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成宪等推出上海教育的鸿篇巨制

《上海教育史》（四卷本）是第一部完整展现古代至当代上海教育变迁与发展的重大著作，为上海教育留下了一份可览、可学、可鉴的历史记录。在中国教育的历史图景中，古代上海是中国教育的后来者，近代以来的上海则堪称中国教育探索和改革的先行者、教育思想的策源地、教育探索的园地、教育交流的窗口。在取得成绩后，上海教育又向全国其他地区辐射，引领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可以说，上海教育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缩影。

     全书共分为四卷，第一卷为古代至辛亥革命，第二卷为民国建立至1949年，第三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76年，第四卷为1976年至2002年。全书由杜成宪教授总主编，各卷分别由王伦信教授、黄书光教授、蒋纯焦副教授、金忠明教授负责编写。

杜成宪，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教育传统的传承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教育；中国考试制度；教育史学理论；中外教育史比较等。

（第一卷 著者王伦信教授）

第一卷（古代—1911）叙述远古至清代结束前，特别是上海开埠后教育变迁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凸显上海教育发展与时俱变及与中国社会和教育的全局性变革相契合的主线，并对晚清上海教育进行专题性考察。

考古发现，上海地区早在6 000—3 500年前就先后出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等古文化，并留下了上海先民传播生产生活技能的教育活动遗迹。春秋战国以降，吴越文明在与中原文明的长期交流中不断发展，到魏晋时期，出现了以云间陆氏为代表的士族大家，尤其是陆机、陆云兄弟文才倾动京城洛阳，时称“二陆”。文化世家的出现，是古代上海教育步取得成效的重要表现。上海有文献记载的学校出现在北宋元祐年间，之后上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得到快速发展，到明清时期已一跃而为“东南壮县”，文教之盛不下邹鲁。

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城市地位的提高和人口遽增，以上海县学、书院以及官私学塾为代表的传统学校有所扩大。同时，分布于租界内外的诸多教会学校建立起来，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另一个教育系统。到19 世纪70年代以后，官学和书院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表现为经世致用思想的抬头，个别书院开始重视实学和西学内容，出现了像正蒙书院那样对课程设置进行较全面的近代改革的学校。更重要的是，一些先行接触西学的传统知识分子，如王韬、冯桂芬等人，明确提出了改革传统教育、引进西学的要求，一些就学于传统学校的士子也对西学有了较广泛的涉猎和较深刻的认识。

洋务运动中，上海先后创办了上海广方言馆、上海电报学堂等多所洋务学堂，其中，上海广方言馆是仅晚于京师同文馆设立的中国第二所洋务学堂。在洋务留学活动中，上海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是留美幼童出国前的考选培训基地。

上海是晚清西学东渐的枢纽和新学人才的荟萃之地，早期改良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马建忠等都有在上海长期生活的经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巨子也大多游历过上海，直接受到上海东西交汇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因此，上海很自然地成为维新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特别是梁启超坐镇上海，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改革教育的系列文章，成为阐述维新教育思想的最系统的文字。维新派通过成立大量的学会，创办报刊，使上海一时成为维新运动的思想、文化中心。在维新教育观念影响下创办的南洋公学，是国人对三段式学校模式的最早实践，而由经元善等人发起建立的经正女学，则是近代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正规女子学堂，这显然对催生中国近代学制，打破女学禁锢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新政”期间，颁布兴学诏书，上海成为响应最热烈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在清末学制颁布以后，各级各类新式学堂蓬勃兴起。1901年创刊于上海的《教育世界》是我国最早的教育专业刊物，它成为“新政”期间宣传教育政策、介绍国外教育法规与文献、引进西方教育学说的重要窗口，为清末教育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1909年《教育杂志》先后举行了两期教案评比，获一、二等奖的教案都是以“五段教学法”为方法依据的。影响了中国中小学课堂教学程序的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就这样从上海走向全国。而成立不久的商务印书馆此时则以编写、出版、经营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成为清末学制颁布到辛亥革命期间全国新式学堂教科书最重要的供应基地。另外，一些对清政府彻底失望的革命党人如蔡元培、章炳麟、章士钊、邹容等，也汇聚上海，从事形式多样的革命宣传和教育活动，他们创办学校，成立学会，直接培养反清革命人才，上海一时成为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教育的中心。

（第二卷著者黄书光教授）

第二卷（1912—1949）考察民国上海教育的阶段性演进，研究民国时期的上海教育行政管理、上海女子教育和中国现代教育思潮等专题，全面深入地探索民国时期上海教育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基本特点和主要经验。

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上海民族工业的发展迎来了黄金期；而上海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对人才提出了要求，从而为上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由于民国建立后允许私人办学，上海各类私立学校一时间大量涌现，甚至超过公立学校，尤其是大学、专门院校和师范类学校，几乎是私立的天下。与之相应，上海率先推出适应共和需要的新教科书，在教育内容上实现了新旧转换；在学校内部管理方面，组织校董会，注重专家治校和民主管理，并严格师资选聘，争创办学特色。凡此种种，奠定了民国时期上海教育发展的雏形，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现代学校体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上海成为中国现代教育思潮的策源地、世界教育潮流的晴雨表。胡适、陶行知、陈鹤琴、舒新城等一批大师级人物纷纷落户上海，尽管他们居沪时间长短不一，但都以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批判精神和探索勇气推动了“新文化”和“新教育”在上海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并激起阵阵波澜，直接影响到当时全国教育的改革走向。上海不只是“新教育”潮流的研究基地和传播中心，而且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的主要思想阵地。陈独秀、瞿秋白、李达、杨贤江等人都先后在上海潜心研究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教育思想，通过上海辐射全国，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京政府统治时期，上海的各级各类教育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现代性的不断增长成为这一时期上海教育的基本特征。随着民国上海社会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各行各业对人才的吸纳能力与日俱增，一批教育家应运而生。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都与其在上海开展的教育实践密不可分，是极具世界潮流且不乏本土特色创新的民族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界的马相伯、李登辉、潘序伦，基础教育界的李墨飞、廖世承，职业教育界的黄炎培，民众教育界的俞庆棠，音乐教育界的萧友梅等，他们乘势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开拓进取，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率先垂范，成为引人注目的教育家典范，从而为民国上海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为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构和教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推进，以抗日救国为主旨的民族主义教育也成为这一时期上海教育的主导方针。可以说，这一时期上海教育发展的主旋律是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合奏，正是这两者，决定了上海近代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

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仅阻止了上海教育迈向现代化的步伐，而且使多年苦心经营的教育事业遭到重创。“孤岛”时期，上海华界大部分学校因校址沦陷，纷纷迁入租界继续办学。与此同时，江南一带沦陷区的许多学校也迁到租界继续上课，“孤岛”一时成为中国教育最为密集的地区。同当时的上海经济一样，上海教育也呈现出畸形发展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学校数量剧增，但教育质量下降。全面沦陷后，日伪通过“整顿”与伪化租界教育，兼并取消上海高校，迫害抗日爱国人士等措施，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打击任何形式的进步教育。与此同时，上海师生和各界爱国人士千方百计抵制奴化教育，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抵制运动。

上海光复后，在经济崩溃、教育经费匮乏的情况下，教育事业的发展得不到任何保障，上海教育再次陷入新的危机。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的爱国师生毅然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运动，为上海教育的未来点燃了新的希望

（第三卷 著者蒋纯焦副教授）

第三卷（1949—1976）上海教育经历了一个重新自我认识、自我定位、自我发展的转变过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了从资本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型，并获得了新的发展。

解放初，上海教育开埠以来所累积的优势转变为劣势。为了重获新生，上海教育积极贯彻中央政府的各项决策，批判“旧”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虚心向东北和广大内地学习，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院系调整中，根据中央的安排，上海高校顾全大局，融入全国、服务全国，以兄弟般的情怀帮助内地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如同济大学医学院内迁武汉，上海航务学院迁往大连，交通大学在西安设立分校。同时，一大批教职工响应政府号召，迁往内地众多高校，以加强其师资力量。1949年底上海高校数为37所，经过调整，1953年降至15所。高师教育本是上海教育的薄弱环节，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使上海成为高师教育的南方重镇。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过程中，上海出现了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典型经验，成功地树立了上海教育的新形象，如上海中学顾巧英的生物教学、上海实验小学袁瑢的语文教学、华东师大的新教育理论研究等等。

六十年代初，通过贯彻《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上海教育的正规化、规范化不断增强，教育教学质量蒸蒸日上。普通教育方面，上海产生了具有全国影响的“育才经验”——“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被中宣部、教育部树为教改的一面旗帜，广为传播，为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贡献了上海智慧。高等教育方面，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承担了部分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选编任务；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化工学院主持和承担了部分全国高校理科教材的编写任务。

（第四卷著者金忠明教授）

第四卷（1976—2002）描述了改革开放至新世纪这段时间上海教育拨乱反正、改革创新、的历程。

1978年5月起，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解放思想，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教条的思维模式创造了条件，上海教育也开始了新的篇章。80年代初，新的育才经验——“读读、议议、练练、讲讲”（即“八字教学法”），再一次影响全国。针对全国中小学的课程教材统得过死的状况，吕型伟提出“多纲多本”，以适应中国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引起激烈争论，最终达成“一纲多本”的共识，即兼顾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自主。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全国范围内的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启动。上海根据实际情况，对教育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上海制定了《上海市普及义务教育条例》，在法律上保障了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权利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极大地坚定了上海教育界的改革决心。这一年，上海市教育局、人事局和财政局联合制定了《上海市中小学内部管理体制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全市中小学实行工资总额包干搞活学校内部分配试点的意见》等对基层改革具有指导作用的文件。上海市还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在上海市全面推行中小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如今，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已成为教育改革的主流，这其实导因于上海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开放与创新。

20世纪末21 世纪初，面对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上海及时提出了“建设一流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战略目标。围绕这个目标，上海市描绘了“一流城市、一流教育”的宏伟蓝图，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教育发展的思路，以适应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使上海逐渐成为与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相匹配的学习型城市。

  上海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也给出了很多经验。近代以来，上海教育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并且独树一帜。明了上海教育演进的轨迹，总结上海教育发展的经验，既能历史地洞察上海教育，又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现代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