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必读

安史之乱

杜甫后来回顾安史之乱前唐王朝的繁华景象时，曾写过这样一句诗：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忆昔》， “开元”是唐玄宗前期的年号，也是唐王朝最强盛的一个时期。昔日沃野千里的承平景象和历经兵燹后的破落苍凉，震撼了时人的心灵，而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民贫政乱的景象，也让人不得不思考发问：何以至此？

开元之治

当时的有识之士确实作过不少反思， 萧颖士就批评统治者“儒书是戏”、“时平无直躬之吏，世难无死节之帅”，认为当时儒学不兴、风气凉薄是招致动乱的原因。 李华也说：“将求致理，始于学习经史”，可见重振儒学成了儒者挽救国家、整理秩序的共识。

萧颖士、李华是什么人？他们活跃在唐玄宗“好古”的年代。 众所周知，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以三代两汉的政治为楷模，因而施行了不少崇古政策，唐玄宗好古虽浮于表面，但却造就了当时不少人尊礼重经的心态，而他们，正是后来韩愈发起古文运动的先声。

安史之乱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促成了儒学的“道德转向”。萧颖士、李华等人一方面呼吁重振儒学，一方面却又醉心佛教，在佛学理论中寻找心灵的终极归宿，这是因为唐代儒学在道德内涵上无法与丰富多彩的佛教理论相匹敌（这一任务最终要交给后来的“宋学”来完成），而韩愈为了对抗佛教的影响，提出了他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学说。

韩愈强调“博爱之为仁”、“仁义礼智信为性”，虽然理论还比较粗糙，但至少开创了儒学心性论的先河，从此儒学不再只是外王之道，而是贯通内外， 在“义理”上拥有了完整的体系，以及和佛学抗衡的资本。

但是，为什么文体的变革会和政治动荡、排斥佛老有关？其实， 从重章句向重义理的转向，不但是学术取向的差别，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儒学的新志向：干预现实。

如何干预现实呢？有句话叫“孔子作《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用文章褒贬人物、惩恶劝善正是学者们坚信不疑的现实功用。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

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

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这就是说，韩愈改革文风的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充实文章内容，使文章成为参与现实政治有力的舆论工具。

韩愈

韩愈曾在藩镇任职，经历过一次士兵哗变，当时汴州藩帅董晋身死，韩愈从丧离开汴州，结果汴州叛乱，许多人被杀，韩愈因从丧得免，实属侥幸。后来他写诗描述当时不知家人吉凶、惊惶无措的情形时说道：

“夜闻汴州乱，绕壁行傍徨。

我时留妻子，仓卒不及将。

相见不复期，零落甘所丁。

骄儿未绝乳，念之不能忘。”

对他来说，藩镇之害确实有着切肤之痛。

古文运动的另一名主将柳宗元最初也是积极参与政治改革，也就是所谓的 “永贞革新”（永贞是唐顺宗的年号），他们主张打击宦官势力、抑制藩镇力、革除弊政，但因兵权掌握在宦官手中，最后宦官们联合地方实力派藩镇一起反对主政的王叔文集团，导致改革失败。 和他一起被贬黜的还有另一个大诗人刘禹锡，史称“二王八司马”。柳宗元则一贬再贬，来到南方的贫瘠之所，政治抱负无法施展，才不得已用文章来明其“道”。

永州八记

由此可见，韩柳二人将文体文风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是有强烈的时代感召和切身体验的，所以作为文士的他们， 赋予了文章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例如，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孟郊……李翱、张籍……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称以儒道鸣者为善鸣，这不是和他倡导儒道以文明道的主张是一致的吗？无论是抒发忧愁愤懑还是控诉社会现象，都是如此。

所以， 兴古文、反骈文，并非某个人物的一时兴起，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内涵。同时，也正因为他们改革文体的要求适应了时代风尚，古文运动才有了一大批的追随者，汇合成了浩大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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