成了有不同社会基础的政党。

在政治方面，议会民主制已经在各国扎根，各政党要想获得执政地位必须通过选举的方式，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极小，也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就政党关系而言，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分化和重组后，绝大多数国家形成了以多党竞争为基础的政党制度。大多数政党的合法地位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政党阵线分野逐渐清晰，左、中左、中右、右并存的政党格局基本形成；政党关系逐渐缓和，各主要政党能够遵守多党轮流执政的游戏规则，通过合法的和对话的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彼此的摩擦。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政党要想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获得上台的机会，它们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必须遵守上述游戏规则。否则，只能让自己越来越孤立。

在对外关系方面，处在西方和俄罗斯夹缝中的东欧国家在剧变后既需要外部的经济援助来促进经济转轨，又需要一把新的“保护伞”来维护国家安全。出于对历史上沙俄和苏联压迫的余悸，更出于对欧盟提供的广阔市场和给予相对落后成员国的优惠政策的向往，东欧各国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选择了前者。加入欧盟和北约不仅成为各国外交政策的头等大事，也成为民众关心的头等大事。因此，社会主义政党在加盟入约中的态度和表现直接影响到它们的发展情况。坚定支持加入欧盟和北约、致力于西欧社会民主党搞好关系的社会民主党，比较迎合民意，在民众中影响力就更大。相反，大多共产党希望与俄罗斯和俄共搞好关系，而反对加入北约甚至欧盟，这与大多数民众的愿望不符，影响力就会小些。

正是社会主义者对转型现实的不同的应对，产生了共产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在东欧的不同命运。可以说，转型的20年是东欧共产主义影响式微的20年，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影响增大的20年。

社会民主党通过自身的一系列改造迎合了现实的需要，获得了较大成功，却也使它们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之中。社会民主党自身定位为代表中下层利益的政党。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社会民主党与右翼政党的政策趋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台下，社会民主党可以一味地为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呼喊。但是，一旦上台，它的政策推行起来会遇到重重阻力以至于社会主义政党自己就放弃了承诺，不得不采取右翼政党主张的降低税收、削减社会福利、限制工资的增长等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因而，有些中下层民众认为社会民主党只说不做，是一个口号上的左翼政党、行动上的右翼政党。导致社会民主党身份认同危机的另一个因素是腐败问题。社会民主党上台后也会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例如，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在2001年上台后就一直受腐败问题困扰，最终因腐败输掉了选举。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身上，如在2010年议会大选中惨败的匈牙利社会党。腐败给部分民众的印象就是社会民主党也只是关心自身利益的政党。一部分曾经支持社会民主党的中下层民众逐渐地寄希望于一个“超越传统左右”的新型政党、一个由“非官僚”的领袖领导的能够代表人民的党来改变现状。这是近年来东欧民粹主义迅速崛起[13]的重要原因。因此，社会民主党需要明确身份定位，解决“三个代表”的问题，即代表什么人、代表什么理念以及代表什么政策。

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在于离现实太远，其主张过于激进和理想化，与现实政治和民众需求存在距离，难以被大多数民众和其他政治力量接受，也就没有机会上台执政并把自己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政策。因而，东欧的共产党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使自己的主张更贴近实际，更有可行性。

结语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东欧各国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衰退，爆发了工人罢工、游行等一系列反抗新自由主义的运动。[14]许多人都认为，金融危机为左翼政党提供了新的契机，因为选民理论上不应该选择当年鼓吹自由主义的罪魁祸首——右翼政党来处理目前金融危机。政治局势却没有向有利于左翼政党的方向发展。在2008年底至2010年4月的几次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无一例外的落败，共产党也未有很大起色。目前，除斯洛文尼亚和黑山外，东欧台上执政的都是右翼政党，形成剧变后的又一次“右翼的回归”。然而，社会主义政党当前的困境与以往有所不同。以往社会民主党落败的原因可能是腐败丑闻、振兴经济无力或者选民想换换口味，但这次更大程度上是选民对社会主义政党的主张没有新意的一次报复，这主要可以从两方面看出。首先，整个社会的思潮是向左转的[15]，选民对社会主义政党期待的很多，失望也更多。社会民主党竞选纲领中的提法依然没有新意，延续了以往竞选纲领的老套。共产党在分析金融危机原因方面比较深刻，但在如何解决危机方面却没有提出现实方案，依旧扮演着不合作者的角色。其次，社会主义政党的溃败是在整个欧洲是普遍现象，执政13年的英国工党也下台了。美国《新闻周刊》说，欧洲左派的失败是由于“依恋旧式观念”、“怨言多，办法少”[16]。《新左派评论》的编委和评论家阿里（Tariq Ali）也认为：“在当民众转向左翼思想时，社会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工具来满足民众的诉求，但是现在在法国还找不到这样的政治工具。不光是法国，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17] 《卫报》的表述更明了：“这种左派‘没辙了’的看法仍旧普遍存在。”[18]上述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全线溃败的情况下，东欧的社会主义政党又如何大获全胜呢？凭借20年来的积累，东欧社会主义政党骤然淡出政治舞台的可能性极小，但如何提出一套左翼色彩的现实可行的理论却是它们不得不考虑的长久之计。

[①] 从二次大战后到苏东剧变前的这段时间，“民主社会主义”一直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苏东剧变后，由于一些共产党纷纷宣布接受“民主社会主义”，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为了表示自己与前者的区别，开始采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西欧的社会民主党的上述变化给东欧的社会民主党造成了下述影响：一是一些由共产党改名来的社会民主党进一步与西欧社会民主党接近，采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二是另一些由共产党改名来的社会民主党为了突出自己主张的社会主义色彩，依旧使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三是大多数重建或新建的社会民主党为了标明自己与前者的不同，采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不同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各党的具体政策主张和活动方式并没有根本区别。因而，本文将两者统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将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统称为社会民主党。

[②] 具体可参加东欧各国主要社会民主党的党纲。

[③] http://www.komunistisubotice.org.sr/（2009-07-12）；http://www.rkp-bih.cjb.net/（2008-01-07）； http://www.marksist.com/ （2008-01-09）.

[④] 具体参见捷摩共、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前南地区各共产党的党纲。

[⑤] The Return of the Left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 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 Charles Bukowski, Barnabas Racz and Edward Elgar(eds),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1999.

[⑥] 保加利亚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率并不高，但由于选前与社会党结成选举联盟，在选举后社会党按约定会分给它一个议席。

[⑦] 捷摩共官方网站：http://www.kscm.cz（2010-05-08）

[⑧] 阿丹·诺瓦克：《捷共重新崛起的秘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4期。

[⑨] Seán Hanle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Bohemia and Moravia after 1989”, in The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 Ishiyama(ed), London: M.E.Sharpe, Inc., 2002, pp.154-157.

[11] H.J.M. Fenger, “Trade Unions and Welfare Refor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aper for the NIG 2004 Conference, Rotterdam, 29 October 2004.

[12]  Jeffrey Sachs,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What is to be Done?” The Economist, 13-19 Jan, 1990, p. 23.

[13] 在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获得了9.5％的选票；在2005年的议会大选中，法律与公正党以27.0％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获得组阁权。在斯洛伐克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人民党获得8.79%的选票，成为执政联盟中的一员。在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公民欧洲发展党在2009年7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以39.7%比17.7%的巨大优势再次战胜社会党。在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在2006年的议会大选中共获得386个议席中的164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2010年的议会选举中，青民盟和基民党竞选联盟赢得206席获得组阁权，“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获得26席。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民主自由党在其领袖、现任总统伯塞斯库的带领下力量不断扩大。在2008年的议会大选中，民主自由党获得115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14] 参见孔田平：《试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4期；余南平等：《金融危机下中东欧转型模式再评估》，《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3期；徐刚、项佐涛：《金融危机下的中东欧：冲击及其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期。

[15] 李姿姿：《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欧洲左翼运动现状及展望》，《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17] 转引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2月6日。

[18] Andy Beckett ,“Has the left blown its big chance of success?”, The Guardian, 17 August,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